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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恕尧

十四郁闷之夜--66年取消高考

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S是一个猥琐人物。四十岁不到,据说成分很好。上语文课时,他说话疙疙瘩瘩,嘴角堆露白沫。因为高二执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扬州才子”纪民老师,所以相比之下,听他的课简直犹如一场场“噩梦”。

然而,每当他看到女同学时总是眉开眼笑,遇到男同学时却老绷着个脸。所以,我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德宣皇帝”。1966年,正值我们高考复习紧张之时,而且高三全体同学已经通过高考体格检查,填过高考报名表格。可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层层加码,报纸、电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文章连篇累牍,高三洗脑主题班会一次接着一次。主题班会上,德宣皇帝发言慷慨激昂, 唾沫四溅。大谈“ 好儿女志在四方 ”等等,搞得人心惶惶。我们班里一个功课极差、高考无望的激进极左分子马珠(化名,以避嫌。)提出“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甚至上台发言,号召大家报名到新疆去,使得班级里人人自危,精神压力空前。事实上马珠后来根本没去新疆那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毕业分配时,就是凭着她那一颗“红心”表态的政治资本,她甚至连插队落户也没去,而是分配到上海一家钢铁厂。几年后,又靠着她那张巧舌如簧的嘴,加官进爵,步步高升,后来赫然位居工段党总支书记。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向“纵深发展”,大字报铺天该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能让资产阶级长期统治无产阶级教育领域的局面继续下去了”之类的政治宣传甚嚣尘上。此时,离我们高考已经不到一个星期了。学校里,高三早已经不上课了。大家都回到家中,茶饭不香地挑灯苦战,进行最后的冲刺,积极准备温课迎考。

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晚上七点钟,全体高三学生必须准时到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重要消息。我有一种凶多吉少的不祥预感。果然,晚上七点,教室喇叭里传出我们熟悉的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凝重的声音:“ …经中央研究决定,停止一切高校考试… ”其他我什么也没听到,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在北大楼三楼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都低着头、心事重重地陆续下楼,彼此谁也不说话,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个个如丧考妣,犹如被打了当头一棒似的眩晕。我更觉悲凉。家道中落、成分又不好,何去何从,完全茫然。
 
此举违天悖理,糟蹋了整整一代学子的宝贵青春,不但浪费了他们十二年寒窗的努力,而且使处于含苞待放的一代莘莘学子深造的前途毁于一旦。

文化大革命的废绌百家,独尊左道。使国家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废止高考,使国家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充分显现出来。例如,十年后我回到母校执教,已经近三十岁。可是学校里三十二岁到四十二岁年龄段的教师一个也没有,形成师资的断裂层。由此推论其他领域,毋论科技、文艺、学术界等,各行各业后备人才都捉襟见肘,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反右运动更进一步耗竭了民族文化、科技发展的元气。

反复折腾了几十年,似乎是“政治路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字:权。

那时的青年,绝大多数同学的理想都是想有一番成就,报效祖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今天,不能讲多数青年人的理想吧,相当多的高中生企盼的是:将来能有一个薪酬不菲的“白领”职业、或者成为待遇优厚的公务员,或者能够出国“深造”。

五十年代儿童的理想是想将来当一名科学家、艺术家;

九十年代儿童的理想是想将来做老板;

今日报纸上爆出一条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南都网的“ 广州一年级小学生的理想 ”调查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 想做官。”
“ 做什么样的官呢?”
“ 做……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 ”

(这段在广州完全真实的视频引起网民的轰动效应。在调查问卷投票中,10 %的网民选择了“童言无忌”,而有55 %的网民认为“折射了社会现实”。)

十五张友白之死

我们学校有许多名师,张友白是其中之一。我们读高三时,他是高二的数学教师,是毕业于交大数学系的高材生,还是所谓的“脱帽右派分子”。他为人非常和蔼, 总是面带微笑。他的才气和教学效果全校闻名。我参加课外活动数学讲座时, 曾经两次面聆过他的教学风采,他的讲座妙趣横生,旁征博引,非常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深受高中学生崇敬和欢迎。

文化革命初期,凡是“伟大领袖”的每次“最高指示”登报,教师每人都必须要写大字报表示热烈拥护,以示个人“政治表态”。张友白老师也写了一张,也许他过于匆忙,用黑笔书写,但最后自己的签名却是糊里糊涂用了红笔。于是,在有人暗中挑动、 唆使下,某学生写大字报,指控他用黑笔书写毛主席的名字乃是恶意诅咒。大字报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根源是材料组暗中向学生抛出了他的右派分子身份的底牌。(文化大革命前期,材料组是学校里最阴毒的幕后策动者。)于是,在“中大楼”下,上百个幼稚又“义愤填膺”的高、初中红卫兵在他张贴的大字报面前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围追指责、推推搡搡,甚至进行人身侮辱,包括如用浆糊在他背上粘贴小字报等等,污蔑他恶意诅咒伟大领袖。当时的场境使我想起仿佛几百只蚂蚁在拉扯着一只垂死的蟑螂,使他体力不支,人格上受到莫大的耻辱。

如聋似哑的校领导也故意不出面劝阻。张友白老师又是个四十多岁单身未娶的“右派”光棍。事发后,同事们个个对他疏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真所谓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者有之,鲜见同情相慰者。 他心中的冤屈无人可以倾诉,致使他心理崩溃、痛不欲生。于是,当天晚上,张友白老师在音乐室楼上教师宿舍里,躺在自己的床上,把两个电线夹分别夹住自己的左耳和右脚,然后按下电键自杀。第二天早上,当同室的老师发现时,他的尸体已经僵硬。
 
第二天白天,当火葬场的两名运尸人用担架抬着裹着白床单的张友白老师尸体,走过长长的校园大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呆了。(不知昨天围攻他的学生们此时作何感想。)我们高三全体同学都拥到三楼窗口,默默目送着这位令人仰慕的老师走向他的最终归宿……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担架上那白色床单下凸显的张老师瘦小的身形。

印度圣雄甘地说过 “ 萌自杀之念易,而行之则难。”不难想象张友白老师当时走投无路、最终决定结束人生前的锥心之痛。

这件事发生距今已经四十多年,那个无辜的冤屈的生命早已经化成了空气中的尘埃。然而,让人唏嘘的是,现在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对于此类沉痛事件的追忆,什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已经化为历史长河中无足轻重的沙粒和烟尘。似乎过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于连文学界也开始装聋作哑。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拷打,一些人更麻木了,一些人更怯懦了,一些人更残忍了,而更多的人由盲从开始反思,由单纯开始觉醒。

文化大革命也是大浪淘沙。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价值观逐渐成熟阶段的老三届青年,接受过十几年系统的共产主义“革命教育”。但是在残酷的岁月中,许多人的思想终于倾覆了,犹如凤凰般涅。

在以后的改革开放年月里,四百万“老三届”中,有些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如王安忆、易中天等;有些人从困境的磨练中学会了奋斗与创业,如张艺谋、姜文、姜昆等;有些人开始思索历史脉络与社会变革,如王小波、何亮亮、北岛等;有些人则学会了远远地躲避政治;有些人则企图千方百计地与文化大革命摆脱干系而不能自圆其说,如大文人余秋雨;然而,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冷酷奸诈、甚至张狂得肆无忌惮。例如为富不仁、声称“只为富人造房” 而广受网民声讨的房地产大鳄、“优秀共产党员 ”任志强。他们都是老三届,可思维走向各不相同。
 
而我不希望人们忘记,在几百万个被暗算、被蒙冤、下场悲惨的孤魂中,有一个与世无争的优秀的教师叫张友白。他的杰出才华曾经启蒙过无数个学子,使他们在学习上顿悟、成功。甚至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实在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忘记历史,耻谈劫后教训,历史终将重演。

十六悼念名师毛天锡

恩师毛天锡是我们全班一致公认的最为优秀的老师。当年,他五十不到,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材高大,步态矫健,倜傥潇洒。上化学课风趣幽默,非常生动, 讲课析缕条分、简明易懂。他是二级教师,虹口区很有名气。(凡是教育内行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教师是大、中学统一规格的,中学的二级教师凤毛麟角,相当于今天的特级教师。)因为他的讲课感染力之强,所以我们班级中酷爱化学的同学甚多。毛天锡老师对教学极为认真敬业,堪为师表。高三总复习,他的脚骨折。他硬是一瘸一拐坚持上班,还要撑着拐杖上三楼。使许多同学非常感动。尤其是张行同学,每天坚持要把他背上三楼。后来,一些身高马大的同学也争相效仿,我只记得陈万程也是其中一个。毛天锡老师身高一米八左右,要把他沉重的身躯背上三楼,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足见学生们对他的深切爱戴。今天的学生,对优秀老师能够如此体贴入微、涌泉相报者,已经比较少见。

直到今天,我们只要一讲起他,有机化学课上他那句风趣的“布特列洛夫先生教导我们……”一直被大家传为美谈。文化革命中,正是这句话被作为他蓄意贬低“伟大领袖”的罪状之一,那时红卫兵发言的第一句就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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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转载的是文革中一张“批判”教师的老照片,看上去形式还是属于比较“文明”的)

年轻时,他曾在美军顾问团当过翻译,英文极佳。与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许怿和(号称英文活字典)是至交。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互相提防。而他们俩常常用英文交谈,而且,即使懂英文者也不知其所云,因为他们说的英文中夹杂着许多苏格兰方言。大字报“揭发”他曾经私下对朋友说,他的身材之所以高大,就是因为年轻时在美军顾问团吃了不少牛排的缘故。那时,美军顾问团每顿吃饭时除了其他西餐,规定每人只有一块牛排,因为他的胃口好,人又特别瘦。被美国上司特许吃双份牛排。于是,上述种种“污点”,使他成为卖国求荣、崇仰美帝、历史反革命的如证铁山。

以上本人所述均是66年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中“揭露”出来的所谓特大内幕。

因为上述历史问题和“现行罪状”,他在文革中被关进阴暗的牛棚“反省、汇报、劳动”不准回家。长达三、四年之久,直到后期,因为病重,才被放出,重睹天日。由于长期精神压抑,受尽屈辱。出来不到几个月,他就因患晚期肝癌溘然长辞了。

单纯的知识分子正如歌德所说:“他们通晓事理,但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他们向庸俗之众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和真情,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

毛老师的遭遇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知识分子一个缩影。这映射出极权下良知的彻底泯灭,一个人的公众形象居然可以被任意扭曲,以至于最终失去人身自由、人格被肆意践踏,直至肉体被消灭。

历史不会自动走向完美,除非有一种具有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制度去制约强权。 除非有一种公正的、独立于政府的强势社会舆论去监督它。否则,历史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悲剧。所谓群众,在本质上是随波逐流的、容易被蛊惑、煽动甚至有时会变得残忍无比。

极其赏识毛天锡才干的老校长施纫秋(一个解放前就追随共产党搞革命地下活动的豪门小姐 )由于一贯执行特别器重优秀教师的领导风格。作为一名“阶级异己分子”的共产党员,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比毛老师更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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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施纫秋校长

我们的校长施纫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是新沪中学的又一个悲剧。根据网上查阅:施纫秋(1921~1970),崇明县人,一位富家千金。1941年在沪江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共。解放前以教书为掩护,曾经担任中共松江、青浦、金山地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为了革命,她把所得的遗产献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解放初期,她在每月的工资中只留下一小部分钱作为自己生活费,其余作党费上缴,款占全县党费的一半。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先被定性为“革命的同路人,后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走资派”。

六十年代初(当时我们刚刚跨入初三)施纫秋来到新沪中学先担任副校长,不久就担任正校长。以说她受命于反右运动后新沪教育质量极其困顿时。 作为多年的教育内行的她,来新沪中学辅佐根本不懂行的陆某。至少在学历上完全称职,更不用说解放前她长期就有担任过教师、副校长的丰富阅历。

作为学生,我们对她的了解不多。外表看,施校长眉清目秀、和蔼可亲。每次全校大会发言,她给人的印象是软声细语、谈吐颇具文采,不说空话套话。

作为几何课代表,我经常来往于教师办公室。时红楼各个教师大办公室是相互串通的,所以我可以穿梭于各个教研组之间。经常看见施校长总是“泡在”教师办公室,和某位教师促膝谈心, 而且对象绝大多数是一些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如毛天锡、谢寅生、浦新墨、许怿和、纪民、林得连等。施校长深入群众、极其器重人才的领导作风可见一斑。也许正是这种风格使她在教师中享有威望和人气,也许正是这种人气使某些人自惭形秽。以我猜度,她在文化革命中的悲惨结局不可能与此毫无关联,虽然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十几年后,我回母校任教,老教师们对她的评价都相当高,几乎一致认为她一位干练、务实的好校长,对她的被迫害致死感到极其惋惜。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权派和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66年底开始,她被红卫兵长期囚禁,隔离审查,不容许回家,长达两年。据当年曾经看守施校长隔离室的十三岁的初中“红卫兵”(我的前妻)告诉我,施校长对她们红卫兵都挺和气,说话不多,但平时还是比较乐观的。除了写检查,只是埋头看书。据前妻说,工宣队每次对施校长审讯时口气都很“凶”,此时,她天生的一双大眼睛炯炯逼人,表现出一种长者的威严和永不服输的自尊。一次,工宣队在审问她时,放了一段她女儿口述的录音:“妈妈,早点交代吧,交代了就可以回家了…”这显然超过了她的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一滴一滴地淌了下来。

冬天来了,她女儿送棉被来。她激动地趴到窗口上张望,想看到长期不见的女儿。工宣队叫来几个男红卫兵把她硬拽下来,她居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倔强,即使红卫兵拼命拉住她的头发,她仍旧死死地扳住窗框,后来,为了防止她自杀或逃跑,每天晚上有两、三个女红卫兵轮流值夜班,与她同睡一屋。一次,我的前妻值夜时“例事”来了,被施校长察觉了。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枕头下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卫生纸。她没有告诉其他红卫兵,但第一次觉得施纫秋似乎不像工宣队所说的坏人。

在隔离期间,她的女儿到外地插队落户去了,做母亲的更加想念女儿了,她变得郁郁寡言。不久,她终于被从隔离室放出来了,但工宣队仍旧“勒令”她在校监督劳动。一天晚上,疲惫不堪的施校长回家,终于从信箱里拿到居然没有和她“划清界线”的女儿来信。(那时,年轻人与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的现象司空见惯。)她捧着女儿的来信,看着看着,由于悲喜交加,过于激动,引起心脏病突发。

据说,送到医院不久她就气绝谢世了,年仅49岁。

1978年,施纫秋获得平反,游戏结束了。

同一个人,过去是忠诚的战友,一夜之间就被定义为仇敌,何其荒谬?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中人性泯灭,丝毫没有人道可言。怜悯就是背叛,荒谬就是正义,愚昧就是忠诚,革命就是暴力。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残暴和荒谬发生在马克思逝世之前,马克思本人也会断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毫无制约的专制加上暴力,可以违天悖理、无法无天、丧尽天良。

季羡林说过:“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的年代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文化大革命终于被中国淡忘了,而且人人也不想去回忆, 更加不想去总结教训,示警后人。就像一个得过大病、几乎临终但又活过来的人,以后根本不去想想当初为什么得病,以及如何防止第二次临终。呜呼哀哉! 一个没有反思、只要“面子”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民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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