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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十八章(一)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我们从1945年就开始准备的第三次华蓥山区武装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不得不仓促提前,从1948年8月10日曾霖大哥他们在广安代市打响第一枪开始,只进行了短短42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起义震惊了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让华蓥山变成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利用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接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都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情况,命令迅速扑灭……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统计,我们牺牲了45人,被捕后被送进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并最后牺牲的有70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亲人。

起义失败之后,包括曾霖在内的领导同志,迅速分散隐蔽,被打散的战士和基层的同志们,纷纷退到重庆。大量的特务在城内大街小巷游荡,见谁不顺眼就跟踪,还兴了什么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特务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叫上叛徒,在任何地方搞突击搜查,甚至沿街抓人。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塞满了以各种荒唐理由被捕的人员,等待叛徒特务和当地的地头蛇来逐一指认,我们也经常被跟踪,怎么样甩掉这些“尾巴”,成了专门的“技巧”。

一天,宁君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又被盯上了“尾巴”。只要她走得慢,后面跟她的“尾巴”就慢,她走快了,那“尾巴”也快。她假装进百货店去买东西,“尾巴”就在对面街上的铺子前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的从左边小路走进江苏同乡会会馆。宁君曾在这里面演过戏,很熟悉,闪身进了一个房间,躲在角落里往外偷看,那“尾巴”眼看自己的目标跟掉了,正在那里东张西望的着急,趁着那人一转身,宁君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从山上下来的冯群生。

宁君连忙从屋里出来,喊了一声“冯胖娃”,有些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

穿得像个叫化子的冯胖娃喘着气说:“哎呀我的个天,前几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低头抽个烟锅巴的功夫,你就不见了,害得我又找了三天,今天才终于把你找到了。你打扮得这样摩登,我敢在大街上认你?刘大汉有要紧的事情找你们,急得很呢。”

第二天,老刘早早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我。从合川赵家院子分别后,算起来还不到二十天,可这二十天内发生的事情,真是翻天覆地,我们都有好多的话要说。我打破了秘密工作的纪律,把他带到歌乐山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看见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些天她最担心的,就是老刘了。image071.gif

老刘是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因为是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要犯,处境相当危险,我建议他像其他的离队同志一样,去外地躲一躲,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从山上撤退下来的数以百计同志的安全。这些退到重庆的同志,有的本来打算投靠亲友,但是很多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更多的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几个小钱的还可以到鸡毛店或者是江边小船上暂且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天气渐渐冷了,他们没钱吃饭、没衣御寒,万一再落到敌人手里,麻烦的事情就多了。老刘长叹一声:“自从今年四月份重庆市委的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后,我们先后有130多个同志被捕,起义被迫提前,连王璞同志也在武胜牺牲了,我们可是被叛徒害苦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失散的同志们群龙无首,更可能出问题,你我要主动负起责任来,找到一个算一个,不要让他们去乱闯乱碰。”

老刘自从1945年就受南方局的派遣来到华蓥山区,起义前又是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的副政委,对起义的干部和战斗员都很熟悉,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我在重庆呆的时间比他长,社会关系比他多,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在指定的茶馆里见面,交流情况,确定任务,然后分手去忙各自的工作。

老刘找人,有时候还有点线索,更多的时候就和冯胖娃一样,就到大街上去碰。他心急火燎整天在城内城外跑来跑去,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每次碰头总是眉开眼笑的,说今天有收获。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不得不提醒他说:“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头头,这样到处抛头露面,很危险哦。”

老刘说:“那么多人举目无亲身无半文,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

老刘很辛苦,我也不轻松。歌乐山离城里还有20多里路,我每天早上六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城里,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歌乐山。老刘把找到的人交给我,我就得解决他们吃的、住的、穿的,还要给他们找工作掩护,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个时候,肯为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全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关系,开创新门路,到处说好话,求菩萨,不管是守门的,打杂的,担水的,卖菜的……只要是人干的活路都行。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联系到由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的撤退人员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亲自去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联系上的。

不久,我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来人居然是和我在江油一起工作过的老黄黄友凡。下午我同宁君在市中心的米亭子银圆市场与老刘约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宁君说:“我今天发了薪水,走,请你们打牙祭。”于是我们到米亭子旁巷内的小馆子里,买了一份蒸牛肉、一份回锅肉、一盘胡豆、二两白酒,我和老刘就着胡豆下酒,喝得兴高采烈。

老刘喝了一口酒,有些摩拳擦掌地说:“现在大家的情绪有些急燥,不愿意在这里东躲西藏、偷偷摸摸的过日子,闹着回去与敌人大干一场。我已派了几个同志回岳池、合川等起义地区了解情况,把隐藏下来的人和枪支清理好,就等上面一句话了。”

我虽然也喝着酒,却没他那么激动,只是说:“既然已经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还是不要盲动为好。”

老刘想想,觉得也是。宁君叹了口气,说:“刘大汉,你这样整天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我们都为你担心。”

老刘把头上的博士帽取下,对宁君说:“你看,我头上又没有刻字,特务就是用X光也照不出我是个什么人,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告诉你吧,他就是照出来了也不怕,我有思想准备,正在练习坐老虎凳,哪怕垫上三匹砖,我也不会哼一声。这就是本事。”

老刘下面联系有一大批人需要妥善处理,他找组织,组织找他,心情都很迫切。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就分手了。

次日,我和黄友凡同志在接头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的影子。按照地下时期秘密工作的原则:接头时间如果过了五分钟,就要立即撤退,并且马上改变自己的住处。可是对于老刘,我们压根就不会往坏处想,于是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再去,依然不见人,我们这才真的担心了:是不是出事了?!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那天我们在米亭子吃完饭分手后,老刘去了和平路一个同志家,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在他家里设下埋伏,老刘一去就被特务装进了“口袋”。

老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都隐蔽起来不再露面,诗伯也曾经让我为他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却为了大家的安危在重庆城里四处奔走。他的被捕,让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为他痛哭失声。我们七工委的小杜杜文举,撤下来后被安排在一个学校里隐蔽,老刘第二天就给小杜送去了几件学生装和一块旧表,说在学校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要不然会出问题。还有一个年轻人,两月前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身上除了一件汗衣之外一无所有。老刘把唯一的一件棉滚衫给了他,晚上还把他的脚捂着自己的心口上暖着。老刘被捕的消息传来,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都情愿代刘大汉去坐监、去死!”

老刘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除了坐老虎凳,敌人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他也没有吐露半点秘密,他被捕之后,与他有关连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后来我们收到老刘从渣滓洞送出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时刻准备着。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一向乐观的老刘在监狱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迎接解放。他用指甲和铁皮在囚室的墙壁上刻下了监狱里发生的“大事记”,这样即使难友们全部都牺牲了,以后的人们也能够发现敌人的罪恶,同时还暗地里挖空墙壁准备越狱,不幸被敌人发现。1949年的11月27日,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老刘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走上了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战友,至今还在怀念他。

刘石泉同志被捕后,给我留下一个大摊子:这么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宿,还要给他们找工作做掩护,一有风吹草动还得赶快转移--这些事情原来都是我和老刘一起承担的,现在全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肩上,把我急得焦头烂额的。我和宁君还有诗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成天到处跑。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些从来都没有进过城、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农民。好在他们虽然没文化,却有的是力气什么活路都能干。

我在万县时候的好朋友吴昌文,此时也到了重庆,在城里夫子池艺术馆里当总务主任,当年把诗伯从万县监狱里营救出来的他大姐,正好也在重庆,与别人合作开了一个冰糕厂。八九月份,天气还燥热,正是卖冰糕的好时节,我马上安排了几个人去吴大姐的厂里,有的在车间里做冰糕,有的拿冰糕出来卖。冰糕箱是从厂里借来的,冰糕也是从厂里赊来的,卖完冰糕后才付钱。重庆是长江边上的第一座火炉,夏天是卖冰糕的旺季,可是天气一凉下来,冰厂停产,靠卖冰糕生活的人也失业了,就安排他们去卖报。我拉了几年的广告,在报界混得很熟,重庆城里著名的《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里,都有熟人,由我出面去接洽,卖了再付钱。城里遍地都是特务,听到谁的口音不对都要抓,郊区的防备相对要松一些,我们就把好多同志都安排到北碚、南温泉、巴县、马王场、土桥、蔡家场等乡下,他们就可以直接在农民地里买来一些菜,在小河沟里洗干淘净后,再挑到街上来卖。有再机灵一些,且手头又相对宽裕的,买卖还可以做得大些,秋冬季节,正是水果成熟的季节,可以到临江门出奇门河边的码头上的水果市场上,去批发由附近各县运来的橘子、广柑、梨子、柚子,或者是挑着担子,或者是在路边上摆个小摊儿,沿街叫卖。这些行当当然要辛苦些,但赚的钱也要多些,而且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不上税,不交费,天不收地不管的,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扔下就跑,我们把这叫做“自由职业”。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激浪冲击的江中之水,自来被视为水中的极品,临江居住的重庆人,多以吃扬子江中水为自豪,由此还产生了一个行当:挑水夫。当时重庆只有极少的地方有自来水,大多数居民还是吃的江水,从合川撤退下来的张大汉,有的是力气,又不怕吃苦,就到长江边上去担水卖。张大汉每天挑着一挑能装百来斤水的大桶,来到临江门,涉水走到江边荡起一大挑水,再一步一步登上二三百步石梯,再走一大段路,挑水到较场口去卖。因为这一段坡高路陡,路途太远,每天只能够上午一挑下午一挑,所以工钱也特别高--每挑水要卖上一块大洋。那个时候,我们发给同志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每天只有两角至五角钱,张大汉辛苦挣来的两块钱,可是个大数目。张大汉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一点钱,其他的都给了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同志们,解决了几个同志的生活。

除了这些农民同志之外,还有一些党和游击队的骨干,早已成为特务注意的重点,不能满街转,必须找一个可靠的职业或单位作掩护。好在他们大都年轻,有些文化和交际能力,我们就通过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年轻人成堆而且流动性又大的学校里去去当学生。当时重庆的大学中学很多,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城里著名的大学,如重庆大学,省教育学院、勉仁学院、南泉新闻专科学院、东方人文学院……甚至诚善中学这样的中学,都有我们的同志。有一个最重要的去处,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军队大崩溃时四处招兵买马的机会,安插我们的同志,既可掩护自己,还可以进行策反工作。我们派廖亚彬带了几个同志,打入到杨森二十军七九师一个连里去当兵;把冯胖娃安排在一个师管区当文书;从武胜来的小王王香西,去了市中心的小什子派出所当文书;到后来还派了张平河等同志打入了看守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武装,差点成了大事情。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发生了情况需要转移,从合川下来的杜文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小杜起义时就是”扯红”了的,后来叛徒带着特务四处捉拿我们的人,他不得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沙坪坝东方人文学院当学生、石门黑房子隐蔽、二十四兵工厂当工人、诚善中学当校工、溉澜溪新兵部队医院当护士、交警队游干班当勤务员、甚至在两路口罗广文的三姨太办的肥皂厂里,给一个炊食员当过“儿子”;还到过渣滓洞的“干训班”当过勤务员……最后实在不能在重庆立足,才让他转移到涪陵。有几个同志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后由我转移到我的家乡--万县云阳等偏远地区,才隐蔽下来。

冬天紧随而来,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钱成了个大问题。国统区的经济本来就很萧条,蒋介石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打内战,世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以前很赚钱的拉广告不容易了,再说宁君也和税官老达混熟了,就由她一个人去做,我得去另外寻找门道。可是做什么呢?卖中成药吧,不赚钱;做买卖吧,物价一天几涨,用刚刚卖出的货款就买不回新货来,肯定赔本。我成天在城里东逛逛,西游游,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当时国民党为了强迫老百姓用他们发放的金圆券,禁止银圆流通,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银圆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成了保值存储的“硬通货”。别说是手里有些积蓄的达官贵人,就是一般的小职员,手里有几个钱的小老百姓,都纷纷急着把手里的法币换成银圆。城里较场口米亭子的银圆市场上,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拥挤不通,热闹非凡,其中有资金雄厚的投机商,成千上万的买进卖出,操纵市场;也有不少小市民和无业游民,凑上十块八块的本钱,整天在市场里窜进窜出,逢低买进,有赚卖出,赚几个伙食零花钱。这行当不但可以赚钱,还因为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很能障人耳目,是我们接头活动的好场所。于是我就把过去作广告挣的钱,连同手里的那点中成药卖了,加入到银圆贩子的行列。那时候人年轻,脑子灵活,没几天工夫,赚钱的诀窍就弄得一清二楚。装个舅子就要像个舅子,我每天拿着几块银圆叮叮铛铛地敲着,从人群的这头挤到那头,口里喊着“三年呐--闭眼”!意思是我手里拿着的是民国三年造的银圆,上面有袁世凯闭着眼睛的头像,这是当时最值钱的货色。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也能赚上一两块银圆。分散在各地的联络员,也在这里和我碰头,向我汇报情况,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大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以每天五角的伙食费为标准,给两元以解燃眉之急。

银圆的“硬通”,对于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是个威胁,也是个讽刺,他们说米亭子是投机市场,要取缔,于是又为那些掩耳盗铃的宪兵警察增加了一项发财的门路。他们一边操纵着这个市场的银圆倒卖,一边又经常来“突击检查”,专门整像我这样小打小闹的银圆贩子,把人家手里的银圆收进腰包,然后再放人了事。为了逮住我们这样的小贩子,他们还想出些“怪招”。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买主做一笔好交易,远远看见几个便衣警察手执敷满沥清的警棍,追赶着银圆贩子和看热闹的人过来了,我舍不得就要到手的钱,跑慢了一步,被那警察追上来,照着我就是一警棍,我一转身,那警棍打在我背上,一件还有几成新的白衬衫“哗啦”一声挂破了,沥清沾了我一背。那天米亭子四周,都布满了警察,我躲过了这边的又可能碰上那边的,而这衣服上的沥清就成了我倒卖银圆的“铁证”。好在这里人多,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跑边把衬衫脱下来丢在地上,光着个脊梁跑到艺术馆老吴家里,老吴夫妇看我背上青一块黑一块的,还以为我挨了打。好几天过去了,一说起这件事情,我还在为那件几成新的白衬衣心疼,他们夫妇俩却为我当时的狼狈像大笑不止。image072.gif

战士们下来时还是暑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天气一冷,大家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去缝制棉衣,我只好发动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找亲友想办法借点旧的,在清华中学教书的汪国桢也在学生中发动募捐,加上我们在旧货摊子上买些便宜的旧货,总算解决了一批棉货,帮助同志们勉强度过了严寒。

接受新任务
 
一天,老黄带来了一个人,矮胖矮胖的,温文而雅,像一个大学教授,友凡介绍说:“这是邓照民同志,我们的邓大哥。”邓大哥很亲热的握着诗伯的手说:“陈大姐,我们的老前辈,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又笑着对我说:“听说你同老黄是老战友?他把你们的情况都同我谈了,老刘被捕后,你的担子更重喽!”image073.gif

邓照民同志是党的七大代表,也是从延安回来,担任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参与策划了华蓥山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我们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邓大哥从上年9月底去上海找党组织,没有结果,随后又去香港才与上海局的钱瑛同志取得联系,现在带回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向我们传达。邓大哥说:目前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当前的任务要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不再搞农村武装斗争,而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发动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仓库和敌伪档案,防止敌人破坏。要掌握敌人的党政军情况和他们的动态,要特别重视统战和策反工作,注意整顿组织积蓄力量。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起义,上级特别指出:川东地下党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组织这次武装斗争起义的指导思想和作法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左倾盲动,统战工作中的右倾,致使起义一轰而起,—轰而散。

邓大哥对我说:“石泉同志被捕后,你们这一摊子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大家要接受老刘的教训,特别小心谨慎。今后,起义撤下来的人员安置掩护,还有起义地区的组织清理恢复,由你统一管起来,你只对川东临委负责,采取单线联系,不与地方上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还要注意:不要事事都去亲自处理,更不能和每个人见面,可找几个联络员分别与各地区的同志接头,你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处理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有:要把上面的指示尽快的传达给每一个同志,说服现在还留在起义地区和撤下来的同志,不能再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要积蓄力量,积极作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邓大哥走出大门,看到歌乐山下一排排电网、一座座碉楼,心情很沉重的说:“在山下渣滓洞白公馆关有我们很多同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把他们营救出来。这是一项急迫的任务。”送走了邓大哥和老黄,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我们的工作目标,终于明确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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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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