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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地下航线

以往的电影里一演到国民党审讯共产党,总有一些套话。比如说那“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事情你的上级(或者是下级)都已经招了,你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啦!还为他们保密做什么?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共产党”则昂起头,大义凛然地回答:“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没想到这些蹩脚的伎俩,被造反派学到了。

他们分别把我和宁君关起来,先去对宁君说:“你们做的很多坏事,林向北都交待了。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不说不但保不住党籍,还要受行政处分。你还为他瞒什么?”
转过来又对我说:“廖宁君写了很多检举材料,揭发你在外面伙同那些右派翻案,你还不争取主动,坦白交待,到时候她倒是立了功赎了罪,我看你怎么办!!”

他们忘了一点:不但我和宁君,连我们的父辈也是干“地下党”出身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技巧都已经烂熟于胸,更何况他们的这些招数比起真正的国民党来,简直差得天远地远,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其实我们对于外面的大形势,造反派内部的动态,我们互相的“交待”内容和造反派“审查”的情况,都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有条“地下航线”,“航船”就是我的几个女儿。有时候二女儿林波来送衣服,把字条夹在衣服的袖子里,造反派要检查,她提起袖子抖了又抖,一看什么又没有,造反派一挥手让她进来,结果字条在她手里捏着呢。有时候大女儿抗美把饭做好,带着三岁的平儿来送饭,平儿一见我高高举起饭盒:“爸爸今天吃干饭!”那字条就在饭里埋着。直到今天,我还要为此事感谢老石,他把造反派对我们的态度、打算,都写在纸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中有数,应付自如。

想当年我们打下了天下,满以为从此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没想到解放十几年后,还得让孩子们接着干,真不知道应该对于孩子们的机智而高兴,还是应该为她们而悲哀。

“杨白劳”耍大牌

“文革”中成立了很多“专案组”,为了收集整人的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外调”,说白了就是拿公家的钱,出去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这门差事大家都争着干,那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头头自己耍得不爱了,就让兄弟伙们也出去逛逛,所以“外调”的人员多得不得了。

据单位造反派的头头说:来找我写“外调材料”的,比全局加起来还要多,多得那些外调人员只得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早的就有十个八个到外调办公室来排班站队。有些态度好点的,说得我高兴,当天就能取货;有些“比着框框”来“买鸭蛋”的,或者是想搞点“逼供信”的,我就对不起,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闹完了让他等上个三天五天也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理由很简单:生病了,不能写;要不就是事情隔得太久,要想一想,至于多久才能想起来,不大好说。有的等不及了,就找“头头”来求情。“头头”放下架子来找我,说老林你看,我们这个外调办公室都变成了“林办”,专门为你服务,希望抓紧时间写出来,也让我们减轻一点压力。我拿起架子,说你倒是应该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让他们把态度放好点。“头头”说对对对,我们早给他们打招呼了,说你是服软不服硬,不要硬逼。

有一次,重庆市党校有个女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妹妹林梅侠的情况,看样子想给梅侠找点岔子。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三天后才给她写了材料。她看了我的亲笔材料,说这不行,还得盖手印。我当时火起,刷刷把写好的材料撕了个粉碎,在桌上“啪”地一巴掌:“我又不是杨白劳!”说完后就径直回到“牛棚”。“头头”来说了很多好话,我第二天才又写了一份,让她拿走了,还是没盖手印。

解放后,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这类事情见得多了,原先还指望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谁知道还是个“摘帽右派”,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我态度不好,顶多再多给我一顶小帽子,无所谓。
 
火炭落到自己的脚背上

文革中流行“入党做官论”,就是说想做官,必须入党,入党的动机就是为做官。为了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觉悟高”,一定要对“牛鬼”划清界线,恨得越深、斗得越狠,入党的希望就越大。

机关里有个W女士,在斗争我的大会上说:“解放前我父亲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这些‘牛鬼蛇神’又要来压迫我们,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听着她说的这些话,觉得有些蹊跷,斗争会完了闷着头往前走,路过厕所正想进去小便,却被后面跟着的W女士一把拉住,高声大骂:“你这个右派、流氓,跑到女厕所来干嘛!”说着就围过来一群人,不由分说将我痛打了一顿。

不久就有更想表现积极的人揭发:W女士的父亲之所以“受地主的压迫”,是因为给地主当“狗腿子”,而W女士本人的历史也并不“清白”,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都躲躲闪闪,那样子直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火炭终于落到了自己脚背上,不知道那时候,W女士对于“积极表现”有何想法。

还有一个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看管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天早晨见我在院内做早操,很不高兴:“你还安逸呢,悠哉游哉的做起早操来了。好!给你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围着院子跑20圈,跑不完不许休息!”

跑一圈大概是200米,我初先满不在乎,不过增加一点运动量,反正成天坐在“牛棚”里闷得慌,借此多活动一下筋骨也好。谁知那时候,营养跟不上,不能再和年轻的时候相比,结果只跑了15圈就晕到在地。

“头头”们知道了,急了,指着那“积极分子”的鼻子说:“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就不是你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了,而是你脱不脱得了手的问题!”说着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打了一剂强心针,我睡了两个钟头才渐渐醒过来。从此他们再不敢体罚我了。

所以说,入党的心思不要太迫切,否则你将是祸兮福所藏,我则是福兮祸所倚,适得其反。

“九一三”的巧合

文革中我在牛棚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别人的同时也写自己。写着写着,这一辈子悲欢离合,沧桑冷暖,一桩桩一件件都涌上心头,成了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因此多留了个心眼:任何材料都用复写纸一式两份,交一份上去,留下一份悄悄交给孩子们带回去好好保存。

1971年,林彪“九一三”爆炸,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单位上专门为我设立的“林办”也取消了,宣布退回所有关于我的材料,材料包括我自己写的“交待”、检查,外调材料和别人对我的揭发材料,总共913件,和林彪爆炸的日期一模一样。

我找了辆板车,把这些材料装回家,它们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能写完50万字的回忆录,发表了近20万字30余篇回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九一三”份材料的功劳。毛主席说:坏事有时可以变成好事。这次这句话我信定了。

1985年我刚到北京,见到表叔陈于彤。他告诉我,在“九一三”林彪大爆炸的那天,他同时收到了一份“反对林副主席现行反革命判决书”。你说说,世界上是不是无奇不有?

我要夸个军代表

说起“文革”中的军代表,一般会在单位里支一派、压一派,对于被支持的任其所为,让他们飞扬跋扈,对于被压制的总是百般刁难,让他们抬不起头,因此受欢迎的还真的不多。可是我们单位的军代表,我对他们确有好感。

这位军代表姓高,听说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到了我们单位之后,同宁君作了一次谈话,然后就把她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理由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无人照顾。为什么高副司令对宁君如此“没有原则”?原来有造反派向他汇报,说是关押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整理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做《华蓥风暴》,那是一本大毒草,是违背了江青同志的“3.15指示”,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这位军代表为了弄明真相,就从造反派手中把《华蓥风暴》拿去看,越看越有兴趣,一连看了四个晚上才看完。然后他对宁君说:这本书太动人了!谁说是毒草?这是一本很好的革命教科书嘛!不要怕,我替你做主。这样的革命父亲和母亲,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后他问宁君有什么要求。宁君说现在身体很糟糕,原来体重是110斤,现在枯瘦如柴,只有70多斤了,想请假同儿子一道去南京治病。高副司令当即一口答应,不但准了假,还同意出外治病的费用可以报销。宁君又乘机提出要转组织关系,这样在外面旅行治病都要方便些。这个要求遇到了麻烦:因为宁君当时的党籍还没有被“恢复”。造反派头头听了高副司令的指示,跑来对宁君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替父母翻案”,然后写个检查,就可以给你恢复组织关系,开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宁君犟起一股筋,坚决不同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最后还是高副司令下了硬命令,事情才解决。

宁君去南京治病,修养了近一年才回来。

敢把“右派”叫同志的人

我们单位上有个副局长叫李克。此人是个老革命,政策水平高,好几次开会时他都拍着身边的座位高声大气招呼说:“请向北同志坐过来!”并对其他同志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老林,要不是五七年出了点问题,他今天是不会与我们坐在一起的。”

“文革”一开始,李克就为这事挨了不少大字报,说他划不清界线,包庇我这个右派分子。我私下向他表示歉意,他却不当一回事,说老林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你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

还有一次,也是开我的批判会,林大热站起来发言:“向北同志,请你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们马上掉转矛头,把对我的斗争会转变为对他的批判会,说他立场不稳,胆敢把“右派”称同志,会后立马把他关进“牛棚”,于是我们成了知己的“棚友”。
这不是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同志“逼上梁山”吗?

桥头下面打牙祭

文革一开始,单位就把我们这些“有问题”“不可靠”的人,送到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内江专区白马乡农村里去“劳动”。因为不知道“运动”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所以在管理上比较松,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星期天还要放假,让大家到内江城里去买点日用品。这一天成了我最向往的日子,因为我有个“特殊任务”,就是定时与盛宇在内江城里的一个桥头上见面。盛宇当时在内江俾木镇四川轻工设计院工作,他的姐姐济慈是我的朋友,托他每个星期天,要请我在桥头下的小店里打一次“牙祭”,并把“外面”的时局形势告我,当然少不了那些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有时还给我几块钱作零用。image127.gif

雪中几粒火木炭,胜过千朵锦上花。

废品站里的“内线”

“文革”后期,我们多少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了,因为长期被扣发工资,生活上很困难,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真是雪上加霜。

已经是初冬了,女儿们还是穿着单鞋,手上脚上都起了冻疮,溃烂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小董到我家来了,看到孩子们没有鞋穿,很大气地说:“没关系,董叔叔那里有的是,你们来选就是了。”

小董也是地下党,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与我是难友加战友,无话不谈。此时他在东大街一个废品收购站掌称,每天收到的旧货用箩筐装,其中就有不少的鞋。我在里面选了两双几成新的高帮皮鞋,花上角把钱卖盒鞋油擦得亮光光的,穿回来得意洋洋。宁君见了,很不以为然:到破烂堆里去拣来穿,羞死你屋先人!可是孩子们却不以为然,第二天都去了废品站。一次小董来说,刚刚从部队回收了一大批战士们换下来的破胶鞋,虽然鞋面都破起了一个个洞,可是鞋底是好的,而且便宜啊,几分钱一双。正在农村插队的抗美和林波立马去选了一大堆,拿回家来洗干净了,用线一针针的把破洞织上,带回乡下去,穿了好几年。

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的不仅仅是鞋呀。小董又心生一计,对孩子们如此这般筹划了一番,于是孩子们就趁着天黑去撕街上的大字报,当成废纸拿到废品站去卖。小董假装和孩子们不认识,把那些东西放到磅秤上过秤,要是“上司”在场,他不过“谎报”个五六七八斤,孩子们把废纸扔进废品堆,然后到柜上去支钱。要是他一个人守门市,本来只有二斤重的废纸,他可以写成20斤或30斤,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多得三两元钱,够好些天的伙食费了。不过废纸的价钱很低,记得只有8分钱一斤,而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废铜,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五角钱一两,在那个萝卜三分钱一斤、莴笋五分钱一斤的时代,够我们好几天的菜钱了。一次孩子们拣了些铜铁废品去卖,小董又谎报账目,居然多出了五六块钱,孩子们回来乐得直蹦达。image128.gif

“文革”后,小董平了反,变成了老董,面貌焕然一新,当上了某杂志的主编,因为长相很像某位国家领导人,还被导演找去试过镜,对于当年他“谎报账目”的事情,老董至今“供认不讳”,还以我家的“恩人”自居,说这就叫特殊时期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

枉死的好人

人老了,总爱回忆那些难忘的战友和亲人,当想到他们的战斗历程时,是多么的可敬可爱。但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时,又是多么的可悲可痛,叫人揪心落泪啊。

刘孟伉之死

首先想到的是孟伉伯父。image129.gif

这个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敌人闻风丧胆,人民肃然起敬,也是我最尊敬的导师和长辈。
文革初期。我和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大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65.50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65.50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人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静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三.一五讲话”中说了“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刘伯父总是怒目以待,有时也怒发冲冠骂上几句:“去问你的祖先人,我刘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那个造反派的头头,解放前是个土匪,以后加入了国民党,在文史馆当个一般职员,一口的脏话,狗嘴长不出象牙。他心毒手毒,不准家里人见刘伯父,也不准递东西进去。天气很冷,屋内不但不准生火,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晚上让他裹着一床棉絮,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戴着高帽、反绑着双手,拉到一辆敞蓬大卡车上去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造反派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刘伯父花了数十年,撰写的两部书稿《杜甫研究》在馆内被窃走,至今下落不明。

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倒台了,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阴魂不散。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不久前,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后来,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敬爱的刘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杜桴生之死image130.gif

杜桴生是岳池人,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早年没有见过廖玉璧和陈联诗,但对他们在华蓥山武装斗争的情况是了解的。1936年车耀先决定诗伯去苏联学习,就让她去宜昌找杜桴生。杜老长期在白区工作,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特别是1946年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任经理时,险些被敌人抓捕。

杜老是一根肠子捅到天的耿直人,爽快正直,不管对什么人,有话就要说。解放后,他在川西行署当秘书长,多次顶撞李开泉,致使李井泉对他怀恨在心。他是个川剧迷,很受川剧界人士的敬重,为了振兴川剧,他批准重新修建成都川剧的老窝子--锦江川剧院。“三反”一到,就因为此事把他打成贪污分子,他不服,四处告状说:“几十年来,老子提起脑壳干革命,谁稀罕那几个臭钱!”反右一来,在“阳谋”的鼓动下,他又提意见,说自己没有贪污,明明是有人故意整他。于是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杜浮生,被安排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赋闲,我和李维、王叙五、黄友凡、王扑庵等同志常去看他,这些同志在地下时期都曾同他一起在川北工作过。当了右派的他情绪尚好,常拉我们去看川剧,如果他没空,就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只要拿到锦江剧院售票处,准可得到几张免费的前五排好票--川剧界一直都把他当成恩人。

文革初,这位四川地下党的“大右派”带头起来造反,也不回家了,就住在川大。于是在地下党中许多受迫害的人闻风而起,纷纷奔向川大,在“826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四川地下党受迫害调查组”,搜集到许多惊人的数字,比如解放前四川有地下党员18000多人,到1968年只剩下几百人了。地下党85%的县团级干部都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分子……这些数字一经公布,不但当时舆论哗然,也为若干年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准备了证据。

自从江青在“3.15”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之后,全川地下党员和华蓥山游击队员大都进了牛棚。杜老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被政协造反派抓去关在黑牢里,白天拉出来示众,头顶一个沙锅,沙锅上盖上一个五尺长的纸糊黑色高帽,帽子上写有“大右派杜桴生”六个大字,当众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检讨。一时观者如堵,有人骂他“杜大麻子”,更有小孩扔砖头吐唾沫,拍手大笑。杜老怎么受得了这般侮辱,一天晚上他从黑牢里打开窗子逃出来,一步一跛的来到我家里。我见他头摔破了,还在流血,一身污泥,一口粗气,不断地骂“这些王八蛋,我杜桴生作了什么坏事,黑起良心这样整我,我要去北京告状!”

我连忙打了一盆水给他洗脸,准备给他做饭。他一边嚷嚷说“快给我茶喝,渴死了!”一边又拦着我:“别做饭了,我马上要走,不然他们会来抓我。”我给他找了一根竹棍,准备出门送送他,他说:“不送了,人多影子大,会被发现的。”

我不放心:“现在你准备去哪里?”

他说:“你不管,等我住定了再告诉你。”

就这样,他一瘸一跛的走了,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到了白马寺一个老朋友家里,不几天就到北京告状去了。过了不久,又听说把他从北京抓了回来,关在监狱里,到底是什么监狱,家里人也不知道,直到人都快要死了,才通知家里去接人。家人在杜老的一件破棉袄里,发现了他写的申诉书,真是字字血泪,惨不忍睹。

听说他死得很惨,是有人用竹签子戳破喉咙整死的。

谁会想到杜浮生革命一辈子,竟会落到如此下场。

范硕梅之死

范硕梅,垫江人,是个三八式的老共产党员。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在工厂当厂长时,成就卓然,很讨工人群众的喜欢。可就因为他不去吹牛拍马,反右时判他“反对领导罪”,再因为不肯“认错”,被认为态度恶劣,定为“极右”。文革初期,他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起来造反,旗帜鲜明地就是要反对“土皇帝”李井泉迫害地下党,要求为地下党和右派平反。哪知没几天,上面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就出来了。他知道又上了“阳谋”的当,却不惧怕,还是要反。于是被定为“右派翻天”的典型,在成都市体育场十万人的大会上被批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有名气”的女人在大会上控诉他评判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要知道这个女人也曾是地下党员,而且还与他相识。这时,范硕梅认为有些“披着共产党皮子的人”到底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国民党还不敢公开抓他,有的人就是被抓去关上几天,也就放了回来。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同样是为了公理,他却被抓、被斗,还游街示众。他像在国民党统治时被绑赴刑场一样,挨斗的时候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世人见了,都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听说把他弄到南充一个加工猪牛皮的工厂,整天泡在硝水里刮牛皮毛和猪皮毛,不久就全身发肿,死了。

周渝民之死

还有一个老地下党员叫周渝民,解放前曾在我的家乡云阳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解放后在一个建筑设计院作党委书记,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和“叛徒”关进牛棚,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他病了住进医院,我同卢光特去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了六个馒头,还没吃饱,他说“我得的是饿痨病。”后来听说他死了,我和卢光特再去看他,他已经被放在一块木板上,眼睛仍睁得大大的。老卢想把他的眼皮按下来,可是不行:一放手眼睛又睁得大大的,真是死不瞑目啊。

我至今仍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中华优秀儿女,他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整死,却无缘无故的死在自家人和“同志”手里。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啊?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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