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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十六章(二)

投身“学运”

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个名字,而且亲人们都要跟着改口。除了自己的本名林先礼之外,我在几十年的地下生涯中换过若干个名字,时间最长的有两个,一个是林一青,另外一个就是此时在重庆用过的、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林向北。

就在安排诗伯的同时,我改名为林向北,和妹夫陈作仪一起去找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张子英,决定让我到《新华日报》社去工作,约好2月28日由作仪领我去报到。谁知道就在27日,国民党指派特务捣毁抄查了《新华日报》门市部,报社的工作人员全被扣押,前去接头的陈作仪正好撞上,被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走关押,我的工作又落空了。

不久,我在重庆小什字碰到刘弄潮。成都一别,又是两三年的时间,刘弄潮几经周折,现在已经是重庆市一中校长。听到父亲不久前病逝的消息,他很是惋惜,说像父亲这样一个实干苦干的好同志,死得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他很关心地问到我的情况,有没有甚么困难,我说现在需要找个工作,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明天到学校来,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我去了一中,刘弄潮安排我到教务处作文书,并介绍教务主任与我认识。一见面我们双方都吃了一惊:教务主任居然是黄石山。image066.gif

刘弄潮社会活动多,学校教学活动和内部事务基本上是由黄石山负责。这个黄石山,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也当过教师,政治斗争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1938年云阳的党组织恢复后,他是云阳县委书记,我是县委青年委员,我们曾经在一起,把云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由于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着刘弄潮的面也不说破,可是大家毕竟在一起工作过,虽然现在没有组织联系,基本的了解和信任还是有的,当着刘弄潮的面不说,并不等于私下里不谈。老黄告诉我,前不久他在涪陵被捕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教师,又被一批兼有特务任务的三青团员所把持,学校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和家长都不满意……老黄是和我一起在抗战初期搞过救亡运动的人,现在眼看自己手里有这么一个好的阵地却无法施展,心里非常苦闷。他估计我手上有组织关系,不断向我诉苦,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找到党组织,并且介绍一批有真学问,能够独当一面,能取得学生信任的进步教师进来,以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陈作仪被特务们关押了五十多天,因为没什么确切的证据,又被放出来,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由他向上级反映,然后约了黄石山到观音岩义民医院(即现在的外科医院)与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见了面。上面经过研究,决定关于黄石山的组织关系暂时不提,介绍教员的事情倒可以积极考虑。在以后一段时期,我和陈作仪介绍了一大批进步教职员到市一中任教,他们大都是从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的是民盟等进步团体的成员,而其中的汪国桢、屈清莹(洪涛)等人,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重庆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在市一中教职工中建立党的组织,所有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连由省委青年组直接领导的学生青年核心小组(后改为六一社,新青社),也没有打通关系,只是因为陈作仪特别交代过汪国桢是上面转来关系的老同志,很有能力,我才转告黄石山,有事多同老汪商量。因为这层关系,黄石山起初打算请老汪作训育主任,但教育局硬要把一个姓刘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塞进来担当这个职务,刘弄潮和黄石山极力反对无效,只好让步,把进步教师陈祚璜安在训育处作学生的生活指导,把老汪改为教初中班的语文,后来又改为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在学生中开展工作,校内校外的许多重大事情,作为骨干教师汪国桢也都能参与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黄石山或学生自治会去执行。

1947年春季开学前,陈作仪和我商量,决定在市中区的青年会大厅里举行一个学校教师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一是为刘弄潮作宣传,二是给学校的三青团分子一个下马威。刘弄潮在会上谈了他的办学方针,声言要学习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新旧思想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办好市一中。接下来他介绍这批新聘任的教师,当听说他们大都来自北大、北师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名牌大学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张学孔、胡作霖、陈以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大公报》《新民报》的知名记者,他们都在显著版面上发了报道,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这样的场面对于那些只知道“效忠党国”的三青团分子,显然是个警告。当时的学校,每个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会上照例要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同时部署一周的工作。刘弄潮多次在这样的“周会”上宣传他的办学主张:要把“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市一中来,还要绝对保障学生在校内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和探讨学问的自由。image067.gif

到一中任教的这批进步教师,大多是些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也有真才实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汪国桢、屈清莹、易湘文等人,都是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家诗人,黄石山的历史功底也很厚实,其他教授地理、化学、代数的老师,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当时的教师常常被当局拖欠工资,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是教师们都认真的备课讲课,从不马虎。在刘弄潮的大力倡导和教师们的推动下,加上党对学运的直接领导,学校的民主风气很浓,各种社团和壁报如雨后春笋,各自都有教师参与辅导。比较活跃的“晓原剧社”,“白雪国乐团”等文艺社团,是董季泽,相子昭老师的阵地,“真与针”,“积极”,“透视”等壁报社,常常登载汪国桢的《杂感》,程嘉哲的《新阿Q传》。其他如歌咏、讲演、作文比赛、联欢会等活动,都有辅导老师。为了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刘弄潮还请了著名的进步学者,包括文学家艾芜,经济学家陈豹隐,漫画家汪子美等到学校作学术演讲。当然了,市一中的教师也有左中右之分。进步势力虽然占绝对优势,能左右校务、教务和一切活动,但并不拉小圈子,而是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倡的三勤(勤业务、勤学习、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汪国桢与黄石山、程嘉哲、陈祚璜等人,就搞了一个灰色调的“三枝烟油店”,课余时间会集一些教师在校外一个茶馆里吃茶谈天,还规定到会者抽完三支烟就要作一首打油诗,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天南地北应有尽有,插科打诨雅俗不论,大家高兴而来,尽兴而去,既广交了朋友,又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一举数得。

1947年的上半年,美军强暴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引爆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进而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弄得国民党当局相当恐慌,对于刘弄潮提倡的这些做派,当然也不高兴,但他当时有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教官的头街,又有很好的上层关系,也把他奈何不得。到后来刘弄潮居然带头参加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整个市一中在他的带动下,不但成为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著名中学,而且在全市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中,成了不畏强暴、敢闯敢冲的学运先锋,国民党对此“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行动。1947年的5月,刘弄潮被迫离开重庆去香港,校长由黄石山代理。5月31日,黄石山从一个姓刘的训育主任处探得:警备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即后来著名的“六.一大逮捕”),一中的十五名师生已经上了黑名单,黄石山立即通知了汪国桢,然后又分别通知其他有关师生迅速转移。这一次除了学生阙雄飞当夜没有回到学校,教师胡作霖住在《新民报》没法通知因而被捕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黄石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里,能以代校长身份顶住反动派压力,掩护革命师生,在民主学运中是立了一大功。

当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一直都掌握在进步势力手中,学生领袖们能力很强,阙雄飞同学一被捕,学校马上组成了“六.一后援会”,联合全市大中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当局有些着慌,通知黄石山和汪国桢参加由重庆市长张笃伦召开的师生代表谈判会。会前我们聚在一起,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反动派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加上社会舆论和学生游行罢课的强大压力,被捕师生是有可能释放的,但对敌人的狡猾也不能不作充分估计。果然,会上张笃伦恳求校方劝导学生复课,黄石山和汪国桢一面理直气壮的批驳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同时也表示只要放人,就去说服学生们复课,否则就由学生们将罢课进行到底。一番谈判下来,两个人心中有了底,回到学校后,和学生们一起做好了复课和继续罢课的两手准备,还筹备了迎接阙雄飞胜利归来的欢迎会。果然,6月13日复课,14日阙雄飞就被释放。可是同时被捕的老师胡作霖却被押进了渣滓洞,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

此事过后不久,学校放了暑假,一个名叫蔡天亲的人前来接任校长,奉当局之命“整顿市一中”。此人老奸巨滑,知道一中的师生很团结,做出一副很亲善的面孔,可是直到开学前夕,还迟迟不向教师发聘书。汪国桢和黄石山知道他的“心事”,就团结广大师生和他进行了一场“解聘”和“反解聘”的斗争,一面让进步学生出面和姓蔡的谈判,指名要求挽留优秀教师;另一方面让广大教师向他公开表示:只要解聘一人,全体教师都拒绝受聘。开学前几天,蔡天亲终于把全体教师的聘书交给了黄石山,只把汪国桢、程式嘉的聘书折了一角,要黄石山担保不出事情。蔡天亲解聘和分化教师的阴谋又破产了。image068.gif

市一中的学运从“抗暴”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久这个蔡天亲也因为查办不力被解职了。当局经过周密策划,派大特务杨寿康来当市一中校长。他纠集了一批职业特务,事先准备好了班底,一来就解聘了二十六位包括黄石山在内的所有进步教师。这家伙来势汹汹,看来若再用对付蔡天亲的那一套,我们必然会遭受巨大的牺牲。我们请示上级后,决定全面撤退。被解聘的教师们通过各种渠道,分别安排到有关学校和其他地方工作,我也由市一中转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

我在市一中没有抛头露面公开活动,主要是在教职员工中作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把党的意图通过汪国桢向黄石山传达,老黄也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意见通过我向党反映。当时重庆市一中能在全市反蒋爱国学生运动中起先锋带头作用,是与这批进步教师积极参与和上级党的意图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弄潮的教导和鼓舞分不开的,至今当年市一中的师生都很怀念他。前几年听说他在北京逝世,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后来他的夫人但凡来成渝两地,早先一中的师生们都要前去看望。

初学拉广告

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不久,学校就放了暑假。眼看风头已过,我又进城去,找到在《国民公报》当副经理的陶敬之,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你帮我找个饭碗。”

陶敬之是1938年入党的,也是万县“救国会”发起人之一,1936年我们曾经同在《万州日报》工作,现在他的秘密身份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负责人。听说我要找工作,他有些为难地说:“我这个副经理,只管得了找钱的营业部,管不了做文章的编辑部。安排你做什么啊?”

我想了想说:“那……帮你拉广告总可以吧?”

老陶知道我的文笔,一瞪眼睛说:“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我吊儿郎当地说:“没关系。当编辑我都当烦了,又费脑筋,责任又重,动不动就说我反对政府,上下都不讨好。拉广告,到处跑,又能找钱又能玩,多好。”

老陶笑着说:“我知道,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咱们要说清楚:拉多少广告得多少回扣,没有工资的哟。”

我说不要紧,只要找个住的地方就行。老陶说那好办,你明天上午到报社来,我给你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同宁君一道去民生路国民公报营业部,老陶是第一次见到宁君,又跟我开玩笑:“几年不见,我们小林就娶了这么漂亮的夫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气派哟!好好好,我在两路口康林路的宿舍给你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你们可以去住。”老陶带我们到营业部,交代给了主管广告这一摊工作的陈经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陈,这样与老陶的接触就少了,免得引起麻烦。

当时的《国民公报》,也算是家行业报,老板是重庆金融界的名人康心之,他的后台是以张群为首的国民党元老,张群本人就是《国民公报》董事会的董事;可他又有个女儿是共产党员,中共南方局通过这个关系,又在积极做康的工作。他本人出钱办报,不过是捞取点政治资本,增加其社会地位而已,在政治上谁也不得罪,既不要违背三民主义,也不要骂共产党,因此报社的工作人员,左、中、右都有,不过时局所致,以左、中占多数。我来报社工作,组织上早有交待,不过是暂时找个职业作掩护,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因此我们在报社内努力多交朋友,少谈政治,积极地为报社也为自己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在康林路宿舍住下,宁君找了他远房的一个妹妹帮助带民涛做家务,开始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工作。

当时重庆的报业竞争很激烈,各家报社对于广告和推销都有比较优惠的规定,推销一份报纸,可得4折的回扣,那时报价每份每月是1.2元,若以40%的回扣算,一份报纸每月可得回扣4角8分钱;广告的回扣也是20%甚至40%,金额越大得的钱也就越多,很是惹人眼馋,所以当时为报社拉广告,不但不要薪金,还要给报社有关人员“进贡”。我们没有拉过广告,就用笨办法:翻阅重庆所有报纸的广告版,找遍大街小巷所有的广告牌,抄下所有广告上的地址,每天吃了早饭就出发,从上半城走到下半城,从江北走到南岸,去游说订户拉广告。重庆是座出门就爬坡的山城,夏天又是出了名的炎热,我们走饿了,就在沿街的小摊儿上吃碗豆花咸菜饭,渴了,找哪家大妈要碗凉水渴。我们沿着那些店铺集中的街道一家一家地走,真是说不尽的好话求不完的情,请他们订一份报登一个广告。那些店家对这一套早就厌烦了,客气一点的就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请走别家吧。”不客气的则说:“别卖狗皮膏药了,我们既不订报也不登广告,没有时间和你们罗嗦。”有的很不屑地说:“别说是你们了,就连《中央日报》我们都登了广告,生意还是不好,白花钱。”更有人连嘲带讽:“这年头,十家商店垮了八家,十个工厂垮了八个,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还有钱登广告?除非你们找蒋委员长发个指示,下个命令,我们就照办。”甚至有一家拿出一堆《中央日报》来说:“这些都是上面硬派下来的,谁看啊?要说拿来擦屁股,又怕有字生痔(字)疮……”

如此这般的跑了几天,又累又饿又受气,没有拉到一个广告,只是有一家商店里的一位熟人见我们赖着不走,连同情带可怜订了两个月的日报,得了9角6分钱的回扣,气得宁君回家倒在床上,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我这个人倒有点犟脾气,我不相信重庆市有数十家广告社,有数百人拉广告搞发行,为甚么他们能够搞到业务而我们就没有?他们能够赚钱我们就只能够吃“闭门羹”?肯定是没有找到窍门嘛。这样一想,第二天也不跑街了,到城里邹容路的和中音乐厅里,去找蒋林隐蒋二哥。

蒋二哥和诗伯沾了点什么亲戚,现在是和中音乐厅的副经理,又是重庆城里“红帮”天字号的大爷,交际广,办法多。我和宁君一坐下就诉苦,蒋二哥听了只是笑,点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两个啊,在这个世道上做事情,以为只凭那点子热情,就能干出点明堂?也太天真了嘛。不过也不要急,有句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帮你们想个办法,一定会柳暗花明。”

宁君听了一撅嘴:“想什么办法?除非改个门路,不干这个低声下气的倒霉行当。”

我却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说:“二哥你的板眼多,说出来我听听。”

蒋二哥说:“我手下的兄弟伙,各行各业的都有,光税务局的就不少,你想,要是他们到商店打个招呼,谁还敢不买账?你先参加我们的红帮,到时候,我跟兄弟伙打声招呼,对他们来说,这点小事不过举手之劳,你只要跟他们走一趟,包你满载而归。”

我一听有点犹豫,说:“不入红帮不行吗?”

“咳,入个红帮有什么关系?再说不是自己人,他们不肯卖力啊。”

蒋二哥说得有道理,但是加入封建性质的帮派,我个人不敢做主,还需要同自己人商量,于是就告诉他,考虑一下再说。

回到报社,我把这情况告诉了陶敬之,老陶说:“蒋林隐这人我也认识,场面上是重庆城‘红帮’天字号的大爷,私下里却是我们‘民主实践社’的成员,我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兄弟伙。我看你加入他的红帮也没什么关系,多一层保护色,不是更便于工作吗?”

老陶领导的“民主实践社”,是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的群众团体,其成员多是各阶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商界人士和公务员,我当然信得过。于是,我很快的就同蒋林隐的弟弟蒋廷藩一起加入了红帮,托蒋二哥的照应,当了个排行第三的“三爷”。

“红帮”的兄弟伙们经常在和中音乐厅吃茶跳舞,我和宁君也常去那里进出,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由于蒋二哥事先打了招呼,这些讲义气的朋友都很乐意帮忙,这样一来,我们果真“柳暗花明”了。每天清早起来,我们收集全市的报纸,专门寻找那些在其他报纸刊登了广告而在我们《国民公报》却没有的广告户,再把这些报纸带到和中音乐厅,找到兄弟伙中税务督查员,同他们一道找上门去,拉广告。说来也怪,不过几天工夫,所有的商家都换了面孔:有的立即同意以同等的版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有的拿出新广告优先“照顾”我们,有的临时撤回别家报刊的广告转给我们,那些手头有些紧张的,也要照顾点小版面的广告,哪怕是少登几天也成。有的实在拿不出广告费,就订上一份一年半载的报纸。重庆城里的那些广告公司,当然也是我们“主攻阵地”,从那里拿到不少业务,至于那些只做街面上广告牌大生意的,虽然一般不做报纸广告,可是他们的业务员门路多,我们也和税官一起找上门去,拉拉关系,碰上合适的,随便介绍过来。凡是帮了忙的,我们也不亏待人家,尤其是对陪同我们四处奔走的税官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回扣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成,大家都有好处。就这样,我们每天出门虽不能说十拿九稳,一般都有收获。

有一天,我们和一个税务员一起,到民国路一家大五金商店,那位经理见了我们,很难为情的直是道歉,说:“对不起啊,前几天你们来拉广告,我不知道深浅,谢绝了,你们不要见气,今天给你们补起。你看,就按照我们在《中央日报》登的这个广告,再加上五行字的版面,在你们报上登15天,怎么样?”

这就是说,他在我们报纸上花的钱,比在《中央日报》上花的钱还要多,我和宁君心里乐开了花,要请经理去进馆子吃饭,谁知道这位经理却说:“咳,应该我请才对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大家互相照应。”

后来我问税官朋友,这位经理为什么这么客气,税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顿饭值几个钱?这家做的是大买卖,图的是大头,他今天卖给你们这个面子,下月我起码要少收他1000元的税啊,你以为他真的是客气?”

原来如此。

重庆较场口的米亭子市民大楼,是全市最大的中药材市场,附近各县仍至全川各地的零售商,都要来这里采购。底层是市场,人来人往,拥挤不堪,二楼的四周虽然也都是批发市场,可中间拥有数十张桌子,供客户吃茶谈生意。我们不会放过这个阵地,每天都来这里坐上一阵,首先把目标集中在一些广告大户,如“万金油”、“八卦丹”、“仁丹”、“何济公”等,他们的广告版面大,时间长,出钱多,这样我们的回扣也多。当然,这些广告大户的业务员也很狡猾,他们是不会白送人情的,要想事情办成功,也一定要给予他们些好处,这些“好处”也从我们的回扣中出。不过只要抓到一两个大户,每月的零用开支和应酬费用,连同全家人的生活都有了着落。这里还有一位批发商,也是蒋二哥的兄弟伙,曾经受过二哥的恩惠,听二哥说我们挣钱不容易,除了帮助拉广告外,还鼓动我们顺带也买卖些中成药,一切都由他代理。每次结账,我们总是赚的多,后来才知道,即使是亏了,他也不告诉我们,自己垫钱出来了结。

我们广告赚钱最多的时候,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这样的节日特刊。节前我们以每个版面50元包干的金额,向报社预定两个版面,然后拉上十来个客户,广告的实际收入起码在200元以上,这样一来,两个版面最低要赚三到四百元。当然了,要想多挣钱,就要多动脑子想办法,在设计上玩点花样,让客户乐意掏钱。我们一改往常把广告分成若干小方块刊登的枯燥做法,有时候把“庆祝元旦”“庆祝国庆”写成中空的美术字,然后把广告内容填进字间的空白里;有时我干脆发挥自己做“打油诗”的特长,写上几行来宣传,记得有一则“八卦丹”的广告,我是这样写的:吃了八卦丹,嘴里香又甜,价钱很公道,人人都喜欢。从现在看来,这样的广告词未免有些“粗俗”,可在当时,因为新奇,又通俗上口,有的居然在市民之间流传开来,报纸和客户皆大欢喜。不过要在短短的十天半月里说动几十家客户做广告,拉满两个版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每到节日过后总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好好休息几天,精神才恢复得过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47年的秋季,我们已经拥有280多家固定的报纸订户,每户订期半年到一年,就是说,从第三季度起,我们每月报纸的回扣收入固定在140元左右,至于广告的回扣收入每月最低在200元以上,到节日多的每月可达400元,拿的都是白花花的不贬值的银圆。陈经理很羡慕的说:“你们一月的收入,要等于我这个经理月薪的三倍啊。”

我们一路顺风地做下去,很快就在广告界中有了点小名气,有的广告社慕名而来,许诺每月给80元车马费,拉到广告后再加20%回扣,要我们也“顺带”为他们拉点客户,我们怕把关系搞复杂了起纠纷,推辞了。加上我们报社里的人际关系也很好,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即使知道谁是党员也不随意去接触,既不拉小圈子也没有对立面,还时不时给上司有点“好处”。报社既不付给我们工资,每月还因为我们增长了不少的收入,扩大了报纸的知名度,把我们当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对我们来说,收获还不仅仅是生活的安定和赚钱。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前,我和宁君拿着这些钱,摇身一变成了药材商人,带着大批药品回到岳池,除了留下起义所需要的药品之外,还以卖药为名,多次去广安等地收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起义失败之后,一大批起义地区的游击战士和干部涌向重庆,在数万特务的追捕下,相当一部份无依无靠的同志是我们全家利用新旧社会关系安置的,我们在报社的收入,则是安置保护这些同志的基本生活的保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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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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