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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十三章(一)

从仁寿到绵阳

我于1942年初,离开江油去到成都,这时父亲已在成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还没有找到工作,生活相当困难。与他来往的,有成都市立一中的校长康定夏,是云阳人,比较倾向进步;学校教务主任张述成,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陈于彤也常住那里,都与父亲是好朋友。不久,康定夏调往仁寿中学校,带我去那里当了个图书管理员。

仁寿是个产粮大县,近百万人口,军阀时期也是兵源重地,出了不少的大军阀,当然也出了些省里的大官儿。学校离县城有五里路,是个完全中学,高初中都办齐了。我去的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尚未正式开馆,事情不多,这给我一个读书的好机会,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在人间》,鲁迅的《呐喊》、《徬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这些当时著名的进步书籍我都看完了,还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重看了一遍。当时学校有一个叫屈清莹的国文老师订了《新华日报》,我也经常借来看,这段时期确实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记得我写了一篇短文,记述在农村中的见闻,寄到成都的《华西晚报》,很快就登了出来。我还写了一首诗《成都:东方的巴黎》,对当时成都乌烟瘴气、荒淫无耻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寄给一个姓蒋的同学,他未经我的同意,就寄回家乡我曾经工作过的《云阳公报》发表了,后来我在绵阳被捕,这篇诗稿就作为我的“罪证”之一。当然了,有了闲功夫,给宁君的信也就勤了些,我写的诗啊文章啊还有那些说不完的感想都给她寄过去,也知道她在孩子剧团生活学习都很好,有一次去川北的苍溪演出,争着爬上台顶去挂幕布,不小心摔了下来,还受了嘉奖。

常常和我在一起的老师--屈清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来组织关系掉了,但仍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经常以洪涛为笔名,在全国一些著名的文艺刊物上发表小说,很得大作家茅盾的赏识(我亲眼看到茅盾写给他的许多书信),后来他又同碧野、王沙平等作家编辑《创作月刊》,以后他到了成都,在航空机校当教官,同诗伯宁君常在一起,很谈得来。

学校的事不多,除了读书外就是锻炼身体,我本来喜欢打球,但当时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隐避下来,不要暴露,等候通知。我不便抛头露面地与师生接触,运动的方式就改为每天坚持长跑,每日清晨5点多钟起床,沿着公路跑五里路然后回校吃早饭,如此坚持数月,对身体很有些好处。我还爱种花,仁寿街上卖花的多,又很便宜,我就买了一些兰草、茉莉花,用瓦盆栽了二十多盆,放在寝室内用木板搭成的花架上,每日里自我欣赏,怡然自乐。在一般师生的眼目中,我不过是一个爱书爱花守规矩的青年人而已。

果然,学校刚放暑假,父亲就来信了,说他已调到绵阳民食供应处工作,还说“王大哥”叫我赶快到绵阳,有要事要同我商量。我知道他信中说的“王大哥”,就是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立即向康校长请了假,匆匆地赶到绵阳。

父亲已经在绵阳民食供应处当上总务科长。这个机构的职责是负责管辖涪江流域和川北部份地区共二十多个县的粮食仓库,调拨军用和民用粮食,是一个肥缺,各方面的人物都想钻进去,捞它一把。当时供应处的处长是何迺仁,他的顶头上司是四川省粮食厅长刘航琛,他们和何北衡、卢作孚都属四川掌握经济大权的实力派。民食供应处还有个专员叫邓伯诚,此人与父亲在杨森部队里是同事,又是杨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还是拜过兰交的把弟兄,是无话不说、一鼻子出气的知己,何庭仁很少来绵阳,内外的事务基本上是邓说了算。邓伯诚去成都开会时见到我父亲,知道父亲没有找到工作,马上就说:“我正好差一个总务科长,你来。”就这样,第二天父亲就随邓伯诚一道来到绵阳。

父亲到绵阳后,与当时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接上了头,大家一起对当前形势和父亲的处境进行了分析:父亲离开江油是受当地地头蛇们的排挤,借口只是认为父亲思想有些左倾,并未肯定他就是共产党,把父亲赶走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会再与他为难,因此父亲在绵阳是能够能站住脚的。再说了,这个岗位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要求父亲一定要接受在江油的教训,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宁肯低调一点,也不要搞得显山露水。为了便于工作,不久刘思安也由江油调到供应处总务科,作了个科员。

王叙五是川北蓬溪人,曾经于1935年奉组织之命,去华蓥山百子洞炭厂工作过,对诗伯夫妇早年在华蓥山战斗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印象很不错,再说饶孟文也同他说过准备请诗伯前来主持办川北农场的事情。现在和父亲一碰头,觉得正是用得着她的时候,于是让父亲通知我,到岳池去接诗伯来绵阳,有要事相商。关于诗伯的组织关系,等她来了再作决定。

我到了绵阳久等王叙五未来,组织上又临时分配我一个任务。

我没有正式职业、住在三台靠近河边的一个庙子里(当时作为粮食仓库,主任姓王,是父亲的朋友),以在东北大学读书作掩护,实际上作中江到绵阳的交通联络员。我根据李维同志交下的关系,曾到中江上门寺一个小学与林又常和另一个党员联系过。在三台没有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过联系,除了在东大做了一些交朋友的工作外,有空就闭门读书。有一个同乡同学叫刘英略,在三台河坝盐务办事处做主任,此人思想进步,我曾在他那里放过党的文件,并将张光昭同志的爱人黎盛莲和她刚生下的孩子送往他那里掩护过,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在绵阳也没有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主要是与父亲和刘思安联系。我们当时是在川北工委和三台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有时是向李维同志汇报和请示,更多的是同张光昭同志联系。张文轩、王扑庵同志也到绵阳来与我们接谈过。

根据中央“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同时又接受了在江油的经验教训,因此,在绵阳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比较顺利而有成效的。

邓伯诚是民食供应处的专员,实际上是那里的当家人。总务科的事虽然杂而乱,但有刘思安应付,遇到麻烦的事,找到邓伯诚,也就迎刃而解。父亲的工作看起来复杂,实则轻松,因而他就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社交活动。image051.gif

父亲爱打网球,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网球会,团结了一批球朋友。我和杨云涛同志就是在这时认识的。通过接触,知道他与张秀熟同志是至亲,而张老的情况我们早已知道。

老杨还去过延安,在绵阳开有一个书店,除打球外,还爱读书写诗,我们很谈得来,在交谈中,我总是尽可能的介绍一些党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党的政策,思想观点很一致,他是本地人给我也介绍了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通过他交了很多朋友,并把他那里作为联系当地进步青年的据点,绵阳的吴氏三姐妹,吴孝珍、吴孝琨、吴孝德就是通过他在网球场上认识的。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从三台或者外地来到绵阳,都是住到杨云涛同志家里,宁君、父亲、刘思安、张光昭等同志也常去那里,事实上,他那里成了我们的联络点。

差点掉下岩去

我从仁寿到了绵阳,接受了去接诗伯的任务,立即借了一部英国造的三枪牌自行车。这车是誉满全球的名牌,虽然用了多年,性能还是很好,很少出毛病,特别是长途行车,很保险。我从绵阳起身,经过三台、射洪、遂宁等县,骑了两百多里,一路顺风,再加上是要去见久别重逢的诗伯,心里很高兴,情不自禁的哼起了抗战歌曲,一边还在想:见了诗伯后,一定要想办法去一趟重庆孩子剧团,看看我的那些老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去看看宁君。快两年不见她了,虽然一直都通着信,心里还是怪念记她的。我和诗伯把她从乡下接出来送进孩子剧团的时候,她还是个面黄肌瘦的小丫头,可现在听说她在孩子剧团得了个外号,叫“廖胖娃儿。”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胖起来是个什么样子,16岁的大姑娘了,现在变得又会唱又会跳的,比以前更漂亮了吧?

天要黑尽了,离南充还有十五里路,前无村后无店的,看样子必须赶到南充才有住处。这十五里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坎,讨厌的是上坡就要推着车子走。我骑了一整天的自行车,又累又着急,见一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下坡时干脆放开刹车,让车子飞也似的往下冲。谁知道冲到一个转弯处,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声,我连忙一捏刹车,把车头往右边一拐,刹那间前轮已冲向岩边,一看居然是很深的悬岩!我见势不好,又用力的将车转左边扳去,连人带车横在公路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赶场回家的农民路过,一摸我鼻子还有口气,忙扶我起来。谢天谢地,没有受什么伤,只是人吓呆了,坐在那里只是喘气。农民们一听我说是从上坡摔下来的,一个个都忍不住瞠目结舌,一位老者说:“小伙子,你命大啊,不知道平时做了多少好事,老天爷才这样保佑你!你看看这下面,真是万丈悬岩,莫说是人,前些年连汽车都掉了好几部下去,摔成了烂铁巴,哪里见过有活人?”

谢过了救命的农民,我还得爬起来赶路。车摔坏了,前胎又没有气了,只好推着走,没推多远,龙头也掉了,连推都推不走了,只好扛着走,先前是人骑车,现在是车骑我。扛一阵,歇一阵,半夜才到南充,街上旅店都关了门,好容易在一个僻巷找到一家幺店子住下,又渴又饿,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喝了一大碗冷水,稀里糊涂的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当顶了才起来,把车推到修理店,吃了两碗豆花饭,骑着修好了的车又上路。这次没有哼小曲儿的心情了,一路庆幸自己又拣回一条命,我禁不住又想起前几年同样的遇险故事。

那是1939年底,我刚到江油不久,在中坝公园里,不过十分钟就学会了骑自行车,随后就在中坝街道上骑了一大圈,然后骑回江油父亲的团部,传达室交了一封信给我,一看是组织约定时间要我去成都接组织关系的信,我给父亲打了个招呼,骑上刚刚学会的自行车就去了成都。从中坝到绵阳,是一条大马路,我刚学会骑车,又是去接组织关系,心里特别高兴,骑到九里岗,面对一条九里长的陡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脚下一使劲就往下冲,我还没有学会使用刹车,开始还能控制,谁知道越往下冲速度越快,行至半山腰人就恍忽起来,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突然路边出现一个挑柴的农民,一见我这阵势急忙躲闪,我已经身不由己,对着他就冲了过去,把那挑柴的冲倒了,自行车从他的柴担子上一冲而过,我停不下来,也不敢撒手,更不敢往后看,一直冲到坡底才停下来,又继续往前走。第三天,我由成都转来,在九里岗脚下一个幺店子歇气吃凉粉,店子里一大群食客,围着一个老头儿正在摆龙门阵,那老头把我的“历险记”说得绘声绘色:“前两天一个小伙子,从九里岗上骑车飞下来,连刹车都不捏,把一个挑柴的农民撞得鼻血长流,那小伙子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时候还是不刹车,又像箭一样从那柴担子上腾空而过,就像在玩把戏!哎呀,我在这里开了十多年的店,亲眼看见有不少骑车人从山上滚下来,不是头破血流就是命丧黄泉,从来没看见这样玩命的年轻人,真是开了眼界了……”

当时听得我一身冷汗,连忙悄悄起身,推着车子上了九里岗,至今想来,心里还有些后怕。

说不完的伤心事

我到岳池中和乡,天快黑尽了,把车子寄在街上卖醪糟的王妈家里,赶快往太阳坪走去。快到诗伯的家了,一条大黄狗汪汪汪的直叫,我连忙站住,大声喊叫诗伯。不一会出来一个姑娘,问我是谁。因为天黑,我认不清人,刚刚要说明我的身份,那姑娘已经到了我身边,双手把我一抱,大声喊起来:“唉呀是林大哥啊,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来啦?”

我一看,这姑娘正是宁君,不禁有些奇怪:“你不是在孩子剧团吗?怎么又回来了?”

宁君高兴得不得了,牵着我的手急急忙忙往家走,说:“说来话长,回家去慢慢谈,伯娘在家里,还不知道你来了呢!”

两年前我见到宁君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真稚嫩的小姑娘,两年不见,已变成了一个含苞待放的成熟少女,一见面就亲热的抱着我,令我措手不及,不经意的心跳脸红了。

见了诗伯,她高兴得一拍巴掌:“我昨晚还梦见你爸爸和你呢,真想你们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走得急,没有先来信,连给你们带的礼物也在路上丢了,真不好意思。”

诗伯说:“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能见面就好。”

我苦笑着说:“这次差点见不了你们呢。”随后就把在路上几乎掉下岩去的情况向她们谈了,诗伯听了直摇头,像慈母一样连忙掌着灯,查看我的头、腰和腿上,然后叹了口气说:“还好,只是腰上青了一块,宁君你快找点碘酒来,给林大哥揉揉……你呀,也真是福大命大,刚生下来就差点当个死娃娃丢了,这次又险些跌死!”

宁君的婆婆、叔叔和婶娘都出来见我,很是亲热,婆婆向我问长问短,婶娘忙着弄晚饭,亚彬出去打酒……吃了晚饭,诗伯和宁君带我到门前坝子黄桷树下乘凉,其实已是秋来气节,气温渐渐下降,乘凉没有必要,只是便于谈话罢了。

诗伯这两年来,没有一件顺心的事。

当年父亲委托刘伯父为诗伯解决组织关系的事情,后来就没有音讯,我只听说诗伯和万县地区负责组织的李明见面后勃然大怒,把他赶了出去。还听说父亲后来为这事和诗伯吵过一架,说她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李明代表一级组织跟她谈话,她居然……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吱声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个李明一见诗伯就起了坏心,东拉西扯的找话说,借口为她接组织关系,要诗伯写个自传,把她过去所联系的党员姓名、现在住址都写上,说是以便调查统一解决。这让诗伯提高了警惕:首先,李明不过是万州地区地下党管组织的,怎么可能把华蓥山区游击队的同志党籍都统一来解决?把这些名单都写出来给了某一个人,将来一出什么问题不是都暴露了吗?这不符合党的秘密工作的原则,也是地下工作的大忌啊。当年玉璧牺牲,不就是因为一时麻痹大意,中了敌人的奸计吗……其实李明想的根本不是什么党的秘密原则,要她写这些东西不过是个借口,他见诗伯不开腔,居然歪着脑壳斜着眼,皮笑肉不笑凑过来说:“陈大姐,像你这样一表人才,文武双全,年纪轻轻的,难道要为廖玉璧守一辈子的寡吗?”

这个人哪里像个共产党员,简直就是个流氓,诗伯“腾”地站起来,义正词严的对他说:“你称二两棉花出去纺纺,我陈某人行得端,坐得正,廖玉璧牺牲这么多年了,没有哪个人敢在我面前吊儿郎当,你居然敢这样放肆,给我滚!”

我知道李明虽然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名声确实很不好,有人说他见了女人就流口水,可是没想到他竟敢对诗伯也乱动念头。诗伯是个很有骨气的女人,尽管她一直都在渴望找到组织,尽管这次失去了机会,以后又独自漂泊了很多年,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诗伯回家后,一些失散的游击队员都来找她,他们虽然躲过了敌人的大屠杀,但是现在生活很困难,安全也没有保证。诗伯想到了现在在国民党北碚山防队当队长的陈新奇,他也是诗伯发展的党员,现在虽然失掉了关系,但是为人很可靠的。陈新奇打听到原来的四川军阀熊克武手下有个姓黄的,募了几十万元,要成立一个垦植公司,需要招几百工人,就同诗伯商量,把我们的人招进去,既可解决目前的困难处境,将来也有用武之地。诗伯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谁知道一打听这个“黄经理”的来路,顿生疑团:这个姓黄的原来是上海一个轮船公司的经理,上海沦陷后就把他的船换了意大利旗,藏了七个日本人,到武汉时被中国军队发现了,把日本人捉了去,他侥幸跑了,现在怎么又到这里来当上垦植公司的经理呢?诗伯装作不知道,还是和他见了面,想看看他究竟要耍什么花样。那姓黄的吹得天花乱坠,什么资金雄厚啊,后台老板硬扎啊,要去的雷(波)、马(边)、屏(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将来大有发展啊……还提出每人要交5角钱的报名费。诗伯耳朵听着,心里有数,就提出我们第一批可去100人,但是因为那边土匪很多,一路上要武装保卫,开垦工具齐全,要发足够的生活费和路费。姓黄的当时满口答应,可是待诗伯把人都聚集起来,他啥子都没有,只承认每人每天两角钱的生活费,后来干脆逃之夭夭,连个影子都没了。诗伯没有办法,赔了一笔报名费,只好再找了二百多元作路费,把这批队员分散到各地去了。

廖伯父牺牲后这些年,诗伯东奔西跑,苏联没去成,出川抗日也没去成,回来后好容易造了一条船,生意又蚀本。现在宁君被迫回家,亚彬小学快毕业又没钱读中学,宁君的叔叔抽大烟,家里的生活困难,弟媳不懂事,经常吵吵闹闹,闹得一家人不安宁,乡里一些老对头又在风言风语,要想暗害她,目前她处境非常困难,大有英雄末路之感。诗伯是我和父亲心目中的大英雄,现在生活到了这般地步,我禁不住鼻子一酸,眼睛都湿了,忙安慰她说:“诗伯你莫怄气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我这次来,就是奉组织和父亲之命,来请您这位大将英雄出山的。”

诗伯苦笑着说:“我目前连小兵都不是,还谈什么大将英雄。”

“话不能这样说。快一年前,父亲给你写了一封信,不知收到否?”

诗伯说:“有这事啊。当时我正在重庆忙生意,又到大竹后山等地去了解当年山上游击队员散失的情况,回家后才收到他的信,信上说有要事相商,叫我赶快去江油一趟。我一看,信已到了大半年,知道要坏事,即忙写信去问,又不见回信。”

我说:“你回信时,父亲早已离开了江油,当然收不到你的信了。你知道要你去做什么吗?当时就是去北川办一个大农场,实际上是把那里作为一个游击根据地,结合父亲管辖的江油、彰明、平武、北川的民团,可以成立几千人的游击队,这是经过上面批准的,并已调了一些党员骨干在筹备。早年分散的那些华蓥山游击队员在当地无法立足的话,完全可以转移过来的。”

诗伯听得眉飞色舞:“这么好的条件,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早知如此,何必枉费那么多精力去雷、马、屏开荒?现在去还不晚吧?”

“晚啦!由于长期得不到你的音信,二伯他人地生疏无法应付,与地方乡长和保甲长的关系未搞好,引起怀疑,加上出面主办的上级党组织遭到了破坏,现在我们的人都撤出来了。”

诗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都怪我不好,怎么倒霉的事尽落到我头上啊!”

我安慰她说:“这件事未办成,当然是个大损失,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接着我就把父亲的处境和准备运军粮的情况向她说了,还特别说这次是组织上决定让我来请她的,看她愿意不愿意去。诗伯又高兴起来,站起来团团转,连声说:“既然是组织上说的,还要给我接上组织关系,我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好的差事,不能再错过了,我决定去,我们马上就走,不要再迟疑……”

我忙说:“诗伯,你不要急,我走时父亲交代过了,把亚彬也带去,现在宁君回来,当然也一道,到那边找学校让他们读书,不成问题。”

诗伯说:“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父子全力相助,这次又是一样,我真不知要怎样感激你们啊!”

我说:“诗伯,这么多年的相处,我们已是亲如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快作走的安排吧。”

诗伯想了想说:“你二姨妈的女儿魏嗣钊要去成都,同曾三姨妈的儿子繁彬结婚,我们一道去你二姨妈家,带着嗣钊去成都完成婚礼,也了却我一件心事。”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准备一下,第三天就去二姨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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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已经半夜了,诗伯才站起来说:“你在路上累了,早点休息吧。”

宁君不高兴了:“伯娘,你太偏心了,你们谈了这么久,我一句话也没插上,你先去睡,我要陪林大哥摆摆龙门阵。”

这本是我心里所想的,只是刚才不好说出口,此刻正好顺水推舟:“诗伯我不累,听宁君谈谈孩子剧团的情况也好。”

诗伯以慈母的心肠,早就有意撮合我们,现在当然愿意让我们倾诉各自的心思。她一离开,宁君就紧紧依偎在我的身边坐下,谈起了她离开孩子剧团的情况。她从小就很少与父母在一起,十岁时父亲就牺牲了,母亲也四处颠沛流离,叔叔和婶娘对她不好,这些经历都使得她很少得到亲情和温暖。自从我把她介绍到了孩子剧团后,她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全团的数十个团员,在周伯伯(周总理)、邓妈妈(邓颖超)、郭老(郭沫若)和于阿姨(于立群)的关怀教养下,亲如兄弟姐妹,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工作学习干劲冲天。宁君的心情好了,身体也长好了,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廖胖娃。”

宁君说:“可是好景不常,自从皖南事变后,政治部三厅改组,郭沫若被迫离开,孩子剧团要交到重庆卫戊司令部,进行军事控制。在周伯伯的关照下,我们经过斗争,剧团才得以留在政治部,但是我们的小林团长靠边站了,国民党指派的一个人成了我们的团长,眼看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了。团内地下党组织请示上级,决定团员们分批撤退,有些同志到国立剧团,国立音专或其他学校读书,党员和大龄团员到了延安,留在团内的只有六七个小团员,后来都撤离了。家在四川能投亲靠友的,就回家自谋出路,我是前两天才回家来的……”宁君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抖,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连忙搂住她,像哄孩子一样拍着她说:“宁君你不要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现在不是机会来了吗?我来接你们,就是有新任务啊。”

宁君接着说:“林大哥,这些日子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伯娘说她命苦,我比她的命更苦,十几年来像个流浪的孤儿,刚刚找到依靠,到了这么好的地方,又……如今前途渺茫,不知今后应该怎么办,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见她伤心的模样,我不由自主的用手去揩她的眼泪,她一下子扑到我怀里,竟然呜呜地哭出声来。这个时候我有了一种感觉:我已经是个大男人了,这辈子应该尽我的全部努力来保护她,不能再让这个在孤独中长大的女孩,今后再孤独渺茫,我还要让我和父亲钦佩的诗伯,也从困境中走出来,过上安定的生活。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宁君你不要这样,有诗伯,还有我和父亲,今后我们在一起,会开创出一个好局面的。”

沉默了好一阵,宁君像是平静下来,靠着我有些羞涩说:“我在孩子剧团常常听见大家说你的恭维话,你每次来信,他们都起哄我。”

我闻着她头发上好闻的气味:“是吗?怎么个起哄法?”

“他们挥着你的信不给我,到处跑着高声大叫:‘廖胖娃的大林来信了,叫她买糖来吃’!真是的。”

我心里甜滋滋的,嘴上却故意说:“那我就应该少给你写信,免得他们让你难堪。”

宁君嗔了我一眼,嘟起了嘴,撒娇地说:“人家不嘛,人家愿意!你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给我写信了,让人眼睛都望穿了。”

宁君回来才两天,依着在孩子剧团养成的习惯,一直用普通话和我说,虽然她的声音很好听,可是却让我感到了距离。我开始脸红耳热,轻轻对她说:“宁君,你说四川话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普通话是官腔,四川话亲热些。”

她脸红了,转过身来捏起拳头在我身上一阵乱打,嘴里却已经改成嘟嘟囔囔的四川话:“你乱说你乱说,啥子亲热不亲热的,羞死人了……”

夜已经很深了,万籁无声,微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簌簌着响。就在这个初秋的夜晚,我抱住了心爱的姑娘宁君,我们紧紧的拥抱着,久久的、久久的不愿分开。

就这样,不用表白、也没有誓言,两颗心连在一起,再也不能分离了。

第三天清早吃了早饭,我同诗伯、宁君、亚彬一起到魏家沟二姨妈家。二姨爹卖了几十石谷子,让诗伯在成都为女儿制些必要的嫁装,婚礼一切交由诗伯包办,他们就不去成都了。在魏家沟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起程去绵阳,诗伯、亚彬和嗣钊三人坐车,从罗渡溪、广安、岳池、南充、遂宁、射洪、三台……整整四天才到达绵阳。我同宁君骑自行车,初先让她坐在后轮架子上,她不习惯,又不安全,随后我干脆就让她坐在前车杠子上,这样又亲热又便于摆龙门阵。热恋中的宁君很兴奋,一路尽听她在说话,讲她在孩子剧团里的活动,讲他们一起去川北合川、武胜、顺庆、阆中等地的演出故事……没完没了。初秋,天气不再灼热,已经发黄的稻谷随风涌起波浪,在空气中散发出甜甜的香气,包谷叶子耷拉下来,满眼都是挂着红缨的长穗。宁君说累了,歇一会又唱起歌来,她的嗓子本来就好,现在又经过上海流亡到重庆的艺术家郑沙梅等名家的训练,听起来简直就令人陶醉。我们说笑也不耽误赶路,意气风发地追着诗伯他们的汽车,骑得风快,前几天都是同诗伯他们同吃同住,最后一天下大雨,我自行车坏了,没有办法,只好和宁君在射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赶到绵阳。诗伯他们急得整晚未睡觉,生怕我们在路上发生了意外。

离别两年之后,我们两家人终于又见面了。大家互相说了些自己的遭遇,都很感慨。父亲提起办农场的事情,对诗伯有些埋怨:“分手后你又不来信,我写信给你又不回,找不到你的踪影,误了我们的大事。”诗伯虽有些委曲,可是想到这件事情确实是父亲为她好,这个好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父亲见诗伯情绪不好,再说这件事情落空跟他自己也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森林事务所的党组织遭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怀疑,他们在北川新成立的这个农场自然被撤消。父亲换了口气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你去了,一个外来的女人要在那样闭塞的地方去打开局面,也不那么容易。”
这话诗伯她不爱听:“要是我真的去了,就不信稳不下来。”

父亲看着诗伯,笑了,他就喜欢听诗伯这样说话。

父亲说:“现在我们再来谈正事,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前天来过了,他留下话,一定要设法把运军粮的事抓到手,指明要你来负责这项工作。现在民食供应处负责这事情的人你也熟,就是邓伯成。”

诗伯一听是邓伯诚,眼睛一亮:“邓伯诚当然熟悉啦,过去同我们也有交情。1932年,我们的游击队集中在余家场整军,杨森派了一个旅的队伍来围剿,邓伯诚当时就在杨森军部队里当参谋,他把这个情报派人送到余家场玉璧手中,玉璧立即把部队扯上山去,让杨森派来的军队扑了空,他这是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啊。可是他邓伯诚对我们的情况完全清楚,要是由我出面来承揽军运,他……会帮忙吗?”

父亲说:“诗姐你这又过虑了,邓伯成跟我情同手足,我听他经常谈到你,而且很敬佩你,他说你是威震川北华蓥山的双枪女英雄,很想见识见识。再说了,邓伯诚对当前形势看得很清楚,他过去曾与共产党有过关系,思想一直倾向进步,总想为共产党作些事情,他要我来供应处任职,也是知道我是个‘红人’,希望我为他牵线搭桥。他知道你今天到绵阳,本想同我一道来见你,因要接待省里粮食局来的一个副局长抽不开身,请你明天中午在他家吃便饭。”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父亲买来两条纸烟,几盒杂糖,和我们一齐到了邓伯诚家。邓伯母正在为了准备一桌像样的酒席忙上忙下,见我们去了很亲热地迎接到客厅就坐,为了便于谈话,刘思安将宁君、亚彬和魏嗣钊带出去转街,说好回来吃午饭。

邓伯诚在房间里过足了早瘾(吃鸦片烟),才来到客房,见到诗伯,有些克制,很客气的说:“陈大姐,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诗伯爽朗地笑着,说:“什么见谅,说起来你还是我们的大恩人哩,十年过去了,今天有机会当面致谢,算是我的荣幸。”

邓伯诚一愣,随即兴奋起来,很高兴地说:“哪里,哪里,我只是本着良心,作了一点该做的事,不足挂齿。后来听说廖大哥带着队伍转移了,只是你被关进了监狱,我当时也是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啊,不然不会让你去受那份苦的。”这时他才突然想起诗伯吸烟,连忙给诗伯送上一支纸烟,还亲自用火柴点上,他自己也吸了一支,然后说:“陈大姐,你还不知道,为这事,有人秘密告我通风报信,杨森准备枪毙我,我是在一个深夜翻墙偷跑出来的,从此,我与杨森二十军的交情绝了缘。”

诗伯哈哈一笑:“幸好你走脱了,不然,杨森又多一笔血债,我们又多一笔人情债。”

两人过去只是相知不相识,这次是一见如故,几句话下来,彼此谈话也就随便了,诗伯接着说:“过去的事也不再去想它了,自从玉璧去世后,我带着一儿一女,东奔西走,一事无成,日子也过得艰难啊。”

邓伯诚问:“大姐,你今后有何打算?”

诗伯说:“想找你讨碗饭吃。”

“好说,好说,大姐要是真有困难,我当鼎力相助,不知大姐意欲如何?”

见邓伯诚的态度很诚恳,诗伯忙说:“听佩尧兄说你们民食供应处有一批军粮待运,若邓大哥信得过的话,由我来承包运输军粮,保证如期完成,决不使你为难。”

邓伯诚立即站起来,拍着胸膛:“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要运多少,我给你多少,只是你要有运力啊,目前主要是板车运输,你只要找到一家运输行,有几十辆板车就成。”

诗伯见他答应得如此慷慨,态度也很干脆:“这个请你放心,运输工具不成问题,我可以把板车摆到你门口才签约。”

邓伯诚见诗伯如此豪爽,翘起大指说:“陈大姐,早年只知其名,不知其人,今日相见,真是名不虚传,虽然佩尧曾经常谈到你的才学为人,我早年在广安岳池一带,从二十军的那些师旅长的口里,也曾听到你的很多故事,毕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日短短叙谈,真令我心服口服了。”

谈兴正浓时,宁君他们回来了,邓伯诚两夫妇和我们去的六人,刚刚一桌,席上山珍海味办齐了,邓伯诚连连向诗伯敬酒,诗伯倒是来者不拒,可是她一还敬,就连敬三盅,邓伯诚就招架不住了,硬着头皮喝下去,就有了醉意,赶快去吃几口大烟,糊里糊涂睡着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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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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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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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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