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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恕尧

四.金之光

程本宁既是一个极为外向的人,性格开朗。但也有他讳莫如深的一面。比如,他从不向我们任何人吐露他的家史,但我们都隐约感到他的家族曾经有过煊赫的过去。在读高中语文课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时,他私下告诉我,他父亲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好朋友。(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载于毛选第四卷。司徒雷登,解放前最后一任驻中国的美国大使、著名的“中国通”教授。现在才知道,在闻一多的名篇“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他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可是,在我们当时初中语文教科书上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的课文中,这句话赞扬司徒雷登的话被教育部门全部删去。

而在我当时高中语文课文《别了,司徒雷登》中司徒雷登却被毛讥讽为“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被定型为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

程本宁家客厅中央挂着他父亲遗像,可是,他对自己的父亲从来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从他开始练书法时,我才知道他的舅公李天马是当时上海的知名书法家。1967年的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在美国的四舅李卓晧(生化学家)因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人工激素,当年获得拉斯卡最高国际医学奖。至于程本宁的老母亲,举止端庄得体,一眼就看得出是大户人家出身。我们对他家庭的了解不过如此而已。

金之光是他的外甥,从小就寄养在他家。我们念高中时,他刚进初一。这是一个天资聪慧又讨人喜欢的孩子,身材修长,少年英俊,性格文静。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里,对金之光气质的养成是是一个极好的环境,也完全弥补了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空白,这也是他的福分。他的外祖母、阿姨凯迪都极为疼爱他,但他从不任性。他的舅舅程本宁对他文化素质的熏陶和学习指导,是他一生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所以,他对舅舅非常佩服和亲近。

金之光手很巧,常常看到他在桌上静静地拨弄一些诸如半导体的小制作。每次我们一帮同窗朋友来访,金之光总是笑眯眯、非常有礼貌地对我们以“叔叔”称呼,然后干他自己的事。当我们谈锋正浓、妙语连珠时,他也会抬起头来哈哈大笑。但从不插嘴,很有教养。

金之光的寄养之谜,我是在二十年后才从侧面知道点滴的。金之光的母亲,也就是程本宁的大姐姐,解放前是个绝色的社交名流。解放后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入狱。近日,程本宁才把他大姐姐的旧照片给我看,依我评价,长相与老演员王丹凤属于同一类型,但是没有王丹凤那种妖艳。金之光的父亲是静安寺有名的“百乐门”爵士乐队的创始人,金之光的祖父是国民党中将。听毕,我建议是否能把他大姐姐的旧照片拷贝附入本文,程本宁黯然地拒绝了。

文化大革命后,金之光回到昆明,后来又考取大学,攻读化学系,以后情况不详。当我有一次突然想起而询问程本宁:金之光现在近况如何? 程本宁说,金之光现在澳大利亚工作。去年,程本宁去澳大利亚旅游,曾去看望过他。他混得相当不错,从事大宾馆的高管工作,还有一幢私人豪宅。(以金之光从小的气质和聪慧,丝毫不出乎我的意料。)说罢,程本宁摇头叹息、感慨万端。我理解他内心的百感交集,毕竟,他们的舅甥关系非同一般。往事不堪回首。人生是一种上帝安排的机遇,亲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纽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用说程本宁,即便是我们,对金之光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旧情愫。

时间的磨砺把无数人的珍贵记忆埋葬在遗忘的长河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往往容易忘记许多琐事、许多隐痛、许多感悟。但这些琐事值得品味,弥足珍贵,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财富。这也是我决心把这篇回忆文章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0041.jpg【注】司徒雷登(1876-1962)基督教徒。他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校务长和学者,本人朴素到甚至衣服打补丁还在穿,但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他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几十个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他用了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他提倡学术自由,广罗人才、(邀请了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担任燕京大学教师。)同时,辛勤地从国内外多方筹措捐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后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解散,校址成为现在的北大的一部分。晚年,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常常悲伤地望着中国的方向,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故意地误解他、甚至恶毒地伤害他,他依然身在美国、内心却期望着把自己的遗骨葬回他深爱的燕京大学原址。近年,浙江电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一经播出,引起社会轰动。才使人们认识了别样的司徒雷登。几经波折,2008年11月,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但仍然没有满足他的最后“遗愿”--安葬在原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图为司徒雷登在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在燕京大学燕园留影)

五.“娘子”--成功处世的启示image0051.jpg

右图:程本宁高中毕业照,是年十九岁。

高中时,程本宁身高一米八二。在那个食物匮乏、青年人多数营养不良的年代,男同学身高大多低于一米七五,他的身材海拔属于姚明级别。正面看,他脸颊瘦长,侧面看,他脑袋前后尺寸很大。如果以脑容量来衡量,在灵长目中,无疑,他所具有的高智商是经得起考古生物学家推敲的。当我们都发育不良、乳毛未曾脱尽时,程本宁唇下和下巴上的胡子早已茂盛异常,下巴颏两天不刮,就草皮丛生。由于其长相特别、肤色又像阿拉伯人,被我戏称“苏丹王子”。在我们男同学中间,他和李兆钟的外貌都显得比较老成。不到二十岁就像个小爸爸。1964年,奉贤下乡劳动一群中年村姑围着我们唠嗑闲谈,问起我们几岁。我们让她们猜,我们中间谁的年龄最大,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程本宁,其中一个村姑还特别好奇地问程本宁:“伲能度格(你这么大)年龄还来下乡劳动,伲娘子阿要(是否)想伲?”话音未落,大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其实, 程本宁在待人处世上也的确比我们“开化”得早。即使至今,他依然比我们这些性情中人的老朋友们成熟得多。他的情商极高,其涵养和我们绝对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善于交际,极易与人相处,但是又非常注意分寸。交际圈内他善于“ 弹钢琴 ”,比如有许多新老朋友同时在场,他不仅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而会选择“ 扬长避短 ”的话题跟你聊天。他的知识面广,但他绝对不会和一个五音不全的朋友谈论肖邦而使他难堪。而在一个体育爱好者面前,他却会把姚明分析得丝丝入扣、双方都会感到沟通顺畅,以至于使对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老朋友有难,他能够不计个人安危地伸出慷慨之手。但当朋友中间出现重大分歧或矛盾时,他却又往往退避三舍或保持沉默,绝对不轻易表态。他这种“和为贵”和“不该介入的坚决不介入”的处世哲学,使得他的朋友众多,一些女同学都与他合得来,甚至到他家做客。(当时社会习惯,男女同学一般是从不到对方家做客的。)
 
读书时,老师喜欢他,工作后,领导器重他。从不与人结仇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他自然仕途一帆风顺。七十年代《解放日报》甚至头版头条都刊登过长篇报道程本宁的优秀事迹。他是个天生当干部的料,而且最适合当第二、三把手。因为他善于沟通、懂得退让、从不过激而又性格开朗。局外人嫉妒他,觉得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其实,他绝非那种奉迎圆滑之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的终极修养。当然,这既有他的遗传基因又有后天的磨练。

好人与坏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会算计他人,好朋友与坏朋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自私。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做人准则,无可厚非。

仅凭两件事就可以说明程本宁的为人:第一个例子,李建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李是程本宁的初中同学,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李建中精神上最难受时,他硬是邀请李去他家吃饭、过春节。李建中被打成“反动学生”后,在同学中被揭发、绝对孤立。程本宁是依然与他来往的仅有的两个同学之一,并且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真挚的慰藉。包括程本宁的家人,对李也是不避“嫌疑”,不怕受牵连,如同家人般对待他。李建中现在深情地回忆说:“ 当时,和程本宁及其家人交往使我感觉自己是个大写的人,而不是低人一等的牛(牛鬼蛇神)。” 第二个例子,文化革命中,被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大江越狱逃亡途中邂逅程本宁,他非但不躲避他。相反,他冒着协助逃犯罪名的危险、慷慨地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接济并非老朋友的大江。(后面二十一章“传奇”中我将详述。)

至此,对程本宁的评价完全可以说未盖棺而论定了。image0052.jpg

左图:时隔43年,看看我们的头狼--程本宁

说到人的长相,当时我曾经戏言:当我们都是老头子时,程本宁、李兆钟俩人未必比我们更加老态。今天的事实验证了我的“先知”。他们与当年相比,其实变化并不是非常大。参照牛顿第二定律, 其演变的加速度似乎远小于我们中的许多人。翻阅同学的旧照片,当年的我、勾文海和宋谷春的脸相,比起程本宁、李兆钟那可“稚嫩”得多啦。可如今自己照照镜子,简直是惨不忍睹。在老同窗的旅游中,他穿得红肥绿瘦,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的乐天派。在我们朋友中,笑声最响、频率最高、感染力最大依然是他。

当年号称“拉链包”的大腹客程本宁,今天雄风依旧。旅游时,他能够一顿用餐连汤带水吃四小碗饭,廉颇不老,尚能饭矣。目前,在我们中间,他是个人生活安排最科学,心理、身体最健康的“常委”。
 
退休后,他每天听三小时欧美古典和现代音乐,然后骑自行车往返于莘庄与徐家汇之间锻炼一小时。每次聚会,他从徐家汇“横渡”大半个市区到虹口区,却从来不乘地铁,总是骑一部“老坦克”(上海人对破旧的自行车的称谓,实惠的上海人一般不爱骑新车,怕被偷掉后引起不必要的无奈。)先到虹口区的碟片市场兜一圈,“淘淘”音乐碟片,会会音乐发烧友,然后姗姗赴约。

想当年,他体质较差、肺结核、肾下垂,整天腰上带着“肾托”腰带,当时被我戏称“腰缠万贯”。鉴于他的疾患,高中期间他是被学校允许免修体育课的。

六.拿破仑

陈万程,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高头大马,体格健壮,为人随和,乐于助人。本质上是个热心热肠、 又相当合群的大好人。 他的唯一缺点就是喜欢“扎台型”。 (上海俗语:喜欢自我表现或故意显摆之意 )工作后,八十年代,他当上了手握大权的大公司百货供销站供货员--一个朝南坐的位子,他常常会把老同学请到家里,用拇指翘翘, 指着大橱顶上一排排高级香烟,自豪地说:“你看,这都是客户送给我的,我是一支也不抽的。” 言外之意,他的地位如何受人追捧。

高中时,他的体育成绩优秀,田径、球类样样出色,下乡劳动中他是重体力劳动力, 但他的其他学科成绩平平。那时我、程本宁和他的座位都在教室后面两排。但学习上他常常喜欢不懂装懂。

一天,俄文课,老师介绍一篇新课文,指着一个俄文新单词“Неаполь”(那波里,即那不勒斯),问道:“谁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当时绝大多数同学是不知道的。但我和程本宁都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著名的港口,(而且我们俩会唱著名的意大利歌曲“那波里之歌”。)我轻声嘟哝了一声“拿破仑”,故意引诱陈万程上钩,而且我马上向程本宁使了个眼色。“对格,拿破仑。”程本宁马上心领神会地轻声附和道。陈万程吃准我们两人都是俄文尖子,肯定双保险。说是迟,那是快,陈万程马上举手, 腾地一下站起来:“拿破仑!”于是,全班一片哗然。“坐下,坐下。”老师摆摆手。他的回答使俄文老师大失所望而又啼笑皆非。

拾人牙慧者鉴。

上述是我们对他仅有的一次恶作剧。凭心而论,陈万程本质憨厚,为人极其热心。虽然体格异常“伟岸”,但从不欺负和作弄弱小同学,所以在同学中人缘相当好。记得那年,我在崇明插队落户,突然病倒,一天半夜里我无力下床上户外的茅房,他从梦中被我的呻吟声惊醒,马上一骨碌就从被窝里爬起来,背上我就去茅房如厕。那时已经是深秋,在农村,夜里很冷,他还穿着短裤。可见其人相当真诚厚道。现在回忆起作弄他这事,虽然已是隔年老皇历了,但依然觉得十分愧疚,尽管那时年轻、又好胡闹。

六十年代,陈万程的母亲是个乐呵呵的胖妇人,一位居委会小干部。类似于电视剧里忙忙碌碌的马大嫂式的热心公益活动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是“资产阶级分子”身份,不能再担任里弄干部了。)依我看,他的乐于助人的为人和遗传基因多半来自于他的母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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