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文革生死劫 》8、群众发动起来了
分类:

wenge.gif

                        ----作者:晓龙

8、群众发动起来了

1966年下半年小小边城W县像只小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波涛颠颇起伏。在揪出邓拓吴晗廖沫沙,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已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集会游行自然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之一。声讨“三家村”黑店,声讨彭罗陆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一浪高过一浪,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浩浩荡荡……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庆祝国庆,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标的发表,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浩浩荡荡……

这时的报纸也跟“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是单色四版不同,常常是套红标题,版面也增加到八版、十二版、十六版,往往整版都是毛主度的巨幅彩色照片,或着军装抚掌微笑,或接见红卫兵,或与林副统帅在一起。报纸头版的右上角一律刊登着毛主席语录或最新最高指示。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军,林副统帅和周总理一次又一次的讲话,一篇接一篇的社论……

街头大标语大字报贴了一茬又一茬……

“文化大革命”如同狂风暴雨席卷中国大地,但在偏远小城有时也会出现相对平静的日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级领导(当权派)从1957年“反右”以来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化身,历次运动都是整那些“有问题”的人!虽然1965年“四清”运动的《23条》中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实际上还是整那些“有问题”的一般职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州上虽然揪出了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饶宗目这样的大人物,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又焉知不是更大的当权派抛出来的“替罪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次运动不是整“有问题”的职工,--俗称牛鬼蛇神!领导是不能得罪的,--“右派”们的下场就是见证!所以当运动指向“牛鬼蛇神”就轰轰烈烈;像“破四旧”、“抄家”、批斗“牛鬼蛇神”……否则,就冷冷清清。

像乌鲁木齐那里把矛头直接指向区党委和王恩茂,还没有在偏远的地区得到响应。

胡柏新、赵方志们想在我的被非法查抄的日记里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再次把我打成黑帮,我实在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竟然博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胡柏新、赵方志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结果只得又不了了之。

这时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我即反党”;提出“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运动初期被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围剿的学生少数派都成了“革命造反派”;甚至刘少奇和他的“驯服工具论”也受到了批判;“血统论”也受到“敬爱的江青同志”的批判等等,这些都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舞。不过,运动究竟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历次运动的教训,我当时从心底里企盼能象“社教”、“四清”运动后期一样平平安安凑凑合合过关就行了。

1966年11月3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发面《(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求把“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赶出乌鲁木齐市区。这个冲击波自然很快就传到全疆各地了,小小边城W县自然也不例外。11月下旬,大街小巷又贴出新一轮大字报,响应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的《第4号通令》,有的单位立即把“牛鬼蛇神”拉出来,游街示众后驱赶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在州城,原州党委常和宣传部长饶宗目在游街示众之后,由群众组织和公安人员押送到一个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了。黄站长等也被送到农场去了。

我们站自然不会落后,针对张采购、纪会计和我的大字报又一次铺天盖地而来,除了重复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外,自然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赶出县城。

我虽然跟这些“革命派”已交手几个回合,也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但依然忧心忡忡,安知他们在“革命”的旗号下会干出什么名堂来?

这也预示着我所企盼的“运动后期”还遥遥无期呢!

同时,我们从乌鲁木齐来的传单中也得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检查也传抄开了。新疆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王恩茂也作了检查。我们还得知,新疆以红二司为首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批判王恩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为首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是对立的……

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刚结束,楚秘书通知张采购、纪会计和我到站办人室去一趟,说是上面有人找我们,我心里想,不知他们又有什么新花样,待我随机应变吧!

进了办公室,只见县公安局G局长坐在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故作面带笑容的样子招呼我们坐下,他旁边站着的那位公安人员李奋一却是瞪大眼睛,紧抿着嘴,像一头警犬随时准备咬人的架势。

我们刚坐下,G局长突然把脸一拉,站起来说:“我给你们读一个信件,他清了清嗓子:

最高指示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致县公安局革命同志的公开信

县公安局革命的同志们:
县拖拉机站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你们像乌鲁木齐公安机关那样配合行动,贯彻执行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66)纠字第4号通令》把我站五类分子牛鬼蛇神赶出县城,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改造。
致以
革命的敬礼
县拖拉机站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
1966年12月

G局长念信的时候,吴师傅开门来找我,也坐一旁听着。G局长念完信件后,说:“你们三个都听清了?你们站的‘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要求采取革命行动把你们遣送到下面农村去,希望你们三个很好配合。”

我当即高声道:“我们不是‘五类分子’凭什么把我们遣送到农村去?”张采购和纪会计也齐声说:“是呀!”

G局长皮笑肉不笑地回答:“革命群众的意见嘛!”

我更高声道:“我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也是革命干部呢!”

张采购和纪会计又齐声说:“是呀!”

G局长又拉下脸来说:“这也是组织的意见嘛!”

我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说的是哪个组织的意见?我还到自治区党委上访过呢!区党委的同志说中央有文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等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要通通平反,不算数的!你难道不知道!”

G局长这时对李奋一悄声说:“你去看看,他们拖拉机站的人怎么不见来呢?”李奋一朝我们狠狠盯了两眼,使劲抿着嘴出去了。吴师傅也跟着出去了。G局长这时又露出笑容说:“这是组织上的事,也不是个人之间的事,我们也是来办公事……”

正说着李奋一进来跟G局长说了几句悄悄话,这时吴师傅、魏望荣、高洪根、卢凤玲、周曼珍几个也进来站在一旁。吴师傅黑着脸不客气地对G局长说:“你说的拖拉机站的革命群众都是谁?在哪里?”

G局长这时满脸堆笑,说:“吴师傅你好,我们是公事公办,误会误会。”说着同李奋就往外走,骑上摩托车走了。

要把我们三人驱赶到农村去的事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一天我路过医务室,顺手推门,门是反锁着的,显然张全珠不在;我就朝东走回宿舍,走到拐弯处,却听到医务室门开了,只见赵方志开门出来朝西走了!

我当即想起吴师傅前些日子很含混地说过:“赵方志又盯上一个女人了,这个女人真像垃圾畚箕一样啦……”我忙返身走回医务室,推门进去,张全珍满脸绯红,很不自然的样子,我故作镇静地说:“上次我说过想看年你的《离婚判决书》呢--”

她忙低下头打开一个抽屉的锁从底下取出《离婚判决书》递给我。

我很快把她的《离婚判决书》看了一遍,问道:“这判决书怎么只字不提杨长贵殴打你虐待你,也不提他借工作之便的作风问题,反而说你道德作风有问题,要加强思想改造?还说你跟单位某领导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她的头低得更低了,说:“你说过原谅我的过去的,对吧?那个‘领导’就是李长学,他那时是县医院的书记--是有名的‘骚狐书记’!他能放过我吗?……他乘虚而入,恰恰又叫杨长贵捉了双!”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以后你管住我,啊!”

我突然话锋一转:“那赵方志又是怎么回事?”

她猝不及防,挤出一句话来:“他是畜牲!”

我当时就失去了理智,挥起胳膊打了她一个耳光,把她的《离婚判决书》摔给她就走了。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社论中用了大量篇幅鼓励“文革”初期受压的群众、出身不好的要求革命的人们起来革走资派的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仔细把有关段落读了好几遍,压抑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又都是革命的动力,这些“革命派”凭什么不准我革命?凭什么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压?

我把元旦社论选了几段念给吴师傅和魏望荣听。吴师傅握着烟斗紧皱双眉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这里斗争的矛头还和过去‘社教’、‘四清’运动一样总是对着群众的。一些官僚主义的问题并没能被揭露……”

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扬起,侧目而视,说:“我就看不惯胡柏新、赵方志这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工作凑凑合合,技术马马虎虎,拍马溜须到是一把好手!运动一来为了表示‘积极’像狗一样乱咬人!”

我提议也写张大字报跟这些“革命派”唱反调。吴师傅瞌瞌烟斗,说:“早就该敲打他们一下了!”魏望荣接着说:“应当把胡柏新和赵方志两个人的名字点出来,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我说:“按照元旦社论的精神还不能点他们的名,他们也是‘群众’,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我们应当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草稿: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底!
我站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
我站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站职工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俩看着我写的草稿,细细琢磨着,我解释说:“这是第一张,就这样吧,看看大家的反映再说。”吴师傅说:“那就先这样吧!”魏望荣说:“后面的署名也得像其他地方那样是个‘战斗队’才行,不能像他们通通是‘文革领导小组’、‘革命群众’、‘革命工人’。”我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战斗队’的名称要有特点才看,鲁迅有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看我们就叫‘惊雷战斗队’吧。”他俩都表示赞同。

吴师傅从桌柜里拿出给家里写信时才偶尔一用的毛笔砚台和墨汁来,在桌子上铺了一张有光纸,挥笔把这张草稿抄写成大字报。

魏望荣说:“吴师傅从小读私塾练的这一手毛笔字可派上用场了!那我就负责打浆糊,明天一早我们就把它贴到办公室门口去!”

一月三日早晨,我们三人一道把大字报贴到站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马上就引起极大的反响:正在站部集中进行冬季学习和休整的各机耕队的职工和站部的职工纷纷来看我们写的这张大字报!不久就在我们这张大字报的附近出现了十多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表示对我们这张大字报的观点的支持和声援!有的甚至写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口号。贴大字 报和看大字报的人来人往议论纷纷群情昂扬像过节一样。

大字报落款的署名分别是:东方红战斗队、东风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向阳战团、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等等。

我们宿舍也人进人出,说说笑笑,热闹非常,跟抄家时的萧杀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这也是站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过去哪一个敢把党支部撇在一边自行其事?哪一个敢不看站领导的眼色行事?

到了晚上,我们宿舍挤满了人,三张床铺,一个长板凳都坐满了人,有的只得站着。

难得到我们宿舍的高洪根师傅和妻子卢凤玲也来了。卢凤玲一进门就高声说:“吴师傅、程技术员,我俩来参加你们‘战斗队’行不?”吴师傅回答:“当然可以!群众组织嘛!”我也连忙说:“欢迎,欢迎。”卢凤玲忽然又压低嗓门说:“过去我在星期天给街坊邻居焊个盆补个锅,老高帮人修个钟修个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那么,陈秘书因为贪污在社教中自杀的盖子为什么一直捂着?”

挤在门边角落里的拖拉机手刘明才声音很高:“那些怕脏怕累不好好工作的,只要跟领导走得近,会拍会溜,或者有个什么亲戚在县上当个什么领导,就可以脱产就可以提拔!而孙统计说了句实话得罪了他们就被下放回老家农村了!”

他说完,大家附和道:“那--是--。”

徐振华接着说:“我们那一批学徒来站都三年多了,也不转正,工资每个月只28元!老职工每个月也都只三、四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三、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呢!有谁过问我们的生活?他们当领导的每年到是忘不了给自己涨工资,有的还连升两级!”

徐振华说完,大家又附和道:“那--是--。”

高洪根说:“我看这么多战斗队,看法也比较接近,最好是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要不那些龟孙总是看谁不顺眼就修理谁!”他话还没说完,华飞利、李玉清两口子同纪会计、姚淑兰两口子也进来了,等高洪根说完,华飞利才慢腾腾地说:“原来在开贫协大会呢!男的也没有吵吵,女的也没有嚷嚷--”大家一阵哄笑,他却一脸正经地说:“高师傅说的对,大家得联合起来!乌鲁木齐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都是红二司观点,支持‘红二司’的职工也组织起来了。‘红二司’就是造走资派的反,就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反对‘红二司’就是‘老保’、‘保皇狗’!”

说完,他就挥拳跺脚演唱起来:

“资产阶级保皇派
破坏革命坏坏坏
死心塌地专保皇
甘当走资派的狗奴才
打打打  打倒保皇派
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转述着道听途说的乌鲁木齐文化大革命的新情况。

华飞利每次出车回来总会带来许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这回的最新消息是:王恩茂现在改名“王怕怕”了。因为他不敢见群众,总是穿着军服躲在军区,不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手里拿着高帽子随时准备到群众中去……乌鲁木齐“12.19”事件群众在八楼绝食批斗王恩茂,王恩茂吓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楼梯都爬不上去了……

我跟吴师傅、魏望荣悄声商量了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表示愿意联合起来,这很好,团结就是力量,请互相传个话,愿意联合的战斗队,明天上午请到我们宿舍开会。”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