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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龙

目录

1、红帆船船长
2、错恋
3、瑰丽的梦乡
4、山雨欲来
5、被打成黑帮
6、大风雨、大世面
7、奋起反抗
8、群众发动起来了
9、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10、遭到恐吓与威胁
11、三月黑风
12、歧路
13、文攻武卫
14、“12.6”惨案
15、逃亡的日子
尾声、后记

1、红帆船船长

1965年11月,我在乌鲁木齐东风影院看了苏联彩色故事片《红帆》,深深地为影片中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于是我和同去看电影的汽车驾驶员华飞利到二道桥民族用品商店各买了一顶兰色的苏式硬沿大盖帽、一双高统黑皮靴和一件皮夹克,模仿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的装束招摇过市。这在当时那个着装整齐划一被外国人称作“兰色蚂蚁”的年代,也算得上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举了!不过,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趟之后,还是把大盖帽藏了起来,没有再戴。

《红帆》的男主人公也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后来背叛家庭出走,通过在社会底层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了一名船长。他实现了了一位长者的预言,用几百尺红绸缎做成帆装饰自己的大船,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驶向荒凉的海岛,向纯洁美丽的渔家姑娘求婚……

我想,我就是红帆船船长。我也背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跟“右派分子”父亲划清了界线;大学毕业后主动到边疆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上了红色东方红拖拉机的车长,当上了有上百名职工的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我也爱上了一位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

我在乌鲁木齐参加农业厅举办的“拖拉机不拆卸检查研究班”一个多月的学习才结束,接着又 随专程来乌市的黄文宇站长出席了“自治区农机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我们W县拖拉机站被评为全疆六个先进拖拉机站之一,我站改装的“耙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因为保证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油耗,也受到了大会的表扬。黄文宇站长和我还接受了《新疆日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发言的书面材料还在报上刊登了。

黄文宇站长是个非党知识分子干部,是六十年代初从北京下放到新疆的。他身材魁梧,皮肤白净,国字脸上架着一付宽边眼镜,显得气度不凡,温文儒雅。他待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但寡言少语,很少谈论自己。他只有四十出头,两鬓却已斑白。听说他也是因为“出身问题”才逐级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他到站后不久就力排众议,把我这个当时全县唯一的农学院农机系的毕业生,从在偏远的A公社服务的9号拖拉机上调到站部当技术员,主管全站的技术工作。

我每次从偏远的W县来到乌鲁木齐市总感到特别的亲切:北门的一中和团结路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记录着我们难忘的中学生活。西公园和燕儿窝曾是我们春游的好去处。登上红山我曾俯瞰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来来往往的行人,痛感光阴的飞逝!在老满城母校农学院的校园里我曾眺望夕照中的博格达峰幢景美好的未来!宽阔的人民广场到了节日就旗帜如林人流如潮。南门新华书店则是令人神往的书香世界……

我来到大十字邮局给在陕西读中学的五弟和小妹汇去20元钱,这是他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每个月都按时给他们汇去伙食费。

自从1958年父亲在新疆某局被打成右派判刑,母亲又因为父亲鸣不平被开除公职,全家遭灭顶之灾!多亏在西安读师大的大姐辍学参加工作,把母亲和弟妹们接到西安,全家才有了新的落脚点。二道桥那个全家团聚的温馨的家终于人去屋空不复存在。

1960年三弟和四弟分别在乌鲁木齐和西安参加高考和中考,成绩优异,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均未被录取!三弟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四弟则只能在西安街头和母亲一起卖冰棍维持生计!

1961年暑假我探亲来到西安,家里如同书上描写的印度贱民般的处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屋简陋空空如也,弟妹们脸色青黄骨瘦如柴……和弟妹们相比,我真算是幸运儿了。每当想起弟妹们的处境,我的心情总是特别沉重,再也没有当红帆船船长的兴致了。

华飞利驾驶着汽车驶出乌鲁木齐市,亲切而又喧嚣的城市被抛在了后面,黑色的公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向西延伸,南面是白雪皑皑蜿蜒不绝的天山,北面是覆盖积雪无边无际的戈壁,淡兰色的天空下洒满金色的阳光,汽车像一叶扁舟在瀚海里颠颇摇荡,使我想起莱蒙托夫的诗句,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在大海的深兰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
…………

我们回到州城,黄文宇站长被留在州城筹建州农机供应公司。

当我们回到W县站部时,大会议室里正在开批斗会。

高洪根师傅正站在台上挨批斗,他神态自若,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错。我悄然在后排坐了下来。

“前些年,‘三年困难时期’,你是不是开地下工厂修汽车发国难财?”站团支书、出纳员胡柏新站在讲台上鼓园了眼睛厉声喝道。

“62年我是修理过汽车。”个子高大的高洪根用响亮的河南话简短地答道。

“你平时在家给别人修钟修表焊盆焊锅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轮式拖拉机驾驶员赵方志铁青着脸在台下高声喊道。

“星期天在家我零打碎敲地给别人修过表,补过锅。”高洪根淡淡地回答。

“高洪根态度老实不老实?!”这是王玉英变了调的声音!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脸色也不是红扑扑的,而是变成铁青色了;她脸上总是略带的微笑没有了,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严厉的神色!我心里暗暗吃惊:我朝思暮想的纯洁美丽温柔善良的姑娘竟变得认不出来了!

“不老实!”与会职工几乎一致地高呼。

“怎么办?”又是赵方志的高声呼喊。

“高洪根要老实交待!”大家齐喊,群情激昂……

晚饭后我也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办公室里已坐满了人。站党支书李长学压低噪门说:“我们接着昨天晚上的党支部、团支部和积极分子联席会议继续开。组织上已把掌握的张传锷、纪映铭和高洪根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交了底。通过一个多月的揭发批判,看来他们三个的态度都比较顽固,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说一点。张全锷参加过国民党,却推说是上高中时集体加入的。纪映铭只承认票据反映出来的贪污问题。高洪根一贯干私活挖社会主义墙角到象没事人似的……,看来我们还得连续作战,非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不可!”

接下来照例是站秘书兼人事干事楚尚有讲话,他的甘肃老家口音很重:“现在的‘四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正是积极分子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候……”接着他安排了重点发言人,领喊口号人、值班警卫等。

再接下来就是胡柏新、赵方志、王玉英等积极分子发言,献计献策,如搞什么车轮战、疲劳战呀,揭发张全锷装病耍死狗啦,纪映铭装可怜相啦,高洪根卢凤玲两口子还向上级告状啦等等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也被列入积极分子之中,可能是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工作还很积极吧。我在去乌鲁木齐之前,站里就开始学习“四清”运动的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文件就是红头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以前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想过“四清”运动会怎样进行。

我魂牵梦萦的姑娘王玉英是站上唯一的女共青团员。我们是在春天他从州拖拉机手培训班来我站实习时相识的,她是实习学员的组长,而我则是站上负责安排和指导学员实习的技术员,我们经常接触彼此有了了解。她的相貌跟当时的宣传画上的姑娘形象相似:剪发头,红面庞,大眼睛,壮腰身。春耕结束他们回到州城,我找了个借口给她写了封信,于是我们很自然地通起信来,直到秋天她学习结业,分配到站上“三八机车组”工作,我们依然互相写信,没有公开这样的关系。这次到乌鲁木齐学习,我认为时间不长,再则我认为如果给她写信就像公开了似的,所以我就没有写信。从乌鲁木齐回来我还没有找到跟她交谈的机会。她也没有像以往那样给我一个温柔的问候或赞许的表示。我看到的是她侧面的冷峻的神态,我突然想到苏联影片《保尔.柯察金》里的一个镜头:在冷清萧瑟的街头,丽达低头对着水龙头喝水,保尔上前拧住了水龙头,丽达抬起头来,只见几辆马车辚辚驶过,车上装的是因战争、饥饿和瘟疫死去的人的尸骨,他俩默默相对,神情严峻,--我想,这就是爱情!他们因为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的共同理想而将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想,应当像保尔那样克制自己,等到运动后期再表白自己的心意。

不知不觉已经步入1966年了。

批判张全锷、纪映铭和高洪根没有取得什么新进展,停了下来。

一天晚上楚秘书通知我到办公室开会,到了办公室,只有李书记和楚秘书两个人。楚秘书首先说:“县政府发了个文件,每个单位要下放20%的干部到农村去,一来减轻公家的负担,二来也是支援农业生产。我们站现在只有6名在编国家干部,我们三个再加上会计纪映铭、采购张全锷和统计孙得也,那就是说要下放其中一名干部。”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可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见李书记接着说:“我看孙得也同志下放到农村锻炼锻炼比较合适,多喝了点墨水就‘骆驼下店--想高门’!当了统计还想当秘书!多读了几天书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竟然说‘楚秘书只读过小学,字都写不全,还能当秘书?’”李书记说到这里,掏出莫合烟袋卷起莫合烟来。

楚秘书快四十岁了,却长了张红扑扑的柿子脸,这时在灯光下脸显得更红了。他接着说:“我再补充几句,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可从土改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我的同事大多当上科部长了,有的还是副县级了。现在党叫我当秘书掌印巴子,我就得掌好这个印把子,不能让它落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手里。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书记抽着烟,浓眉下两眼炯炯有神地朝我闪了闪,问道:“程技术员有啥意见?”我忙说:“没啥意见,没啥意见。”我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决定下放我,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三个人的小会对我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么一个小会竟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孙统计的这一句话竟然引火烧身了!同时我也感到纳闷:叫我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不是因为黄站长调走了需要凑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看到孙统计依然文皱皱、坦荡荡的模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还不知道被逐出干部队伍的厄运已经临头!更不知道我也参与制造了这起厄运!他是学土壤分析的,中专毕业后分在新疆农科院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到W县农牧科,调到我们站时间不长,他的妻子原在小学代课,生了孩子后就没去上班了。

不久,孙得也一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W县拖拉机站,下放回内地老家了。就如同一块小石子丢在河里,稍纵即逝,既没有溅起浪花,也没有出现涟漪。他连挨批斗的份都没轮上,就丢了工资丢了干部身份,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张采购、纪会计、高师傅虽然挨了批斗,干部工人身份都并没有改变,工资也没减少……今天可以下放孙统计,明天也可以下放程技术员!这只是迟早的事,焉知哪天我不会步他的后尘!

如果轮到下放我该怎么办呢?我所学的农机专业也就没有用了,只有跟社员一样抡坎土墁(1)挣工分了,我从来没抡过坎土墁,身体又单薄瘦弱,一天能挣几个工分呢?我认认真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仔仔细细地算了一笔帐: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只要存款三千元,每个月可得到9元钱利息……这就够在农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我若下放到了生产队,就不用每天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可以关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了。我早在中学时代就设想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关起门来写书呢!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存够三千元叫呢?我每个月的工资是69元多(这是W县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国家22级干部的工资),除寄给弟妹20元生活费后还可存20元,拼命存上十年也还存不够三千元,这样一来,恋爱婚姻也都顾不上啰!但从此我一直记着朝存款三千元努力!

张全锷、纪映铭和高洪根的“四不清”问题被“挂”了起来。

这次“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下楼、洗手放包袱”。也就是说,每个干部都要在全站干部职工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都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全站干部 职工的通过才算过关。

这一天轮到我登台“洗手放包袱”了。我走上讲台,拿出写好的讲稿认认真真地照着念,偶尔向台下扫一眼,王玉英低着脑袋,不像以往我在台上讲解生产技术问题时那样抬头望着我,眼睛闪着灼人的光。

我首先谈到我的父亲在1958年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劳改,从那时起我断绝了跟他的来往,以表明跟他划清界线,这些我已向组织交待得清清楚楚的,在干部 履历表上也填得明明白白--说到这里,我朝台下的王玉英扫视了一眼,她依然埋着头,我认为,我的家庭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我平时就没有对她另作说明。

接着我谈到由于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和“重在表现”的政策,我才能就在1958年那年考上了大学,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从农学院毕业,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来到边城拖拉机站,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在生产第一线长期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是常常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说明自己还没有真正脱胎换骨,有时尾巴翘得还很高:在社队干部要求犁小块地的时候,我借机务规章的规定跟社队干部顶撞;在检查机具保养的时候,对有些职工发过火;在笈笈滩开荒时,有的生产队送饭只送干馕和冷茶,我嫌伙食差就派人到公社食堂买饭吃……同时,我们站的机务工作各项指标,跟毗邻的兵团各团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作为技术员是有责任的。最后我欢迎大家批评帮助。

我走下讲台时朝王玉英那边扫了一眼,她依然埋着头。我走到座位上,掏出钢笔来准备作记录,这时楚秘书在台上说:“大家对程技术员作的检查有啥意见可以提一提,看程技术员的手是不是洗干净了,包袱是不是可以放下了。”

会场出人意料的安静,没有惯常的窃窃私语和议论纷纷。

吴锡利师傅首先发言说:“程技术员在春耕大忙时节及时排除了一号机车‘德特-54’拖拉机在修理时造成的供油角度错乱,保证了机车不误农时正常生产,说明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

吴师傅的皮肤黧黑,粗眉大眼,讲起话来上海腔很重。他是修理车间主任,出身贫农,又是解放前在上海当过学徒的产业工人,还当过州、县的“劳模”,他在大会上很少发言,今天却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几句。

姜力发接着发言说:“程技术员跟大家一起,在公社生产队开荒、犁地、播种、收割,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

姜师傅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穿一件破旧军棉袄,他曾是我当车长的9号拖拉机的驾驶员。他是带着妻儿从安徽支边来疆的。他是上过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共产党员,平常寡言少语,甚至说话还有些木纳。

锻工老吾师大(2)买买提用维语腔的汉话说:“程技术员改装的播种机组嘛,社员都说亚克西!”他边说边翘起大拇指。

在复式作业机组的改装工作中买买提出了很大的力。买买提个子高大,浓眉高鼻,络腮胡子,他在解放前就开铁匠铺子,现在两个儿子艾达洪和买合提都在锻工车间工作。

周曼珍轻言细语地发言,大家还是听得很清楚:“这次我们拖拉机站在全疆评得先进,程技术员是出了力的,他为此写的文章在《新疆日报》也刊登了。”

周曼珍是江苏中专毕业生,1965年下半年集体支边来新疆的,现在是站部统计员。

周曼珍刚说完,楚秘书走到台前,大声说:“今天是程技术员洗手放包袱,不是评功摆好,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

按照以往的例子,我心里明白,我的“洗手放包袱”算是通过了。也就是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过关了,如此顺利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情不自禁地向王玉英投去兴奋的目光,她却并不看我,脸上反而是阴沉忧郁的神色!完全不同于年前黄文宇站长在大会上宣读《新疆日报》上刊登我写的一篇报道 W县秋翻工作的文章时,她朝我顾盼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脸上流露出欣喜和赞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四清”运动中顺利过关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她应当为我高兴呵!

不管怎样,我在“四清”运动中过了关,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是清白的,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我有资格向她表白爱情了!

注:
(1)、新疆的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
(2)、老师傅之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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