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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10、遭到恐吓与威胁

1967年2月初,县中红卫兵和县上各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定在县影剧院举行。通知下达后,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像往常一样,大家都会自觉地到我们宿舍门口的空地上站队集合,早些日子还要勤务员催促,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喜欢出头露面的沈桂荣总是抱着毛主席的彩色大相片的相框走在队伍最前面。

面目黝黑的维族小锻工买合提总是庄重地举着红底黄字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旗帜紧随其后。

大家会自觉地排成三行队列前进。

魏望荣和库查巴依走在队列外,引领大家高呼口号或唱革命歌曲。

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数十人的队伍,可是W县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呵!

县影剧院的台上大横幅白底黑字写着: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

两边的条幅是:

炮轰县党委
火烧许进俊

扩音器里反复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乐曲。

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队伍陆陆续续拥进会场,影剧院很快就挤满了人。

台上几个学生红卫兵头头和县上最早写出革命造反大字报的王老师、马老师,还有县党委干部轩金烈、张生雨,县政府的王其武以及陆成剑、魏望荣、王永维等革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正在商量着什么。

台下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互相拉歌,革命歌声此起彼落革命气氛火爆狂热: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 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 鲜花开放
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 英明的领袖
敬爱的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 毛主席 万岁 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

忽听得台上主持会议的女红卫兵对着话筒一声高喊:“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现在开始!”只见那女红卫兵戴着没帽徽的军帽,留着两根刷刷辫,臂戴红卫兵袖章,身着军便服,大挥着胳膊,像演样板戏似地又高喊了一声:“把走资派许进俊等押上台来!”

只见几个红卫兵应声把县委书记讲进俊和各公社牧场的五个书记带到了台上,六个书记个个低着脑袋脸色苍白。

这时台上台下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口号声:

“炮轰县党委、火烧许进俊!”
“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
“向县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许进俊书记穿了件褪了色的带窄绒领子的兰色旧皮袄和黑呢子裤,脸上大颗大颗的汗直往下滴,但仍跟着大家一道举起右胳膊喊口号;其余五个书记则战战兢兢地低着脑袋。

接着大会通过了: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
给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的贺电

大会还发出了十项“紧急呼吁”,提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各级走资派等。

各级党政机关和各单位部门实际上已相继瘫痪。

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以新疆红二司为主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一月下旬也夺了王恩茂的权。事实上各级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至少形式上如此),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机构早就瘫痪了,不管事了。所谓“夺权”运动,只不过是这场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浪潮中的一个大浪头而已!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夺权,这个潮流当时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一片“夺权”的声浪中,“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刘明才首先发言:“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现在到处都在夺权,‘红铁牛革命造反团’不夺,‘红色军团’也会夺!”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的拖拉机手,是自流进疆的,因为出身好,敢说敢干,无所顾忌,投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尽心尽力,已经近乎狂热了!

库查巴依也同样近乎狂热:“别的单位都是革命造反派夺权,老保靠边站!”

魏望荣皱着眉说:“《人民日报》讲‘夺权必须大联合’……”这位年轻工人考虑问题总能从多方面考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锻炼,他在写稿、讲话、组织能力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说:“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和‘红色军团’这两个组织的观点针锋相对是不可能大联合的,好在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在全站职工中人数占多数,这本身就是大联合了,因此,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可以暂时行使‘夺权指挥部’的权力,以各战斗队联合的名义,以全站大多数职工联合的名义夺权!”

吴师傅也点点头:“我看可以,就这样吧。”

其它勤务员也表态同意我的看法。

没有人发表不同的看法。

于是我对“夺权”工作作了初步安排:

由魏望荣起草《夺权声明》。周曼珍刻印。由魏望荣在“夺权大会”上宣读。

由刘明才带“东方红战斗队”负责张贴和发给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由沈桂荣带“红色娘子军战斗队”布置会场并接待其它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与会的战友。

由艾达洪和库查巴依带“天山战斗队”负责会场的安全警卫和办公室及办公桌柜的加锁加封。

由“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联席会议暂行“夺权指挥部”的权力。其成员全部在“夺权大会”主席台就座。

“夺权大会”由吴锡利主持。

大家也一致表达通过。

吴师傅也欣然接受。

我当时特别考虑到给办公室和办公桌柜加封加锁,也是顾虑到运动后期算总帐,我们不能在关键问题上出错授人以柄。

至于夺权以后究竟怎么办,究竟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的确没有多加思考,其它勤务员和广大群众似乎也没有更高明的看法。

魏望荣写的《夺权声明》我只改了几个标点符号,改用了两条最新最高指示。魏望荣写传单写讲稿的水平提高很快,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周曼珍本来字就写得好,刻写蜡纸和油印传单的本领在纪会计的指导下已经很熟练了,但是这次夺权事关重大,还是决定请纪会计刻写,周曼珍油印。这台油印机原是财务室报损的,纪会计拿来,吴师傅修理了一下还很好用。

刘明才带“东方红战斗队”张贴发送传单也已是轻车熟路,应当没有问题。

张采购也主动来写了“夺权大会”和一些标语。吴师傅则写了许多封条。

我已经习惯从整体上考虑一些细节:

查找核对最新最高指示和有关《毛主席语录》;

采用的标语口号要符合两报一刊最新社论的精神;

按规定到州城公安部门备案,刻制一枚“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的印章。

从报纸上摘录下来一些最新用语,写了一份由吴师傅宣读的夺权大会结束讲话。

特别嘱咐吴师傅和魏望荣,遇到问题要及时碰头商量--因为按照惯例,我只能和群众一起坐在台下。

夺权按计划在2月16日上午进行。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各战斗队的成员和县中红卫兵及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把大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吴锡利主持会议,宣布夺权大会开始,夺权指挥部的成员就座。

接着夺权指挥部的成员吴锡利、魏望荣、王永维、刘明才、徐振华、华飞利、沈桂荣、艾达洪、库查巴依等走上主席台就座;同时,“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带李长学和楚尚有在主席台的侧面就座。

吴锡利拿着《会议议程》念道:“现在由魏望荣宣读《夺权声明》。”

魏望荣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高声宣读《夺权声明》:

最新最高指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夺权声明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在新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联合了全站大部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职工,决定夺取本站的一切权力,并成立“夺权指挥部”,暂行负责本站的一切有关事宜。
特此声明。
县拖拉机站惊雷战斗队
东方红战斗队
东风战斗队
红旗战斗队
红色娘子军战斗队
天山战斗队
1967年2月16日

魏望荣宣读完毕,随即把油印好的《夺权声明》(加盖了已在有关部门备案的“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印章)交给李长学和楚尚有。

吴锡利作了简短的讲话(照着讲稿念的):“这次夺权是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同时,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要努力搞好机具冬修和备耕工作。”然后,他宣布由“天山战斗队”带李长学和楚尚有一起去查封办公室的柜子、桌子和屋门,同时宣布散会。

夺权大会进行得很平静,很顺利。我在台下松了一口气。

“红色军团”面对“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夺权显得进退两难,束手无策:既不敢去夺当权派的权;又不敢阻挡“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夺权。不过它也不买“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夺权的帐。两派对立更加尖锐。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虽然夺了权,也把办公室的桌子、柜子和门都贴了封条,却没有进驻办公室;虽然号召全站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本职工作,却没有真正发号施令。勤务员们还是在我们宿舍碰头。

2月16日下午家在街上住的学徒工张文卡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宿舍,说:“街上的人说,我们的传单《夺权声明》上写错了字,把‘无产阶级’的‘无’字写成‘资’字了……”

我们立刻拿过传单来一看,果然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中的‘无’字误写成‘资’字了!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出了这样的笔误,真是引火烧身,吃不了得兜着!

我立即起草了《紧急更正启事》,周曼珍迅速刻印出来:
                                   
最高指示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紧急更正启事
由于粗心大意,我们在《夺权声明》中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句中的‘无’字误写作‘资’字了,特作紧急更正。
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
1967年2月16日

在我们宿舍的魏望荣、刘明才、徐振华、周曼珍和冯秀萍等通通上街张贴分发《紧急更正启事》,并找到上午张贴的《夺权声明》,当场用笔更改,这样一直折腾到天黑,大家才回来。

不料2月17日上午又有人传来更可怕的消息:昨天下午当场用笔改的传单上有的出现了更大的错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中上面一行的“无产阶级”中的“无”字原来错写成“资”字没有改过来,却把下面一行的“资”字改成“无”字了,这样一来全句竟变成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错误在当时真正是罪上加罪,罪加一等了!
我们只得动员大家再上街去更改。

这么改来改去,“证据”早已被“红色军团”搞到手,告到上面去了。

我们赶紧找底稿,怎奈人多手杂,底稿也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县公安局的G局长、李奋一陪着一名年龄稍大的公安人员各骑一辆摩托车径直来到我们宿舍。李奋一没有进屋,瞪大眼睛,抿紧着嘴,像是站岗。

我同吴师傅、魏望荣正在交谈“抓革命促生产”并没有得到群众响应的问题。周曼珍正在转刻一张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

他俩一进来,我们就起身给他们让座。

瘦削文弱、精明干练的G局长面带笑容给我们介绍年龄较大的公安人员:“这位是州公安处S处长。他来调查一件事。”然后向S处长介绍:“这位是拖拉机站的吴师傅,这位是程技术员,这位是小魏。”

S处长双眼大而深陷,有点像猫头鹰。他微笑着打开公文包掏出一张传单递给吴师傅,--那正是一张我们刻印错了又更正错了的传单《夺权声明》!--问道:“请谈谈你们传单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魏望荣皱着眉头答道:“当然是笔误!我们已经印发了《紧急更正启事》。”

S处长的脸忽的变得严肃:“我们要看看传单的底稿!”

吴师傅拉着上海腔说:“我们发现传单出现错误就找底稿,但没找到,”吴师傅指指我们宿舍床上桌子上凳子上到处摆着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及各种颜色的纸张、油印机等等,说:“你看我们这里地方小,人多手杂,东西也散乱。”

S处长的脸忽又露出笑容,大眼睛滴溜溜地转:“那么底稿是谁写的呢?”

吴师傅说:“底稿是我们二号勤务员魏望荣写的,程技术员修改的,纪会计刻的。”

S处长的猫头鹰眼睛把我们几个扫了一圈,说:“魏望荣怎么写的,纪会计怎么刻的都没啥,只是程技术员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对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如此了解大出我的意料,而他毫不掩饰是冲着我来的,使我火冒三丈:“既然S处长了解得如此清楚,那末,S处长你看我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那双猫头鹰眼又朝我们扫视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这不是来调查嘛,C牧场出现了类似的‘反标’,我们马上逮捕了当事人!这事你们都知道吧!“

这是明目张的胆恐吓,肆无忌惮的威胁!

我态度强硬地:“那你就看着办吧!”

吴师傅板着脸,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挑起,二人几乎同时站起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

周曼珍也站起来对S处长怒目以向。

S处长依然皮笑肉不笑地自找台阶:“群众有举报,我们来调查调查,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说着同G局长起身出去。G局长今天到是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宿舍门口早已聚满了围观的群众。

戴吉才在路旁跟G局长笑嘻嘻地搭话。

胡柏新、赵方志一帮人也在远处喜笑颜开。

S处长、G局长和李奋一踩响摩托车一溜烟扬长而去。

“魏望荣怎么写的,纪会计怎么刻都没啥,只是程技术员是怎么修改的呢?”S处长的这番话引起我的深思。 说明公安机关对我们的传单事件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魏望荣即使草稿写错了也没关系;被称作“贪污分子”、出身也不好的纪映铭即使刻印错了也没关系;单单是处于中间环节改稿的我程晓龙若是把传单草稿改错了一个字就得法办!

S处长置常识于不顾:我若是把传单草稿改错了,纪会计会照着刻写吗?

按照S处长的口气,这传单如果是我刻写的话,早就像处置C牧场的“反标”的办法那样把我逮捕归案了!

就这么一张传单的字误竟劳堂堂州公安处处长亲临光顾!在基本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处长大人竟蛮不讲理地对我进行恐吓和威胁!

我作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有权参加革命活动,我可以作为革命的一份动力!我为什么只能作为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的“革命对象”呢!人活一口气呵!虽然我总是先入为主按教条办事,按教条活人,但在我的心底还保留着那么一丝人格尊严,这或许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为了这点起码的人格尊严,也就是为那一口气,我被迫拿起当时的合法的“常规武器”--“要文斗,不要武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奋力拼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许多年过去了,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程,我从来就不是像遇罗克、张志新、郭路生、程正湘们早就看透了“文革”的实质的近乎“生而知之”的高人;可我也不是给人打了左脸又让给右脸打的清教徒!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在屡屡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被迫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是很自然的。

S处长们的恐吓和威胁的手段也未免水平太低了点!大约一年半以后他们终于找到借口对我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报复--对我判了重刑!

S处长们以为手中有点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充其量不过是类似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而已!没过几年我就得到了平反,社会还了我清白,我成了“文革”的幸存者!

然而,张志新、遇罗克们还是被S处长们杀害了!S处长们的恶行已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一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S处长、G局长和李奋一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红色军团”所在的办公室人进人出,个个兴高采烈,到处张贴新的大标语:

揪出‘2.16’夺权的幕后黑手!
把群众组织中的王金波们揪出来示众!
石河子“1.26”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许牛鬼蛇神翻天!

过了两天,库查巴依气急败坏地来对我们说:“艾达洪的姐夫是派出所副所长,他到艾达洪家对我们说,上面讲了,县拖拉机站有坏人,‘2.16’夺权有坏人插手,要我们跟坏人划清界线……艾达洪他们要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我说‘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大方向是对的,他们不听!”

我们当时在场的勤务员开了个碰头会。

沈桂荣说:“看样子公安部门是在调查程技术员的情况呢,程技术员就不要插手群众组织的事了!”

王永维接着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王永维跟沈桂荣从小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后来沈桂荣的父母调到州城去了。沈桂荣是县“乌兰牧骑”宣传队的成员,长得面目姣好,身材婀娜,能歌善舞,皮肤白皙,外号“白牡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在“火烧”某领导同志时,有大字报揭露该领导有作风问题,出现了“沈XX”的名字,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名誉才把她从县文化馆调到拖拉机站的。

魏望荣皱着眉,左眉压低,右眉挑得很高,点点头表示同意沈桂荣的意见。

我调侃地说:“行啊!那我就多‘促生产’,你们多‘抓革命’呗!”然而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的历史我的表现清清白白的,还有什么可调查的!无非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我只能当作革命的对象,当作批斗的靶子!并且还要借革命造反派战友的手来打压我。

周曼珍像以往一样,每天都把站上出现的情况、新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主要内容讲给我听:

“艾达洪他们‘天山战斗队’十来个人用维文写大字报宣布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同时参加‘红色军团’了!‘红色军团’立刻贴出了大标语:‘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她还帮我从食堂把饭打回来:一个200克的大馍馍和一碗洋芋菜。

我一边吃饭一边起草新的大标语的底稿,回击‘红色军团’:

“2.16”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检修备耕工作!

同时,我还以“夺权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反对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检修备耕工作的通告》交给吴师傅,让他在勤务员碰头会上研究通过印发出去,同时要求“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全体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冬修备耕工作,不理会红色军团的挑衅。

吴师傅表示同意,像以往一样提起毛笔铺开纸把我起草的大标语写好交给张文卡和买合提两个小青年去张贴。

周曼珍也把《反对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检修备耕工作的通告》刻印了出来,只等勤务员碰头会后就印发张贴出去。

宿舍没有其它人时,周曼珍安慰我:“别听他们的,该咋样还咋样。出身不好的人都该死吗?”

吴师傅天天都到车间去,不是给检修的拖拉机刮瓦就是研磨气门,我也常常去帮着干,观看形势研讨对策,人心惶惶,哪里还有心思“促生产”呢!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虽然按《通告》的要求到车间、到工房、到自己的工作岗上,也没有心思干活……

“红色军团”现在人数已经超过“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为多数派了,更是不把“夺权指挥部”的《通告》放在眼里,根本就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活!

魏望荣、王永维和沈桂荣几个则常常参加县上其它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活动……

黄同芬又来给我们送传单和红卫兵小报,这回主要内容都是反映和批判“二月逆流”的!

这次她不是红卫兵装束,而是一年前的打扮:向上翘的两条刷刷辫成了过去向下梳的两条短辫,穿着红条绒上衣,兰华达呢的裤子,显得娇小玲珑。她特地把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交给我,说:“你看看这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吧,这是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给我寄来的,这位作者的见解和勇气真是非同凡响呢!”

我拿起《出身论》就看,立刻被它朴实的语言,敏锐的见解所折服: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而又不公正的现实,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作者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文。

我认为《出身论》是对甚嚣尘上的反动血统论的声讨!是对党的“重在表现”政策的诠释。

《出身论》对我来说,本应是一副清醒剂。在政治上我不断遭到种种歧视和迫害,弟弟们个个都不准升学……不都是“家庭出身”造成的吗?然而我骨子里仍然对共产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抱有信心期待,认为种种不公只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已。因此《出身论》反而更加激励我奋起跟《血统论》进行搏斗,我要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证明自己是一个自觉革命者!

黄同芬看我们宿舍到处摆放着大字报、大标语、传单、纸张、油印机等,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看我废寝忘食地投身文化大革命,也得知S处长G局长来恐吓威胁过,她不禁忧心忡忡地说:“你这样奋不顾身,又能怎样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人活一口气!那些假洋鬼子们一再打压我,涂黑我,我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我偏要投身革命!”

黄同芬看我义无反顾地态度,只得叹息一声,不再多说什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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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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