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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12、歧路

1967年4月初,B州州城两大派群众组织分别组织数千人在广场集会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同时把州、县十多名“走资派”(多数是当权的党政领导干部)拉去批斗……

B州和新疆其它地州一样,到1967年3月份,群众组织已形成两大派,开始大打派仗。以“新疆红二司”为首的一派的口号是“打倒王恩茂”,得到驻新疆的“空九军”即7335部队的支持;以“一、三司”为首的一派的口号是“打倒黑武光”,得到新疆军区的支持。红二司观点的群众称一、三司观点的群众为“老保”,意指他们保“走资派”;一、三司观点的群众称红二司观点的群众为“老牛”,意指他们的成分复杂,有牛鬼蛇神混在里面。……开始两派还在街上摆擂台互相辩论;后来,逐渐升级为互相漫骂,直到大打出手。……全疆红二司观点的汽车驾驶员通通鸣喇叭:“嘟嘟,嘟嘟嘟”表示“打倒  王恩茂”;而一、三司观点的驾驶员也不示弱:“嘟嘟,嘟嘟”表示“打倒武光”。再后来发展到把当权派(或称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撇到一边,专门打派仗了。

1967年4月份在W县农村正是春耕大忙时节,李长学、楚尚有在县武装部C政委的支持下重新掌权后,企图通过争夺汽车打压造过他们的反的群众,经我们上告军分区文革接待站陶副司令员后,他们的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终于没有得逞。

两派的派仗又处于僵持状态。

跟县拖拉机站毗邻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农技站)的八个职工中的七个是红二司观点的,只有一个女干部是和稀泥的。还请假回内地探亲了。于是农技站自然成了“造司”的又一个据点,我们常到那里交换传单,商量对策。那年月同一个观点的战友真是比亲戚还亲!若是观点不同,常常会出现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现象……

自从沈桂荣反戈一击,自称是“三司观点”之后,跳得很高,周曼珍跟她住一个宿舍,二人常常发生龃龉,恰恰县农技站孙会计一个人住集体宿舍感到害怕(同舍回内地探亲了),叫周曼珍搬过去同住,两人到还谈得来。

1967年5月初的一天,我到县农技站交换传单之后走出办公室,看到周曼珍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走过去跟她进了屋,原来她现在就住在这里。她朝窗外看了看,没有人,就把门轻轻关了。她满脸忧戚地说:“你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呵,你成天那样拼命忙碌,看都瘦成啥了!饭也不好好吃,每顿200克馍馍都吃不完,食堂里的菜又总是清汤寡水的洋芋菜……”我朝房间里的两张床看了看,问:“你的同舍呢?”她答:“孙会计今天到州城去了。”她特有的甜嗓曼音、女性的芳香立刻冲昏了我的头脑,我突然上前把她抱住,用唇堵住了她的嘴,接着把她搡倒在床上,她平静地闭上了眼……

我亢奋、激动,手忙脚乱,像回到了祖先的蛮荒时代,人间的喧嚣、烦恼、苦难都渐渐远去……

“啊……”一声尖叫,吓了我一跳!

她依然闭着眼,却一脸痛苦不堪!

箭已出弦,我不管不顾,只顾奔向前去……

花心折,桃浪翻,娇声婉转……

啊,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一个男子能品尝到一个处子禁脔的美味,真是此生足矣!

1967年5月中旬,黄同芬给我们送来传单,并传达“造司”的通知,要求“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次日参加全县革命造反派声讨乌鲁木齐新疆日报社“5.8”流血事件制造者的游行示威。

黄同芬还示意传单里还夹着她的一封信,我顺手把那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先看两份最新的传单(1):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关于报社事件来电
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革命职工联合总部,并抄有关各群众组织:(均请新疆军区抄转)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全军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5月8日23时
     
声讨新疆日报报社“5.8”流血事件的制造者
众所周知,军字号新疆日报充当了王恩茂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在“三月黑风”中始终把矛头指向我三新革命造反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查封是绝对的革命行动。但王、张之流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亲自策划、组织,并指挥了“5.8”报社流血事件,打死我造反派战士一名,打伤百余名。
血债要用血来还!
坚决打倒王恩茂!
新疆红二司
新疆革命职工联合总部
1967年5月9日

吴师傅对黄同芬笑着:“芬芬,又送传单来了,小心路上不要叫狗咬着了!”

魏望荣地笑道:“真不凑巧,你那位新疆红二司战友,今天又不在!”大家都知道,魏望荣指的是王永维。王永维在家里住,近来站上又没人管事了,他也不常到站上来。

黄同芬也笑道:“红二司战友多着呢!”

这时周曼珍同李玉清走进屋来。

李玉清见到黄同芬亲热地招呼:“芬芬,过来啦,时间过得真快,你爸你妈还有黄奶奶他们都好吧!”

黄同芬笑答:“还好,还好。谢谢。我爸早就在农场当消遥派劳动呢!”

周曼珍也说:“黄老师来送传单肯定有重要消息。”

张全珠推门进来给吴师傅送了一小包药转身就走。吴师傅说:“谢谢侬。张老乡不坐坐,好长时光没来坐了。”周曼珍也说:“老乡,坐坐再走。”张全珠边走边说:“有人等着打针。”

--以后我常常回忆这一特殊时刻:三个跟我有过特殊关系的女人,竟然在那一刻齐聚在我身旁!

这大概就是平常所说的“交桃花运”吧!

在“文革”的那段时光,李书记、楚秘书们针对我的大学学历公然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胡新柏、赵方志们借我的家庭出身、右派父亲往我身上抹黑!州公安处S处长们当面对我恐吓威胁,县武装部C政委们背后对我诽谤污蔑!我不断地受到冲击批判!大字报大标语把我当作黑靶子,轮番轰炸!“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道路的典型”、“野心家”、“阴谋家”等等黑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我头上,我被涂得浑身污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精神备受摧残!肉体备受折磨!我住在像会议室一样嘈杂紊乱的集体宿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吃着集体食堂清汤寡水的菜饭,身体消瘦,面色青黄……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动后期才会到来,也不知道运动后期会有什么结果!唯有拼搏到底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信心期待在支撑着我!

细细一想,当时的我很像一只被追赶被围堵的困兽!就在同时,我竟受到几个女人的青睐,真使我受宠若惊,迷惑不解!

当懵懂未开的儿时,我对女人感到神秘敬畏;当我满怀青春的豪情为理想为事业而奋斗的时候,女友却弃我而去;而今,当我四面楚歌,困兽犹斗之时,却交了桃花运!

女人真是难解之迷呵!

听人说,人在交桃花运的时节,厄运就要临头了。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证实了这个说法。如果说,在“文革”期间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此期间的桃花运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言归正传。黄同芬一走,周曼珍就对吴师傅说:“现在没人了,李玉清要向你们告状呢!”

李玉清一双大眼睛瞪得圆圆的,用广西腔的普通话说:“吴师傅、程技术员,你们几个头头都在,你们要管一管华飞利啊,--我们都已经有两个小孩了,他还在外面胡搞……你们如果不管,我们一闹,老保就知道了,丢‘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人呵!”

吴师傅说:“你怎么知道华飞利在外面……”

李玉清说:“我给他洗衣服从口袋里搜出来一个女人给他的信,我一审,他都承认了。”

吴师傅说:“他承认了,改了就行了嘛。”

李玉清忙说:“你们可不能包庇他呵!他没有改我才能找你们的!那女的是州城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

吴师傅说:“我们怎么能包庇他,我们一定要他改正错误!老保正要找他的岔子,想要把他换下来,抢走汽车呢!”

魏望荣也皱着眉头说:“华师傅也太忘乎所以了!如果不是陶副司令员主持正义,汽车早就叫老保抢跑了!李玉清,你们两口子千万要顾全大局,不要叫老保钻孔子!等华师傅回站,我们找他说清利害关系!”

李玉清连连点头,同周曼珍走了。

等宿舍安静了,我打开黄同芬的信:

程:
近来我感到很苦闷。我们家的书也在“文革”初期被抄走了。我手头只有《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书。《牛虻》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了。近来我一直在思考牛虻受骗上当的事,难道我们就没有被骗吗?
我常常回忆我们一起谈名著、谈诗歌、谈理想的日子,我渐渐懂得鲁迅先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意涵。
就此打住。还是请你把这封信烧掉。
1967年5月

看完短信之后,我悄悄把它烧了。

从1967年元月黄同芬、王永维他们那一批学生从乌鲁木齐分配到W县以来,大家看得出王永维跟黄同芬是一对恋人;后来王永维跟沈桂荣越走越近,跟黄国芬来往越来越少,这三角关系到底怎样发展了,大家都不得而知。不过,近来王永维跟沈桂荣已经公开出双入对:王永维常常到沈桂荣宿舍来,沈桂荣也常到王永维的家里去,他俩都不热心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了……

现在黄同芬的这封信,明白地向我表达了情意,我的内心骚动起来……其实早在1966年9月我在乌市见到黄同芬跟王永维的亲密关系后,我就告诫自己:自己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我陷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情网……不久前我又得到了一个一直爱着我的女子的处女身,我该知足了……

可是,当我想到黄同芬那娇小玲珑的青春的躯体,她那清沏见底的眼睛,以及我们对文学对人生的不谋而合的见解--这封短信又点燃了我的欲望之火!在我心里其实也恋慕着“红颜知己”黄同芬!

这当然是我内心的秘密:也就是常说的不道德的“脚踩两只船”。

不知在何时,我的内心早已被污染了,在情感方面已走上了岐路!

翌日早晨,不用勤务员集合,“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战友们都自动来到我们宿舍的门前空地集合。战友们似乎预感到乌鲁木齐这起新疆日报社“5.8”流血事件不是一个好征兆,在这起事件中,一名造反派战友被打死,一百多名造反派战友被打伤!王张之流竟然对造反派开了杀戒!战友们个个态度严肃神情激愤。

周曼珍抱着毛主席像的相框走在队伍的前面。

买合提举着“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旗帜紧随其后,战友们三个一排整整齐齐地列队前进。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人民广场。

我走在革命造反派战友的队伍里,深为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及其活动所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是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从建立一开始就跟炙手可热的当权派没有任何联系,在政治上经济上不会得到丝毫的好处,尤其是军分区介入地方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以来,明显地偏袒对立一派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友是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毛主席在“文革”前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为了反歧视反压迫,为了捍卫久违了的自身人格的尊严而奋起抗争的!

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文革”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歧视和压迫,一些人更是成为历次运动的整肃对象,积怨被“文革”之火点燃,于是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大,以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主体,广大群众大规模自发参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反歧视反压迫的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有人把这个阶段以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为主体的“文革”称为“群众文革”,它与“官方文革”是不同的,它随着1969年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覆灭而结束。--我作为一名“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认为这种提法是与事实相符的。

有反对这种提法的人认为,“革命造反派”也是奉旨参加“文革”的,并没有建立新秩序,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请问:在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尚且无能为力自身难保,又岂能苛求一般群众?群众对“文革”及与“文革”一脉相承的诸多灾难也得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呵!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群众对贪腐现象表示痛恨厌恶时,常常听到“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先把这些贪官收拾掉!”这样的说法,就是人民群众对“群众文革”那段时光的怀念。

到了二十一世纪,有的人因对改革开放以来“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造成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不满等,而对打出毛泽东旗号美化“文革”的提法表示附和;有的人则叫嚷为“四人帮”平反,开始第二次“文革”;有的人甚至重蹈“文革”的种种做法!--值得人们警觉和反思!

也可见,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文革”的幽灵就会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逡巡,在某一天,又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那将是何等恐怖和惨烈的景象啊!

这些都留待学者们去研讨吧。

在这里,我只是努力把亲历文革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作个见证而已。对于记述的事件不作任何虚构;而对于人物和地点则作了改动,以免对号入座。

一天晚上宿舍难得清静了一会儿,李玉清和华飞利带着两个小孩来到我们宿舍。李玉清把房门关了瞪大眼睛悄声对我们说:“你们说他会改,他改了吗?我要到州城去找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华飞利坐在长凳上,满脸愁容,眼睛盯在地上,一声不吭,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大儿子四岁,小儿子两岁,两个孩子老老实实站在他身旁,也是满脸愁容,一声不吭。

魏望荣皱着眉头说:“华师傅你难道不知道,李长学楚尚有还盯着我们呢!他们抢占汽车的事儿还没有完呢!不能叫他们抓到把柄看我们的笑话!”

吴师傅也皱着眉,抽口烟说:“华飞利是要好好想一想,老保盯着我们呢!”

华飞利点点头,“嗯,嗯”了两声算是应诺。接着低着头,牵着两个孩子走出门去,李玉清也跟着走了。

我一直没有开口,因为我自己也陷入恋情之中,在那时,男女间恋情一旦暴露,无论正当与否都会成为对立一派攻击的借口,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此后,果然没见李玉清再来告状。

一天,我到修理车间找吴师傅商量问题,看到修理车间外面的空场地上,一位高个儿的年轻人正挥笔在木制的大画框上描绘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我不禁驻足观看:只见这位年轻人穿着府绸短袖衫和东方呢裤子,正在描绘毛主席的脸的细部。他见我在一旁观看也就停下笔来。

这时一位中等个儿小眼睛衣着考究的年轻人从旁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手:“程技术员,你好!”然后压低声音说:“我们在伊犁也是同情‘红二司’的,可是为了工作方便,只能在表面上‘和稀泥’(2)!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凤岐,他叫杨连生。我们是伊犁工艺美术社的,是县政府邀请来画毛主席像的,同时给几个单位画。”

我诧异地问:“你怎么认识我呢?”

王凤岐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笑道:“这里谁不认识程技术员?”

一说是同情“红二司”的,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那时新疆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同情“红二司”的,由于怕得罪当权派等原因,只能说是“和稀泥”的。

“三月黑风”以后,在表面上,县武装部成立了“生产办公室”领导全县各部门的工作;实际上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各单位的原领导班子在背地里又恢复了运转。“红色军团”、“向阳战团”仗着李长学楚尚有背地里实际上还掌着权,可以用公款支付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价格不菲的费用;而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游行集会时则只能仍用原来那帧较小的带相框的毛主席像。

杨连生、王凤岐在县拖拉机站画毛主席像的那些天,到了夜晚,戴吉才总要在伙房设宴款待他们。胡柏新、赵方志一帮人也到伙房一起大吃大喝,喧声鼎沸,肆无忌惮。

不久,王凤岐和杨连生以“诈骗罪”被捕。

原来他俩看到群众组织游行集会时都要抬出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来表忠心已成为一种时尚;而杨连生是美专毕业的,可以作画。于是他俩策划以“工艺美术社”的名义,从事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这项热门生意,果然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欢迎!

王凤岐和杨连生被金钱和酒肉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他俩在M公社作画时,杨连生勾引了一位当售货员的哈萨克族姑娘;王凤岐则勾引了一位蒙古族少妇。恣意作乐之后,他俩想甩掉她们回伊犁去。不料这两个女人鬼迷心窍,以为真是遇到了白马王子,相约弃家骑马来追他们,欲与他们共赴朝思暮想的花花世界!终被他们的家人发现并告发!王凤岐和杨连生才双双落网,“诈骗案”才暴露出来!许多单位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被收到公安局去了。

这个案件发生在红得热火朝天的文革年代,真是当时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奇闻!

据说,王凤岐还是当年颇有影响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党”的成员。


注:
(1)、摘自《新疆红二司传单汇编》。
(2)、文革中指观点模糊、不沾派别的态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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