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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15、逃亡的日子

震惊全疆的W县“12.6”惨案发生后竟然无人过问!

我们的战友在“12.6”惨案发生后,立刻向当时管事的军分区文革接待站和B州生产办公室报告了此事,接待人竟然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我们逃亡到乌鲁木齐的W县造司的战友们收集和整理W县“12.6”惨案的有关材料,刻成传单,写成大字报,画成连环画,在南门广场张贴和散发。

卢贤瑞画的《W县“12.6”惨案的经过》张贴在南门广场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观看。

黄开焕整理、撰写的《W县“12.6”惨案的真相》印成了传单,写成了大字报也张贴在南门广场!

魏望荣还代表W县难友在乌鲁木齐团结剧场向“三新”战友们作了《W县“12.6”惨案》的报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我们组团到设在乌鲁木齐北门的新疆军区文革接待站作了上访。军区文革接待站门前冷落,接待人冷若冰霜,令人失望。

我们多次到位于乌鲁木齐西南部的7335(空九军)军部上访,这里虽然偏僻,却门庭若市来往行人络驿不绝!头戴兰边大盖帽,身着黄军衣兰军裤的空军军人们对群众很热情,接待人作了详细的记录,对我们深表同情,还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汇报和请示。

7335部队还专门安排了大轿车接送上访者。怪不得乌鲁木齐市市民称赞7335部队才是真正的解放军!

我们收集整理W县“12.6”惨案的材料,我们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到处上访上告,但结果竟然是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处理!7335部队文革接待站虽然上报了中央,却没有回复,没有下文!

就在收集整理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时候,有从W县陆续逃出来的人说,在“12.6”惨案中,还发生了“捍团”暴徒对“造司”一派的妇女实施强奸、轮奸的暴行!

我常到群众饭店和南门一带,向新近从W县逃出来的人打听消息,想知道“12.6”惨案更多的情况,想知道在“12.6”惨案中W县拖拉机站的情况,想知道我日夜思念的周曼珍的情况……

但是,我一直得不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

我有时在南门黄开焕卢贤瑞们的住处同他们一起吃饭。新农总特地为他们开设了食堂,大米饭管饱,菜则只是清汤寡水的洋芋……

我有时候晚上就同从W县逃亡出来的社员们住在人民剧场后楼,房间很大,铺着干净的地毯,暖气很热,盖上皮大衣就可以睡觉了……

新农总安排W县逃亡出来的社员(农民)驻守人民剧场,主要是对付“三促”大银行的据点,新农总把人民剧场的大门、后楼和地下室的钥匙都交给了黄开焕、卢贤瑞他们,从W县逃亡出来的社员们认真负责地轮流值班站岗放哨看守人民剧场。

我们住在八农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住在南门附近的社员(农民)好一些,但是“12.6”惨案得不到处理,大家只能过逃亡生活的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一样的。

八农造后勤部一直没有叫我们磨面,那是因为新疆军区迫于中央的压力,一直源源不断地用“庚”字号军车向八农供应粮食、煤和各种生活必须品。

八农造后勤部给我们安排了新的工作:每天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食堂管理员分配我们在食堂打杂、下笼、喂猪、用人力车到大菜窖拉菜等等。每天还有四个军人帮伙,他们身着军装,有的已上了年纪,总是都低着头,默默地坐在那里切菜,他们是被迫从军区步校跑出来的,因为支持新疆红二司而受到迫害,十多个人只得暂时住在八农。

白天,我们常常跟随住在水工实验馆的运输公司的职工,搭乘他们停放在八农院里的汽车到人民广场参加“三新”战友的游行示威。

到了晚上,八农大礼堂总有兄弟单位演出文艺节目,要不就是播放受到批判的电影,其实文革前的电影几乎都受到了批判,当时只有新闻简报了。

文艺演出时,报幕员一律都是由一个载着红卫兵帽,翘着两根刷刷辫,卷着袖子的女红卫兵跑进跑出,宣布“战斗开始!”歌曲自然都是语录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和红二司战歌等;舞蹈则是在《革命造反歌》舞蹈的基础上,配合革命音乐的节奏,大挥胳膊,高踢腿、猛跺脚来完成舞蹈动作的。其中农四师12人组合的演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气质优雅、英俊漂亮,歌声嘹亮,舞姿优美,说拉弹唱个个在行……

文艺节目中自编自演的《红二司战歌》中的《血洗广场》一节悲壮感人!最受欢迎的还是以王恩茂、张希钦作讽刺对象的活报剧,演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大笑,暂时忘记了心中的愁烦……

到水工实验馆来住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各地对“三新”战友的迫害并没有减轻。每逢星期天,家在乌鲁木齐的职工家属们来探视,整个大厅几百人嘁嘁喳喳,煞是热闹,也是难得见到的盛况。

倘若我们对面的女宿舍的女同胞们又低着头默默地扎花圈的话,那就是说又有兄弟单位的战友被打死了,物伤其类,我们也不免黯然神伤。

水工实验馆北面的一座大平房挂着“战地医院住院部”的牌子,住着二十来个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他们都只有十来岁,张张稚嫩的脸上并无忧伤的色彩!可是我却不敢正眼看他们,我知道他们的伤残都是文革武斗造成的,我打心坎里为他们悲哀!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呵,他们今后怎么办呢?

水工实验馆的路西面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昔日在校读书时,这里是何等神圣的殿堂!而今图书馆已被洗劫一空,阅览室也破败不堪!

母校大礼堂门口的花园里有几座新坟,那里埋葬着7月份母校遭到围攻时遇难的年青校友!

母校好几栋大楼都封堵了门窗,用天桥地道连成一体,楼顶悬挂着高音喇叭组合,每天不停地播放着北京来电、最新消息……

这天晚上八农大礼堂上映批判电影《舞台姐妹》,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占座位。我走时宿舍已没人,我敲门推开对面女宿舍,黄同芬还在跟人闲聊,我一招手,她就出来了。

外面已经完全天黑了,我忽然一闪念,没有带她朝北去大礼堂,而是一直朝西走到教工宿舍楼,因为这几天文彬回家了。我现在有时跟大家在水工实验馆睡觉,有时还是在教工宿舍楼休息。黄同芬有时也回大伯家。我对黄同芬说:“我带你到同学的宿舍去看看。”她一声不响地踩着雪跟着我走。

校园里一片漆黑天寒地冻,一进宿舍暖烘烘的热气迎面扑来,我脱了棉衣,也帮她脱了棉衣,接着我不知那来的胆子,继续帮她脱衣服,她也一声不响,任我所为……

宿舍灯光暗淡,然而她却光彩照人……

她轻轻地说了声:“灯”。我立刻拉灭了灯……

我已是一个老手……

由于前途的迷茫,社会加在我身上的不公和压力,使我骨子里的自私和邪恶全都发泄出来……

她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我送她到水工实验馆的路口。

我独自躺在床上,回想这两年来,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思绪起伏,不能自己……我曾追求纯真的爱情,结果是遍体鳞伤!我曾想像忠诚的爱情,结果是当头一棒!--我不再是天真的少年,我尝到了女人的甜头,我心里住进了魔鬼……

我也想到了周曼珍,这位对我一往情深的姑娘……

天亮了,我们又来到现实的人间:运输公司造反派停放在八农院内的汽车又在发动着准备拉人到人民广场去游行;对面女宿舍的女同胞们又低着头默默地扎着花圈;“北京来电”说,中央首长又接见了新疆红二司的代表;然而《新疆日报》中央首长接见各地领导干部 中也有王恩茂!新疆军区“庚”字号军车照常给八农造反食堂送面粉;7335部队驻“八农”的代表在大礼堂作报告,照样坚决支持红二司小将;我们照样轮流到造反食堂帮伙;晚上照常到大礼堂观看演出!……

就这样,在“文革”的混沌中,中国进入了1968年!

1968年1月上旬,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都到北京西苑旅社参加实现大联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W县“12.6”惨案过去了一个多月,竟然无人过问!

我们寄希望于在京参加谈判的“三新”的代表。我们请新工总、新农总把W县“12.6”惨案的有关材料转交给在京谈判的代表,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我们每天过得看似轻松,但一想到W县“12.6”惨案被打死那么多战友竟无人过问,暴徒们依然逍遥法外,还扬言要到乌鲁木齐来抓捕我们,我们的心情又非常郁闷……

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开到水工实验馆门口,从上面抬出一付担架,担架被白床单覆盖着,担架被抬到大厅里,我们也跟着到大厅,该单位的职工排着队走进来,等人们站好后,白床单被轻轻掀开,只见一个瘦削的青年被打得遍体鳞伤,满脸痛苦地死去了!……大厅里顿时一片嚎啕大哭,该单位所有的女职工无不痛哭出声!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这天晚上,有的战友到大礼堂去看演出,有的在宿舍打扑克。我悄悄出来到女宿舍叫黄同芬出来,我们默默地沿着校园小路走了一会儿。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寒风扎得脸痛,四周寂静得怕人。我们走进已经废弃的一幢教学大楼,我把她搂在怀里,嘴对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那青年死得多惨!”说着我不由得哽咽起来,“我若是被打死了,你也要……”她没有出声,把我的手拉到她的怀里,触到她坚挺而又柔软的乳房……

我们拥抱在一起,忘记了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忘记了昏天黑地的世界,更没有考虑明天……

翌日,黄同芬到她大伯家去了,给我留下了她大伯家的地址。

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同魏望荣在大十字看到大字报《1968年1月27日邱会作部长在王恩茂张希钦作完第二次检查后三点指示》:

目前最重要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忠于毛主席,要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疆贯彻下去:
一、认真地检讨,按林副主席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保是保不住的。(越保越坏,越保越垮台)。
二、打倒派性,派性是毒蛇,是大联合的凶恶敌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凶恶敌人)。
三、要用最敏锐的思想,在新疆搞大联合,大联合是根本方向,要拼死拼活地去抓。
大联合是文化大革命的利益,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王恩茂作检查了,中央强调“新疆要搞大联合”了,然而,新疆的形势并没有什么改变!暴力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凶手并没有受到追究!

我同魏望荣来到南门,黄开焕和卢贤瑞还是在小屋里写大字报、画漫画。卢贤瑞见到我们微笑着点点头,又埋头作画。黄开焕则迎出来跟我们握手,说:“程技术员,魏师傅,你们好多天没过来了,出事了!”接着便诉说道:

前些天,有人在碾子沟汽车站遇到“捍团”干将张金虎从B州来准备回老家探亲。于军成几个知道后派人把他引诱到南门附近,抓到人民剧场地下室,七手八脚把他吊起来,恐吓他,叫他供出“12.6”惨案的内幕。谁知这张金虎并不以为然,还像平常那样油嘴滑舌,信口开河,一会儿说“12.6”那天张三的老婆被人强奸了,一会儿又说李四的老婆也被轮奸了……总之一句话:“造司”跑出来的人,家都被抄了,女人也都保不住了!还说,县拖拉机站的周统计,县农技站的孙会计都被杨长贵、赵方志他们几个轮奸了……说的有名有姓有眉有眼的!逃亡出来的难友个个信以为真痛哭流涕,伤心不己!

于军成因跟张金虎有过结,当时没有露面,藏在隔壁屋里,那知张金虎又信口说了好多人的老婆被强奸了,其中就有于军成的老婆!于军成听得真切,怒不可遏,一下子冲了出来,挥棍就打,不料这张金虎越挨打越骂得高声,于军成一失手打在了张金虎的头上,竟把张金虎打得昏死过去了……还是在“新农总”帮助下,才把张金虎送到医院……

当我听到“县拖拉机站的周统计和县农技站的孙会计都被轮奸了”时如同遭到电击,心里乱糟糟的,不知如何是好……

黄开焕还说,现在“新农总”也有困难,只能供应我们包谷面和洋芋了……一些人到山西巷子食品公司大楼去守楼了,听说那是王金波余党的据点,有吃的,有住处,专门对付二医院三促据点的……红二司的委员、卫校学生侯艳荣就是被三促在二医院的据点里的冷枪打死的……

魏望荣皱着眉头说:“对张金虎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我们还要找其它人核实一下……”

我则忧心忡忡,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黄同芬又回到对面的女宿舍。

我伤感地对她转述了从W县传来的坏消息:在“12.6”惨案中,周曼珍、孙会计惨遭暴徒轮奸后回老家去了……

黄同芬脸色煞白地喃喃道:“这些暴徒杀了这么多人,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我情不自禁地讲述了自己跟周曼珍的情谊和关系……

黄同芬平静地说:“我看得出来……”

其实,从此,我跟黄同芬之间就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

我真愚蠢呵!

1968年2月初,乌鲁木齐大十字到南门一带,张贴的大字报、交换的传单都是中央首长有关新疆成立革委会和大联合的讲话:

1968年2月2日周总理接见了公交口、财贸口、农林口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时讲话
……华东是上海,是首先引起“一月风暴”的发源地,跟着是山东,然后是江西,这样已批准成立的就是14个。我们争取2月份内要成立的是:吉林、辽宁、新疆、广东、湖南、浙江6个……

1968年2月5日谢富诒副总理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去年,特别是新疆搞得厉害,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在目前是推动形势的关键问题;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新疆那么乱,过去武斗那么厉害,现在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春风已吹到了新疆,新疆目前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

1968年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
新华社7日讯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喜讯传到新疆水泥厂(按:7335部队担负军管单位),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人同声欢呼湖北的胜利。他们表示,决心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经联合办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真正办好,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快实现全厂的革命大联合,为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这时报纸上的口号是:拼死拼活狠抓大联合!新疆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

而现实是,并没有人追究那些杀人凶手,并没有人过问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暴力事件!那么,谁跟谁大联合呢?难道跟那些杀人凶手大联合吗?跟那些打砸抢的干将大联合吗?

从W县来的人也说,W县人武部吹嘘“W县率先实现按部门、按行业、按班级的‘大联合’!”(1)--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凶手一个没有抓,我们这么多人逃亡乌鲁木齐不能回去!

1968年2月10日左右,有人给徐振华捎口信来,说,冯秀萍叫他必须马上回去,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他虽然家庭出身不好,可又不是头头,回去挨顿打也就没事了……

徐振华得到这个口信,心慌意乱,不顾一切地要回W县。临走前,他对大家说:“对不起,战友们,我得先走一步啦。”

我们则依然在乌鲁木齐过着惶惶不安的逃亡生活:

每天派四个人到八农造反食堂帮伙。
白天或进城参加游行,或去看大字报,换传单。
晚上就在八农礼堂看文艺演出,或看批判电影。

一天早饭后回水工实验馆时,我们看到被八农造扣留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林渤民挂着“三反分子”的黑牌子在大礼堂门口挨批斗。

林渤民虽然略低着头,但身材还是那样挺拔,脸还是刮得铁青,穿的还是笔挺的藏青色呢子中山服,跟60年代初,他来八农作政治报告时一样,只是苍白、瘦削多了!那时候他作报告发音标准,语言简洁,手势恰当,中规中矩的,明显不同于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作的《参加12.9运动的回忆》的报告很使人感动。他在一次向大学生们作当前形势的报告中说,60年代初“乌鲁木齐市的粮食只够吃几天的,区党委考虑的是如何从南疆向乌鲁木木齐调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那时候他很有可能成为王恩茂的接班人。他被“八农造”扣留后,在“新疆红二司”的压力下,写了一些揭发王恩茂的材料,成了“新疆红二司”打击王恩茂的重磅炸弹。也许因此,在“文革”后再也没有见他在新疆露面。

在象征性地批斗一阵之后,林渤民被带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才知道,林渤民乘车到军区大院后,被悄悄释放了……

前些日子,八一农学院的院长涂治,这位白发老者,这位当时新疆仅有的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还在人民广场低头弯腰,陪着大名鼎鼎的包尔汉等挨批斗呢!作为一名全国著名农业专家的涂院长,在1958年大跃进时,因公开表示深翻土地三米没有科学根据而遭到批判……解放前因拥护中国共产党而被盛世才装了麻袋准备处死,结果死里逃生到了苏联……八农大礼堂第8排1号和3号座位就是特定为涂院长和他的俄罗斯夫人看电影预留的……

连想到在校学习的日子,涂院长的好友、八农的创办人,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传奇式的英雄王震将军来校作报告,涂院长亲自陪坐在台上,多么隆重热烈!而文革以来,人人自危,王震将军也被批斗得很惨!八农前任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将军则不仅被批斗,而是被中央点名打倒了,下场更惨!

时过境迁,往事像蒙太奇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
 
一天晚上,八农大礼堂放映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我和黄同芬在大礼堂前排边座找到了座位。

电影放映了一会儿,黄同芬说,明天带我到她大伯家去……

突然,大礼堂中间一阵吵闹,电影停止了放映,亮了几个灯,只见大礼堂中间一群年轻人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忽然一声枪响,顿时秩序大乱,电灯重又熄灭,人们大喊大叫在黑暗中纷纷挤向大门口……

我当时也吓得心慌,过去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类似的情景,现在竟然亲临其境,如果这些年轻人开枪、扔手榴弹乱打起来岂不随时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再说这容纳了一千多人的大礼堂,大家争先恐后地朝几个大门往外挤,怎么挤得出去?幸亏这是我的母校,我比较熟悉,在人声嘈杂的黑暗里,我拉着黄同芬的手,沿着墙根走上舞台,从后门出去,绕道回到水工实验馆。

在途中听得有半导体喇叭喊:“煤校‘全无敌’的同学集合上车!”后来又听到八农大楼顶的高音喇叭高声喊话:“‘八农造’的战友立刻回宿舍睡觉!立刻回宿舍睡觉!”

翌日吃早饭才听说是昨晚煤校“全无敌”一帮学生因为看电影的座位问题跟“八农造”闹了矛盾,“全无敌”一帮的一个学生竟然朝大礼堂的房顶开了一枪,差一点引发红二司的内战!

吃过早饭,我到女宿舍准备同黄同芬一起去她大伯家。她把一些衣物收拾在一个提包里,我在一边翻阅从阅览室捡来的旧杂志,王永维突然进来把她叫了出去……

我把旧杂志翻了好几遍了,她才回来,她的脸色也突然由晴转阴,变得十分难看!方才还是粉红色的笑脸,一下子变成了我没见过的青黄色的怒容!她把提包一甩,头也不抬,气鼓鼓地说:“我不回大伯家了!”

--这可真叫我感到突然!我扭头就走了。我想,一定是她跟王永维旧情复萌了!王永维对她说了什么……

不知在什么时候,她离开八农走了!她从大伯家拿来的被子也拿走了!说明她没有再来八农的意愿!

我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她。

我搭一路车到北门,然后步行到XX中学家属院,我在大门口徘徊良久,本想按她说过的地址找上门去可又下不了决心……

正巧这时她从院内走到大门口,还是穿着那件红条绒上衣,兰色的裤子,只是脸上失去了笑容,两只原本清亮的眸子变得呆滞。她冷谈地问:“你来干啥?”我反问:“你那天为什么生气?”

她并不回答,目不旁瞬地朝大街走。我只得跟上。我说,那就还是到大十字看大字报,到南门要传单吧。她一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

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北京西苑旅社谈判进行大联合和成立革委会的事宜毫无进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王恩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新疆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坏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江青同志都说:“王恩茂对毛主席有二心!”然而从北京传来的信息却是令人失望的:尽管王恩茂一次一次地向群众作检查,中央首长接见各地领导干部时总有王恩茂的名字……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份上,许多群众像是悟出了些什么,于是“逍遥派”越来越多了……这时新大的男女学生们又排着队,提着浆糊桶,抱着大字报、大标语,沿着解放路从南梁一直贴到大十字,口号已透出几分悲壮的意味:

三新战友加油干
打倒王贼迎春天

到了大十字,我们一路走着,一路看着大字报。黄同芬突然说了一句:“原来你跟张全珠也……”我下意识地问:“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她说:“你没听清就罢了。”我一想,其实我是听到她说“原来你跟张全珠也……”于是也就将“没听清”就“没听清”吧!

我原本想问问她跟王永维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反倒叫她将了一军!

我们来到南门广场传单交换处,这里也不比去年像赶集似地人潮涌动了,但还是有不少人认认真真地坚守岗位,发传单换传单……

虽然大家都说从南门往南就是“解放区”(即红二司的地盘)了,但实际上,从大十字到南门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人们一直畅行无阻。只有壁垒森严的大银行,楼顶的一、三的高音喇叭和与之相对的、南门广场西南角大楼上的红二司的高音喇叭,依然不歇地高声发表各自的政见……

我们绕南门广场传单交换处转了一圈,朝人民剧场走去,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我们急忙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青年倒在血泊中,倒在新华书店大楼前的南门广场上!子弹是从大银行一、三司的据点里射出来的。人们纷纷四散奔走。南门广场一下子就没有人了。只有那个年轻人独自倒在血泊里!人们挤满在两边的路旁,惊恐地朝他张望。光天化日之下,满街那么多人惊惶地凝望着他,却救不了他!人们甚至都不敢走近他的身旁,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默默地躺在血泊里……

我们一直站在路边默默地凝视着这位倒在血泊里的年轻人:黄军帽沾满了鲜血遮住了脸,挎在肩上的军黄色小挎包里的传单撒在了地上,沾上了鲜血。他上身穿的是黄色军便服。脚上穿的是球鞋,像是外县来乌市的。他穿着的蓝色裤子很可能是冷血枪手的目标(2)……

我凝望着倒在血泊里的年轻人的尸体,伤感地对身边的黄同芬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你一定要哭我啊!”

一向双眸清亮的黄同芬目光呆滞,没有反应。

此后,她就离我而去了。

啊,女人,真是莫名其妙哦!

过了很久,一辆军用救护车尖叫着奔来,几个军人下车把倒在血泊里的年轻人拉走了,街道上又重归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黄同芬再也没到八农来。

王永维也到亲戚家去住了。

1968年3月18日,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达成了上交武器的“3.18”协议之后,群众组织纷纷排着队伍带着武器到军区上交。

1963年3月20日,八一农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八农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上交武器的游行。数百名男男女女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一张张稚气未退青春焕发的脸,表现这些纯真的青年认定自己响应党中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是正义的、崇高的、义无反顾的!队伍中有许多辆汽车满载着各种枪支弹药,其中有自制的枪支、大炮、火箭等。这些自制的武器都是去年7、8月八农遭围攻后,八农造在实习工厂制造的。尤其是威名远扬的土造火箭,终于在这天为广大市民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游行队伍庄严肃穆,缓缓行进,走过了乌鲁木齐市的许多街道……汽车上的喇叭高声播放着:按照党中央的“新疆要搞大联合”的要求,按照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提出的要求,我们庄严地上交武器……

我按捺不住对黄同芬的思念……

我路过北门师范学校;回忆起1966年9月我因不愿戴“黑帮分子”的高帽子到乌鲁木齐上告上访,遇到还在师范学校的她,她给我鼓励和启发;回忆起我们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我来到XX中学家属院大门口,希望能像上次那样巧遇她……我几次都想按照她说过的她堂兄的地址找上门去,但是我却踟蹰不前……

这一天我终于下决心找上门去,我事先编好了找她的理由。我敲门后,开门的中年男子听我自我介绍说是黄同芬的w县的战友后,请我进屋。我说,我们因为躲避武斗从W县跑出来的战友们商量,准备派人回B州了解情况,特地来通知她。这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同芬的堂兄。他说:“同芬到她原来师范的女同学XXX家去好多天了。”说着从台暦中取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递给我。又说:“前几天你们县的王永维也来过。他们也是同学,在乌鲁木齐上学时也常来往。”

我来到街上打开纸条一看,地址是XX公社X大队X生产队。这XX公社我恰恰比较熟悉,上高中时扫盲常去的。于是我一口气来到城郊的XX公社,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纸条上面写的地址,原来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家小院!周围都是农田。我这时却犹豫起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我在空旷的乡间小路上徘徊良久,还是没有勇气走近那农家院落。

翌日,我像失魂落魄似的,从老满城南的实习农场很少有人走的田间小路,走到红山商场,再沿扬子江路朝南到黑龙江路,再朝东经人民路到南门,又从新华书店东侧的小路弯弯曲曲走过一些杂乱窄小的街道,终于来到XX公社空旷的乡间小路,我的心也随之变得空落落的!

我彳亍在乡间小路上,积雪融化,鸟雀叽叽喳喳。我不时从远处朝那农家小院的院内望去,我 看到了什么呢?

果然,黄同芬和王永维从小院出来,亲亲热热地沿着乡间小路朝南一直上了团结路!

我的心一下子朝万丈深渊跌落下去……

阳光灿烂,春风吹拂。可是我的爱情失落了,我的心失落了!我的生命、我的前途失去了目标!

那个心高气傲、颐指气使的技术员而今安在?那个吓不倒、压不跨的“造反派”战士而今安在?

我们在八农已渡过了四个多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四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虽然在八农管吃管住,但原本我们就没有多少钱,加上零零碎碎的开支,身上的钱已经剩不多了!

这时八农造后勤部和造反食堂先后通知我们,现在各单位都要搞大联合,外出的干部职工都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从八农跑出去的“一、三司”观点的师生都要回学校了,造反食堂也要停伙了……

造反食堂停伙,我们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们多么希望回到W县领到工资,领到粮票,过正常的日子啊!

可是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几个月来进展很慢。而从W县却传来什么全县不仅已实现大联会,甚至某公社已率先成立了B州“第一个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W县某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消息!(3)事实上W县打死十多个人的命案并没有人追究,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打砸抢分子依然耀武扬威!W县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丝毫的松动,我们如果回到W县不是被打死也得被打残!

这时我们真是进退维谷,度日如年!

什么时候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才会有重大进展?什么时候运动后期才会到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全地回到W县?

白天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到了晚上头脑反而特别清醒,思前思后不知如何是好,感到格外的空虚……到了半夜,又常常被“八农造”销毁地雷的巨大的爆炸声和极强烈的震撼所吓醒,心脏快速扑扑跳个不停……这爆炸声比起1967年10月W县两派半夜试爆地雷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要巨大得多,据说是因为在八农操场上埋的地雷是用暖气片里装满炸药制成的……

1968年4月6日上午,大哥竟然奇迹般来到八农水工实验馆乱糟糟的临时集体宿舍找到了我!我们从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高中毕业分手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过面!

1958年大哥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K市D中任教。1962年因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大哥精简下放回到陕西家里……

大哥背着个帆布背包,风尘仆仆,但依然衣着整齐。我们用变了调的湖南土话轻声交谈。他说,陕西家里、湖南老家到处都在搞批斗、搞武斗,他只好到处漂泊。中午我们在造反食堂吃了一顿饭。他看着我们在水工实验馆的临时宿舍,十多个人打地铺睡在一间大房子的地上,一派逃难的样子!对门女宿舍的女同胞们又在为死难战友扎花圈!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们在院中嬉戏!躲避武斗的人们神色凄凉进进出出……他认为乌鲁木齐太混乱,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当天下午就起程去哈密看望三弟。我送他到火车站。我当时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还是给了他十元钱。我说,大字报和传单上都说哈密地区武斗严重,一定要三弟注意安全。

八农造后勤部又通知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现在各单位都要大联合,要劝说外地、外单位的战友回原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造反食堂就要停办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一筹莫展,个个人心惶惶,纷纷自找出路……

华飞利笑着看看大家,歪歪嘴调侃地说:“现在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啰!”

手工业联社的张师傅早几天已投奔亲戚去了。

不久,电站的陈师傅说,他跟吴师傅准备回上海老家躲一躲。

张文卡的父母捎口信来,他出身好,悄悄回家躲起来没事。

李玉清也捎话给华飞利,叫他回去,他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难道还敢把他吃了不成!

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嘛,战友们就这样准备各奔东西了!

我也只得给在陕西的母亲写了信,试探能否回去。

1961年在八农读大三的暑假,我干小工挣得70元钱买了一张学生探亲的往返车票,回到西安,家里极其贫困艰难的境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家人都面色青黄骨瘦如柴,挤在一间阴暗狭小的屋子里。读初中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总是双眉紧锁,从无孩子的笑容!四弟1960年中考成绩优异,却因“父亲是右派”而不准升高中,只得每天早出晚归跟母亲一道卖冰棍维持生计!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坚持每个月按时给弟妹汇20钱生活费……却从没想到要去陕西母亲那里,只想在乌鲁木齐坚持上几个月就可回W县了。现在看来是走投无路了,只得考虑回陕西家里了。

母亲很快回了信,叫我回陕西家里去。

一天,王永维突然回到乱糟糟的大宿舍,把魏望荣叫了出去,很长时间魏望荣才回来,而王永维则没回宿舍。

这天晚上大家去大礼堂观看演出。魏望荣通知我留在宿舍有事商量。

大宿舍里只有吴师傅、魏望荣和我。

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挑得很高,煞有介事地责问我:“程技术员,你父亲既是‘右派’,又是‘历史反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组织说清楚?为什么对方总是揪住你不放?”

吴师傅低着头吸烟,黑着脸一声不吭。

那阵势仿佛是我给群众组织抹了黑,大家都替我背黑锅才流落到这里不能回单位不能回家似的!

我愤懑地反问道:“我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W县拖拉机站跟大家一起犁地开荒、修车排故,这么多年了,你们难道不了解吗?我有什么没对组织说清楚的!你们说,我有什么没对组织说清楚的!”

呵!我们三个人长期以来是一个宿舍的室友,一起工作的同事,1966年10月我到乌市区党委上访回站后,在跟“革命派”们辩论时,他俩意外地站出帮我说话,给“革命派”意想不到的打击!1967年元月初我们又一起贴出了全站第一张革命造反的大字报;接着又一起建立了全站第一个群众自发建立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又一起参加夺权;一起走进“文革”的风风雨雨……而今,他们,也就是最亲密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对我表示了怀疑!

沉默了好一会儿。

魏望荣依然皱着眉头:“那你说说你跟张全珠是怎么回事?跟周曼珍又是怎么回事?”

我更加怒不可遏:“有什么可说的!我没有结过婚,女方也没有嫁人!犯了哪条法啦!造成什么影响啦!”

又是沉默。

我昂头推门走了。

我再次遭到自己的战友从背后射来的箭!

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巨大的地雷爆炸声,我伤感地回顾“文革”两年来我的心灵遭到的多次重创:

“文革”初期,李书记、楚秘书就散布“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命,把矛头指向我,我被抄家、被批斗;胡柏新、赵方志们更是要给我戴上“黑帮”的高帽子!我愤而跑到乌鲁木齐上告自治区党委,他们终究没能得逞!在“文革”的进程中,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因为我的“右派”父亲,州公安处S处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竟当面对我进行恐吓威胁;县武装部C政委在背后对我诽谤中伤!--都没能使我屈服!

而今,自己的战友从背后射来的箭,却真正伤了我的心!

由于魏望荣、王永维在战友们中间散布我跟张全珠、周曼珍有不明不白的关系,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严重的道德败坏、名誉扫地的政治事件了!本来战友们逃亡四个多月来,W县“12.6”惨案一直没人过问,前途渺茫、士气低沉,这样一来,军心越发涣散不可收拾了!战友们虽然口头上不说什么,但我已经感到众叛亲离,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了!

虽然我给在陕西的母亲写了信,试探能否回家,可是实际上我还是想留在乌鲁木齐尽量坚持下去,看看北京西苑旅社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谈判究竟是怎样的结果。--现在看来,在乌鲁木齐我是呆不下去了!

不久,吴师傅和陈师傅回上海了。

张文卡也悄悄回家了。

华飞利临走时,撇撇嘴无可奈何地笑笑说:“没办法,老婆娃娃热炕头,一大家子等着,我得回去了。”

到了1968年4月,新疆两大群派众组织在北京的谈判依然没有 什么进展。我把W县“12.6”惨案的有关材料收集整理了一下,准备到北京上访。一方面摸摸谈判的底,一方面也可拖延时间……

同时我还得筹措路费,因为我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于是我厚着脸皮到一些老同学家中去拜访,看能不能借到钱。

我先到高中同学W家,他家整洁安静,大不同他单身时宿舍里乱七八糟。他妻子是北京某大学毕业的高干子女。他也不像过去单身时邋邋塌塌随随便便了,而是变得衣着考究穿戴入时。他不像过去我出差来乌市时,他总会兴致盎然地翻出一些杂志让我看他发表的短诗短文,然后一起喝咖啡牛奶谈天说地;也不像高中时创办诗社,为“青年渠之歌”作词时那样热情奔放溢于言表……

W本是孤儿,出身贫苦,现在却有了“自来红”的的本钱!而遇罗克们因为“出身不好”成了天生的罪人,受尽了种种迫害!

我受不了他那养尊处优居高临下的作派,客套了几句,我就走了,根本就没有向他借钱的意思了。

后来,W成了颇有名气的作家,是我们同学中大有成就者了!不过,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如过江之鲫!

在大十字附近,我看到了街对面的高中同学琦,她依然那样白皙丰腴,只是脸上少了些红润,少了笑容。我在前面提到过她。我们两家都是跟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来疆的,是坐同一辆汽车进疆的!到了高中我们又碰巧分在同一个班级,坐前后位。我们的友谊有所发展,不料我们的父亲,上海解放后都在华东外贸局当科长的父亲,又都相继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团,认为不能黑到一块儿去,中断了跟她的往来……结果是共青团还是因为家庭问题没有接纳我;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她也愤而辍学了……后来她分配到乌鲁木齐某小学任教,肩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一个干部……

我到就在跟前的新疆农科院找到大学同学熊方,看能不能借到钱。他穿着一身工作服,说话还是带湖南老家的腔调。他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同学。上大学时他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且同时学习俄、英、德、法四种文字!我当时除主修俄语外,因在上海小学学过英语,还选修了英语,在同学中已属不多见的,而他竟能争分夺秒同时学四种文字,令我大为佩服!当时他被迫在锅炉房烧锅炉,浪费了大好时光,真令人惋惜!到了80年代,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当上了农科院某研究所所长。

我总算开了口,他很爽快地借给我15块钱!

我没能借到多少钱,又没有别的办法搞到钱。在南门一带居住的农民战友为生计所迫(新农总支援的越来越少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把人民剧场里昂贵的大地毯割成小块到街上去买;有的到吐鲁番倒卖韭菜,八分钱一公斤,偷搭火车到乌鲁木齐可以卖到四角钱一公斤……我也忽然灵机一动想到水工实验室的一间空房里满地都摔着地图仪器,我捡了一盒到大十字寄卖店竞换得十多块钱!在那个年代谁还要绘图仪器呢?我当天就到反修商场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双最便宜的黑力士胶鞋,换下了破得不能再穿的球鞋。这双黑力士鞋陪伴着我到哈密,到陕西,到北京,进了监狱,直到1970年元月进了劳改队发了双棉胶鞋才换下来!

1968年4月29日,我到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

1968年4月30日,我到火车站用王永维丢弃在大宿舍网套下的农技校的学生证试着买火车票,竟然买到了去北京的学生半价火车票!

1968年5月1日,我一切准备就绪,背着挎包从老同学文彬住的教工集体宿舍离开了八农,孤独地、伤感地离开了母校,沿着农场的小路走到火车站。

呵,乌鲁木齐城呵,我在这里上了十多年中学和大学的乌鲁木齐城呵!在你的怀抱我曾度过多少美好时光!而今我却成了一个弃儿,众叛亲离,前途无望,没有了容身之地!

火车长鸣一声,在隆隆的火车声中,我离开了这座原本十分眷恋,而今却令我无比伤感的乌鲁木齐城……


注:
(1)、见《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第147页。
(2)、因为支持“红二司 ”的空九军“7335”部队的战士都穿蓝裤子。
(3)、见《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第148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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