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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3、瑰丽的梦乡

我正在宿舍收拾行装,黄站长的女儿黄同芬敲门进来,她把怀里揣着的一摞书放在桌子上,说:“程技术员,我把这些书还给你。”

我像往常一样把放书的大樟木箱子从床下拉出来:“还要什么书自己挑。”这一大箱书大多是文学方面的书,原是家里的,父亲被捕母亲带弟妹回内地后就一直由我保管,还有一些是我在大学假期干小工挣钱买的。我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也不知道这位中学生是怎么知道的,每逢放假从乌鲁木齐回家都要来借书看的。

她长得娇小玲珑,梳着两条短辫,穿着件红条绒上衣、兰华达呢裤子。她边翻书边说:“我很欣赏莱蒙托夫的《帆》和《祖国》,我都能背颂了。”说着背诵起来,一双眸子发出清亮的光:

“在大海深兰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我咤异地说:“你还是个中学生,怎么对这首诗也产生了共鸣?”

她抬起头来,映着阳光的粉红色的笑脸稚气未脱,双眸清亮:“你别忘了,我从小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新疆也算见过世面了。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学农机的,怎么这样热爱文学呢?”

“一提到文学,我想到的是儿时在湖南乡下老家读到父亲从上海带来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一套儿童读物:《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木偶奇遇记》、《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红萝卜须》、《团的儿子》、《金表》、《堂吉柯德》--它们把我带到一个何等神奇的世界哟!一提到文学,我想到的是在学校图书馆读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热血沸腾浑身颤慄地读着这些永恒的书!文学巨匠们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穿越时空永不熄灭!亚瑟、保尔、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永远激励后人!”我一口气发了许多感慨意犹未尽。

黄同芬插嘴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学‘文学’,而学了‘农机’呢?”

我感叹道:“真是一言难尽。1958年高中毕业前夕,我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学校‘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有‘右派言论’的一些同学就不发给准考证不准考大学,组织上认为我表现还好,允许我报考大学,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至于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那时候也不是自己可以作主的,那一年又是‘大跃进’的年头,新疆要大跃进,只准许新疆的高中毕业生(总共只有二百多名)报考新疆的大学!当然,每班也有一、两名家庭出身好、学习好的学生保送到口里的名牌大学去学习的,那是极少数。再说,新疆的大学那一年也没有开设‘中文’专业的。

“更何况那年月我头脑里充满幻想,认为狄更斯、高尔基和马克.吐温等大作家都是在社会底层深刻体验了人生才走向写作之路的。我早已暗下决心: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记录下来。因此,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既能走遍全国深入生活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地质勘探系’。

“我说‘地质勘探系’充满诗情画意,是因为我们中学教室墙壁上的一幅宣传画给我的启示。这幅画的标题是:‘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画面上是两位穿工作服的女勘探队员,红扑扑的笑脸洋溢青春的激情,一个瞄着经纬仪,一个挥手指着前方,她们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我仿佛看到她们的前面是更加绚丽的景色;我依稀听到她们满怀豪情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旗……’

“谁知我填报的新疆工学院勘探系那年没开课,结果我被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它是我填报的第二志愿。高中毕业前夕我们参观了几所大学,我在参观了农学院的实习工厂和实习农场之后,认为农机系这个专业又能进工厂,又能到农村,便 于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能够深入体验生活,于是填报为第二志愿……”。

黄同芬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听完我的长篇大论后,说:“现在的中学生像你当年那样耽于幻想的可能不多了。我喜欢文学那就报考中文系。或许想当作家又是另一回事吧。不过你选择的道路也太……”

我依然精神亢奋畅所欲言:“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农学院农机系学习的五年期间,除了学完农机专业的二十多门课程外,同时也学完了师大中文系的全套教材,还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了大批名著。”

黄同芬翻着樟木箱里的书说:“这套教材也影响了我。我们学校每年都有报考师大的名额,今年毕业我就准备报考师大中文系,将来毕业了当一名人民老师,再以后给孩子们写童话。”

我感叹道:“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来拖拉机站那年你才考上师范学校嘛!”

黄同芬把樟木箱的书收拾好,拿起一本我在学校时抄录诗歌的小笔记本,说:“我要准备考试了,这次就只借你这本《诗歌摘抄》看看。什么时候才能看看你写的那几大本作品?”她说着指一指箱子里我那七个日记本。

我随手拿起一个日记本翻了翻说:“我写的这几本东西不是什么作品,只是我从高二起写的日记、杂感和习作罢了,不值一读的。”说罢,我把日记本放回箱子。

黄同芬把樟木箱盖好,说:“你对文学如此痴迷,那就祝你早日到达朗费罗说的‘璀璨的诗歌金城’吧!”

我长叹一声:“谢谢你的好意,现实总归是现实,‘璀璨的诗歌金城’离我是越来越远了,祝你早日考入师大,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她起身告辞:“我明天就要到乌鲁木齐去上学了,我们家也要搬到州上去了,我摘抄了几首诗夹在《牛虻》那本书里,你看了以后把它烧了。”

吴师傅和魏望荣一前一后推门进来,吴师傅笑道:“芬芬又来借书看,当心不要也成了书呆子!”魏望荣也笑着说:“芬芬,你爸爸高升到州上了,也不把我们这些当兵的提拔提拔!”她笑着往门外走:“好,好,我把你的意见给我爸说说,我们家搬到州上以后,你们要来玩呀!”

等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打开《牛虻》,里面夹着黄同芬写的一封短信:

程技术员:
寒假里,一些妇女到我家同我奶奶悄悄地议论你的‘个人问题’的事,她们说你的出身不好,又太书呆子气了,所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云云。或许我不该听到这些议论,下面我摘抄朗费罗的两段诗送给你:
“就这样,我奔波、瞻望,
老是望见:在前方
有一座诗歌的金城
闪耀在瑰丽的梦乡……”
“……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
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
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
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
1966年2月

短信没有署名,只写了年月。

看完这封短信我更明白,在“个人问题”上我真如同把头钻到沙里的驼鸟,自以为秘密,其实已是妇孺皆知!我也只能继续当驼鸟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惊奇:那些震撼过我的心灵的诗句,怎么每每都能引起这位中学生的共鸣?

为了尊重黄同芬的意见,我悄悄地把这封短信烧了。

我到三大队为新拖拉机试车完毕不久,春耕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边陲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然而毕竟还是来到了:春风吹拂着辽阔的大地,冰雪渐渐消融,淡兰的天空,灿烂的阳光,莺雀唧唧啁啁在空中飞舞,拖拉机在田野轻轻轰鸣。村庄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人喊马嘶。远处公社粮站一排排白色园顶的粮仓、学校一栋栋白墙上刷着红字标语的校舍,气象站两根高高的白色风向杆都辉映着阳光。田野里社员们在挖渠平地,田野道路上运送麦种的马车在颠颇前行。河滩里黑沉沉的森林边散布着朵朵白色的毡房,穿红着绿的少数民族姑娘挥着鞭儿驱赶羊群……

好一派独特的边疆春光啊!

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大自然广阔的怀抱,我那因失恋像是遭到重锤猛击而震颤流血的心,仿佛受到舔吮和抚慰,渐渐麻木、平静下来。

我喜欢在旷野里独自仰面躺在大地上,静静地凝望天空,淡兰的天空多么辽远、多么深邃、多么浩渺呵!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一粒尘埃,而人只不过是爬在地球上的一只蚂蚁!人世间的坎坷烦恼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呵!

苍穹浩茫,万籁俱寂。我闭上眼睛,在愔愔中,那些永恒的书的精彩片断纷纷闪现……壮丽的城池、高塔,耀眼的黄金屋顶--璀璨的诗歌金城影影绰绰,仙风道骨的文学巨匠们神彩飘逸……我睁开眼睛,天空朗兰,幽静空远。在冥冥中,我似乎领悟到人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妙谛。

红得像一团火似的拖拉机突突地轰鸣着,链轨卡嗒卡嗒地在田野上辗过,黑油油的土壤像波浪一样翻滚。我坐在驾驶室内扳动着操纵杆又置身于忘我劳动的境界中: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那种因在农机生产的复杂技术工作中取得成功而自豪,为在与工农结合的艰苦生活中能够自立而骄傲的感觉又油然而生!

呵,这里原本是亘古荒原,遍地红柳束束坑坑洼洼,而今被我们驾驶红色铁牛开垦成了平整的条田!这里曾经是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而今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

当拖拉机牵引着“耙地—筑埂—播种—耙地”复式作业机组转到地头,我正指挥农民农具手添加麦种,公社委派的农民拖拉机手陈继禄、赵忠正在检查机具。只见一彪人马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头路边。为首的两个人都穿着藏青色的毛料中山服,都保养得白白胖胖,脸都刮得干干净净。留着大背头,骑着枣骝马的是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饶宗目部长;留着分头骑着黄骠马的是W县县委许进俊书记。跟随的都是W县各社队的头头脑脑,骑的是各社队自备的马,穿的不是黑条绒棉中山服,就是带窄绒领的兰色短皮大衣。他们大多把马拴在路边的树上。来到地头或查看土壤的墒情,或扒开土垅检查麦子的播种深度、行距和粒数。

许书记朝我走来和我握手:“你们站去年在自治区获得‘先进站’的称号,很好,要继续努力!”许书记又过去对饶部长低声说了些什么,饶部长也过来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许书记讲,你是农学院毕业的,边疆的农村天地多广阔呀!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你们是大有作为的!小伙子好好干!”我连连点头,心里热乎乎的。

参加W县春耕检查评比现场会的一彪人马呼呼拉拉走了。

因为受到州、县领导的鼓励,我的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边驾驶着拖拉机,一边在轰鸣声中唱着那支气势磅礴的歌曲:

“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光荣……

是啊,同建设祖国开发边疆的壮丽事业相比,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什么呢?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多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边疆的农机事业感到自豪,我将一如既往,再接再励!

然而,孙统计突然被下放遣返回原籍农村当社员这件事给我的刺激也很深,我觉得自己迟早也会被下放当农民的,所以我处处留意农民的生存状态,随时做好下放当农民的准备。

我特地留心观察了贫穷的城关公社三大队六队社员的生活境况:这里的房屋,好些的是人工拓的又大又厚的土块砌成的;差些的是先用土打墙,再砌上几层土块。屋里除了简陋的桌椅板凳就是土坯砌的火墙火炕 。烧的是从河滩砍来的树木和刺桠子。晚上照明是带罩的煤油灯。喝的是井水,打井并不难。大队主要种的是麦子,因为产量低,单产每亩不到100斤,缴了公粮之后,口粮只得依靠国家的回销粮,每人每月30斤,显然不够吃!穿的问题不大,按人头发的布票(每人9米)子女多的还用不完呢!每个工(按10个工分计)只能挣几角钱,所以“钱”特别紧张!文化生活方面,除了有时候公社电影队来放几场老电影外,就是空白了!该队地处偏僻,没有公路,到公社去只能搭乘队上的马车!

陈继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从乌鲁木齐一家工厂下放到这里的,他的妻子也是那些年安徽支边来疆的。他们已有一个孩子。他们家所在的六生产队是比较好的队。

我问陈继禄三大队六队的社员每人每个月只有国家回销的30斤口粮怎么够吃呢?

陈继禄回答说,吃回销粮每人每月30斤自然不够吃,夏天就在麦地里拔野油菜做菜糊糊吃;冬天 就掺着吃自留地里种的洋芋。

陈继禄又说,1963年冬,县政府的黄主任 到我们队蹲点,发动社员给大田里施农家肥,开春又亲自抓小麦的耕作质量,还在队上建了砖窑,组建基建队到县上搞建筑……一年下来,全队种的三千多亩小麦单产从每亩一百斤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全队粮食总产近百万斤!从此我们六队不再吃回销粮。每个工值从过去几角钱上升到一元八角!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队总共有三百多人,劳力有一百多人,达到这个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陈继禄继续说,黄主任在队上蹲点时,住在一间小屋里,冷冷清清、安安静静的。他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兰色干部服,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话不多,但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他很少出门,很少出头露面。我们队长田太栋作他的帮手,两人配合得很好,黄主任不动声色地出主意,田队长风风火火地执行。

我们社员没有一个不佩服黄主任的!

后来黄主任调到你们拖拉机站当站长了。

“社教”运动一来,田队长遭到批判下台了,搞副业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全队的生产和收入都掉下来了!

春播结束,我把拖拉机交给陈继禄后,收拾好行李搭便车离开城关公社三大队六队。身强力壮、工作干练、待人诚恳的陈继禄和总是一副笑脸的赵忠等几个农具手向我挥手,依依惜别。

我回头看看这偏远的小小村庄,一片参差不齐低矮简陋的土屋。远远近近闻鸡鸣狗吠,零零落落见牛羊彳亍。尘土飞扬的小路和路旁穿得破破烂烂嬉笑玩耍的孩子们。远处河滩里黑沉沉的森林,白色的毡房……土地是宽阔的,河水是充沛的,国家也支援了拖拉机,支援了籽种……可是这里何日才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呵!

十年后,1976年春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那年,我平反后以“社教工作团”成员的身份来到城关公社三大队。依然是那片参差不齐低矮的小屋,鸡鸣狗吠,牛羊彳亍;依然是尘土飞扬的小路和路旁穿得破破烂烂嬉笑玩耍的孩子们!它依然贫穷落后!

1975年三大队年终决分除六队每个工值0.8元外,其余队仅0.5元、0.2元不等,最低的才0.09元!有的社员干了一年仅挣得70元钱。

城关公社全公社5000多名干部 和社员,成年累月战天斗地种了50000多亩地,主要种植的小麦年产量始终徘徊在450万斤左右,单产不超过每亩100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从1965年的930斤降到1975年的584斤;平均每人占有牲畜从1965年的12.2头降到1975年的7.6头!近几年年年都要吃国家的回销粮!这些年国家向城关公社投资近百万元,而公社各队欠贷款和机耕费高达85万元!小小的一条西干渠修了10年也没完工(1)!造林是春天栽夏天旱秋天牛羊啃冬天当柴烧!河滩黑沉沉的树林倒是消失殆尽了!整个B河流域都变得光秃秃了!

就在同时,美国农场主韩丁一个人的农场只种了1500亩玉米,却收获了150万斤玉米!单产是1000斤!

这样的对比是多么令人惊骇,多么令人深思呵!

这些年我们把青春的热情和汗水撒播在边疆的田地里都收获了些什么?“文化大革命”这10年人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注:
(1)、以上数据引自1976年春社教工作团团长、县委张书记在社教工作团所作的报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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