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文革生死劫 》9、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分类:

wenge.gif

                        ----作者:晓龙

9、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1967年1月3日的深夜,当群众从我们宿舍陆续散去之后,我跟吴师傅、魏望荣商讨明天开会应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早晨贴出去的一张大字报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县拖拉机站的多数群众用大字报用言行表示了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和声援!

我首先建议:“明天开会由吴师傅主持,小魏作补充,我作记录。”吴师傅摇摇头说:“我的上海口音太重,大家听不清,还是你们讲,我作补充好哩。”我说:“那就小魏主持吧,小魏在拖训班当过班长,锻炼锻炼。”魏望荣点点头:“那我就试试。”

我翻开笔记本,说:“我拟了一个提纲,明天开会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联合以后群众组织的名称?原各战斗队仍保留自己的建制。
2、联合以后群众组织的勤务员名单--由原各战斗队的一号勤务员组成。
3、斗争大方向:按照《16条》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行动纲领:《16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5、斗争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许搞变相武斗。

你们看还有哪些补充?”

吴师傅托着烟斗想了一会儿,说:“就先讨论这几个问题吧,看大家有啥意见再补充。”

魏望荣也点头说行。并把我写的提纲拿过去抄写下来。

我对吴师傅和魏望荣说:“按照元旦社论的提法,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初期,又被打成‘黑帮’,但我也是革命的动力!可是现在‘血统论’盛行,为了不被所谓的‘革命派’找到藉口,我就在群众组织里当个记录员,尽我的一份力量。你俩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可要在斗争中多锻炼,走到台前,走到台上,也打打那些‘革命派’、‘大老粗’的威风!”

一月四日上午各战斗队的勤务员纷纷到我们宿舍开会。有的群众也参加了开会。

我坐在桌旁准备作记录。

魏望荣看人来得差不多了,跟吴师傅商量了一下,吴师傅就站起来说:“人到得差不多了,现在开会吧。由‘惊雷战斗队’的魏望荣先讲两句。”

魏望荣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个笔记本,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各个战斗队愿意联合起来,才在这里开会。那么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勤务员和怎样开展活动需要大家讨论决定。先讨论联合起来的名称吧。”

刘明才首先发言,声音特别高:“我们联合起来就叫‘红铁牛革命造团’。外单位一看‘红铁牛’就知道是拖拉机站的,我们拖拉机站可是县上工人最集中的单位呵!”刘明才也有初中文化,也是州拖训班培训过的。个头不高,讲起话来声音很高,他是第三机耕队的拖拉机手。

华飞利一字一句地说:“我赞成这个名称,乌鲁木齐的‘老保’骂革命造反派是‘老牛’,我们就是人民的老黄牛,革命造反的红铁牛!”

徐振华高声道:“就叫‘红铁牛’,气气老保!”

魏望荣问:“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齐声回答:“没有!”

魏望荣说:“那么,第一项,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就叫‘红铁牛造反团’,这就通过了!”第二项,‘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组成,我们提议由各战斗队的一号勤务员组成,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齐声回答:“没有!”

我紧接着发言:“我提议由吴师傅担任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号勤务员。”

大家又齐声喊道:“同意!”

我立刻把吴锡利的名字补充在已写好的各战斗队一号勤务员的名单的前面,交给魏望荣:“你把它宣读一下,看大家还有其它意见没有?”

魏望荣照着名单念了一遍: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勤务员名单:
吴锡利  一号勤务员
魏望荣  “惊雷战斗队”(站部、修理厂)
刘明才  “东方红战斗队”(第二、三机耕队)
徐振华  “东风战斗队”(第一机耕队)
华飞利  “红旗战斗队”(汽车、后勤)
沈桂荣  “红色娘子军战斗队(一些女职工)

当魏望荣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现在担任站部警卫工作的姜立发说:“我晚上巡夜,白天睡觉啥也不知道,听说成立群众组织我就来了,我还没有参加战斗队呢!不过,我先发表个意见,在勤务员里应该把程技术员加上!”

炊事员权清河也附和道:“我也同意老姜的意见,程技术员不能拉下!我和老姜一样也没参加群众组织呢!”

接着徐振华、刘明才和华飞利也先后表态说同意姜师傅和权师傅的意见。
(请注意,这就是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吴师傅悄声对魏望荣说:“按照大家的意见,把程技术员的名字补充在勤务员的名单上。”魏望荣点点头,把我的名字写上了。

魏望荣又看着笔记本把我草拟的提纲上的斗争大方向、行动纲领、斗争手段等念了一遍,大家都表示同意。

吴师傅又问:“大家还有别的补充意见否?”

沈桂荣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带镜框的大的毛主席像,像别的单位一样,开会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面。”她是“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的勤务员,是从县文化馆调到站上不久的“出纳员”,接替胡柏新的出纳工作,胡柏新则专职从事青年工作,沈桂荣也只有二十岁,是县“乌兰牧骑”的成员。

刘明才接着说:“还得有一面旗帜:红底黄字,上面是一行小字‘W县拖拉机站’,中间是一行大字‘红铁牛革命造反团’,让大家知道我们是W县的工人阶级!”

华飞利站起来大声说:“我看明天准备一下,后天就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宣布‘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把全县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都请来,把县中红卫兵也请来,造个声势叫‘老保’看看!”

大家都表示同意。接着又讨论了分头准备后天开大会的有关事项才散会。

一月六日下午,“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W县拖拉机站的大会议室兼食堂举行成立大会,县上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像县党委的轩金烈、张生雨,县政府的王其武,还有陆成钊等县上知名的造反派人物都来了。县中红卫兵在王老师、马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唱着“革命造反歌”进场,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各组织互相拉唱革命歌曲,歌声此起彼落,群众情绪十分高涨!

大会按照我草拟的程序进行。

沈桂荣担任大会司仪。她在“乌兰牧骑”就常当报幕员。

刘明才宣读由我起草的对全县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光临大会的欢迎词。

魏望荣宣布W县拖拉机站“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

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致词。

正当大会进行的时候,由维吾尔族锻工艾达洪和伊犁农校毕业的哈萨克族职工、第二机耕队的库查巴依带领的由十多名少数民族职工组成的“天山战斗队”列队进入会场,艾达洪和库查巴依走上主席台,分别用维语和哈语宣布“天山战斗队”加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受到全场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欢迎!

这样一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员的人数占了全站职工总数的大多数!

面对前所未有的群众真正自发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景,李书记楚秘书们当然是毫无思想准备,不能理解也不知所措。胡新柏和赵方志们更是惯于看李书记楚秘书的眼色行事的,就更不理解更不知所措了,只得暂时偃旗息鼓。到是戴吉才几个认为自己有别于“保派”,站在路口跟来参加大会的外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交谈着说笑着。

革命造反派组织一成立就自然而然地站在“新疆红二司”一边,认为王恩茂和本单位的当权派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群众。革命造反派组织互相串联互相交流,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张贴一些红二司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他的狗头!
向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
炮轰县党委,火烧许进俊!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如火如荼。

胡柏新、赵方志和那些一直跟着党支部指定的“文革领导小组”走的人,看到如此众多的群众撇开了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自发地建立革命造派反组织,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无拘无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像以往那样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群众;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保当权派。因为当时的舆论导向已把“当权派”混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们傍偟了许多时日,终于自上而下地回过神来,原来“文革领导小组”的人马改头换面相继建立了自称是“革命派”的组织,胡柏新、赵方志等也宣布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军团”,他们也很自然地站在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红一司)一边,认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王恩茂领导下的各级领导干部 也都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观点几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群众组织也在不断地产生、凝聚、分化、组合……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以后,按照《16条》的规定和中央两报一刊的最新精神,组织大家写了许多揭发批判站领导(当权派)的大字报:

从“四清”运动到“文革”初期我站的斗争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站领导显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什么陈秘书贪污案的真相一直没有公开?陈秘书为什么自杀了?

为什么孙统计因为给领导提了意见就被“下放”回老家农村了?

为什么领导干部 的工资年年有提高,有的还连升二级?为什么职工的工资几年来从来没增加?

为什么领导干部的家里违反规定喂了那么多牛羊到没有受到批判,而高师傅帮人焊盆焊锅却受到了批斗?

……

群众写大字报的热情很高,但有的错字连篇,有的恐吓漫骂,有的发泄私愤……不一而足。我虽然在群众组织的会议上一再要求大家在写大字报时要摆事实讲道理,掌握大方向,还帮助战友修改和抄写大字报,但群众运动就是群众运动!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大会议室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 ,以胡柏新为首的“红色军团”的人马自然不会来参加,但“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员的人数占了全站的大多数,县上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

会议由魏望荣、刘明才和库查巴依主持。

徐振华带“东风战斗队”负责接待外单位的战友和维持会场秩序。

艾达洪带“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负责带被批判的李书记和楚秘书到场。

沈桂荣负责领唱革命歌曲。

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甚至魏望荣、刘明才的讲话稿,艾达洪等带李书记和楚秘书到场不得有任何变相武斗的动作都是由我事先起草了一个提纲,并在勤务员会议上由魏望荣主持讨论和事先作了安排布置的。

为了避免“红色军团”借题发挥我因为“出身不好”,尽量少出头露面,只能在幕后为群众组织出谋划策。

大会基本上是按我草拟的提纲进行的。

李书记和楚秘书由艾达洪和“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带到会场,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李书记和楚秘书比较配合,艾达洪和“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在言语和行动上也比较得体,没有过激的言词和动作。--我在群众席上特别注意着这个过程,不知李书记楚秘书此时此刻有何感想?以往县拖拉机站每个人的命运可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呵!

李书记和楚秘书被带到大会议室的台上接受批判。李书记浓眉紧锁表情凝重略微低着头。楚秘书胀红了脸东张西望满不在乎。

魏望荣站在台前宣布大会开始后,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说:“元旦社论也指出,新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然后按照我拟的提纲厉声责问李书记和楚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你们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书记到是老老实实地站着,楚秘书却不以为然地辩驳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站上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是按上级指示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所作所为也是按上级指示办的,并没有执行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高洪根在台下一下子站了起来,高声道:“楚尚有态度老实不老实!”大家齐声高喊:“不老实!”在台上的库查巴依走到楚尚有跟前示意道:“把头低下!”并伸手过去准备按楚尚有的头,楚尚有才稍微低了一下头。

在台上的刘明才翻开《毛主席语录》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面对楚尚有说:“你说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十六条》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什么人呢?”

楚尚有低头不答。

高洪根站起来挥着胳膊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大家跟着喊:“砸烂狗头!”

高洪根又喊:“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大家跟着喊:“猛烈开火!”

批判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只见华飞利和戴吉才匆匆走进会场,他俩是出差才回站的。

戴吉才前些日子把站上一些既没有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又没有参加“红色军团”的职工组织成立了个“向阳战团”,炊事员权清河、站医张全珠等就参加了“向阳战团”。这个“向阳战团”人数较少却有自立山头的意思,别的群众组织开批判会它总是积极参加,很有些特别,因为是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也都不便说什么。

他俩快步走到台上,华飞利一本正经对大家高声说:“会议的下一项议程是,由于楚秘书保皇有功,由李书记给楚秘书颁发《狗皮奖状》!”

楚尚有的柿子脸胀得通红大有恼怒之色。

台下的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反应热烈。

戴吉才把楚尚有拉到李长学跟前。华飞利把自己模仿绘制的《狗皮奖状》交到李长学手中。

楚尚有作出不愿就范的架式,李长学却面有难色不敢违抗,轻声对楚尚有说:“这也是干革命嘛!”楚尚有才勉强站立不动。

李长学清了清噪子,双手展开《狗皮奖状》,念道:

狗皮奖状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楚尚有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为保皇立下汗狗(舌头)功劳,特颁发狗皮奖状以资鼓励。
资产阶级司令部  李长学

念完,李长学双手把《狗皮奖状》交给楚尚有,楚尚有柿子脸胀得通红勉强接下。

这时戴吉才领着大家高喊:
保皇有罪
罪该万死
死了活该
没有棺材

真是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来!我同在场群众一样,还是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

这就是群众运动!

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魏望荣和刘明才到州城外调回来,几个勤务员开了个碰头会。

魏望荣皱着眉头,左眉压低对刘明才横了一眼,说:“州党委组织部管档案的同志态度还好,他给我们解释说,楚尚有属于一般干部,档案不在州上。可刘明才非要到州党委组织部去调查楚尚有,结果碰了钉子。 ”

刘明才则眉开眼笑地对大家说:“州党委组织部管档案的同志态度很好,让我们在那里看了李长学的档案,原来李长学当过国民党的兵!--他平常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总是吹嘘参加淮海战役如何如何……”

库查巴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说:“他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接着他用维语跟艾达洪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二人站起来说:“我们到他家去搜查搜查,看他藏着国民党的东西没有。”

刘明才也站起来说:“李长学的家应该抄一下!”

我叫他们坐下来,然后说:“抄家是变相的武斗,不能干!他们做错了,我们不能错。到了运动后期追究责任,谁负得了责!我们只能按《十六条》的规定行事!”他们几个方才作罢,没有去抄李长学的家。

群众运动越演越烈,群众组织的头头也难以左右瞬息万变的形势。

一天晚上,“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些成员正在我们宿舍听华飞利讲自治区夺权指挥部(以新疆红二司为主)夺权的事。艾达洪和库查巴依为首的“天山战斗队”的几个队员推门进来,艾达洪和库查巴依同时说:“程技术员,李书记哭了怎么办?”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回事?”

身材高大的库查巴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们‘天山战斗队’审问李书记,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我们连问了几遍,他一下子就哭了……”

艾达洪补充说:“李书记边哭边说:‘那时候我们家穷吃糠咽菜是被逼无奈呀……’程技术员,你看怎么办?”

他们这群牛高马大血气方刚的青年竟被李书记的突然失声痛哭吓得不知所措了!

李长学这位来自农民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的干部,多年来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哪里还顾及群众的疾苦?尤其是反右时有一种正面肯定的提法:基层党组织就代表党,反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反党。李长学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从此更是说一不二,可以为所欲为!即使是犯了“生活作风”(1)的错误,也只被上级看作“小节”问题,大不了调换一个单位照样当领导!特别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可以整治那些看不顺眼的人!他那里料得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竟然敢起来造反,不把他这位代表党的党支书放在眼里,还直接戳到他心头的痛处了!

本来,在解放战争中,在战场上“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是很正常的,很普遍的,这是常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就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非要钻牛角尖,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时群众“审问”当权派是家常便饭,并不需要经过什么人批准 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只能因势利导而已。

我问道:“你们没有搞变相武斗吧?”

他们齐声说:“没有,没有。”

我想了一下,说:“没有搞变相武斗就好,那你们就不要再‘审问’了。”

艾达洪和库查巴依连连说行,都开门走了。

当时吴锡利、魏望荣和刘明才等都在场。他们并没有插话,我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这样处理了这个问题。

大家心里都清楚,站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运动一来就不择手段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等,主要责任人当然是作为书记兼站长的李长学,可是我们只能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用文斗不用武斗。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肉,文斗才能触及人的灵魂。现在李长学被“天山战斗队”批斗哭了,说明触及到他的灵魂,也就达到目的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长学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上确实收敛了,低调了!

在“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内部,我这样发号施令处理问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前面已经讲了,为了避免“革命派”借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再作文章,在公开场合,我总是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般成员出现的。而在幕后,我起草修改大字报、传单、大会发言稿;我组织安排集会游行;我出主意,作决策……“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信任我的为人,信任我的见解,信任我的能力,信任我的决策,把我当作他们的贴心人、代言人,--这是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也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一段经历!

震惊全国的开了枪、死了人的石河子“1.26”事件(2)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支持新疆红二司的新疆职工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王金波被定为“反革命”抓了起来;公开表达支持新疆红二司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武光也被点了名……这些事件对新疆红二司和新疆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当然,那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些事件其实已经预示了革命造反派的前途和命运!

这些事件却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胡柏新、赵方志在当权派的支持下,在自上而下的宣传浪潮中仿佛一下子又找到了感觉,又活跃了起来,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幅标语:

“打倒武光!”(总算找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整一般群众!)

“革命领导干部的马屁我们拍定了!”(总算畅快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就在这期间,县上接受和分配了一批中专、技校的毕业生。乌鲁木齐师范毕业的黄同芬分配到县中当教员,农机校毕业的王永维分配到我站当采购员。

王永维到站没几天,就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王永维是一米八的大个儿,长得浓眉大眼,威风凛凛,又是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他在大会议室的台上,面对县上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慷慨陈词:“我过去也是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红一司)的红卫兵,还是全校的勤务员之一,当我们大串联到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以后才知道,北京和全国的红卫兵都支持新疆的红二司!还知道了乌市红一司里有些人跟北京的‘联动’有联系,都是些保爹保妈兵!回到新疆我们就退出了‘红一司’,参加了‘红二司’。‘红二司’的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王永维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给 战友们很大的鼓舞!对蠢蠢欲动的胡新柏、赵方志们也是一个打击。

根据我的提议,大家补选王永维为排在吴锡利、魏望荣之后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三号勤务员。

黄同芬也来看过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她的变化很大,清纯平展的眉间变得微微蹙起,话也变得少了;还是红卫兵装束,眼眸还是那样清亮!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传单和红卫兵小报。

在宿舍人少的时候,她悄声对我说:“你看看有关石河子‘1.26’事件这些传单吧:‘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3)听说我伯父参加和平起义时的一些同事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上海支边的一些出身不好的支青,因为参加了新疆红二司观点的造反派组织被划在‘坏人’里了……只因为‘八野’是复转军人组成的,打人杀人都有理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现实是无情的,它可以把一切空言打得粉碎!”

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她主要是来看王永维的,就说王永维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鼓舞了战友的斗志等等,她却叹口气说:“谁知道今后我们会怎样呢……”

就在胡新柏、赵方志们又准备拿“牛鬼蛇神”开刀的时候,张传锷、纪映铭来到“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其实就是我们宿舍),表示愿意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我对他们说:“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当然欢迎。我也只是在幕后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他们并不能成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正式成员,怕他们在历史上或工作上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被“红色军团”又大做文章!张传锷和纪映铭显然理解了我的意思,但依然自告奋勇担当他们善长的工作:张传锷写大字标语,自然比吴锡利写得更规范更大气;纪映铭刻钢板印传单又比周曼珍更老到!

张传锷和纪映铭总是主动地、默默地来为“红旗革命造反团”工作--他们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找回自我呵!

此后,张传锷和纪映铭在“文革”中又经历了许多磨难,直到“文革”结束,社会才还他们公道!


注:
(1)、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2)、该事件后来被称为“文革第一枪”。
(3)、“九”指“9.25”起义人员;“六”指56年支边人员;“八”指58年自动支边人员。--这些人员约占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的90%。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