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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恕尧

十八.“ 战斗小组”

全国学校开始响应中央“停课闹革命”指示,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老师的大部分已经“靠边站”,(除了少数成分红五类的年轻教师)班主任周老师也被大字报揭露,说他是大学毕业后不服从分配,不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逃兵”。(一年前,他在主题班会上慷慨陈词、大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神情如今荡然无存。)在无政府状态下,班级群龙无首,学生们纷纷组织了所谓的“战斗小组”,都是自愿结合,当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剩下几个不被接纳者,往往是成分不好的同学。为了不被指责为“逍遥派”而成为众矢之的,黑五类子女们也不得不凑成所谓的“战斗小组”。我、陈利华、张焕樑、黄玉云、郑琬华五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小组的同学,也是黑五类子女之列,均属处理商品。于是,也像模像样地组成一个战斗组,名曰“挺进战斗组”,至于向何方挺进,只有耶和华知道。

我们中,陈利华是在狱的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的父亲曾经是解放前有名的“新闻报”编辑、“反动文人”。)张焕樑是大资本家儿子(他的父亲创办了上海某大型机器厂 )、郑琬华成分是小业主、黄玉云家庭身份不详,总之也不是什么好果子。至于我,大哥是右派分子,(文革后右派平反,大哥平步青云,加入了把他贬下农村二十年的共产党,当了宝山县副县长。历史真是一本凤鸾颠倒的糊涂账。)据后文化大革命时左派同学翻阅我的档案后,有人私下告诉我,说我大哥解放前是“大学里的三青团”(相当于共产党下的共青团)。幸亏父亲早去世六年,否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父亲十六、七岁就参加北伐军,标准的国民党早期党员。( 如果父亲在世,今年已是109岁了,我是他的最小儿子。)父亲甚至当过浦东周家渡地区的民团长。记得母亲告诉我,由于父亲当年在浦东不畏当地恶霸,很有点名气,所以他在浦东的朋友很多。解放后他从不去浦东,怕被熟人认出,惹出麻烦。有一次医院去浦东巡回医疗,他也是带着墨镜,压低帽檐,去了一天,他就借故回浦西了。幸亏他1960年去世,否则我们家的遭遇也肯定惨不忍睹。

话说我们这个“战斗组”,设在中小三楼一间教室里,只是应景象征性地写过一两张大字报。基本上非常清闲,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主要以清谈来打发时间,但也帮帮其他战斗组抄写大字报,而且几乎都是我抄录,这使我两年中毛笔书法大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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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照片:摄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满目疮痍的南大楼下。请看一群表情压抑的黑五类子弟,从左至右:张焕樑、文海、黄欣、陈利华、我。

至于我们隔壁的“战斗小组”(刘大为、马珠、李佩萍等 )她们的战斗组设在中小二楼,尤其是极左分子马珠,仗着自己是红五类子女、左派,往往用鄙视的目光看待我们。有时甚至隔着窗户对我们大声奚落、冷嘲热讽。

改革开放后,陈利华曾经做过工人,也担任上海运动器材厂副厂长,退休前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张焕樑曾经插队落户,后来分配在上海城市建筑设计院,通过奋斗,成为一名资深建筑设计师,经常出国考察。这两位数理化尖子可说是得其所哉、功成名就。

我们的“战斗组”里只有绰号“阿娘”的郑琬华时运不济。(她是我们班级女生中的成绩佼佼者。)她插队落户后,在外地工厂工作,工厂倒闭,待退休回沪,工资微薄,住房简陋,但是他们夫妻相当乐观。一次大热天,我带着礼物和勾文海去看望她时,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她和赤着膊的丈夫正在兴致勃勃地打牌,桌子上放着半只西瓜,挖了大洞的瓢内插着一枚调羹。他们在困境中的自得其乐使我倍感意外。她生病时,我也捐过几百元钱。勾文海的妻子黄玉兰( 她也是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的六六届同窗 )特别关心我们班这些有困难的插队落户后回沪的女同学,常常热心地多方为她们斡旋,为她们介绍临时工、为她们的子女儿找工作、介绍对象,等等,此是后话。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掘壁洞。今天,历史正在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演。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如在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入学难、门槛高的问题,十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或者说政府干脆不作为。又比如,有人观察到北大的计算机系大学生,1997级本科生中有一半农民子弟,而到了2001级本科生已经基本没有农民子弟了。这又是龙生龙,凤生凤的新版本。其他问题,更是不胜枚举。

人,生来平等,这个道理不仅在欧美是常识。我们的邻居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增长远远低于我国。可是,他们联邦的地方政府却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弱势人群人人都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 经济增长率在各自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上显示出多么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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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是网上刊登的最新照片:你见过这样的小学教室吗?至今,我国有相当多贫穷农村的教育现状就是如此令人心碎。

最近报纸披露,深圳地方政府暗中为金融高管子女的中考加10分投档录取,而且已经实行多年,引发了社会大争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中也是无法容忍的行为,即使在现代中国也是触犯法律的丑闻,可见利益集团的触角早已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几年前,我曾随虹口区教育参观团在安徽凤阳考察过一所普通的省重点中学,据我的所见所闻和校长介绍,农村孩子学习极其刻苦。甚至晚上学校十点钟熄灯了,许多学生还拥堵在昏暗的公共厕所里复习功课。但是,由于教学条件差、优秀的中学师资都因为工资收入低而大量外流到大、中城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农村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线又比城市高得多,导致一般的省重点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也仅30﹪左右。更不用说农村的一般乡镇中学,普通的农家贫苦孩子想要脱颖而出,简直难如登天。中国的国民经济超乎寻常的增长率举世瞩目,我们城市的面貌现代一流,高楼豪宅如雨后春笋,电视里天天歌舞升平。然而国富民穷,城乡差别、贫富差距之悬殊骇人听闻,基尼指数已经多年超过了临界值。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刻反思:我们正坐在火山上吗?罗曼.罗兰在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有死的影子。”这话中有深刻的哲理。

然而,在我们国家,房地产国企大亨、年薪七百万的任志强居然极其狂妄地声称:“我们本来就是为富人造房的。”这种寡廉鲜耻之辞简直使人出离愤怒。

然而,此人居然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实在令人作呕。        

十九. 有槍必有炮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所謂的“牛鬼蛇神”被紅衛兵紛紛打到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文革用語)抄家、批鬥之風盛行于華夏大地,自殺人數不斷攀升,單我們弄堂裏就有七、八家被抄家,鄰里屏息諦聽:呵斥、咆哮、嚎哭、抗辯,有時甚至有一些沉重的家當連續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毆打的聲響驚心動魄。

惶惶不可終日者有之,牆倒眾人推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抄家發財者也有之。尤其是所謂歷史上有“污點”的知識份子猶如被鷹犬追殺的兔子一樣度日如年。許多“牛鬼蛇神”天天深感危如累卵,當他們感到日暮途窮、生不如死之時只能選擇自殺,渴望一了百了。

我親眼所見的近距離的自殺現場就有兩次,一次在人頭攢動的上海永安公司門口。當時我正與李兆鐘、陳利華、文海在南京路上邊走邊談。突然隔壁的上海醫藥公司 (現在搬到永安公司對面了)十幾層樓上跳下一名自殺者。只聽到很沉悶的“嘣”的一聲,那人摔到二樓向外挑出的寬大的厚玻璃平臺上。“有人自殺了!”幾千名路人都同時駐足仰頭。頓時,人們仿佛凝固了一般,熙來攘往的南京路就像定格的電影鏡頭。

第二次,我到蘇州河邊的河濱大樓去看一位朋友,正走到一樓與二樓之間的樓梯上,突然聽到很悶的一聲:“咚!”就像包著厚毯子的西瓜落地的聲音,我從破碎的玻璃窗探頭出去一看,嚇得我大叫一聲, 原來那位跳樓自殺者正在我正下方兩米處,腦袋迸裂,旁邊是流出的一灘淡粉紅泛灰的腦漿,還冒著熱氣。如此近距離的親眼目睹使我怵目驚魂,終生刻骨銘心。從此以後幾十年,凡是馬路上出了車禍,行人紛紛圍上去看熱鬧時,我總是唯恐避之不及、匆匆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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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頭,“牛鬼蛇神”的自殺事件天天都耳有所聞,司空見慣。幾乎每天會聽聞誰家有人失蹤或自殺:上吊、割腕、開煤氣……。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幾天,單單上海音協就有四對夫婦由於被政治“追殺”而導致精神絕望自殺。至於全國的資產階級家庭,則從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除了貼上招致迫害的剝削階級標籤,家當資產一律被國家沒收或凍結了。

當時,游外灘時人們常常可以看見黃浦江上浮有投河自盡的死屍,這根本不是什麼新聞。紅色恐怖籠罩中國廣袤的土地,而愚昧無知的“革命大眾”中廣泛流傳的一句對政治性自殺者的結論性口頭語:--“自絕於人民”。

可是,那些自殺者果真都是自感“罪孽深重”而結束生命的嗎?令人無語的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甚至在解放前暗中幫助過共產黨、有些人為此而坐過國民黨的牢;現在,他們因為被革命的“大眾”唾棄而感到極其冤屈、絕望。也有的人因為解放前在國民黨政府裏擔任過職務、參加過黨團而獲罪,如今則更加被窮追猛打、有口難言、自尊心太強的人更容易失去苟活下去的勇氣。

現在,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早已為人們所漸漸淡忘,甚至被一筆帶過,主流輿論也有意無意地掩蓋文化革命的血腥歷史。有些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對於老百姓、尤其是知識份子究竟意味著什麼。現在有些青年人甚至無法相信我們所說的一切,或者乾脆懷疑我們的描述得是否過於誇張,有的年輕後代對長輩們在反右、文化大革命、插隊落戶等等親歷中辛酸的回憶付之淡然一笑:他們覺得難以置信!世界上哪會有如此荒謬的事?對80後、90後的青年來說,中國的近代史多數是文盲。

這種對昨天歷史完全麻木的社會現狀,乃是一種跨世紀的中國式悲哀。

不過,那個年代,“牛鬼蛇神”中也不乏心理素質極好的人。(請注意:這是極個別的例外。)我們弄堂裏有位好好先生,姓俞,五十多歲,寧波人,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在工廠裏當一名普通會計。他不僅是弄堂裏的象棋大王,而且滿腹經倫。但不管遇到大人小孩,他都會非常和氣地打招呼。他的三兒子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67年的一天,造反隊到俞家“抄家”,聲稱根據檔案他解放前許多年前曾經當過國民黨區党部書記。而且在抄家撬開他家地板時又找出幾粒舊子彈殼。於是,把他押到弄堂口,讓他站在高凳上,頸脖上掛上大牌子,進行群眾批鬥。圍觀者幾百人,氣氛空前緊張。手持長矛的工人造反隊不斷喊打倒俞某某的口號。可是他一點兒也不緊張,微微低著頭,態度依然相當謙和平靜,仿佛面對兒孫的糾纏。

“ 你是國民黨頭子嗎? ”

“ 是的,是的。”他點點頭。

“ 你殺過共產黨嗎? ”

“ kimmegou.!”(寧波話:那是沒有的哦。)

由於他語氣平靜又相當誠懇。幾百名圍觀者都被大大地逗樂了。

顯然,他的“良好”態度使造反隊員處境非常尷尬和被動。造反隊員們一陣更加激憤的口號後,一個造反隊員又質問他:“ 那麼,你家的子彈是哪里來的?”他又換用寧波普通話回答:“大概是我歐子波仔強撿來地。”(翻譯:大概是我兒子靶子場撿來的)眾人哄笑聲一片。

一個造反隊頭頭不甘甘休,蠻橫地大聲斷言:“ 老實交代!有子彈就一定有槍!” 緊接著,我站在後排大叫一聲:“有槍就一定有炮! ”聽到我故意搗蛋式的反嘲,眾人有的笑痛肚皮、有的起哄,有的為我的大膽擔心。造反隊員們頓時大窘,開始端著長矛拼命尋找誰在搗蛋。於是,我飛快地逃進弄堂裏,幸虧居委會主任丁阿姨拼命用雙手攔住造反隊員:“小孩子,不懂事,算了,算了。”

事後回想起來那段經歷的確非常後怕,要是造反隊員真的抓到我,那磨得尖尖的長矛可不是吃素的道具。細細思量,那可怕的下場至今使我不寒而慄。

其實,這也是托我父親在天之靈的福,使我逃過一劫。因為,五十年代丁阿姨生重病要開刀,她家經濟困難。幸虧我父親在公濟醫院很有名望,在醫院“社會福利科”中為她多方斡旋,(這個部門文化大革命後就被取消了)所以醫療、手術費用減免了一大半,丁阿姨對我們家一直感恩不盡。所以,她的竭力阻攔造反隊員追趕我,完全是出於對恩人後代的護犢之情。

我的父親一向樂善好施,曾經幫助過許多鄰居,弄堂裏的“老娘舅”,口碑頗佳。60年父親因癌症去世,追悼會大靈堂裏,單單鄰居就來了幾十位。有好報,時候未到,先父積德,子得報。但事後我想想後果,依然覺得恐怖。

至於前文所述的俞老先生的“耐壓”能力如此之大,僅僅是“牛鬼蛇神”中的特例。不能視為飯後茶餘的笑料,而是“革命”製造出來的一段歐?亨利式的黑色幽默。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的歷史,歷史書上對事實的材料如何取捨,什麼應該掩蓋,什麼可以文過飾非,甚至於什麼可以顛倒黑白,都帶有極大的政治取向性。所以,歷史書的不可靠程度要遠遠大於文學作品。紀實文學怎樣才能夠做到可靠呢?我認為,知識份子、尤其是歷史學家要學習司馬遷, 秉實寫真,要粉飾、淡化什麼,更加不要故意歪曲、遮蓋。這樣,反映在文字中的歷史生活就比較真實可信,才具有警示後人、避免歷史重蹈覆轍的作用。今天,為了使我的紀實文字能夠做到準確、可靠,我的良知告訴我,親歷目睹者,有義務真實地用筆再現“文化大革命”的親歷史實。我們老三屆這些人已經大多年過花甲,“新三屆”人們又忙於維持生計、多數也缺乏文字敍述能力。我深感歷史之沉重落在自己一代身上,我們這些人應該乘退休後精力尚存、記憶未泯之時,用自己的筆,讓子孫後代瞭解我們所親眼目睹的一切。再現真實的歷史,留下昨天的教訓,這是一件義不容辭、功德無量的善事。
 
直至今天,已經近三十年了,巴金老人宣導的“文化大革命歷史博物館 ” 遲遲沒有建立,也許政府絲毫沒有打算建立。當局的沉默和不作為, 說明了什麼, 回避?忌諱?毫無意義?還是時機尚未成熟、留待後人評說? 實在令大為人費解。然而對身臨其境的人們來說,這的的確確是一段血腥的歷史。回避和總結歷史教訓是一種道義上的犯罪,不可原諒。

任何回避粉飾、故意讓下一代遺忘這段歷史的人,都是對被虐待者、含怨而死者的褻瀆,對暴政的寬恕。

文革期間部分著名人士自殺名單:
(以下摘錄的僅僅是最有名氣的人物,不包括受辱後致病而死其他名人。如: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田漢、潘天壽、 蓋叫天、周信芳、鄭君裏、.章伯鈞、趙樹理、邵荃麟等。)

鄧 拓  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1966.5.17 服毒致死。
吳 晗   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1968.10.11 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范長江  名記者,曾任人民日報社長。1970.10.23 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翦伯贊  歷史學家,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上官雲珠  著名電影演員,1968.11.22 病中跳樓身亡。
容國團  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1968.6.20 北京龍潭湖畔槐樹上吊自殺。
姜永甯  乒乓球國手,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乒乓球隊總教練,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熊十力  國學大師,1968.5.24 絕食身亡。
顧聖嬰  世界著名女鋼琴家,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嚴鳳英  著名黃梅戲演員,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傳死後被解剖,在體內找發報機。
老 舍  著名近代文學巨匠,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大右派。1966.6.7 傳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1966 開煤氣自殺。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1968 自殺。
傅 雷  著名大翻譯家,1966.9.3 與妻子朱梅馥雙雙上吊自殺。
金仲華  老報人,上海市副市長。1968.4.3 在書房上吊自殺。
陳夢家  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1966.9.3 自殺。
葉以群  文藝理論家,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1966.8.2 跳樓身亡。
李立三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1967.6.21 服毒身亡。
蕭光琰  著名化學家,1968.12.10 被拷打後服安眠藥身亡,妻女隨即同日服藥自殺。
楊嘉仁  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1966.9.6 與妻子程卓如開煤氣自殺。
劉盼遂  北師大教授,時間不明,被打死後,屍體浸水缸誣為自殺。
聞 捷  著名詩人,1971.1.13 用煤氣自殺。
言慧珠  著名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殺。
田保生 國際法學家,時間不明,不堪淩辱與妻子雙雙自殺。
高仰雲  天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1966 被紅衛兵毒打後跳河自殺。
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倫,時間不明,不堪淩辱自殺而死。
周瘦鵑  鴛鴦蝴蝶派作家,1968.8.12 在蘇州周家花園跳井身亡。
張宗燧  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東蓀二子 1969 清隊時因對毛的物質無限可分有異議被迫害,北京中關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顧而已  著名電影導演,1970.6.18 瞭解藍蘋歷史而備受迫害,上海天馬電影廠工具棚上吊死。
劉綬松  武漢大學教授,1969.3.16 批鬥後與妻子楊嘉仁自殺身亡。
羅廣斌  小說《紅岩》作者,1967.2 跳樓自殺,另一說是他殺。
馮大海  作家,時間不明,跳樓身亡。
許政揚  文史學家,南開大學教師。 1966 不堪淩辱自沉住處旁小溪。
田家英  毛澤東秘書,1966.5.23 在毛澤東書房走廊上吊死亡。(有文披露為“他殺” )
饒毓泰  南開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1968 上吊身亡。
李廣田  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1968 跳河身亡。
李 達  哲學家,中共一大代表,1966.8.24 自殺。
謝家榮  地質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時間不明,自殺而死。
趙宗複  太原工業大學教師,時間不明,跳樓身亡。
姚 溱  中宣部筆桿子,1966.8 被康生秘書李鑫恐嚇後上吊死。
陳笑雨  文藝評論家,筆名馬鐵丁 1966.8.24 遊街後跳北京龍潭湖自殺,另一說為投永定河。
王重民  史學家,胡適弟子,北大圖書館學系主任,1975.4.16 自殺。
海 默  電影劇作家,1967 在地下室陳屍7天后,被指自殺。
陳又新  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1968 跳樓自殺。
小白玉霜  著名平劇演員,時間不明,毒打後吞食安眠藥自殺。
李平心  歷史學家,1966.6.15 自殺。
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書記,1966.12.25 在廣州被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
楊 朔  著名散文作家,1968.8.3 服安眠藥而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農大學生 1968.4.22 說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為二、八個樣板戲未必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等等。導因是他跟女朋友打電話時用了英語,當時是為了練習英語口語,被同學聽見,說他裏通外國,把他抓了起來關押在學校裏,遭批鬥後從關押處跳樓身亡。
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樂學院學生 1968 郭世英死後不久自殺。
遠千里  詩人,河北省宣傳部副部長 1968.6.22 關押時用刀片割頸動脈而死。
劉克林  《大公報》名記者 1966.8.6 在中宣部墮樓死另說是他殺。
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報》名記者,1966 在上海跳樓自殺。
姚啟鈞  華東師大教授,1966.8.4日 跳樓身亡。
舒繡文  女影星,1968 年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黃紹閎  著名民主人士,1966.8 自殺。
張琴秋  中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1968.4.22 被誣衊為叛徒,跳樓自殺。
郭興福 南京軍區步校教員,“郭興福教學法”創立者,1969.1.30 殺死三個孩子後,與妻子雙雙自殺,獲救後被判死刑。
閻紅彥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69.1.7 服安眠藥自殺。
趙慧深 著名表演藝術家,在《雷雨》中成功飾演繁漪聞名,1967.12.4 含恨自殺。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1966.12.16 在天津著全副劇裝服毒自殺。                       
應雲衛 電影藝術家,1967.1.26 自殺( 另一說是猝死于游鬥的車上 )。
陳 璉  蔣介石大秘書陳佈雷之女,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委,胡耀邦為她題寫過“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 ,1967.11.19 從十—層樓上跳樓自殺
國   璋   陝師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與妻子范雪茵雙雙上吊自殺。
張宗穎  天津社會學家,張東蓀的三兒子,1966 妻子呂乃朴遭到“鬥爭”後一起自殺。
陳同度  北京大學生物學家, 1968.8.28 “清隊”中被折磨,服毒自殺了。
陳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政委,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張紹昌  著名藥理學家,曾執教哈佛,演員陳沖的外祖父,時間不明,自殺。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最近講話中說:“ 青年人對過去這段大清洗的往事所知甚少” 他還說“更為重要的是,讓年輕人不僅掌握歷史知識,還要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 能夠共同體會和感受俄羅斯歷史上這次巨大的浩劫。”

對比中國,歷史根本回避過去。我們有時在朋友見面時談到一些政治運動的往事,在場的年輕人便表現相當驚奇、懷疑:“能有這樣事麼?”、“有這麼殘酷?”、“他們為什麼這樣?”,表現得非常幼稚。而驚奇之後,這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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