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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六部分 怀念(一)


内容简介

我这一辈子怀念的人很多,现在罗列出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影子投进了我的人生里,回想那些在一起的日子,让人感到很温暖。

有人说:被别人怀念是幸福的。其实怀念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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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曾霖同志

曾霖同志是四川江北龙兴乡人,1897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兄弟五人。四岁时,父母和兄长都先后病逝,他寄养在堂兄家,读了三年私塾,以后又当过放牛娃、学徒、长工,在川军部队中当过兵,任过排连长。1925年,他随川军将领熊克武部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在北阀部队的叶挺独立团当副官和参谋,参加过汀泗桥及贺胜桥等著名战斗。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他回到四川,奉组织指示参加涪陵罗云坝农民起义,后又调潼南双江镇军阀队伍边防军五旅做兵运工作,组织兵变。兵变失败后,被调重庆任锄奸特务大队长,参与了打死军阀刘湘政治部主任代弁的行动。1929年,他在旷继勋部任参谋,并参加广汉兵变;1930年到军阀邓锡侯部任副官,暗地里担任党内交通工作;1932年,在军阀刘文辉部当连长,后因工作暴露,被调往川南搞匪运工作。在此期间,他被当局以“通匪”嫌疑关在犍为县监内,到1936年冬,才由一个姓刘的拜把弟兄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他到川军范绍增部当副营长,率军出川抗日。1939年,在新四军任军部第三科副科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曾霖在事变中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到1942年,才得以在一次空袭中乘机逃出,于1943年10月,进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1944年去延安党校学习。

战斗在华蓥山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已经是人人皆知,中共中央常委朱德、任弼时同志找了五位四川籍的同志去延安枣园谈话,其中就包括曾霖。谈话的内容,是要他们回到四川去发动武装斗争,打烂敌人的坛坛罐罐,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大军解放大西南。在这几个同志中,只有曾霖打过仗,懂军事,而四川又是准备搞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于是决定曾霖回川。

到曾霖出发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的8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敌人封锁边区很严,他只好化了装,从关中的马兰出发,闯过重重关卡,走了七天七夜,于9月初到达重庆。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同志会议,传达周恩来同志指示:作为应变准备,决定在四川发动武装斗争,并指令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不久省委撤回延安,曾霖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市委。
曾霖同志大半生都在战争中度过,打仗是家常便饭,但这次是要在重兵守护的敌人心脏里,在华蓥山区方圆数百里的山峦地带搞武装起义,而且要全面负责军事指挥,他不能不感到责任的艰巨,于是马上开始着手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曾霖身经百战,身上枪伤累累,右脚跛瘸,行动很不方便。为了察看地形,了解情况,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坚持走遍了华蓥山区。一次,他同助手余行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党军事干部)去广安高顶山一带视察地形,上了华蓥山的顶峰宝顶。举目四望,群峰叠翠,天高云淡,想到解放大军在全国战场上的高歌猛进,想到即将在这片地区举行的起义,他们俩不禁放声高歌,余行健还当即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俩的共同心情:

勒马华蓥顶,翘首望青天;
中原正鼎沸,举事在眼前。

邻水地处华蓥山峰南麓,离重庆120余公里,是进入重庆的北大门。境内地势险要,号称“三山两漕”,进可攻,退可守,是游击队活动的理想境地;加上当地党的力量较强,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都较好,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和曾霖曾计划把邻水作为武装起义的重点。曾霖在1947年下半年坐镇邻水,亲自指挥和布置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集中力量抓人、抓枪、抓钱、抓政权。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这里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乡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有基本游击队员300余人,长短枪300余支,还通过上层统战工作,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了除掉障碍,我党派人杀掉中统特务包志明,当地的国民党准备以“共匪爆动”为名上报,请重庆的大军前来镇压,我党则通过统战人士在县参议会大造舆论,最后以一个“桃色案件”掩盖过去,使我们的起义工作能够按计划继续进行。

曾霖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人民广泛的支持。有一次,他在杨其昌家(民主进步人士,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做过师长)里被反动军警发现,意欲强行逮捕,杨其昌在碉楼上架起机枪,横眉怒目地说:“你们谁敢到我家进行搜查,我的枪就不认人!”这些军警被迫撤走,曾霖才得以脱险。

与诗伯和廖伯父他们在二三十年代组织的两次武装起义不同,这次参加起义的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大多数都没有打过仗,非常缺乏军事常识。考虑到这一点,曾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大多是游击队的党员干部和部分领导干部,每期数人或十几人,共约百余人,时间三五天、十余天不等。培训的内容除了政治、形势、土地法大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秘密技术、救护常识外,主要是讲游击战术。没有课本,完全是凭他过去学的军事常识和亲身的战斗经历,用许多生动的例子和通俗的语言来讲。他讲起课来有说有笑,就象摆龙门阵一样,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各种枪械的使用、维护、修理知识,他都亲自示范。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期间,他根据市委指示,还去江北明月场,对当地恶霸杨绍云进行策反工作,杨是江(北)、巴(县)、邻(水)、合(川)、岳(池)五县边区联防副主任,握有百十条枪,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这工作做好了,不但能掩护我们在军事上的活动,还可作为我们起义的同盟军。曾霖同志在那里住了半月,以后又派我前往继续工作,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他,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指明前途,晓以利害,杨已答应配合我们待机而动。正当工作顺利进行时,杨绍云本人忽然在1948年春被人暗杀,使得我和曾霖同志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真是太可惜了。紧接着,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叛变;上川东地委委员骆安庆被捕后也叛变,重庆市和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川东临委书记王璞于7月上旬在岳池罗渡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决定背水一战:华蓥山周围几个县联合大起义,成立“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以王璞为政委,曾霖为军事指挥员。

曾霖根据这一指示。在广安同有关领导开会,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于8月10日、12日先后在广安代市场、观音阁发动起义。他亲临指挥,与敌人发生多次战斗,原决定两支队伍在打锣湾会师,然后与岳池第七支队一起拖到华蓥山建立根据地。但是后来遭敌人重兵包围,孤立无援,加上供应困难,便决定动员部份游击队员回家,干部转到外地,留下少数精干武装分散活动。

曾霖在当地处理一些善后事,就去大竹转洞穴等地视察情况,又去岳池清理组织。可是岳池的第七支队起义后队伍已经撤走,许多同志家被查封,人被通缉。他只好化装潜伏在一只木船上,以推挠作掩护到了重庆。

这时重庆,正是风声鹤唳。敌人在派出大军前往华蓥山围剿我起义部队的同时,又在重庆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搜捕我地下党员。当时香港的《观察》杂志登出文章,说“由延安派来一个年近六旬,身经百战,遍体鳞伤的老军事家在华蓥山指挥暴动”,而成都的报纸《新新新闻》上也登出此人“人胖、鬓白、脚跛”……看来曾霖已成了敌人追捕的主要对象,是不能再抛头露面了,组织上决定他回乡隐蔽,以保证安全。

曾霖回到家乡,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下来。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期间同当地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利用其声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反捐税、反征粮、反拉丁的斗争,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中队,掌握地方武装。解放前夕,他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情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宣传,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然后就赴重庆参加地下党会师大会,接受新的任务。

忠诚战士

我离休后在重庆市党史部门工作期间,为了给曾霖同志立传,查阅了他的档案,访问了他生前的一些战友和他老家的乡亲,并沿着他在华蓥山走过的地方,采访了许多当年同他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同志和群众,从一些生动事例中,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怀念和崇敬。

有人说曾霖的命很苦,一个穷苦人家的儿子,从小失掉父母兄弟,为了活命,只有去下苦力。后来当兵在军阀连年内战中,总算九死一生活了出来,参加革命后,也是在惊涛骇浪中南征北战。1928年,他在仁寿安了个家,生了一个孩子,很快被岳父怀疑是共产党,把他赶走,这个家就完了。以后他带着孩子参加了革命。在“皖南事变”中,他被俘,孩子也在战场上牺牲了,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从此他就象流浪汉—样,四海为家,浪迹天涯。解放后,他作过重庆市交际处处长;沙坪坝税务分局局长;南泉疗养院院长;最后还当过龙门浩缆车公司经理。这些职务对于像他这样老资格的革命者,实在是有些不公平。可是他对我说过:“一个人尽喝糖水有甚么味道,酸的、苦的、辣的、麻的都要尝一点才有乐趣。我算有福气,都尝到了。再说我们总算活出来了,想到死去的战友,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他在毫不熟悉的岗位上,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向各行业征收税款,修建疗养院,照顾休养员,总是兢兢业业,作得很出色。1951年他已五十多岁了,才与唐素华同志结婚,又得了一个女儿。五十多岁的人,才开始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他却病倒了,他对前往看望的同志说:“我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病倒。现在正是需要拼命干的时候,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干干不了,这才是真正叫苦啊!”

曾霖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来的,他遍体枪伤,直到去世时,身上还残留着—些弹片未能取出。可是他从来没有向人宣扬过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业绩,当别人问他身上的伤疤,和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伤痕时,他漫不经心的笑着说:“那是过去生过疮,头上长过癞子留的疮疤。”他在一生中闯过了无数风险,许多该死的时候没有死,这不是靠幸运,而是他有一套保护自己战胜敌人的本领。他临危不惧,警惕性又高,晚上睡觉虽鼾声如雷,但枪一直揣在怀里,一有响动就惊起。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各阶层,三教九流,无所不懂,七十二行,无所不通,对待各种人物都有一套办法。在邻水,他是一个乡下人,走家串户,与农民交朋友。在广安,他就成了个做日杂生意的郑大爷,坐茶馆,打麻将,与当地袍哥大爷混得很熟,与舵把子亦有来往。在岳池,他是一个拿着罗盘满山蹿的看风水,捉龙脉的阴阳先生。我们在广安访问时,当年的—些游击队员还绘声绘色的谈起同曾霖一起下田捉黄鳝、划拳饮酒的快乐。一个名叫徐荣北的老人,很深情地回忆曾霖住在她家的时候,向她讲革命道理,动员她变卖田产支援起义。她说:“曾霖是我革命的引路人。48年起义之前,我就为他泡了一罐大蒜,一直留到解放后,也没有能够再见到他。”

曾霖,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活在战友、亲人和华蓥山区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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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照明同志


看到邓照明同志去世的讣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50年的友谊,50年的风雨,让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是1949年初,华蓥山起义已经失败,作为起义的负责人之一,照明同志费了很多周折,才绕道去了香港,找到了党组织。他回到重庆后,到了歌乐山我们家,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邓大哥。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又总结了华蓥山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接着就布置新任务。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不要再搞武装斗争了。要保存实力,作好准备,迎接解放。”当时刘石泉同志已经被捕,安排起义地区撤退到重庆来的一大批同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安排掩护他们,作了很多工作,还是没有能够说服一些报仇心切的同志,如果弄不好,很可能会出事情的。邓大哥听得很认真,流露出极大的忧虑,他说老林啊,你要尽快地将上级指示传达下去,扭转同志们的急燥情绪,对那些暴露了的要坚决转移。要他们千方百计的依靠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统战关系掩护下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好同志们的住地、吃饭和过冬的棉衣……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经过战斗锻炼的同志,个个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决不要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出事。”他还拉着诗伯的手,说陈大姐,你是二十年代的老英雄啊,你把你的一家人都带进了革命队伍里来了,真是不简单啊。

我根据他的指示,立即组织了重庆的同志们传达和学习,还研究了行动方案,派人到起义地区对潜伏下来的同志进行了传达。杜文举同志去合川,说服了一个数十余人的小分队,人员疏散,枪支隐藏,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不幸。武胜的同志听传达后,也放弃了武装斗争,转向策反,加强统战和准备接管的有关工作,只是岳池有部份同志出于对敌人的义愤,自动回到家乡,取出分散埋在地下的枪支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导致两个同志英勇牺牲。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照明同志传达的上级指示的重要性。

1949年的12月1日,重庆解放了,我正在临江门忙于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跟随解放大军回到重庆的邓大哥来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唉呀老林,你还活着呀!”
邓大哥紧紧捏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有些湿润,我心头一热,禁不住滚出了两行热泪。他离开重庆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遵照他传达的中央指示,做了多少工作,历经了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和老刘联系的214名撤退下来的同志,全部都活着迎接了解放,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恢复了起义地区的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更大的牺牲。可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的好同志,好战友,还有自己的亲人,都牺牲了,他们没有能够活到解放,我对不起他们……

邓大哥安慰我说:“老林啊,话不能这样说。营救没有成功,有着诸多的客观原因,你和你的一家,还有同志们,都已经尽力了。我昨天晚上是一夜没合眼啊,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些有幸活出来的同志。说实话,我们在南京和长沙研究重庆党干部情况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手里这一块啊。你想想,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么多同志,他们有的是满腔的仇恨,有的是必死的决心,但是太年轻,大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不懂秘密技术,这么多的人毫无准备就进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密集的重庆活动,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不但是你老林,你们这一家子,连同重庆的党组织,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破坏和牺牲……陈大姐,你们这一家,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1954年,我和邓大哥又在离重庆市区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见面。这个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要工程之一,曾被当时苏联友人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朵鲜花”,邓照明同志担任了主管这个工程西南水电工程局的局长。他带我去了工地,只见遍地荒草中,孤零零的立着几个简陋的工棚,而我们在这片荒地上,仅土石方开挖就在100万立方以上。这里地形复杂,管理干部和熟练工人严重不足,技术力量也很薄弱,机械设备缺乏,物资供应紧张,只能在枯水季节大量施工。由于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不得不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交叉作业……这些都在我心中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邓大哥却信心十足地说:“老林啊,我是直接向市委组织部点将要你的哟。我们的′困难是多,但比起地下时期,总要好得多吧。”

每天上班开一小时的碰头会,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各工区的负责人万箭齐发,向邓照明这个局长要人、要物资设备、要住房、要吃要穿要戏看……总之,工程上、生活上差啥就向他要啥。他知道自己的“家底”,虽不能说是“一穷二白”,也经常是“无隔夜之粮”,但他总是有条不紊的处理—切事务。他从不发脾气,总是耐心地讲道理,要大家同舟共济;无论是谁,只要尽了力,哪怕没有完成任务,他都要肯定成绩,鼓励再战。常常是开完碰头会,他就带着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下到现场,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因此,他对工程进度了如指掌,班组长以上的工人干部,他大都叫得出名字,他走到那里,职工们就围拢来向他反映情况。按照明的安排,我主管物资供应这一摊,上万人的施工队伍,上百个施工现场,每天需要成千上万的钢材、水泥、沙石和各种物资,而开工时候工地上那几个棚布搭成的库房内,大多是空空如也,许多物资是要经几百上千里的路程才能运到工地。邓大哥理解我们的苦处,也相信我们的能力,对我们总是鼓励多于批评。而供应部门的全体职工,也在邓大哥的感召下齐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供应,保证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邓照明同志是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的一把手,认为自己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发电,还要出人才。他一开始就重视职工的技术培训,除干部技术短训班、文化学校、技工训练班等固定培训机构外,还用师徒合同,派出去请进来等办法,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队伍。直到现在,全国各水电部门都有狮子滩电站派去的技术管理人才。他不但管生产,还抓职工的思想建设和生活管理,不管怎样忙,他还是经常去为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上党课。在他的倡导下,除经常请外来剧团到工地作慰问演出外,还通过俱乐部组织职工业余京剧、川剧、话剧、歌舞、曲艺等演出队,每周都有节目演出;还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棋类比赛和舞会,各工区都有球场、茶馆、照相馆,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工地的几万名职工和家属,不但要玩得好,更要吃得好。我们争取了附近几个县的政府支持,副食品源源运到工地,食堂的伙食开得好,生活区还有一条著名的“好吃街”,那些谗嘴的姑娘小伙子吃了这家吃那家,成天乐呵呵的。几年下来,数万职工分布在纵横数十里的工地上,很少发生打架斗殴、贪污、盗窃、赌博、奸淫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在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1956年国庆,狮子滩水电站终于提前一年建成发电了。这为解决重庆用电急需,培训队伍,积累经验,为全国更多更大的水电站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邓照明同志作为身负重任的创业者,在培育灌溉“新中国水电事业第一朵鲜花”的工作中,他是付出了全部心力的。他是一个称职的园丁。

狮子滩的工程还没有结束,邓大哥就调回了北京。1958年,我和一批中层干部都被打成了“右派”,紧接着就是困难时期,我和宁君带着六个孩子,真是受尽了折磨。大约是1963年,邓大哥出差到成都,四处打听我的住址,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三圣街我的家门口,让我和宁君都喜出望外。他拉着我的手说:“来成都后,别的同志可以不看,我一定要来看看你。”廖宁君正给他送茶,听了这句话,转身去擦眼泪。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太单纯太幼稚了,不懂得党内斗争。我在北京听到狮子滩在反右时的一些情况,先是不敢相信,但后来证明都是事实。我难过啊,当初约你去狮子滩,是希望共同干一番事业,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个结果。老林,我没有对你的事尽到责任,我心里有愧……”

我说:“邓大哥,不要这样说,当时你要是在狮子滩,说不定也逃不脱这场灾难啊!”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时全局有数百职工定为敌我矛盾(包括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搞了一个以局长为首、包括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内的所谓“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算起来随同他去狮子滩的同志,有三分之二被列入了这个“行列”,其余的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处分……

邓大哥微微的点点头,然后长叹了—声。我不愿再用这些痛心的往事使他伤感,有意转移话题,问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不回答我的问话,却说到他在延安时也曾经被打成所谓的“红旗党”,也被无理审查了很久。看来邓大哥对于所谓的“党内斗争”,感触比我这样“不谙世事”的人深得多啊。

我们谈了一下午,眼看已经快七点了,他说饿了。廖宁君为他煮了—碗酸辣面,他吃得津津有味。晚上还有工作,他吃完面擦擦嘴,连声说好吃好吃,然后紧紧和我们握握手,才依依惜别。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年代,竟有一个老领导老战友不避嫌疑、冒着风险,敢来看我这个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的人,让人感到多么的亲切和温暖啊!

时间到了1983年,我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一次出差去北京,因为住地离邓大哥家很近,有三个晚上去他家谈天,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华蓥山武装斗争。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这场斗争的负责人之一,邓大哥认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应该认真地总结和思考。他说在大后方搞武装斗争中央是肯定的,在七大时四川组讨论时的意见也一致,他也是带着这一任务回四川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地方的同志对于中央有关指示的体会是不深不透的。第一,我们搞武装斗争的目的,是配合大军解放大西南,而不是在大军还不能到达之前,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在敌人的心脏里忙着去“自己解放自己”。第二,即使要搞武装斗争,也必须要走井岗山的道路,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而不是像绿林好汉那样脱离群众地去“拖棚子”,这样是难于取胜的,就是一时取胜了,也难于巩固。对于这一点,邓大哥他在敌后也打过游击,是深有体会的。还有一点,诗伯当时也提到过:必须在队伍的调度、多方的联络、战略战术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方面的不足,在起义中也让我们的人吃了大亏。

邓大哥的这些看法,有些同志不以为然,还有人认为他不尊重在起义中牺牲了的同志,是自己给自己抹黑。对于这样的屈解,邓大哥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说自己对于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一直都是很崇敬的,可是作为这场斗争的参与者,我有责任对于其中的问题进行总结,也应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怎么又扯到不尊重谁谁谁的问题上去了,这明明是两回事情嘛。

我也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对于邓大哥提到的那些问题,从心底也是理解的。可是我也理解那些误解他的同志。这是因为解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地下党普遍存在偏见,特别是“四人邦”横行时期,绝大多数原地下党员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现在“四人邦”打倒了,大张旗鼓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地下党名誉,大家对于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都抱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很容易在情感上通不过。

邓大哥听了我的意见,承认自己在这方面考虑不够,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举出大量的事实,详尽地表述了他这些年思考的结果,然后公开出版。这本名叫《巴渝鸿爪》的书,在老同志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真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光明磊落地解剖自己,是非常难得的。邓大哥就是这样的光明磊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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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泽宽同志

这些年一些老同志陆续的先我而去,这本是自然规律,但得到这些不幸消息,心里总不好受。前几天,肖泽宽同志又走了,走得这样突然,让我感到特别吃惊、悲痛。

解放前,肖泽宽同志长期从事川东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受破坏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极困难的环境下,为恢复整顿和壮大党的组织,保护同志,开展对敌斗争,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解放后,在与肖泽宽同志的接触中,有几件事使我印象最深、受益很大、至今难忘。

共产党员没有做不成的事


1962年,在四川省文联沙汀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调我和廖宁君去整理陈联诗的回忆录,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同志派长篇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同志,随同我们来重庆征求重庆市委和有关领导的意见,作为组织部长的肖泽宽同志接见了我们。他明确的指示:“陈联诗同志解放前长期在华蓥山区从事武装斗争,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值得写,对教育下一代很有好处,你们应该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接着又说了:“当年罗广斌写《红岩》时,他不是学文学的,信心不足,有些胆怯,我告诉他,不要怕,大起胆子去搞,共产党员没有做不成的事,后来不是搞成了吗?而且反映很好。”最后鼓励我们:“你们干这件事,我也是这个态度,我支持你们,一定要写好,如有困难需要我们解决的,就来找我。”

我们听了很受鼓舞,王仰晨同志的信心也大了。

在党和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一家三代历经艰辛,花了40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回忆录。1995年,回忆录出版了,我们在北京向他汇报,他很高兴。在北京开座谈会时,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不能参加,所以就委托张黎群同志代为转告他的祝贺和意见。

最近看了沙汀日记,他对陈联诗的回忆录极为关心,也像他对《红岩》写作过程那样,倾注了大量心血,记下了许多重要意见,使我们深受教育。

保护同志掌握政策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在南川搞土改,忽然被调回市委统战部,停职检查,原来有人检举,说我曾经用汽车拖了两车金条回家。市委很重视,认为要抓一个特大老虎,于是派肖泽宽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坐镇统战部,清查这件事情。当时召开大会小会,要我检查交代,弄得我思想很抵触,记得肖泽宽同志有次找我个别谈话,耐心的开导我:“要老老实实的把事情说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说不行,乱说也不行,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组既没有对我搞严刑逼供,也没有屈打成招,只是叫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写交代。后来才弄清楚,是解放初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时,陈联诗找人在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搬来几张桌凳作吃饭用,江北刘家台国民党有个联勤总部服装厂被敌人溃逃时破坏,我们去借了一些被褥、毯子、衣服作脱险同志换洗用,事情弄清楚了,我也恢复了工作。

当时不少单位在极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打了不少假老虎,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不少后遗症。肖泽宽同志这样政策掌握稳,保护同志不被伤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1985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地下党的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汇聚一堂。有一天晚上,我走进肖泽宽同志寝室,看见邓照明同志也在那里,摆谈时肖泽宽同志说:“老卢(卢光特)是个好同志,五七年错划为右派,吃了不少苦,落实政策后,搞党史工作,为同志平反冤假错案,都很积极努力,做了不少好事,但他有个毛病,总是爱与别人比职务、待遇、住房等条件,感到不及别人,对他不公平,爱发牢骚。”接着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还比我好呢!他当了市政协常委,死了可以登报发讣告,我还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对此,我也有所感觉:有时为了一点小事,老卢气得面红耳赤双脚跳。我还常常劝他,给他解释误会,但他思想上的疙瘩很难完全解脱。不时发作,爱生闷气,导致长期忧郁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不治去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肖泽宽同志也是一生坎坷,常常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总是思想开朗,整天都是一张乐呵呵的笑脸,很少发牢骚。据说中央曾有意调他到中央一个部门去负责,他却婉言推辞,一直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门工作。肖泽宽同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也是自身难保啊


“反右”时,重庆市一些原地下党的同志被打成右派,在一个较长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对肖泽宽同志有意见,认为解放前他是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后,他当时是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对这些同志一般都很了解,他有权也有责任站出来为这些被错误挨整的同志说句公道话。可是未看到他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认为他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这个问题一直闷在心里,直到94年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暴露了这个思想,他愁苦着脸说:“反右时,重庆市的好多同志受到伤害,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不安、内疚,但我也有苦衷,我也是自身难保啊……”后来才知道,他当时也是有职无权,而且经常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担心有朝一日这顶“右派”帽子落到他自己头上,要是一不小心,他那包庇“右派”的罪名就成立了。没想到他谨慎躲过了那场灾难,可随后因为反对李井泉在四川大搞面子工程饿死了一千万人,“肖李廖反党集团”的帽子同样落到他自己头上!

肖泽宽同志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对党的事业忠诚、对同志关心、对自己严格要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好共产党员,值得我们,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尊敬和学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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