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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5、被打成黑帮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首先在B州二中出现。随即“红卫兵”掀起破“四旧”(1)高潮,将一些商店正常销售的瘦腿裤、半高跟女皮鞋、化妆品和图书馆30多种古典文学图书当作“四旧”烧毁。一批维吾尔族“红卫兵”将州城中心的清真寺的高高的砖塔也拆毁了。(2)

也就在此时,W县各单位纷纷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组织。当时这里不知道“红卫兵”这个称谓是学生的专利,生搬硬套纷纷效仿。

县拖拉机站的“文革领导小组”由李长学(书记)、楚尚有(秘书)、唐丰贤(党支部委员、一机队队长、复转军人)和胡柏新(团支书、出纳员)组成。“红卫兵”以胡柏新、戴吉才和赵方志为首。两个组织一成立就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到处抄家。

一天清晨我起床不久,胡柏新和赵方志带领十几个都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职工,其中有的还背着基干民兵的“七九步枪”,冲进我住的集体宿舍,查抄我的衣物。我的住处其实只占2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一角,他们许多人没能挤进宿舍,就都站在门口。

胡柏新板着脸厉声道:“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破四旧!”说完把手一挥。几个人上来翻我的被褥,桌子和床头的一排书籍……赵方志冷笑着伸手去摘我床头挂着的鲁迅石膏像,我冷冷地说:“你看好了,那可是鲁迅先生的像啊!”接着他又扯下曹雪芹的画像,转过身来又扯下床的上方贴着的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拓版画像!我又高声道:“这位高尔基可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那位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你也敢摘?”他那对三角眼朝我闪了闪凶光:“他们算老几?”

忽听得有人喊:“把床底下的箱子拖出来!”就见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床底的樟木箱子拖了出来,打开来一看,上面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资本论》、《列宁文选》、《反社林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鲁迅的全套杂文单行本等,有人从下面翻出来《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青春之歌》等书,就有人喊:“封资修大毒草全在下面!”、“把箱子抬到办公室去审查!”

我的八个日记本也在大樟木箱里!

这伙人七嘴八舌乱哄哄地抬着樟木箱走了!

我留意到王玉英背着枪也进了屋,周曼珍等几个女职工则在门口没有进屋。

我走到大院一看,纪会计、张采购的家也遭到了查抄。楚秘书、唐丰贤和戴吉才几个带着“红卫兵”和背枪的基干民兵如临大敌搬地包围了他们的家。

过去几次运动也没见这个阵势!

我本想跟着抬着我的樟木箱当战利品的人群到办公室去理论几句的,但是又想,面对这群把经典名著当封资修毒草的人,面对这群不知鲁迅、高尔基是何许人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同时,报纸上又一再告诫人们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才忍气吞声不去理论了。当然我也相信《十六条》里说的有些问题在运动后期按政策处理,因为每次运动毕竟都有个运动后期。(3)

然而,这回“群众运动”越演越烈,跟以往历次运动果然大不相同,花样不断翻新,“革命行动”不断升级!抄家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站上的大字报全是对着纪会计、张采购和我的:纪会计在“四清”中查出一些短款就是贪污犯,就是“四不清干部”!张采购虽然是起义人员,但加入过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那么我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反动技术权威……

大字报的调子赵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揪出黑帮分子、横扫牛鬼蛇神!”

我反复学习过《十六条》对“群众运动”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面对如此众多的群众,面对如此毫不讲理的“革命逻辑”我还是想不通,心中十分难受: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后我就断绝了跟他的来往,跟家庭划清了界线;我长在红旗下,受党十多年的教育培养,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四清”运动也顺利地通过了;--忽然一夜之间自己竟成了黑帮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反动技术权威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每天早晨的政治学习由“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楚秘书主持,先读一通《人民日报》的社论,接着由职工发言轮流批判我们三人。李书记有时也参加批判会,但他很少发言,在“四清”运动时他就是如此。

现在既是“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又是“红卫兵”头头的胡柏新,有高中文化,舅舅又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每次批判会总是带头发言:“程晓龙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善于伪装,表面上穿着工作服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骨子里却向往着资产阶级生活当精神贵族!--从他保留着那么多的封资修大毒草的书籍就可以证明!”

现在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的伙食管理员戴吉才用高亢的东北话说:“程晓龙用高教部的文凭压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咱贫下中农!”其实他的伯父是县委宣传部部长。

赵方志发言就更是咬牙切齿声色俱厉:“程晓龙这个国民党的孝子贤孙骗取领导的信任,掌握了全站的技术大权,对我们工人阶级实行专政!……”

平时言语木纳,没有念过几年书的唐丰贤发言说:“李书记讲了,‘文化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程晓龙有那么多外国书(指我有一些外文书),说明是帝修反的走狗!”

王玉英也语气凶狠地说:“程晓龙保留那么多封资修书籍,写了那么多反动日记,证明他跟邓拓、饶宗目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帮分子!”

…………

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在山上被人追赶,慌不择路,一脚踩空,从山崖掉了下来……吓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在A公社的旷野里,看见一大群公狗追逐着一只母狗,忽然又一块追逐嘶咬一只瘦弱的狗,那只瘦弱的狗被咬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惨叫着一瘸一拐地逃命。当时令我惊奇的是,那只母狗也毫不留情地嘶咬那只瘦弱的狗,甚至嘶咬得比别的狗还凶!--现在我的处境不正像那只瘦弱的狗吗?

想到自己竟然沦落到横遭众人凌辱的阶级敌人的境地,在黑夜中我的眼泪潸然流了下来。

翌日醒来,我咽不下这口气,愤然到县党委文革接待办公室反映这些违背党的政策的说法和做法。恰恰是县委宣传部戴部长负责接待。他是戴吉才的伯父,可能对我也有些了解。他拉长了脸眯缝着眼打着官腔,翻来覆去无非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基本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等等,让人越听越糊涂,结论似乎是群众做的都是对的,自己则总是错的……

吴师傅近来更加沉默寡言了。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请假回上海探望没有被批准。他跟妻儿两地分居多年了,他每月按时给妻儿汇钱回去。

坐在床边吃午饭的时候,吴师傅拐弯抹角地说:“他们糊了三顶高帽子,最高的那顶是给张采购的--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军需官;第二高的那顶是给纪会计的--他是“贪污分子”嘛;第三顶,最小的那一顶是给你程技术员准备的……”

我当时耳膜似乎感到“嗡“地一响,眼前呈现出吴琼花用铁链牵着戴着高帽子的南霸天游街示众的镜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解放17年了,我在红旗下读完小学、中学、大学,成了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员,怎么一夜之间忽然变成土豪劣坤了!?变成阶级敌人了!?变成黑帮分子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戴上象征奇耻大辱的高帽子!

我马上想到要尽快离开这里!决不能让他们给我戴上高帽子!我要到上级党委去告状!他们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吃过午饭,我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带在身上,把毛巾牙具和换洗衣服放在帆布挎包里,然后把挎包夹在腋下装得若无其事地出了大院门。

我来到街上正遇到三机耕队的徐振华开着德特—28到州城去,我招手说要到州上去办事,随即爬上了车。那时汽车少,能搭上轮式拖拉机的便车就很幸运了。

到了州城,刚下车就见到群众押着一大群“黑帮”游街示众!为首的正是饶宗目,头戴一米多高的高帽子上写着“三反分子”,胸前挂着大黑牌子上写着“三反分子饶宗目”,在“饶宗目”上还打了个大红叉!黑帮中还有黄站长!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分子”,胸前的黑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黄文宇”。“黑帮”们个个戴着高帽在震耳欲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三反分子饶宗目!”、“揪出黑帮分子示众!”……的口号声中走过闹市……

我楞在街头。我是到州党委来告状的呵!我是不愿戴那象征奇耻大辱的高帽子而到州上告状的呵!

我是一个人,当然还有起码的人格意识,我当然不愿忍受戴高帽的人格污辱呵!

当我面对眼前饶部长们、黄站长们都戴着高帽挂着黑牌像南霸天似地游街示众的真实场景时,我还有什么状可告!这里还有我告状的地方吗!

迎面过来一群人簇拥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捆着一个满脸满身被涂成黑色的人,她披着长发说明她是个女人;她的眼睛还闪着光,说明她是个活人。不,她已经不是人了,她已经变成“鬼”了,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黑帮”吧!我当场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眼泪溢满了眼眶,心中无比的悲哀,为这个不相识的被涂成“黑鬼”的女人悲哀!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能被称作人吗?难道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涂成漆黑的“鬼”也是“革命行动”吗!?我想,如果自己被涂成这副“黑鬼”模样的话,我是绝对忍受不了这种耻辱的,我一定会自杀的!

手拉车后亢奋的人群打着的白底黑字的横幅上写着:“揪出里通外国分子王秀兰!”

竟然是王秀兰,竟然是高中同学王秀兰!

我木然站立在纷乱的街头目送这位竟然变成了“黑鬼”的高中时的女同学!

时光倒退到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节,在乌鲁木齐南门剧场举行的庆祝晚会上,王秀兰和另外两位也有俄罗斯血统的女同学用俄汉两种语言演唱了女声三部合唱《山楂树》。她们都是修长的身材,金色的长发辫,都是雪白的皮肤,兰色的眼睛,都穿着俄式绣花连衣裙,她们的歌声倾倒了所有听众!作为一段佳话,长久留在同学们和乌鲁木齐市民的记忆里。

王秀兰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俄语名字叫丽达,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山东人,作为劳工从东北到苏联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秀兰的父母从苏联移居中国新疆B城;1962年“5.29”事件期间他们又移居苏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全新疆还只有“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一所高中学校,王秀兰是从B城考到乌市高中的。我那时是俄语课代表,常跟坐在背后的王秀兰用俄语对话;她也主动教我唱俄语歌曲,教我朗颂普希金的诗……那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我们读的是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接一本;看的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马克辛的青年时代》、《保尔.柯察金》一部接一部;唱的是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首接一首……而王秀兰正跟其中的女主人公们相像:白皙的皮肤,兰色的眼睛,金黄的发辫,健美的身躯……尤其是当她那双兰眼睛望着我时,真是秋水盈盈、含情脉脉哪!

我在沉醉于苏联文艺作品的同时,跟她耳鬓厮磨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总想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总想闻到她身上散发的清香,总想看到她打兰球时矫健的身影……

有一次晚自习中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走道里唧唧喳喳喧哗说笑,我和她紧挨在一起靠在楼梯栏杆旁,她轻轻用俄语教我唱新上映的苏联电影《锦绣前程》的插曲:

早晨好啊,亲爱的姑娘
我们马上要分手
我的心中一片深情
只好留在船尾后……

这时候突然停电,在黑暗中,她朦胧的身影,袭人的芳香,她的发丝轻抚着我的面颊,她那甜甜的女中音,--使我如痴如醉恍恍惚惚想入非非……

后来听别的同学说,她在B城是有男朋友的。一个星期天我从新华书店出来,看到她在马路上跟一位高个儿淡黄头发自然卷曲的小伙子在逛马路,--我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情绪沮丧极了,就学保尔对丽达那样:不再理她了!

于是她渐渐从我的视线里淡出,我少年时期的一次暗恋就这样结束了。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来到B州不久,就在州城的大街上与王秀兰不期碰了个正着:她和丈夫(就是那位淡黄头发自然卷曲的高个儿小伙子)带着洋娃娃似的孩子正在逛街呢!她很热情大方地跟我打招呼,并向她的丈夫介绍我。原来她在1958年高中毕业后就回到B城跟恋人结婚,又同在州体委工作。

以后有几次在州城马路上与她相遇,我总是想办法远远地就回避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少年时期这段“暗恋”,竟然在心头还留下了一个我不愿意碰的伤疤呢!我怕看见她那秋水盈盈含情脉脉的兰眼睛!我怕她那兰幽幽的眼睛里会映照出当年那个如痴如醉的少年!

而今,这位我曾经暗恋过的如花似玉的姑娘,竟成了浑身涂得漆黑的“黑帮”分子!竟然被捆在车上游街示众!

这个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疯狂!

我惊骇,我悲痛,我愤懑。

B州党委门口大批学生和群众在那里高呼口号,游行队伍像潮水般涌来涌去。满街满墙都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万炮齐轰州党委,烈火猛烧张XX”、“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在州里已无处告状了,于是我找旅社住下来,打算第二天乘班车直接到乌鲁木齐市,到自治区党委上告上访。


注:
(1)、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2)、摘自《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
(3)、1973年我母为我的冤案到W县上访时,曾到县农机厂(原县拖拉机站)索要我留下的财物,那时樟木箱已空无一物!1975年我平反回W县后,曾要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帮我找回八本日记等,但已找不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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