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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二十二章(二)

我的主要“罪状”

到底用些什么“罪名”来定我为“右派”呢?我没有看到上报材料,根据在三级干部会上和大字报揭发的事实,大概有以下的几条:

首先是“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党员老干部”。

当时供应处有一批由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大都是营以上干部,被分配在处内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年龄大、疾病多,领导一再打招呼,在工作上给以照顾,不能让他们过分劳累。对于他们的工作,我都本着这个原则尽力去安排,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凡事也都要同他们商量,他们也都配合我的工作,大家相处得不错。可是一经“揭发”人之口,事情全变了:党委决定调一个老同志去杭州学习文化,由于他本人不愿意,就没有去,却说成我排斥老同志,要赶他出供应处;本来处内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党政工团组织、支委会或每天的碰头会商量决定,并有记录可查,却硬说我独断专行,有事不同大家商量;本来是支委会决定不给某同志的困难补助,却说是我打击报复;我曾经说过“转业干部在新形式下,要努力学习业务,不要靠老本吃饭”的话,现在也认为是污蔑老干部,本来是党委和局领导有时因工作忙,叫我用党政工团的名义接待外来参观者,却说我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甚至无中生有的“揭发”我说某同志是“木头人”(四川人兴说木老壳),我现在都敢拿性命担保:从未用过这个词汇。

第二条罪状,是我“立场不稳,重用旧人员,并企图把他们拉进党内”。

无论是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解放后在统战部工作,我都深深懂得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性,何况在当时的供应处,懂得业务的几乎都是非党群众,有的是旧人员,有的是解放后毕业的大中学生,也有一些本地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为参加工业建设感到荣幸,在工作中积极负责,千方百计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狮子滩工程能提前一年发电,在保证物资供应上,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虽然在思想上得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则不能不依靠他们,诸如评选先进生产者、培训党的积极分子、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方面,都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给予照顾和考虑,这是我的职责和任务。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大揭发中,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意见都集中在这方面,还认为主要表现在负责采购、计划、设备三科非党负责干部身上。采购干部指的是吴自如,他是1954年6月从二野政治部转业来的,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早在1945年就入了党,后来由于在工作中出了点问题,转业时没有带上党的组织关系。狮子滩水电站开工后,他在供应处作采购科长,当时物资供应特别紧张,采购科是重中之重,他在战斗中受过伤,脚有点跛,却带领上百的采购人员,日夜不停的奔跑在全国各地,使各项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工地,保证了工程需要。他文化不高,但苦钻业务、积极肯干,工作中,从不讲价钱,这样的干部我当然要重用,把他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准备介绍他重新入党。计划方面指的是曾缉光,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内行,他担任计划科长,掌握着工程进度和物资计划,是整个物资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他不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也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之前曾被上硐工程处党委列入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到我这里之后,将他介绍到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还有设备科长陈杰,虽是旧人员,但业务熟悉,工作细致,对设备的订购、组织进货和管理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工作做得很出色……其他的一些非党的群众,和我一起挑起了供应工作的重担,成了物资工作的功臣。我对于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关心、爱护和表扬,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我的主要“罪证”。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都是些只会以“大老粗”为荣,到处骂人,不求上进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不干工作,又不让别人工作的人,一旦别人干出了成绩,自己不追赶不学习,反而横加指责。他们不但攻击非党群众和干部,也攻击那些干出了成就的党员,攻击的言语之恶毒,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自己“对党感情深厚”,“仇恨阶级敌人”,为了表现这样的“感情”,不惜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可是在历次运动中,就这些人吃香。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干得越多越倒霉。

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夷,解放后他改名为陈昌。陈昌由重庆市政府介绍来狮子滩工程局作招待所长,工作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只是因解放前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单线联系,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接上。他曾写了多次申请,希望组织上调查了解,帮助弄清他的历史问题,但当时党委认为他的历史复杂,一时弄不清,也就没有理会。整风开始时,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党委还是不理。有一次在去狮子寨的路上,他碰上赵孝庭,当面问赵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赵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没想到他作为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也气愤的说:“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赵孝庭下不了台。反右开始,陈昌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招待所由办公室领导,我当时是办公室主任,陈昌在三十年代就与父亲、诗伯和我相熟,无论从公情还是从私谊,我们常来常往都是很正常的,他每次来我家,大都是商量工作上的事,偶尔也谈一些往事,叙叙旧。即使这样,我作为支部书记,不应该说的还是不说,包括在鸣放初期,对陈昌也都没有谈过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以前是供应处的仓库主任)就在大会上揭发,说陈昌在运动中到我家去过五次,哪年哪月哪日,在我家去了多久,谈了些什么,都有盐有味、有根有据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同这位行政科长虽然是邻居,但从不往来。再说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好,却很隔音,关着房门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再说当时还未听说有窃听器,他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精细。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兴趣,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两个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有了以上的这些“钢鞭”,积极分子们还嫌不过瘾,找来当右派要具备“六条标准”一一对照,决心要把“花色品种”补充齐全,结果发现我的罪状中缺乏对“历次运动的态度”这一项,就想办法给加上。他们找到的例子,是“审干”中写“自传”的事情。1952年在统战部“整风”时,我就写了一个自传,后来“审干”又要写一个自传,当时工作特别忙,要坐下来花几天时间重写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利用出差回来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赶写了一份自传交差。当时还表扬我“不顾辛劳”,现在却说我对“审干”不满,自传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这次写的自传居然与过去“差不多”。看来这条“罪状”是有些牵强,还得编制一些才够得上分量。恰好运动末期,报上登了一条“揭发”,说是右派大头目罗隆基说过:“肃反”是残酷的。于是就照样画葫芦,一天忽然出现了一批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我也说过“肃反是残酷的”这句话,有的说在路边听到的,有的说在食堂听到的,还有的说在车上听到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一概闭口不谈。到后来他们自知理屈,也就没有了后话,不了了之。还有人揭发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印尼的新闻记者,给他介绍了很多狮子滩电站的情况,本来这既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可是被那些个“积极分子”一发挥,就成了我“吹嘘自己,估倒要外国记者写文章”,成了破坏国际友谊的一条“罪状”。

不过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没什么分量,能够将我打成“右派”的“罪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组织了“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这是当时的党委书记赵孝庭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不,是他配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阳谋”。

那年的9月初,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要出差,我是机关支部书记,按规定要为他向党委请假。我把事情告诉了赵孝庭,他说:“这是党内整风期间,提完了意见再走,不能欠账。”还叫我召开行政机关党员科长干部开会,他本人要参加,并要我通知郭林局长也参加。我通知了调度、财务、计划、人事等科的党员科长在会议室开会,郭局长到赵的办公室,准备同赵一起来开会,赵要郭先去,说他随后就到。人到齐后,赵还不见人影,我又多次去催,赵说:“你们先谈,我马上就来。”直到会议结束,赵孝庭都一直未到场。这时“鸣放”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大张旗鼓的“反右”阶段,之前那些天真的人已经被花言巧语引出洞来,当成“毒蛇”打倒在地。面对这些前车之鉴,我们是心明眼亮,再说共产党员是党的忠实捍卫者,决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党的形象和利益的言行。会议开得四平八稳,除了调度科长余寿山、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就一些人事、工资和工程方面的事提了一些意见外,我同郭局长和其他两个同志都未发言,即使是从后来赵孝庭他们精心篡改过的那份“会议记录”上看,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会议结束时我大松了口气,半开玩笑地对郭局长说:“还好,没有走火。”(即有没有过头的言语),郭局长也说:“就是,尽是鲜花,没有毒草。”

可是很快,这次会议就被说成是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对党展开大肆攻击”的罪证,赵孝庭先是夸奖在会上发言的余寿山是“对党委负责的好同志”,一转眼那些话也成了攻击党、有个人野心的反党言论。可就是这些昧着良心整的黑材料,报上去之后还是批不下来,说是内容空洞,有些材料未落实,上不了线,要慎重。赵孝庭对此已经是呕心沥血,黔驴技穷,要是我们的“右派”帽子再戴不上,他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只好拉起大旗做虎皮,拿群众做幌子:“这些人民愤很大,再不批,我们无法说服群众啊。”

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image107.gif

于是我们被重庆市委作为“优秀干部”调来支援狮子滩工程的五个科级干部,就有四个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郭林局长也未幸免,只是因为他是中央部管的干部,水电部不同意对他的处分,所以他这个“反党分子”的帽子很快就被取消了。

为了孩子我要活着

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虽然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想到死。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我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抓去坐监杀头,甚至每天外出都想到不一定能回家,一直是置生死于度外,没把死当回事情;再说诗伯在解放前不知死过多少次,解放后又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她都能坚持活下来,比起她来我有什么理由去寻短见。我父亲只活了46岁就走了,我的岳父也只活了32岁,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英勇牺牲了,亲人和先烈的未尽志愿还要我去继续完成,我怎能去死。而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我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两三岁,他们要活命、要读书,宁君每月只有50元工资,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一大群孩子。image108.gif

我相信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党会还我清白的,死了就会背一辈子黑锅,连子孙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活着,就是忍辱含泪也要活着。

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由得你“不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曾经骄傲的、自信的、灵巧的、朝气勃勃的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萎缩不堪的“右派分子”。原先容不得别人提点意见的我,已经不在乎有人往脸上泼污水。他愿意泼就泼吧,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当他手软嘴干不耐烦为止: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其次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自己拿自己无限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三反”行为。有些人高兴了,认为战果辉煌,其实那都是一些无根据的空话,顶屁用,是好是坏是真是假,群众清楚自己明白,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到后来还不是得一风吹。对一些无中生有,污蔑不实之词,采取软抗、沉默和不抵抗态度,不能处处针锋相对,当面顶撞,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顺着他们说说也无妨,否则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这在以后结案处理时是要吃大亏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对一些原则问题,也不能乱说,在书面检查时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人抓辫子。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前两次都未通过,第三次要我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对照来写,我知道这场祸事躲不了,所谓“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一个字不写,一件事也不承认,他也可以定你为右派。于是我一夜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检讨,尽量拿“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心想只要以后再不找我的麻烦就行。

宣判终于等来了: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不出我所料,事情从此平静下来。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活出来了,孩子有救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我没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因为我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和徐鹏飞,而是上级党组织和所谓的“同志”。我也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那样威武不屈、敢做敢为--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作驯服工具,只能有愚忠愚孝。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直到今天,我也既不求人理解,也不求人原谅。是是非非,让历史作证,让后人评说。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狮子滩工程完工了,我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作结论,就到干部下放队参加拆工棚、收拣废旧料等一些结尾工作,下放队都是些年轻人,也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被时时斗、天天斗,斗得来晕头转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想不通想不通。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假言假语的劝说和虚张声势的恫吓,再也看不到那些人面兽心的混蛋和狐假虎威的奴才,重新来到这片曾经日夜战斗过的天地,同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真有一种解放自由的感觉,心情居然也舒畅起来。工棚都是用楠竹做梁架,盖上稻草搭成的,这些材料当初都是我们去四乡收购,由农民送来的。我触景生情,不觉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如今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也都成了废物处理品。下放干部中不少是供应部门调去的,大家纷纷为我报不平,说了不少发牢骚的怪话,我强作笑脸劝他们说话要小心,谨防遭狗咬,发牢骚是要吃亏的。也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他们打得火热,劳动时他们总是让我干轻活,自己挑重的。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在这样的温暖中,我那机灵劲重新降临,又开始不甘寂寞起来。开始拆除一间200平米工棚,起码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我很快发明了“快速拆房法”,只要20分钟就行,而且简单可行:四个人爬上屋的四角,先将捆绑的竹丝砍断,然后用绳子一拉,整个草房就原地倒下,然后再分别清理。这样一来,半月的任务,几天就完成,小伙子们跟我开玩笑:“你戴罪立功,可以减刑。”我自己则说:“我是功上加功,应该传令嘉奖。”

那个时候有谁想到,我将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含冤20年的“右派”。

人不伤心不掉泪

一天我们正在拆俱乐部的工棚,诗伯突然出现了。她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服装,笑着向我招手。我扑向前去,握着她的手,喊了一声诗伯,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次流泪。image109.gif

诗伯她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我给你带了一罐你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又打开一幅带来的竹帘,画的是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右上角题写了“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不用解释,这是她对我目前处境的安慰。诗伯对我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她很好,不要担心她,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以共,永不变心。”诗伯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我们都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诗伯她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这次会面只有半个钟头,却让我终身难忘。image110.gif

1958年3月7日,是我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我们自己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的要我来承担,可是今天,我不但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就连见见他们,与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些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总理为首的南方局领导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村、在曾家岩、在敌人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那天闻讯赶来见总理的工人和干部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中有几个能有我与总理这样深厚的情感,更何况接待他原本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任务啊!我只想跑向前去大叫一声:“敬爱的周总理呀!我冤枉呀!你要为我申冤啊!”可是最后终于没有去冒这个傻。何必呢?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世界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

女儿抗美当时刚满六岁,长得活泼可爱,整天跟着她妈妈,嘴巴又甜,叔叔们都爱抱着她四处转,她人虽小却不诧生,也算见多识广。那天,总理来了,大家都拍掌欢迎,她从人群中钻进去,跑到总理前面,叫了一声爷爷,总理笑着拉着她的手,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抗美。”女儿嘟着嘴巴说。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多美呀,为什么要抗美。”

“妈妈说的,以后长大了要打美国鬼子。”

总理连声说:“好,好。”他笑了,陪同的领导都笑了。

抗美笑嘻嘻的跑回家来诉说当时的情景,一些好友也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我抱着抗美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出气了。”宁君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

两件蠢事

在这期间,我曾做了两件糊涂的蠢事,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在“党内整风”后期,我的问题升温了,郭林的问题也提出了,在追问我与郭林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既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反党言行,再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也是一个党员对于组织最起码的忠诚。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将平时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谈了出来。谁知赵孝庭一听,如获至宝,从中断章取义、生拉活扯,编造出一大堆所谓“郭林反党集团”的罪证,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虽然这些言行现在横看竖看都找不出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就是没事也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事来,更不用说这是你自己亲口“坦白交代”的真凭实据,结果是再明白不过了:既害了郭林、也害了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心中不安,直到2002年才鼓起勇气,很诚恳的给还健在的郭林写了一封赔礼道歉的信。直到收到他谅解的回信,我才卸下了背了几十的沉重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胡风。1955年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上知道我在解放初与胡风一道参加巴县土改,要我揭发胡风在土改中的“罪行”。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来势凶猛,再说我对胡风的当时表现也有一些看法,于是很乐意的接受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胡风在土改中”的揭发文章,随后又在工程局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虽然说的写的都是胡风在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和他对土改中具体作法的一些意见,但有关部门当作宝贝,马上在全国主要报纸和刊物上登载,每隔十天半月就有报刊给我寄来多少不等的稿费,让我名利双收,我也兴致勃勃,把稿费用来请客打牙祭。按照常规,只要把这件事情“换个角度”,就成了“右派言行”的一条钢鞭,可是赵孝庭自始至终没敢提它,原因是当时赵孝庭正好与我一起参加土改,他还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和胡风闹别扭的时候,他同区委都一边倒,批评我没有与胡风“搞好团结”,“影响了统战关系”。后来有人知道了真相,怪我在这件事情上心慈手软,要不然反咬他一口,到头来“右派”到底是谁,还说不准。

话又说回来,当时在报刊上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挂帅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后来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事也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问题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曾多次想给胡风写一封道歉的信,都没有勇气,直到他逝世,这笔良心帐还没有还。

我之所谓蠢,就是明明有错而不知其错。

我把阳谋阴谋当成最高指示。

我把偏听偏信当成忠诚老实。

由于长期形成的愚忠愚孝,为了“个人服从组织”,与上面保持一致,往往把是说成非、把红说成黑、把有理说成无理、把无理说成有理。

为了讨好主子,求得宽大,往往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

我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不幸者也是这样。

结果是估打成招,造成一大堆冤案,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含冤而死、死不瞑目。

像我们这些极少数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历经坎坷、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福大命大啊!

这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愿这些悲剧不要重演,可能吗?我们期待着、我们祈祷着。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闯、敢说敢为,多么纯洁可爱。

到了中年,成了驯服工具、身不由己,按上级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了不少违心话,做了不少违心事,好像自己未长脑袋,没有主心骨,任随牵着走。

到了老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阵痛,头脑清晰了、假象没有了,蒙在心灵深处的鬼符撕碎了。同时环境宽松了,头上的紧箍咒也没有过去那样灵验了,更主要的是儿女长大成人了,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同时,我虽然是超额活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再不把自己心里的真话说出来,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对不住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我现在是无所顾虑的,怀着痛苦和平静的心情写出那些叫人揪心的往事。

功臣变罪人

1958年5月的一天,一场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了。没有敲锣打鼓的庆祝,也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呼,更没有标语口号,连那些伟大的胜利者都没有出场,只是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由一个小人物宣布给我们几个人戴上了“右派”、“反党”的桂冠,不到五分钟就草草收场。桀骜不驯的余寿山由于死不认罪,只给每月生活费40元,连他的爱人也被一起划成了“右派”。我虽然戴上了“右派”桂冠,可是由于最后的那次检查“深刻”,认罪态度较好,落得个“从轻发落”:按照有关规定,行政级别连降三级,由原来的14级降到了17级。可是在讨论我的处分时,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行政科长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行,他两口子的钱够用了,要降到19级。”于是我的级别由14级降到了19级,实际上降了5级工资,每月工资74元。那位老兄由于整我有功,后来被调到某个单位作供应处长,可是好运不长,不久因他吸毒成瘾,不治病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狮子滩水电站到底制造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据知情者说,当时划为右派、反党分子、地主、坏分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嫌、暗挂右派……等属于敌我矛盾的,就有500多人。奇怪的是党委系统没有一个右派,怪不得有人在批判我时说,党委系统很纯洁,没有右派,而坏人、右派都出在你们行政系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以后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以“胜利者”自居的赵大人,居然也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在检讨时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名利思想很严重,为了想当局长,千方百计整倒了郭林和一批得力的中层干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分析那场来势汹汹的“运动”,显然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抵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趁机想为自己狠捞一把的人在其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声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宣判后不久,我们随队转移到川西平原的灌县紫坪铺工地。回想三年多前,我们由重庆来到此地,马路两旁站满欢迎的人群;如今我们在一批经保人员的押送下走向码头,路旁一些下班工人和家属默默地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整整三年,新中国水电这块美丽的园地上,第一朵鲜花开放了,花儿虽小,却是那样的鲜艳迷人。可是我们这些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精心守护、培育鲜花的辛勤园丁,一个个都成了罪人,苍天有眼,公理何在。

我长叹一声,默默做成一首小诗:

昨日是功臣
今天成罪人
要问啥道理
谁也说不清

这一年,我39岁。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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