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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十一章

又见诗伯

船抵重庆时,已是暮色降临,远远望去,光秃秃的山坡上,点缀着三三两两的茅草小屋,对岸的岩石上,到处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岸边站满了穿着破棉衣拿着扁担的苦力,没等船停稳就跳上船来抢搬行李。我背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和十斤家乡特产桃片糕的布包,沿着朝天门的石梯子向上爬,爬了两三百步石梯,才走到千厮门码头,虽然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因为肚内无食,有点精疲力竭了,找了一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很晚才起床,吃了两碗小面,就去找父亲。

父亲已来重庆,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役署受训,他带我到大樑子怡康旅馆,爬上顶楼,当年的几个老领导,孟伉伯父,黄蜀臣,李英才都在那里,大家见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都很高兴。怡康旅馆专住其他地区来重庆批发商品的长住客人,是孟伉伯父的一个好友开办的,他把楼顶上一个放零星物件的屋子腾出来,约四十平方米宽,可以放五六张小床,我搬过来,和大家都住在一起。隔天父亲又到旅馆来,同刘伯父他们商量好了,就叫我去岳池请诗伯来重庆。在万县时,诗伯和大家都在找党组织,后来刘伯父与组织接上了关系时,诗伯又因暴露离开了,现在不知她的情况怎样?若是还未接上组织关系,就请她到重庆来,趁着大家都在,把问题解决了,以便发挥她的才能。

老实说,虽然是初次来到重庆这样的大都市,我对它的印象并不好。重庆的街道同万县一样窄小,重庆人说话“龟儿”、“老子”……满口的脏话,与万县差不多,可是这里的人比万县更多,城内上坡下坎,很难找到一条平坦的街道,要是上街转上半天,别说老头子老太婆,就是青年小伙子,也叫你走得腰酸背痛,脚粑手软。现在父亲要我到岳池去看诗伯,正合了我的心意,一则是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多换个地方走走,多增长些知识,更主要的是很想诗伯。自从在万县分别后,又是一年多了,这期间变化真大啊,我从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她呢?一向不甘寂寞的诗伯呢?她此时带着宁君和亚彬两个久别的孩子,正在想什么?她找到了党组织了吗?她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万县监狱门前,在广寒寺、在中山公园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我越想越多,整夜都未入睡。

第二天清早,我带着两条诗伯最喜欢的《哈德门》香烟,几盒杂糖和家乡的桃片出发了。我上了船,一直站在船头,沿着从诗伯家乡流来的渠河而上,船过北碚小三峡,看两岸山岩绝壁,松柏葱茏,山峦跌宕,不禁想起诗伯当年从重庆往华蓥山运枪的时候,也曾经路过此地。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小分队,曾经穿过哪一座山峰,哪一片密林,曾经在哪一个垭口,响起过他们与军阀战斗的枪声。如今,她的丈夫,还和随她运枪的夏林、金积成,都已英勇牺牲,而她仍在孤军奋斗。现在的诗伯,她多么需要找到党,多么需要有更多的战友,多么需要和父亲还有我一起,并肩作战啊。

船到合川,已是中午时分,我上了岸,立即叫了一乘滑竿,直向黎梓卫进发。坐在闪悠悠的滑竿上,我一路浮想联翩:见到诗伯后,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呢?说爸爸问您好?说我们很想您?问你的“心口痛”好了没有?你的在万县日夜思念的华蓥山的战友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是问……唉,我有多少话想说想问啊。想着想着,竟在滑竿上睡着了。

到了黎梓卫(以后改为中和镇)已是半下午,正逢赶场天,街上挤满了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叫梅林茶馆的坐下,喝了一碗茶水,然后顺便到场上去转了一转。我也走过川东的不少场镇,可是像这样热闹的场面确实少见。除了沿街那些花花绿绿的摊子,只见那些卖猪的卖羊的,卖五谷杂粮、卖小菜的,卖鸡鸭禽蛋的,卖日常百货的……挤满了一个大坝子,一挑挑煤炭和生姜,沿着坝子周围摆满了整整一圈,讨价还价吵吵嚷嚷,闹得连自己吞口水的声音都听不见。那些成了交的买卖人,又挑着满满的货物走出坝子,牵成长线往江边码头上走去,把一条大河也挤得熙熙攘攘,猪贩子们吆喝着把一头头生猪赶上船去,然后顺着渠河运往重庆和长江沿岸的城市。

我向一个年轻妇女打听太阳坪怎么走,她随口问道:“你去太阳坪找谁啊?”我说出了诗伯在家乡的名字:“你知道陈玉屏吗?”那个妇人停下脚来打量了我一番:“你问的是陈三姐吗?她在场上王妈那里耍呢,走,我带你去。”说话间我们已经在王妈家门口停下,那妇女还未进门就喊了起来:“三姐,你的客人来了!”

诗伯从房里走了出来,一看是我,惊了一下,上前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唉呀这不是林青吗?你怎么不事先带个信来?你爸爸还好吗?前不久接到他的信,说到重庆受训来了,我正想去看他哩。”接着就给我介绍屋里的几个人:“这是我隔房的嫂子,叫王妈;对了,他叫林青,他们父子俩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哩。”

王妈殷勤地应答着,转身给我舀了一大碗醪糟出来,诗伯说:“王妈的醪糟是出了名的好,凡是来到这里的远近客人,都要尝一尝呢,你试试看?”

我接过王妈端来的一碗醪糟,一口气就喝掉一大半。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醪糟,甜如蜜,香如酒,两碗醪糟一下肚,一路的饥渴劳顿消失得干干净净。我拿出来一包杂糖一盒桃片糕送给王妈,然后就同诗伯一道回她的家太阳坪。

走出场口,尽是田坎小路,走到一块大田的旁边,诗伯半是自嘲半是感慨地说:“这块田要打四十挑谷(四挑合一老担100斤),是当初分家的时候分到你廖伯父手中的祖业,当年你廖伯父要组建自卫队,为了买枪把这块田卖了。现在家里一共只有120挑谷,除了她母亲的80挑养老田外,其余的40挑就算是宁君的叔叔玉喜的。现在我算是无田无地寄人篱下的贫农喽,今后宁君、亚彬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就全靠自己想办法了。”

前面出现了一棵很大的黄桷树,一条小黄狗在树下汪汪的叫,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赤着一双脚,穿一件很破旧的蓝布棉袄和一条青布棉裤,一张小脸脏得像个叫花子,跑到诗伯身边,喊了声伯娘,这男孩就是诗伯的儿子亚彬。他顺着诗伯的指点,朝我叫了一声“林大哥”,然后接过我手上的东西跑进屋去了。我跟着进去,看见这是用土墙盖成的三间房子,一间是大灶屋,里面放了两间床,宁君的叔叔和婶婶在住,中间约十四平方的屋子,挤着婆婆宁君诗伯亚彬四个人,平排的第三间屋约八平方,是堂屋,除了桌子还放了一口白木棺材,再旁边是一间茅草盖的猪圈兼厕所……

这哪里像是诗伯的家!别说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知识分子,一个翰林府里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朋友遍天下、仗义疏财的女中豪杰,就连一个靠着收租子过活的小地主都不如。我和父亲敬爱的诗伯,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秋末初冬时节,已经有了几分寒意,吃了晚饭后,诗伯带我出门,走过大石坝,来到黄桷树边,指着树边一块长满杂草的平地说:“这就是你廖伯父的坟。”

这是一座没有墓碑也没有坟茔的平地,为了怕敌人知道了挖坟暴尸,当年亲人们有意将廖伯父故意埋在野草丛中。我站在坟前,恭恭敬敬的向廖伯父行了三鞠躬礼,心里悄悄地说:“伯父,你安息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诗伯在旁边默默的流泪,我扶她在树边坐下来,转换话题,谈了别后一年多来,我在万县云阳的工作情况,也谈了父亲这次叫我来的用意。

诗伯上次奉命去苏联,一走就是三年,家乡传出许多谣言,有的说她被日本人打死了,更有人说她改嫁了,把孩子丢下不管了,她离开万县回到家里,连婆婆都以为她是屈死的冤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几趟人找她,听说她不在,又转身走了,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又不说明原因就走了,诗伯一听,就知道很可能是组织上派人来找自己的。家破了,人亡了,组织关系也没了,战友们四处离散,群龙无首,怎么也得想个办法把大家团拢来,于是她就到罗渡溪去找徐清甫。这个徐清甫,与我父亲是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父亲在云阳当了团练局长时,他也同时在岳池当团练局长,后被诗伯他们发展为党员,现在杨森离开了川北,他的练团局长也当不成了,一度在家里赋闲,现在当上罗渡溪的乡长。诗伯去找他商量今后的打算,决定把过去的几个骨干拢到一起,成立一个支部,由诗伯任支部书记,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其中的一部分人,送到重庆陈新奇的北碚山防队当兵吃粮,另外的部分跟着诗伯去驾船做生意,运了几轮生姜到重庆去卖,勉强维持大家的生活……

我突然想起没见到诗伯多次给我说起过的她的女儿宁君。诗伯长叹一口气说:“虽然你母亲死得早,可你还有祖母和二伯娘照看,总算长大成人了,可是我的这两个孩子,从小就东躲西藏,比你这个没娘的孩子还苦。去年我回来,亚彬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快冬天了,还打着赤足,手足都长满了冻疮;宁君也只好在她二姨妈家里住着,两个孩子都没有读书,成天放牛割草做家务,怕我和你廖伯父那些死对头对孩子们斩草除根,他们只敢说是我的侄儿侄女,到现在都还不敢叫我妈妈,只叫我伯娘。好在现在他们都已经读书了。彬娃还小,就在乡里读小学,宁君嘛,人也大了,虽然在重庆小学没毕业,可现在再读小学也不合适,我想办法把她送到合川去读中学去了,这学校办得较好,就是不知道她能不能跟得上。”

我忽然灵机一动,问诗伯:“宁君喜欢不喜欢唱歌跳舞?”

诗伯说:“她怎么不喜欢?在重庆李子坝小学读书时,她还参加过全校的歌咏比赛,得第一名呢。”

我一拍巴掌说:“那好,把她送到孩子剧团去!那可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关心,郭沫若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呢。”

诗伯一听,顿时笑逐颜开,说:“那当然好了,可是要能够进去才行啊。”

这下轮到我称英雄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我同他们有一段交往,关系很好,我看问题不大。”

诗伯说做就做:“我的货船还有两千斤生姜没有装齐,明天办好了,后天我们一起去重庆,去见你父亲,顺便把宁君这件事情给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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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清早,我同诗伯到场上,她去安排明天开船的有关事项,我趁这个时候,上街去为没有见过面的宁君买见面礼。我买了一条围巾、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子,本来想给她买套衣服,没有现成的,只好以后再说。

第三天清早,我们就登上了诗伯自己造的那条船。仓里装着一万多斤生姜,前面有四个划船的船工,后面还有一个掌舵的师傅。我们站在船头,观看渠河两岸的风景。诗伯对渠河这一带太熟悉了,如数家珍般讲着她亲生经历的故事。船过丈八滩时,她站在船头挥舞着双手,说有一次她驾船沿渠河而下,敌人在左岸奔跑追赶她,廖玉璧带领游击队员在右岸为她解围,那惊险的场面,令我激动了好久,至今都不能忘怀。

合川是嘉陵江与渠河的汇合处,也是华蓥山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谁要想占领川北一带肥沃的土地,必先要控制合川。宁君所在的濂溪中学,在合川城外,校门外有两棵大柏树。诗伯向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向校内走去,不一会就牵着宁君出了校门。我迎上前去,诗伯对宁君说:“这就是你林大哥。”

宁君歪着头打量着我,调皮的笑着说:“我晓得。妈妈常常夸奖你,说你是她最喜欢的干儿子。”

我说:“你妈妈不是更喜欢你吗?”

“喜欢?”她嘟着嘴看了诗伯一眼:“一年两年丢下我们不管,还说喜欢?”

这时我才认真的看看对面的这个小姑娘:中等个子,团团的脸蛋,浓眉,大眼,齐额的刘海梳成个“妹妹头”,穿一件浅蓝色的学生服,一看就像个大方的城市姑娘,见面就同我开玩笑,却一直硬着脖子跟我说话,一问才知道她得了“寸耳寒”,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腮腺炎”。诗伯就是以看病的名义,接她出来的。上了船,船夫已把从家里带来的鸡和肉都做好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用河水煮成的闷锅饭,香喷喷的,真好吃。

又和妈妈在一起了,还多了我这个林大哥,宁君高兴得一路说个不停。别看她人小,话可不少,远的从她在重庆李子坝读书时候说起,说自从她妈妈去了万县,好久都没有音信,她只得独自去到化龙桥,哭着求那些河边的船老板,让她搭了个不要钱的船回到叔叔家去找弟弟。弟弟倒是找到了,叔叔也没什么话说,可是婶娘见不得她,说是收养亚彬都是看在大哥的血脉和老娘的面子上,怎么还要养个丫头片子外姓人?这陈玉屏到底还是不是个当妈的?是死了还是改嫁了总要送个信嘛,当真就丢下这要吃要喝的两个娃娃不管了吗?宁君成了婶娘家的佣人和出气筒,天还没亮就要搭起板凳上灶台煮饭,要洗一家人的衣服,放牛打猪草回来,还要带婶娘的两个女儿,只要婶娘一听到女儿的哭声,宁君就要挨打。婆婆虽然疼她,也阻止不了婶娘对她的虐待,每次婶娘骂她妈妈死了,嫁人了,不要他们姐弟俩了,宁君都要哭,她盼着妈妈回来,把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宁君说得伤心,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鼻子也酸溜溜的,连忙转了话题,问到她在学校好不好。宁君不哭了,像大人一样长叹了一口气,撅起嘴说:“好倒是好,可是我也难啊。我早几年在重庆,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中,很多课听不懂,尤其是算术,加减乘除都没搞懂,怎么去学那些几何代数?真是苦恼。”

看来这个话题也没选好,我不往下说了,拿出给她买的几件小礼物,她接过花围巾,围在脖子上,摇头晃脑地对诗伯说:“妈妈,好看吗?”再穿上鞋子,站起来走几步,跺跺脚,看样子很满意,嘴上却怪她妈妈:“人家的鞋底子都磨穿了,你都不给我带鞋子来。”

诗伯看着撒娇的女儿只是苦笑:“你不知道我多忙啊,还是你林大哥想得周到。”

宁君听了转过头来,对着我嫣然一笑,满心感激地说:“林大哥就是好,怪不得妈妈那样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我看她高兴了,心里也高兴了,逗她说:“你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这围巾和鞋子啊?”

宁君把围巾抱在手里,一撅嘴说:“我都喜欢!”

船在渠河里慢慢悠悠地走,我们的龙门阵越摆越是投机。我把自己和孩子剧团的故事,一件一件地讲给她听,然后问她:“要是把你介绍到孩子剧团去,你愿不愿意?”

“我?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我哪有那个福气?”

“要是真的呢?”

宁君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要是真的能进孩子剧团,我给你磕几个头!”

我又摆起了架子:“不要磕头,行几个礼就行。”

“要得嘛,行了礼,进去不了,我找你扯皮……要进孩子剧团,要什么手续呢?”

我说:“起码要唱个歌,跳个舞嘛。”

“那没问题,我在学校里还是歌咏队长呢!不信,我唱个歌给你听。”于是宁君就站起来,走到船头,两手背在背后,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松花江上》。这是一首女高音唱的歌曲,好几个地方是高七度高八度,而且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唱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可是宁君的声音清脆、婉转,富有情感,唱完了还不好意思的说:“不行,我在害‘寸耳寒’,声音起高了,有点唱不出来。”

我没想到宁君居然会唱得这么好,连忙拍了几声巴掌,说:“唱得不错,有基础,看来考得起。今天是在船上,跳舞就免了吧,要是不小心跳下河了,那我可担当不起。”说得满船上的人都笑了。

船到了重庆,上了岸,我找到父亲,同他一起去了临江门一家栈房见到诗伯和宁君。父亲一见宁君就喜欢,拉着她的手直是说:“我的这干女儿,好乖巧哟!”

宁君依然调皮的说:“好呀,林大哥有个干妈妈,我又有个干爸爸,今后谁也不敢欺侮我们了”。

宁君她不知道底细,可是我心里却已经有些明白了。虽然诗伯在万县常给我谈到宁君的情况,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与父亲打亲家,我当时不过认为是她说说而已,况且我比宁君她要大六七岁,年龄上也有点过于悬殊了。不过这次见面,宁君倒是给我留下了一个落落大方,活泼可爱的印象。

天已经黑尽了,我们去吃晚饭,走了很多馆子,找不到卖豆花的,只好在一个卖面食的馆子里,每人吃了二两抄手,我和宁君又加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吃完后,父亲准备付钱,诗伯说:“你这个当团长的赶不上我这个船老板,今天还是我来办招待吧。”宁君说:“对,应该妈妈付钱。”说着从诗伯手中抢过钱来,转身就交给跑堂的,算下来还不到一元钱,大家都笑了。

以后几天,诗伯忙着找客商卖姜,父亲要到训练班,我陪宁君去宽仁医院看病,打了两针,吃了消炎药,两天时间就好了。晚上,两个老人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谈些知心话,我们不便插嘴,就去逛街,宁君比我还大方,在大街上牵着我的手,旁若无人,有说有笑,一路上不断有人投来白眼,她都满不在乎,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故意超前落后,与她拉开距离。

宁君的病好了,我带她到赖家桥孩子剧团驻地,几个熟人看到我,嚷着“大林来了,欢迎欢迎”!围上来有说有笑。许立明、奚立清、林犁田、郭宝祥几个负责人,把我和宁君迎进了办公室,听我介绍了宁君父母和她本人的情况,满口答应吸收她进孩子剧团。李少清和许立明还说:“大林啊,我们不但欢迎宁君来,还欢迎你来呢,你这么能干,又比我们大几岁,来给我们当指导员怎么样啊?”

我心里清楚,他们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除了知道我的活动能力之外,他们还知道我是党员。可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的行动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父亲和刘伯父他们都不同意,说是组织上已经决定调我去川北协助父亲工作,不要三心二意的。

尽管我很喜欢孩子剧团的环境和我的那些老朋友,可是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了。

宁君进入了孩子剧团,两个老人都很高兴,这好比当年那些去了延安的年轻人一样,今后的出路就用不着担心了。父亲提出为了纪念这件大事,我们应该去照个像,于是去邹容路留真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四寸的半身像。照片上的父亲,安静而又慈祥,我呢,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踌躇满志,已经40出头的诗伯还是那样年轻清秀,宁君毕竟是第一次照相,平时的调皮捣蛋都不见了,居然照得很“老实”。这张照片我们大家都很满意,之所以一直珍藏到现在,还因为两个老人见我同宁君见面后很合得来,认为过去戏说的儿女亲家大势已定,就把这次的照相作为订婚纪念。这个秘密一直等到1943年,我同宁君结婚后诗伯才告诉我。

当时陶行知先生也住在重庆,与父亲常有交往。父亲对陶行知很崇拜,对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很感兴趣,曾经对我说过: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集中了很多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要是宁君不能进孩子剧团,到育才学校去不成问题。这天,他带上我一道去管家巷见陶先生,陶先生不在,是与父亲很熟悉的戴伯韬先生接见的。闲谈中,戴先生也欢迎我到育才工作,说是学校有个学艺组,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其实我对陶先生的言行也很钦佩,他不但是抗日救亡的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杂志,我是每期必读,很赞成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很欣赏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有机会进育才,我当然愿意,可是此时也像对孩子剧团一样,婉言的谢绝了。父亲与陶行知的情谊一直保持到1946年,陶先生去世后,父亲在重庆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送了一付挽联。

我们和诗伯还到重庆小什字街的一家绸缎铺,去看望雷忠厚。抗战初期,雷忠厚曾在川北招募了数千新兵出川抗日,在安庆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垮了,他去到延安,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回来做川军的统战工作,现在开了这个绸缎铺过日子。父亲曾是他的部下,我在万县又多次见到他,诗伯曾通过他为华蓥山游击队购买过枪支弹药,应该说大家都是一条战线上的人。见面后,雷忠厚很高兴的招待我们吃饭,对诗伯说:“现在行情不好,要等待时机,不要轻举妄动……”还对父亲开玩笑说:“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儿子给我作干儿子,让他在我身边,帮助我管理这个铺子?我太太是全川有名的网球手,叫林青陪我太太打网球,顺便让他的技术也练练,以后代表四川出席全国运动会都不成问题”。

要是在过去,有这样一个好的掩护工作,真是求之不得。打网球是我平生最大的爱好,这些年看到别人打网球,心里就是痒痒的,如今有机会作个“职业网球手”,不愁穿,不愁吃,天天有网球打,恐怕是我最理想的梦想了。

好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一天晚上,诗伯同父亲一起到都邮街华华绸缎铺,为宁君和我买料子做衣服,凑巧碰见了叶济。这人在杨森的部队里,曾经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也是与廖伯父和诗伯打过仗的冤家对头,只是现在的他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慨”,穿着长衫马褂,显然绅士模样。他硬要拉诗伯和父亲去冠生园进夜餐,谈起当年诗伯被捕,他在岳池县“三堂会审”诗伯时的情景,以及后来他带兵路过长生寨,被廖伯父的华蓥游击队痛击的狼狈,免不了一番感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蠢猪一条,去为耗子精杨森卖命,得罪了不少人,弄得自己几乎丢了老命,到头来还是被一脚踢开。”不过叶济如今倒也落得个清闲,不问国事,也不再想当官,虽是闲赋在家,靠过去的积蓄,也够他吃用一辈子了。他掉转话题,换了很轻松的语气对父亲说:“前天听雷旅长说,你那儿子聪明好学,会写文章,会打网球,他要收作干儿子,做他的私人秘书,又好陪他的太太打球,真有这事吗?”

父亲说:“他是开玩笑的。”

叶济说:“我看他那口气,恐怕不是玩笑。我回家跟我太太谈到这件事,我太太还说:你不是想找个女婿吗,我看这个年轻人就合适。”叶济看我父亲没吱声,继续试探着说:“佩尧兄,我那女儿今年十七岁,高中毕业,成绩不错,人也还看得,是应该找个对象了。我不喜欢那些达官贵人家的花花公子,没本事,靠不住,女儿自己也认为要有志气、有才华、有本事的青年人才行,看来,佩尧的公子正合我意,咱们打个亲家好不好?”

诗伯在一旁只是笑,父亲只好说:“叶旅长,我不敢高攀,再说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的好。”

叶济还是不肯放弃:“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兴的是自由恋爱,可是家长怎么也得做大半个主吧?只要我们说好了,找个机会他们见见面,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谈,怎么样?”

父亲不知道怎么推脱才好,诗伯出来打圆场了,一拍巴掌大大方方对叶济说:“只要叶旅长夫妇看得起,还有啥说的,这件事情我来做个红娘,以后事情成了,叶旅长你要谢我这个媒人,怎么说也要送一个大猪脑壳才行!”

诗伯回来跟我说起,很风趣的说:“看来你林青还很吃香啊,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就是喜事重重,这儿也在争,那儿也在抢,还交上桃花运了哦。”

我知道她的意思,也半开玩笑地说:“诗伯您放心,我不会朝秦暮楚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送宁君去了孩子剧团后,诗伯就忙着去卖生姜,当时生姜在半月前的行市是3元多一百斤,现在岳池广安运来的生姜多了,商人压价,只愿出一元五角一百斤,眼看要蚀本,再说诗伯的生姜已开始生霉,她很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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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伉伯父他们来了半个月了,还没有与组织接上头,走时都很仓促,带的钱都用光了,又不敢随便外出,不敢与家里通信,更不敢去找熟人。父亲身上的钱,除去路费都搜给了他们,还把由江油运来的几块石印石也卖了作他们的伙食费,虽然穷,但几个人整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也有乐趣。

重庆本是四川重要的水陆码头,现在成了国民党的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一下子显得不堪重负,很难找到一个消闲的地方。城里只有一个中山公园,位于大樑子下面的一斜坡上,里面树木很少,草都生不起来,三教九流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集,是个惹事生非的“扯谎坝”,一般人避之尤恐不及,唯一可以坐下来喝茶谈天的地方,只有那个长亭,父亲常常要我陪他去长亭喝茶。有个星期天,我们父子俩去长亭喝茶,路过青年会,这是基督教会办的一个福利场所,里面有餐馆、茶馆、图书阅览室、运动场、少年游乐园,还有一个展览馆,经常办有各种各样的展览。父亲看到展览馆外挂有一个中国名人书法展的大横幅,就说我们不去喝茶了,看书法展览去。当时的展览不兴要门票,只是在门口设有一个签名薄,我糊乱写了两个名字,和父亲一起进了楼上二百平方米的展厅。抗战时期,国土大半沦陷,一些名人学士也都逃难来到陪都,其中全国有名的书法家也来得不少,各家的书法作品都裱好了挂在墙上,有的是征集来的,有的是主动送上门的,有的不愁吃穿,只图出个名,更多的是想卖几个钱,以维持生计。更有的书法家在那里等候买主现写现卖的,“抗战胜利”遥遥无期,肚儿饿了吃饭要紧,写字这样风雅的事情也成了求生之道,所以展览馆的生意很好。

我随父亲沿着展览室从右到左去参观书法,在右边的尽头处,父亲停住了脚步,指着墙上的一付条幅,悄悄的对我说,这就是你刘伯父写的。我一看,条幅上的落款是“艺叟”,这正是刘伯父在万县常用的笔名。一个负责解说的中年人见父亲站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去,便上来问:“先生,你觉得这个条幅写得怎么样?”

父亲说:“写得好啊,请问这条幅要多少钱才卖?”

那人说:“这是别人送来参展的,没有价钱,不卖的。”

父亲“哦”了一声,和我相视一笑,那人见了,也一笑说:“我看先生你是个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长来这里,也看上了这幅条幅,对秘书和我说:‘我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赶得上这个叫艺叟的人,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真想见他一面。’”

回到旅馆,父亲把这事告诉了刘伯父,刘伯父有些担心起来:“这是有人未经我的同意拿去参展的,要是惹出了祸事,那就麻烦了。”

父亲说:“人家于右任还想见你呢。”

刘伯父听了,有些得意,拈须一笑说:“于老倒是一个为人正派很有学问的长者,字也写得不错,很有功力,要是在过去,倒值得见一面的,可是现在,他拿八乘大轿来请,我也不会去了。”

黄蜀臣在一边说:“我看你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是怕自投罗网啊。”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住的这个旅馆,多是长住的商人,较安全,食住也很便宜,每天每人连伙食在内只付八角钱,可就这八角钱大家也为难。父亲的钱早就贴出来用完了,已写信去江油要路费,诗伯的姜不但卖不起价,还找不到买主,只好贱卖了几百斤给我们作零用。大家再是乐观,可是乐观不能当饭吃,眼看要饿肚皮,这个时候,刘伯父才开口说话了:“不要愁,我有办法,不但伙食旅馆费能解决,还包你们每星期打一次牙祭。”

刘伯父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刻印卖钱。

刘伯父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却有幸从小师从他那位身为晚清进士的堂兄,通晓文史诗赋,尤其是书法金石,在川东一带早就有了名气,只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贴上好石头,还要刻上边款,有时还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甚至还附一份重礼;可是对那些出得起钱的军阀财主和大老板们,他的原则是“要敲就敲够”,如万县环城路老凤祥银楼的老板请他写一个招牌,就是“老凤祥”三个字,就给了他150个大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件皮衫。现在大家一听说他要亲自出马挣钱,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可是又听他说每天只刻一个章,大家又感到失望,说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你刻一个章的钱怎么够嘛。刘伯父不慌不忙的说:“我们每个人一天的伙食住宿费才八角钱,四个人,四八三元二,我一个章,起码要挣四元钱,付了伙食费还剩下八角钱,怎么不够?”李英才说:“你也算得太绝了嘛,我们还有烟、酒、茶呢,还要看书看报呢,还要打牙祭呢,有时晚上还要去看场川剧呢?”大家跟着一阵地起哄,最后刘伯父才同意两天刻三个,最多不超过一天刻两个。其实功夫出在他手上,两个章最多40分钟就能完成任务,只是他认为这是高贵的艺术品,拿来卖钱,实在是有辱斯文。

于是就由我父亲牵头,找到雷忠厚,要在他的绸缎铺里代为刘伯父接生意,雷忠厚知道刘伯父的为人,不但满口答应,还特地做了一个玻璃框子,刘伯父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玻璃上:“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干”,又在宣纸上印了他刻的几枚印章作为广告,并注明自带寿山印石,三天取货。摊子一摆出,果然生意兴隆,求印者络绎不绝,可是刘伯父仍不放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两个就收摊。

父亲的培训快结束了,我要随他回江油,诗伯还在为生意四处奔走,我独自抽空去看了一次宁君。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她已习惯了孩子剧团的生活和工作,一听说我来了大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眉稍眼角都是笑。孩子剧团的朋友们,仿佛猜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躲开了,倒让我有些不自然,天南地北瞎扯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宁君送我到剧团门外,一改平时叽叽喳喳的热情,有些依依不舍,我也感到说不出来的惆怅,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和诗伯说的玩笑话来。

宁君倒是有了去处,可是父亲怀着深深的歉意,更加担心孤身一人在外闯荡的诗伯。父亲还有一桩心事,就是要为诗伯解决组织关系。想当年她在万县坐监的时候,大家都把她当成了“正宗的共产党”,想让她来领导大家组织队伍,武装抗日。可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了共产党员,诗伯她却因为日本人炸掉了宜昌的接头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雁。

只有刘伯父知道父亲这些年对于诗伯的暗恋,就说佩尧你放心,她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关照她的。

就这样,在重庆待了短短一个多月后,我跟随父亲去了川西北的江油,这座曾经让我心烦的山城,此时却留下了我无限的眷念。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把诗伯和宁君,当成了真正的亲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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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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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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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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