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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十三章(二)

诗伯当上板车老板

回到了旅馆,父亲问诗伯:“你刚才那样信誓旦旦的,可你的运输行在哪儿啊?板车呢?”

诗伯笑着说:“空城计,一样都没有。”

“你怎么在邓伯诚面前夸海口,那样干脆?”

“不干脆,他肯相信?”

“可是……这可不能开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记得我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情况吗?一部缝纫机没有,我敢与重庆行辕签定十万套军装的合同,结果怎么样?提前完成任务,赚了万多块银圆,给山上游击队送去了数百套棉衣,数十支手枪,上万发子弹!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不是我瞎吹的吧?”

父亲笑着,只是连连点头:“那些我都信服你,可是眼前这事……”

大家接下来一起商量,决定把亚彬留在绵阳进国立六中读书,我同诗伯他们一道去成都给宁君找个艺术学校读书,同时诗伯去与曾三姐商量繁彬与嗣钊的婚礼,然后集中精力去找运输行和板车。

到了成都,我同宁君去找到屈清莹,谈到宁君读书的问题,他有一个朋友正好在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宁君刚刚从孩子剧团出来,爱好的正是音乐和戏剧,成都当时也只有这个学校适合她。当天,屈清莹就带我们去会着他那些朋友,一说便准。此时1942年暑期已经结束,秋季刚刚开学,第二天宁君就进了学校,上学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随后亚彬也在绵阳进了国立六中读书。

诗伯的儿女读书的问题都解决了,到曾三姐家很快把魏嗣钊的婚事也办完了,接着集中精力来筹办运军粮的事情,因为想有个合作者,就和我一起去找贾希夷的朋友何藩昌。

何藩昌住在成都市中心的金丝街,与贾希夷是生死之交,早年他曾经代替贾希夷在万县坐监,被判处死刑,不知道怎么越狱跑了出来,来到成都。他曾多次听到希夷谈到诗伯的为人,一直敬佩这位女中豪杰,因此一见如故。诗伯提起想与他联合起来承运军粮的事,他一口答应下来,还欢迎诗伯住在他家里,以便筹划。何藩昌的爱人也姓林,是南充人,对人很热忱,诗伯正想在城里找个住地,就搬过来了。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土大部沦陷于敌寇之手,国民党军政官员贪污腐化,国统区内百业萧条,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失业者遍地都是。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一担米才四十多元,到了7月就涨到九十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手中有活路,想要找运输行倒很容易。可是这些车老板大都心狠,除了他的就没有你的,我们最多得点中介费,还要承担很大风险。再说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积累点资金,作为党的活动费用,同时还想通过运输军粮,开展工人运动,扩大活动范围,因此就决定自己组建一个运输行,欢迎车老板带车入股,这样掌握财务运输全权,风险小,不容易上当受骗。

文殊院旁边有个茶馆,是板车老板和板车工人接洽生意的场地,诗伯穿上金丝绒的旗袍,戴上金耳环,俨然一位女老板,去这茶馆吃茶,很快就混熟了,这才知道绝大多数工人都有自己的板车,有的还有两部三部,他们凑上个十来部车子,找一个人出来承头,这人就是车老板,在外面接谈生意。大家一听诗伯说运军粮,都围拢来愿意参加,诗伯好中选好,挑选出四十部成色不错的胶轮大板车,和一批身强力壮的汉子。她没想到自己组建一个运输行如此容易,赶紧同何藩昌商量为运输行要取一个名字,诗伯说:“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来,就叫联昌运输行吧。”于是去刻了两个私章一个公章,与几个车老板签了四十部板车的合同。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组建起自己的运输行,前后不过十天的时间,我和诗伯带着印章与合同一齐回到绵阳。

父亲见了我们,又惊又喜:“唉呀,我们着急死了,邓伯诚来催问了几次了。”说着就和我们一起赶到邓伯诚家,诗伯把合同往桌子上一放,说:“让你等久了,实在对不住。我们先来四十部车,以后需要多少,陆续可以补充。”

邓伯诚笑着说:“我的陈大姐呀,这一向每天都有人来送礼送钱,每天都有人拿着地方上和省里名人写的信来说情,谁都想来承运这份军粮,都知道这里面油水大得很呢。可是我邓某人说话算数,说给你留着就给你留着,不过因为上面催得很急,我又不知道你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爱莫能助喽。”

真是人熟好办事,邓伯诚也不看我们的合同,马上叫秘书用民食供应处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函,他又亲自给乐至粮食仓库的兰主任写了一封信,给联昌运输行签订十二万担承运军粮的合同。

诗伯拿着他的这些信,心里很是感激,说:“邓大哥,你这样大力相助,我陈某人是知道报答的。”

邓伯诚哈哈大笑:“什么报答不报答,你也太见外了,实话告诉你:别人送的包袱我敢要,可你的我就不敢要。以后只要你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说!”

在回旅馆的路上,父亲说:“诗姐,你真神通广大啊,短短十天,从无到有,扯了这么大一个摊子,了不得。”

诗伯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这运输行,不过是承蒙你的帮助来到绵阳,遇到个老交情,对我信者不疑,于是我就去刻了一个公章、两个私章而已。要想闯荡这个社会,胆子不大是不行的。”

我一边听着,心里暗暗的在想:只要是机遇好,诗伯确实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第二天,诗伯就去乐至县粮食仓库,找到兰主任,交了有关函件,兰主任很客气的说“陈先生,请放心,我昨晚接到邓专员的电话,一切手续今天就可以办完,没有一点问题。”

真是时来运转,得心应手,十二万担军粮运输的合同,就这样办成了。

诗伯这个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不向困难低头的犟性子,从来是不服气不认输,可是后来说起她这一段运军粮的经历,都不住的摇头,说是比在华蓥山上打游击还要困难。

当年诗伯在华蓥山上的游击队,上有刘政委、廖伯父作领导,很多事是上面定了去执行,下面还有一些得心应手的骨干,干什么都很顺手。现在是她单枪匹马的闯天下,前台后台都要管,常常是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过去带的队伍很单纯,基本上是贫苦农民,他们苦大仇深,只要服了你,就听指挥,守纪律,打起仗来奋不顾身;现在的板车工人,大多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嫖女人,吃鸦片,酗酒赌钱打老婆,而且不听招呼;过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同军阀恶霸斗,打仗虽然危险却也很痛快;现在到处都是拦路虎,到处都要买路钱,软的,硬的,阴的,阳的,十八般武艺都要用出来,才能过关斩将。比如抓壮丁。那时候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兵源重地,国民党为征壮丁设立了专门机构,各省都设有军管区,各行政专署设师管区,专门办理此事,让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按户口报丁,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是乡镇长、保甲长从中作弊,收了富人的钱,就到处拉穷人去顶替,学校、大街上都在抓壮丁,一时间竟然闹得路断人稀,而诗伯的运输行那些身强力壮的汉子,则是抓壮丁的最好对象。为此诗伯到处去跑关系,还通过邓伯成,去找邓的干亲家、41军的中将副军长、绵(阳)广(元)师管区的司令杨峻清,师管区新兵训练处的处长杨光明等人;同时又给城厢镇的镇长、袍哥大爷李焕奎,城北镇镇长曾英等人送礼,让他们给下面的保甲长打招呼,不准乱来。诗伯还是不放心,她亲自和工人们一起出车。因为人多队伍长,她就把每20辆板车编成一个组,选出一人负责,路上大家互相照应,不得掉队,无论是哪一组出了问题,都要马上与她联系。因此,她的运输行里,很少发生工人被拉壮丁的事情。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她的车队路过乐至县境内,被当地的保甲拉了壮丁,为此她找到县长大闹一通,还跑到乡公所,下了乡长的两支枪,去对付那些来抢壮丁的地痞流氓。她给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得绘声绘色,我想象当时的处境,被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抗日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日本侵略者打到了贵州的独山,大有直逼四川之势,蒋介石都已经准备放弃重庆,“迁都”西康了,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还在和奸商勾结一气,大发国难财,造成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粮行里往米里发水,一担米300斤,经过发水,重量就能增加三分之一,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绝招”:把水烧开了之后再泼进米里,就怎么也看不出来。更有甚者,就是往米里掺沙子,一担米可以掺进十多斤沙子,军米的数量大,一来二去的,也不是个小数目。诗伯运粮的时候得非常小心,一旦发现这类事情,不管是哪个粮行粮仓,一律拒运不说,还得找上门去,对这种伤天害理的恶行痛骂一顿。诗伯还有声有色地告诉我,哪次她是怎么闹的,哪一次她又是怎么闹的。她讲起这些斗争故事来,又那么生动有趣,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捧腹不能自已。

还有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去为工人们要工钱。

当时官方规定,乐至到遂宁每担米的运价是四角五,由于层层剥削,落到她手上只有三角二分,而且还拖欠运费,一拖就是好几个月。那年月物价飞涨,工人一天累到黑,到头来连稀饭都吃不饱。诗伯去要工钱,找谁谁都推说管不了。最后她打上门去,直接找到县长,威胁说要带领全体工人到政府来请愿,军粮不能如期运走要让县长自己负责……这样才争取到每趟车加八十元运费,可是这些运费连同欠下的工资,要她去地方上掌红吃黑的袍哥大爷手上拿。到这样的时候,诗伯只好搬出万县的袍哥大爷陈吉庆封给她的那个“陈三爷”的头衔,照着江湖上袍哥大爷的礼数去“拿言语”,闯码头,让车队沿途通行。

诗伯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出身书香门第,有着极好的修养,却能涉足三教九流,得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尊敬。她长得文静端庄,也爱收拾打扮,却能文能武,没有娇媚之气。她从不相信男人能做到的自己做不到,在十年的游击生活中,同游击队员一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都知道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大能人。我岳父牺牲后,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闯荡五湖四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在她板车老板两年的生涯中,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艰难。一个中年寡妇,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可是在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她独自带领上百名的板车工人,在各种各样的险风恶浪中奔忙,别说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对外交往,就是每月的那几天例假也得不到休息,以至她曾经多次在路上晕倒甚至累得吐血。

可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还是想方设法的完成了任务,不但为一二百失业工人解决了生活问题;还保质保量将军粮运往前方,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件好事,还结交一批工人朋友。她自认为最能自慰的,就是没有给邓伯诚和我爸爸丢面子,就冲这些,她认为两年奔波辛劳,还是值得。

在那样的社会,能带这样的队伍,干出那样的成绩,真是了不起!

被拘留的日子里

1943年3月初,诗伯完成了乐至的运军粮任务,来到绵阳,我和她一道去邓伯诚家,邓伯诚听了她在运粮中的种种坎坷,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一个年轻女人,手无寸铁,孤零零的度过了那么多险滩恶浪,战胜了那么多地痞恶棍,真是不简单,不简单。不知道陈大姐你,下一步有何打算?”
诗伯说:“这一两年来,日晒雨淋,熬更守夜,吵了不少架,跑了不少路,虽没有赚到钱,总算为国家出了点力,也长了不少见识。我这个人不习惯于平静的生活,生就不怕鬼,不信邪,你要是信得过的话,再给我一批军粮任务,我保证按时完成,决不给你丢脸。”

邓伯诚笑着说:“大姐,说哪里话,要是信不过,第一次就不敢见你。这样吧,中江还有一批军粮待运,你去订合同。”随后写了一封信给诗伯,让她去找中江粮食仓库的主任。

诗伯运送军粮的这段时间,父亲去了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我住在绵阳的一个朋友杨云涛家里。杨是一个进步的青年,1940年底去延安未成,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遇见彭德怀同志,随他回到了四川绵阳。为了生活,也为了有所作为,他与几个要好的朋友商量,大家集资在绵阳北街上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开了一个书店,还请郭沫若同志写了“绵阳普及书社”几个字作店名,以出售中小学教材为掩护,经销进步书刊,而且也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我和父亲与他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我自称林野萍,是父亲的“侄儿”,在“内迁”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读书,因为家境困难,就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还跑点小生意,比如在成都的安乐寺买些美国产的“玻璃袜”,“玻璃皮带”,还有法国香皂之类的东西到绵阳、三台等地出卖,赚点钱补贴费用。我喜欢看书,也爱写文章,打球之余,常常和杨云涛讨论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记得我们还一起讨论过陈伯尘刚刚出版的剧本《结婚进行曲》。我提出了没有民族解放就没有妇女解放的这个观点,令他至今不忘,后来他还就这个论题写过一篇文章,请我代为修改。

诗伯从邓伯成手里拿到介绍信的第二天,我们一道去中江,很顺利就与中江的粮食仓库签订了十万担军粮的运输合同,随即回到绵阳,驻在北城旅馆。天快黑了,我想诗伯也累了,就让她先在房间歇着,自己去看邓伯诚是否在家,打算晚上再和诗伯前往,商量与军运的有关事情。

行至街口,我被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叫住,说是有事要同我商量。这人把我带往一个茶馆坐下,很客气的问了我的名和姓,接着就单刀直入:“你爱看《新华日报》是吗?你是不是还对社会不满,会做诗骂人?”

很显然,这人是个特务。我马上就想到曾经在《云阳公报》上发表的那首小诗“成都,东方的巴黎”。诗稿我寄放在杨云涛家内的一个小木箱内,看来是被特务看到了。幸亏我脑子转得快,想到那篇诗的署名是林青,而我在绵阳的用名是林野萍,就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有什么看不得?再说嘛,我也不会做诗。”

那特务不理会我的回答,还是满脸堆着笑,满有耐心地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可你知道那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吗?看来你思想很左倾啊。”

我说:“共产党国民党的报纸我都看,什么左倾右倾,我不懂。”

特务老是在拿《新华日报》做文章,说明没有掌握证据,也定不了我的罪,于是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救国,我喜欢看,全国人民都喜欢看,你们要是不舒服,就不让他出,查封就是了,何必来找老百姓的麻烦。”

那特务见我毫不服输的样子,有点火了:“查封还不容易吗,只不过没到时候罢了,我们是要先挽救你们这些为共产党作宣传的人,你别不知趣。”

特务又讲了一些他们都讲烂了的“大道理”,见我无动于衷,就要带我走,我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凭什么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不走。”

那特务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委屈你一下,等你想通了就放你出去。”说着连推带拉的,把我带到一间民房内。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嚷着肚子饿了,要吃饭。那特务也不恼,找了一个人替我去街上端了一碗面来。我心里开始有点奇怪:看来这个特务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凶神恶煞,这样和颜悦色的来“开导”我,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受毒太深”,想“挽救”我啊?我一边希里胡噜吃着面条,一边觉得事情有点好笑,放下碗站起身来,发现这间民房的隔壁,就是民食供应处。我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一枚刘思安佩戴的民食供应处的证章,是我向他借来外出作掩护用的,要是被特务发现,会连累刘思安的。我借解便的机会走到院子里,把这枚证章用力一扔,只听见“当”的一声,证章飞进到了墙那边民食供应处的院子里,我的心就踏实了,再灵机一动,用力的咳了几声。我一向有咳半声嗽的习惯,要是隔壁的刘思安听到了,一定知道我就在隔壁。说来也巧,刘思安当时确实是听到了,可是他四处一看没有我的人影,以为是听错了,居然没有介意。

诗伯在旅馆,久等我不归,有些着急,去到邓伯诚家,邓不在,佣人说没见我去过。诗伯急了,赶紧去找刘思安,思安很惊诧,这才想起两个钟头前听到有人在隔壁咳半声嗽,诗伯一听就说:“糟了,可能出事了。”忙派人去隔壁民房打听,才知道我已经被特务转移到警察局去了。诗伯赶紧跑到民食供应处,找到协助她运输的督察张连和,老张立即到警察局,见到他的同学卢督察长,卢说:“半点钟前,特委会是将一个叫林野萍的青年寄押在这里,说是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说着就带着老张来见我。老张叫我放心,他们会设法很快让我出去,还说这里有卢督察长照顾,不要紧的。

我被寄押在警察局四十多天,国民党特委会的秘书董士力先后来审问过两次,每次不过十分钟左右,既未威胁吓唬,也未搞逼供,多以询问“开导”的方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都一概否认,以后就没有再有人来审询了。期间由于有卢督察长的照顾,确实受到优待,我每天早上起来在室内慢跑,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桌上,还可以读书。有了空闲,我还抓紧时间写了两篇小说,叙述祖母怎么样管理家务教育子女,约一万多字,题目是“陶林的母亲”。

因是寒假期间,亚彬每天给我送饭,成了我的秘密交通,里外的动静都用纸条交由亚彬传送。宁君带着一些吃的穿的,专程由成都来看我,卢督察长安排我们在会议室单独见面,他一离开,我们立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泪水浸湿了她的面颊,清楚的听着她的心在砰砰的跳动,她对着我的耳朵说:“我爱你,我们永远不能分离,我等你,不管时间多长,我一直等着你。外面各方面在营救,特务没有找到你的证据,你不久会自由的。”在这紧急关头,见了最心爱的人,听了最心爱人的话,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不久父亲从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回到绵阳,经过多方打听,还惊动了邓伯诚的干亲家、当时国民党四十一军副军长、绵(阳)广(元)师管区司令杨俊清,才知道特务要抓的是一个叫“皮野萍”的人,而我叫林野萍,显然是把名字搞错了,乱抓的,于是杨俊清要特委会放人。父亲又打听到那个特务头头董士力,也是云阳县人,而且和我一起在云阳县中学读过书,算是同学。诗伯去成都,找到在万县坐监时被她营救出来的一个女犯人的丈夫,此时也在成都某军统部门任职,他也给董士力写了信,叫他放人。这董士力抓了我,却没有审出什么明堂,见有这么多的关系来说情,只好顺水推舟,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我出来。这天一个叫付廷弼的医生,到警察局来为我检查身体,此人是我网球场上的球友,见面后相互间笑了笑,然后我仰躺在桌上,他拿着助听器在我胸前这儿听听那儿听听,不断说“严重,严重。”过了两天,我就被放出来了,董士力亲自送我到一家旅馆住下,装模做样叫我好好医病,以后随传随到。

既已恢复自由,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待在旅馆里让他们“随传随到”,当天晚上就由刘思安和诗伯的一个侄儿,护送我到北门上找了一个便车,连夜到了成都。父亲后来也离开了绵阳,来到成都,没想到这个董士力居然也追到成都,找父亲要追查我的行踪。父亲知道他是想敲诈,送了他四十块大洋,此事就不了了之。

这是我从事地下斗争多年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其原因果然是因为特务在杨云涛家里查抄到我寄放的木箱,可是为什么特务会注意到我,很长时期我一直怀疑与杨云涛有关。他思想进步,又曾启程去过延安(后因故行至西安折回),他的妻兄张秀熟,曾作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云涛的言行早已被特务怀疑,书店里思想进步的副经理也被捕了,我在他家常来往,也是被特务注意的对象,会不会是特务注意他的时候“捎带”上了我,然后发生了什么问题。就连杨云涛本人,多少年来也为此事感到有些内疚,却对其中的原因也一直迷惑不解。解放后这个谜才解开了,但我们一直没有联系,直到1985年我到绵阳参加党史座谈会,和他见了面,他才说出个中原因。

原来他在绵阳开普及书店的时候,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必须找一个有势力的后台作掩护,于是就邀请当时绵阳县参议会廖副参议长的儿子入股,并担任会计。解放后据一个姓刘的中统特务交待,廖氏父子早已同特务组织有联系,廖的儿子到普及书店就是奉特务组织的指示,暗中监视杨云涛,书店的副经理是廖告密被捕的,我在杨云涛家的活动,和存放在他家的木箱及《新华日报》,也是廖去告密的。这些情况解放后廖氏父子都供认不讳,后来父子俩都被镇压了。至于弄错名字的事,当时的确有个叫皮野萍的人进入了特务组织的黑名单,姓廖的会计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特务,特务认为皮野萍与林野萍仅仅一字之差,也许就是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的确抓错了人的时候,偏偏又找到了我放在箱子里的《新华日报》,这样总算捞到了一根稻草,证明特务的行动没有错。

你看,我几乎冤枉了杨云涛这样的好人。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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