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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三部分 战斗在黎明前的黑夜

内容简介

我和宁君带着女儿回到诗伯老家,为武装起义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结识当地各种人物,团结华蓥山麓各乡的乡镇长,地方士绅,组织“好人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又通过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用农会等形式把当地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1946年春节,宁君生了一个男孩,应“民主浪涛”之意,起名民涛。

国民党派大军来华蓥山围剿“共匪”,派来一连人抓捕我,我脱险后转移到重庆。其时父亲病危,没有等到诗伯,只对我说了句“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去世,年仅46岁。

诗伯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回岳池积极筹备武装起义,组织上拟将宁君和亚彬以烈士子女的名义送往延安,后因形势紧张未能成行。我和宁君先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后又到《国民公报》以拉广告为名,广泛建立社会关系,为华蓥山起义筹备资金。不久宁君入党,回到家乡同诗伯一道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我被派往江北五县联防主任杨绍云处做策反工作,不料杨绍云被人暗杀,功亏一篑。正值1948年起义前夕,我奉命去合川做“王员外”的策反工作,刚见成效,起义失败。

我们全家退到重庆,在十万特务密布的重庆城里,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一切社会关系,用来解决华蓥山区撤退下的战斗员们的吃、穿、工作和隐蔽问题,终于让这214名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而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冰华,却死在了敌人的追捕之中。

7月,我们奉命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被捕战友,派人打入附近兵工厂、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和特务训练班,绘制地图,准备伺机劫狱。宁君“以命赎命”,深入虎穴与特务谈判,要赎出关押在渣滓洞的两位同志,后因敌人仓皇逃走前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未能成功。

解放前夕,为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我将一批游击队员分别派去保护粮仓、被服厂,以及于人民有功的民主人士。
 
第十五章

准备大起义

1945年10月,我带着一家三口,第三次来到诗伯的家乡,准备在这里坚持下来,长期战斗。

听说诗伯的女儿和女婿回来了,隔壁邻居的老人小孩都来凑热闹,简陋的家一下子挤满了人。小冰华成了外婆家的宠儿,这个抱抱,那个亲亲,都说她活像小时候的宁妹子(宁君),长得又乖,嘴巴又甜,婆婆孃孃的喊个不停,把诗伯笑得不断的揩着眼泪。

吃了晚饭,把冰华哄睡了,诗伯带着宁君和我来到院坝前黄桷树下,宁君双脚跪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也跟着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image061.gif

老黄桷树下,埋着我的岳父廖玉璧的忠骨,是我们家族神圣的祭坛。在他老人家牺牲十年之后,在1945年这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全家人,正式开始了华蓥山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谈判,却暗地把大批军队开往我们的解放区,壮大势力扩大地盘,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也要以革命的两手,对待他反革命的两手,既要争取和谈成功,也要作好打“内战”的准备。再说此一时非彼一时,和抗战前相比,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根据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和数百万民兵,现在,我们还要在敌人的后院里准备武装起义,打烂他的坛坛罐罐,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深秋的晚风带着寒意刮来,吹动着历经沧桑的老黄桷树,树枝在风中哗哗挥舞,树叶在风中簌簌飘落,就像岳父那不屈的英魂遥望着胜利的曙光,在风里发出他酣畅的笑声。

家里的三间小屋,已挤满了诗伯和玉喜叔两家三代八口人,又因为我们来得突然,事先没有准备,更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已经怀孕的宁君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诗伯暂时把我们安顿在邻居的蒋表爷家住了两天,然后搬进了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的主人叫刘月波,是个破落地主,当年他在乡上当乡长,因为盗卖公粮,贪污税款,被县府查办,正逢我的岳父任资马十二乡的团总,奉命查办此案。诗伯趁机劝说刘月波把隐藏在乡政府的枪支全部拿了出来,加上其他几个地主捐出的枪支,成立了一支拥有三十多条枪的自卫队,归在岳父名下管辖。岳父认为刘月波此事有功,不但不查办他,还让他当上了乡公所的师爷。时过境迁,现在刘月波因为吃鸦片烟卖完了田地,在地方上以当讼棍为生,凭他过去的余威,专门帮人打官司,写状子,出烂条,成了一条“滚龙”。但他不忘旧时恩情,对诗伯依然毕恭毕敬,说一不二,诗伯向他一提为我们借房子的事情,他满口答应,立即腾出了一间很大的住房和厨房给我们用,还包括所有的家具。

刘月波毕竟有些文化,读过不少古书,又当过几天“公事人”,一张嘴能说会道,古往今来的风土人情,各类人物的来龙去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摆起龙门阵来有盐有味,头头是道,逢场天在茶馆里,他一个人对着四乡八邻的茶客说上半天不歇气,晚上回到家里,还可以伴着烟盘子跟我天南地北再吹到半夜。说起我那没有见过面的岳父,刘月波很有些动感情,说你那岳父啊,难得的好人品,难得的好才华!人家是京城里洋学堂里出来的太学生啊,按理说怎么也能够在皇帝面前寻个御前行走之类的官职,可是却回到我们这小地方来当团总,他分明就是那如来佛主派下凡间来的岳鹏举——知道岳鹏举是谁不?忠义大将军岳飞,如来佛主跟前的大鹏鸟,佛主指派他下凡来为我们老百姓除害的!哎呀,当年你岳父任资马十二场的团总,管着这渠河两岸一千多条人和枪,其中有多大的油水啊,我当个乡长都手痒,时不时要偷偷吃上一嘴,他却是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清清白白。他当了官,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客人要应酬,他都是自己出钱办招待,为了加强地方武装,他卖光了自己名下的田土,还取出了他祖父存在洋行里的款子,用来买枪支弹药--自从盘古王开天地,你听说过这样当官的吗?你岳父,从来不摆架子,弟兄们信得过他,都喊他廖大哥,但凡是跟定了他的人,宁愿舍命,也舍不得回头。民国十四年,川北四十八场的团总在我们黎梓卫开会,反对军阀罗泽州的横征暴敛,拒不交粮交税,你岳父他领头带领民团与罗烟灰(罗泽州)的军队打仗,打死了一个团长,活捉了百多人,缴获了上百条枪支和数万发子弹,威振川北。后来 其中有些人起了二心,闹内讧,民军四分五裂,他独自带着一支队伍,一直在华蓥山与军阀对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image062.gif

说起岳父遇难,刘月波忍不住仰天长叹:“那真是天老爷不长眼睛,好人命不长啊。”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十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是民国二十五年2月22日那天下午,廖大哥带了十多个人来黎梓卫梅林茶馆里,当时我正在茶馆里吃茶,茶客们见了廖大哥,都站起来打招呼,我还迎上去准备为他付茶钱。谁知道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穿便衣的人,把茶馆团团围住,只听得茶馆里的桌椅板凳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一群人饿虎一样扑上去,就把廖大哥和他带来的人绑了,然后在场头场尾架起了机关枪,马上就押走了。当时那个阵仗呀,吓死人,我们吓得爬在桌子底下,一两个时辰不敢动弹。事后才听说,是叛徒曾洪泽,勾引二十军的那个杀人如麻的旅长向屠户,给廖大哥下的套子。河东七场的士绅们一听说廖大哥遭了,马上聚集起来,要联名具结去保他,我连夜写好了状子,说是第二天去县城交递,谁知道还没走拢,就听说廖大哥被向屠夫害死了,脑壳挂在城门上示众,还不让人收尸……”

夜深了,一盏摇曳的孤灯把我们俩的影子拉成了巨大的阴影,刘月波用他那枯瘦的手背擦着昏浊的老泪,接着说:“杀了廖大哥,二十军出了大布告,说他是共产党,共匪。老百姓都不服气,明里不敢说话,暗地里都在议论:廖团总卖田买枪,保得地方清静平安,为了减轻农民和士绅负担,他抗税抗捐,舍得拿命去和军阀打仗,不要说平民老百姓,就连社会贤达开明士绅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那共产党就是好人!可要说他是‘匪’,老百姓更不答应了。廖团总带的队伍,都是贫苦农民,他们都是穷得无法活命,才跟着廖团总去打军阀,他们和那些山梁上下来的浑水袍哥不是一路人,从来没有抢过哪家哪户的一针一线,一颗粮食,一件衣服,这样的队伍都成了‘匪’,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都是那个狼心狗肺曾洪泽王八蛋干的坏事,结果他也没有好下场……”

刘月波这个人虽然吃鸦片烟,成了破产地主,但是在这个镇上,他怎么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他喜欢看报,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早年间他的亲友和佃户中,也有跟着岳父和诗伯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的。他恨军阀,现在对国民党欺压老百姓的桩桩件件也心里有数,我们很快的就成了谈得来的好朋友。没几天,诗伯借着刘月波借房子给我们的事情,请刘月波来家吃一顿便饭。那天诗伯早早的就买来一只鸡,几斤肉,还有一条鱼,一斤曲酒,和宁君忙了一个上午,摆了满满的一桌,还请来玉喜叔爷陪酒。

这是刘月波最高兴的一天,自从他卸了公职,又吃上鸦片,很多人都瞧不起他,今天诗伯这样的人物请他吃饭,自然感到很荣幸。喝了几盅酒,话也多起来了,举着酒杯对我说:“林大哥……”,

我忙说:“老辈子,这样喊我要不得,您和诗伯平辈,我应该叫您刘叔才对。”

刘月波摇头晃脑地竖起大拇指说:“林大哥,你年轻,不懂规矩,我们这一方喊大哥,不是依你的辈份,也不是依年龄,而是敬重你。就像当年大家喊你岳父廖大哥,未必都和他平辈?不见得嘛,而是佩服他这个响铛铛人物!今天我还要说:你这个丈母娘,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哦,是我们河东七场有名的王母娘娘,观世音啊。”

诗伯说:“你还没喝上几口,又在瞎吹。”

“啥子瞎吹,不信你到街上去访访,”刘月波借着酒劲,越是说得口若悬河:“你这丈母娘,为人正直,专打抱不平,只要看到不顺眼的事,她就要站出来说话,主持公道,无论对方是有钱有势,还是有枪有炮,她都不睬祸事,硬是一张桌子四个角,说得脱才走得脱。比方说,当年你岳父起事打军阀,失败了,被县府里出了大布告通缉,本地有个团正(等于现在的保长)江豪元,趁火打劫,把你岳父的母亲拉去关在他的碉楼里,要廖家拿三千块大洋来取人。你丈母娘那时候还年轻,二十五六的年纪,风风火火赶下山来,连夜请来了乡里的三老四贤和那些说得起话的头面人物,就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吃讲茶’,最后不但让江豪元给你婆婆挂红赔礼放鞭炮,还逼着他向茶馆里所有的人--包括厨房里的大师傅,也包括你丈母娘她自己,磕了‘转转头’才算了事。嘿,那年月,一个家中儿女成群、在四乡八场耀武扬威的士绅,给一个年轻女人家磕头,谁听说过?那江豪元回去躺了几个月都起不了床,你说你这丈母娘,厉害不厉害?”

诗伯哈哈大笑:“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难得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天我没有让你一起磕转转头,就算给了你面子。”

刘月波连忙双手抱拳赔着不是:“是的是的,廖大哥卸任后,我又当上了乡长,我怕江豪元那个恶人,跟在他屁股后头打转转,按理说也要向你老人家磕转转头的。你老人家宽大为怀,免了我的难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座的人都在笑,就刘月波自己不笑,转过头来对我接着说:“你这丈母娘不光是嘴巴厉害,还有一副古道热肠,我们这小小的黎梓卫,从场头到场尾不过百十步长,她清早从家里上街来,到下午散场还没能从场头走到场尾。家家户户,不管是接媳妇嫁女,还是做生摆道场,但凡红白喜事,都要请她到场操办,哪家两口子吵架,婆媳不合,哪家老人娃娃有了伤寒病痛,都要找她排忧解难,求医问药,她一上街,见谁都有摆不完的龙门阵,怪不得她婆婆妈说:我那媳妇呀,一身都是刺,牵牵挂挂的事情多得很,真是用搓子搓得出去,用钩子都钩不回来……”

一顿饭吃下来,我们与刘月波的关系更加亲切了,以后凡是托他办的事,他从来都不打折扣,总是尽力去完成。结交了像刘月波这样的灰色人物,对于我们站稳脚跟是很必要的,但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恐怕还是要靠自己的人。

星火在燎原

自从岳父和诗伯民国十五年在家乡闹“川北民军起义”以来,这一带有很多贫苦农民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些人入了党,参加了30年代迎接红军的华蓥山第二次起义。他们苦大仇深,作战英勇,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后来敌人调大军围剿,由于寡不敌众,我们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回家种田,有的流落他乡,处境非常困难。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从中找到那些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一直表现较好,又在积极找党的党员。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其中就有李成。

李成于1932年参加共产党,曾准备与岳父一起,到苍溪南部一带打游击,后来岳父牺牲,组织破坏,他也失掉了组织联系。以后的日子里,他教过书,又当过保长,现在是宁清乡的乡长,与河东七场的上层人物混得很好。诗伯回乡后,他多次来聊天,述说自己的苦闷和找党的愿望,因为上级没有进一步指示,诗伯只是与他联系着,没有动半点声色。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决定再去探一下他的虚实,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一个赶场天,我同诗伯专门去拜访李成,他和他哥哥一起,住在黎梓卫后街自己的碉楼上。见我们来了,李成喜出望外,为我和诗伯敬烟上茶,热情非常。我们先是天南地北的乱扯了一阵,随后他又提出许多有关时局的问题,我知道他也在打探我的底细,就尽我所知做了些介绍。他越听越振奋,越振奋越是要问个仔细,眼看天色已晚,我们要告辞,他却死死要留我们吃饭,原来他早已经吩咐妻子到场上去打酒割肉,杀鸡剖鱼,办好了一桌很丰盛的乡间宴席。

自此后,李成常常到我们乡下来,每逢赶场天,我们必定要在街上见面,谈论的都是时事。我给他讲解放区的情况,讲党的政策,启发他积极为党工作。李成对于我的身份已经有了个大致的猜测,要求我替他接上组织关系,解决党籍问题。我当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暗示他:只要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好事,党会主动来找他的。

先是有了刘月波,现在又有了李成,我和诗伯宁君决定进一步扩大阵地,多结交些朋友。我天天都要去街上的梅林茶社,和“五老七贤”们一起吃闲茶,打麻将。我是诗伯的女婿,又是走南闯北见过大场面的客人,大家都尊重我,只要我一进茶馆,都围拢来听我摆龙阵。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正在和谈,言论还比较开放,我敞开嘴巴,来了个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下的事情全知,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到解放柏林,从杜鲁门说到丘吉尔,再从解放区说到国统区,从蒋介石说到毛泽东……没几天功夫,我这张嘴就声名远扬,居然有人从二十里外赶来听我的龙门阵,茶馆老板一见我就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特地为我免了茶钱。

没多久,学校放寒假了,有个名叫刘华钦的大学生,从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回来,带回来一大堆类似《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禁书”。我同李成商量,筹集了一些资金,由刘华钦出面,订了《新华日报》《民主报》《大公报》《群众》等报刊杂志,成立了一个书报社,地点就设在梅林茶社。这样一来,梅林茶社就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朋友越来越多,除了一般扯闲条的茶客,还有一批地方上的实力派。别看他们人少,可能量大,有的掌握着地方武装,有的是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开明士绅,这些人虽然有点权势,却大都经历过军阀混战,也经历过八年抗战,饱受了战乱之苦,如今好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了,要是再打起内仗来,拉壮丁,派捐款,也少不了他们的麻烦。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关心时局的发展,希望国共两党和谈成功,能够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也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如果遇到什么难处,也希望有人帮忙说几句好话。诗伯她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很看重这些人的作用,可是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得采用适当的形式。我们有过多次讨论,觉得如果还是用民间传统的换兰交(结拜兄弟)、生期会(互相做生日)、转转会(轮流坐庄)等老形式,范围太窄,形式太旧,又没有特点,都不合适。最后还是诗伯的办法多,说就叫“好人团”吧,意思是我们不整人,不害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困难互相帮忙,做一个真正“好人”。这个观念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接受。我同李成都赞成,还决定这个组织不公开,每月以做生聚友的形式在黎梓卫梅林茶社聚会一次,大家互通消息,共同策划,来对付这变化莫测的时局。最后由我拟了几条简单的章程交给李成,让他分别去联系。

李成真是个积极分子,很快就跑遍了河东七场,不过短短的半年,就串连了六十多人。其中有的过去或者现在是团总、乡长,保甲长,乡队副,有的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当过中下级军官和职员,还有中小学校长,学校教员,地方上的开明士绅,知名秀才,也有的虽然挂了个国民党员或者是三青团员,却并不是其中的党棍子,死硬派。大家常常相聚,虽然只吹些闲龙门阵,但是对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大家都很明白。时局在不断变化,国民党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实力派开始对自己的恶行有所收敛,有的对我们的活动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暗地帮助我们作些好事,送粮、送钱、送枪支,个别甚至入了党。我们把其中靠得住的人,活动去当上了乡长、保甲长和乡队副。除了这些上层人物,我们还利用诗伯和李成在群众中的影响,做好基本群众的工作,通过生期会,互助会,农会,香会等民间形式,在贫苦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这一带的农民,从1926年开始参加反对军阀恶霸的斗争,现在更加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只要有人领个头,他们就会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组织他们在基层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还发展相当一部份人入了党,其中一些年轻可靠的,就安排到乡政府去背抢吃粮,这些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宁君的产期越来越近,诗伯已请王妈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接生婆,随喊随到,至于孩子出生后的衣物,有诗伯操办,用不着我担心。我有了冰华出生的经验,又看了一些有关接生的书,买了一瓶白酒,把剪脐带的剪子泡在酒瓶里准备着,自以为万事齐备。可是随着产期临近,我却开始坐卧不安。当时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情况却很困难:诗伯做姜生意蚀了本,连船都卖了,几乎靠着借贷维持生活。我们离开成都时收来的煤炭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回来后又没有找到生财之道,每天我们要工作,要去茶馆,要去请客吃饭,要有各种各样的花销,光出不进,更是捉襟见肘。平时还罢了,宁君生孩子可是要花钱补养身子的,一向大而化之的我也开始发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宁君却有些满不在乎,说她有办法,什么办法又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事不要你管,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说着就用一块布包了那件我们结婚时诗伯为她做的金丝绒旗袍,说是上面的盘花扣子坏了两个,要拿上街去找人重新做。

我当时也没注意:这件旗袍她平时都舍不得穿,还是新崭崭的,怎么会单单坏了那么结实的盘花扣子?我跟她到了李成家,和李成坐在堂屋里喝茶聊天,宁君把李成的妻子拉到房间里不知道叽里咕噜说些什么,过了好一阵才有说有笑的出来,拉着我离开李成家。我陪着她到街上转了一大圈,只见她大手大脚地掏出钱来,买白纱布,买棉花,买毛巾和肥皂,还买了二十个鸡蛋,称了两斤肉,一斤红糖……我这个糊涂虫,这时候还蒙在鼓里,直问她哪来的钱,她憋住笑说:“回家再告诉你。”

我一路都没想通钱的来源,直到回到家里,才猛然发现她拿出去的金丝绒旗袍没见着。我站在门口,瞪着她说:“你把旗袍卖了?”

“是啊。”

“卖给谁了?”

她再也忍不住,笑着用手指头一戳我的鼻子尖:“李成他老婆!”

“什么……什么时候卖的?”

“你这个笨蛋,就刚才啊。我说我这件旗袍,是朋友专门从上海带给我的结婚礼物,花了二十块大洋,我只穿了两三回,后来怀了女儿,长胖了,现在更是穿不得了,你试试,要是合适,我就十块钱让给你。李成他老婆一试,嗨,就像是专为她做的,合适得很,人都增加了几分姿色,她高兴得在镜子面前照过来照过去,半天都不肯脱下来。再说了,这件旗袍是当年伯娘找了成都最好的裁缝做的,这做工,这面料,现在就是她拿出二十块大洋来也买不到。她二话没说,当下就拿出十元私房钱给我,把衣服留下了。”

宁君常在文艺圈里进出,一生喜欢打扮,这是她唯一的一件值钱的衣服,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品,因为做得很合身,面料又很漂亮,穿起来别有一番风韵,不但她喜欢,连我也很喜欢。宁君怕我不愿意卖掉它,所以就来了个先斩后奏。事到如今,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好说,毕竟生孩子要紧,只好苦笑着说:“好好,你会想办法。”

原先估计宁君的预产期还有二十天左右,可是大年初一我们从街上回到乡下,半夜里宁君忽然喊肚子痛,我先以为她在李成家油荤吃多了,并不在意,后来她痛得大呼小叫,我才想到可能是提前发作,这才着起急来。原先设计的所有方案都被打乱了:诗伯不在身边,王妈请好的接生婆还在街上。我有些着慌,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好容易才到厨房的灶头上找到了火柴,点上了桐油灯。等我回到房间里,宁君已经痛得满头大汗,在床上翻来覆去,床板被她捶得咚咚作响,比上次生冰华的时候阵仗大多了。我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吓得六神无主,也顾不得正是大年初一,正准备出去请院子里的刘老太过来帮忙,忽然“咚”的一响--宁君生了,孩子落在床前的踏板上。我连忙去抱孩子,慌乱中又把油灯碰熄了,宁君在黑暗中急得直喊:“哎呀脐带跌断了,衣胞还没出来呢……”我早就听人说要是孩子的衣胞(胎盘)出不来,就可能危害产妇的生命,这下子连孩子也顾不得了,扑上去紧紧捏住脐带,宁君也用力地按着肚子往下运出气,这才把脐带连同衣胞挤下来了。

宁君已经筋疲力尽,倒在床上不断的呻吟,孩子在踏板上呱呱哭叫,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抓了个装菜的筲箕,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端着那筲箕走出房门,在屋檐下大声叫喊:“生了生了!!刘大娘快来帮帮忙啊!!”一阵寒风吹来,我这才想起孩子还光着身子,又赶快把筲箕端进房内,血糊糊地塞进宁君的被窝里。宁君摸着孩子,大声的叫了起来:“是个男娃,是个男娃!”这时,院子里的大娘大婶们都涌进屋来,有的去灶屋里烧水、煮蛋,有的忙着替产妇和婴儿清洁身体,还有的擦洗床上和踏板上的血污,更换毯子被套和衣物。一位大嫂给宁君端来一大碗红糖荷包蛋,说了很多恭维话,宁君把孩子偎在怀里,一边吃蛋一边感谢着大家,我依然手忙脚乱,向她们致谢。

天亮了,诗伯闻讯赶来了,她抱起孩子,这才发现后脑壳上有一个大包,这就是掉在床前的脚踏板上造成的,直到若干年后,这个包块才渐渐消去。

诗伯的亲戚朋友很多,听说她得了外孙,送来很多吃的穿的,宁君的奶水好,孩子也长得胖胖的。我忙着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父亲,请他为孙儿取一个名字。此时正值国共和谈,全国民主浪潮高涨,父亲很快的写来回信,除表示高兴外,还为孙儿取名“民涛”,诗伯和我们都满意。

国民党要准备打内战了,四川作为蒋介石的大后方和兵粮重地,又开始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诗伯亲自出马,发动一些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到各乡各场组织农会,很快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间发展了一百多名农会的会员。大家拿起扁担锄头甚至火药枪去到庄稼地里,一是防备敌人来家里抓壮丁,二是防备敌人来抢收已经成熟的粮食。这段时间,党组织派到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也多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脚下,抗丁抗粮搞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慌了,派出他的干将罗广文,亲自带队来清剿华蓥山的“共匪”。

我们虽然在黎梓卫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也有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宁君婶娘的哥哥、时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的段贡武。长期以来,四川是当地军阀和地方势力的领地,虽然国民党从1935年进川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在基层建立起自己牢固的势力,别看段贡武这个区党部招牌扯得大,实际上只有他和他兄弟两个国民党员,平时根本就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我们也不大把他当回事情。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兵来了,段贡武兄弟俩出头立功的时候就到了,他们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的茶馆里居然订得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抖出了诗伯的“老底”,说她是老共产党,我和李成是新共产党。

罗广文的部队在华蓥山区转了一圈,没有抓到什么共产党,只好趁此机会把一些大地主、乡镇长抓来关起,说他们私藏枪支,通匪通共,逼得很多人卖田卖地,借高利贷送包袱,用钱去私了,那些拿不出钱的,只好闻风逃跑,直到清乡完毕才敢回乡。现在一听说黎梓卫查出了个老共产党,还带出两个新共产党,哪里肯放过,立马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直奔黎梓卫而来。

这段时间,我不去茶馆活动了,坐在李成的碉楼和他吹牛,同时观察动静,顺便听他二哥拉胡琴。李成他二哥,三十多岁的年纪,个子不高,面皮发黄,一不吃烟,二不喝酒,也不打牌,对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从不惹事生非,接人待物也很周到。他唯一的一点爱好,就是看川戏。闲暇时那些业余票友们在茶馆里打围鼓,一个个吼得脸红筋涨,他却是悠哉游哉,在一边拉胡琴,虽然那胡琴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自己却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大家给他起了外号,都叫他丑胡琴。罗广文的队伍来清乡,戏班子停了生意,票友们也不敢出来聚集,丑胡琴憋得受不了,这天下午,趁着我这个观众在场,他自告奋勇的又拉起胡琴来,正拉得起劲,有个人急冲冲的从街上跑来,对李成说:“不好了,有人密报你和那个姓林的是共产党,清乡的队伍已经到场口了,还不快走。”

丑胡琴正拉在兴头上,不肯罢手,一边拉琴一边对我们说:“不要紧,你们快躲进碉楼顶上,我来对付。”

我和李成刚刚退到楼上,碉楼就被包围了,十几个匪兵冲进来,哗啦啦地拉着枪栓在丑胡琴面前站成一排:“有个叫李成的和姓林的,来过你这里没有?”

丑胡琴知道我们已经上了碉楼,忙说:“来过来过,现在他们到河对面的天宝寨去了。”

这些匪兵撤了岗哨,提着枪一哄而出,直奔天宝寨而去。不一会儿,天黑尽了,我和李成从碉楼后面吊下来,沿着河沟到一个好人团的成员家里避难去了。

那一个连的兵跑步到了天宝寨脚下,天也黑了,眼看天宝寨修得壁垒森严,他们不敢贸然进寨,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抓共产党请功的好机会,只好悄悄把士兵们部署在寨子外面的阴沟里藏起来,准备埋伏到天亮再冲进去抓活的。谁知到了半夜,忽然雷电交加,暴雨从天而降,寨上的污水粪水顺着阴沟冲下来,躲在阴沟里的匪兵被冲得一身臭粪,个个像落汤鸡一般。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清晨,个个憋着怨气冲进寨子,挨户挨家地清查,结果鬼也没有找到一个。匪兵气急败坏的又折回到黎梓卫来,找到告密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段公武,带着他又去李成的碉楼里搜查,谁知道此时碉楼里也是空无一人,全都跑了。段公武被痛骂了一顿,最后不得不送了几十套乡丁穿的军装给匪兵,又大鱼大肉地请他们猛吃了一顿,还送了五百块大洋才算了事。

看来黎梓卫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同宁君带着冰华和民涛去到三十里外的魏家沟二姨妈家,不久敌人大兵压境,只好又带着民涛去了重庆。临走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带走乖乖冰华,只好哄着她说到街上去给她卖糖吃。后来才知道:我们走后,敌人的搜捕更厉害了,二姨妈成天带着冰华东躲西藏,晚上也不敢回家。冰华这孩子在庄稼地里受了凉,发高烧,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只好偷偷地去到罗木匠的坟头上,抓了把泥土冲水给她喝。这个罗木匠,是岳父1932年在余家场成立地下苏维埃的时候,群众拥戴的苏维埃主席,为老百姓做过很多的好事,后来他被敌人杀害,百姓们传说他死后依然庇护着一方乡亲,就连坟上的泥土也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可是泥土没有能够治好冰华的病,孩子烧成了肺炎,最后死在了二姨妈怀里,临死前还在问她姨婆婆: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image063.gif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已经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在国统区一面加强反内战、要民主的宣传,一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大军的全面进攻。我将一年来在岳池的宣传组织群众及统战策反中上层人物的工作,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感到满意,要求我重返岳池,把工作继续做下去,还决定在条件成熟时解决李成的党籍问题,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我回到魏家沟二姨妈家,知道了冰华的事情,抹着眼泪到小坟头上去为孩子添了把土,诗伯和二姨妈都安慰我,虽然知道纸最终包不住火,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瞒着宁君,能瞒多久是多久。我通知李成来接头,向他布置了三大任务。第一,要他给我制一张华蓥山区的地形图,包括交通要道、关口险隘,以及当年游击队活动范围、物资生产供给情况;第二,切实弄清楚当前河东七场的伪乡政保甲的武装数量,包括各种枪支弹药,新旧成色,分析敌我友力量对比,尤其是要弄清楚我们所能控制的力量。第三,还要继续的开展农运工作,通过农协会,生期会等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设法抓住乡保武装,指派我们的基本群众,打入到乡保部门和地主家里去背枪,一待时机成熟,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

最后,我让李成写一份自传,准备解决他的组织问题。

李成自从1932年与党失去联系后,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四处流亡。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找党,却又因为白色恐怖,不敢乱碰,始终没有结果。现在终于通过我和党组织联系上了,他自然是欣喜若狂,当下表示只要是党的指示,就是再困难再危险的事,也决不后退。

一月后,我再到岳池见到诗伯和李成,他们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特别是在河东地区,通过好人团的串连活动,中上层人物中保持中立和靠拢我们的人更多了。但也有个别地区的乡政权掌握在顽固分子手里,成了我们的拦路虎。如黎梓卫乡长李荣,曾当过国民党别动队的指导员,还当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贵州息烽特别班的军事教官,他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段公武,伪参议员卿某和一个坐地分肥的土匪头子,串通一起,狼狈为奸,在乡里无恶不作。另外,华蓥山脚下阳和乡的伪乡长王尧,三十年代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死对头,他破坏我们的组织,杀害我们的同志,至今还顽固不化。不拔掉这两个钉子,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将遇到很大的障碍。

此时恰逢临溪乡与黎梓卫合并,要改选乡长。李成又刚好当过临溪乡的乡长,于是利用他的旧关系,同时动员起好人团的力量,我们四方奔走,上下游说,终于把那个特务乡长李荣赶走了,换一个接近我们的中心小学校长上台。至于阳合乡的乡长王尧,因长期独霸一方,势力很大,一时很难搬得动他,我们就先挖他的墙脚,先把他手下的几个保长拉过来,又把我们的人派去作民政干事和警卫班长,这样乡里一部分枪支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位貌似凶猛的王尧,实际上被我们架空了。

在不到两月的时间,我先后三次往返于重庆和岳池之间,将下情上告,再将上情下达,担负起联络任务。我们扫清拦路虎,争取同盟军,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这一切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区第三次大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就在这个时候,诗伯接到父亲从重庆寄来的信,信上只说是:“旧日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诗伯知道党组织在找她了,大喜过望,立即让我先走一步,她自己交代一下手边的工作,随后就到。

这时正是1946年6月中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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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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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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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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