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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九章(二)

筹办国华中学

办完了吸收新党员入党的事情,我又忙着完成孟伉伯父交给的任务,为他要建立的中学选校址。

孟伉伯父的要求,是越快越好,我就在几个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的第二天下午后,约他们开会,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不能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只说是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万县有个学校想搬到乡下来,我最尊敬的老师委托我办这件事情,你们是本地人,想一想有没有适当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附近有个祠堂,有的提出哪个地方有庙宇或者是住家大院,可是议论来议论去,这些地方虽适合办学,但都没有过硬的关系,不大可能让这些主人让出来。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学生钟克明站出来,说他家的房子是个大四合院,两兄弟都出来读书住校,家中只有父母,房屋大都是空起的。

我一听觉得有门,忙问:“你父母愿意让出来吗?”

小钟说:“我看可以,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知书达理的,为人和善,也很开明,前些年还为地方上修学校捐了十担谷子。”

我还是没把握:“那你先回家去说说看,看看你父亲的态度”

小钟说:“林老师,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兄弟俩在父亲面前经常说起你,他对你的印象可好了,多次叫我们请你去耍,你也答应了,却老说没时间。我父亲现在说起抗日救国最积极,也最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办事无能,这次我们一起回去,只要你多多开导,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刚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在镇上买了两盒糖果点心,又称了两斤叶子烟,和兄弟俩一起去看钟老先生。学校离钟家不到十里路,我们边走边谈,到他家不过十点来钟。小钟的弟弟跑在前面,还没进门就喊:“爸爸爸爸,林老师来了!”

钟老先生迎出大门,笑嘻嘻的握着我的手说:“久仰大名,稀客稀客,是什么风吹来的?”在客堂内稍微休息一下,父子三人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家园。这是一个大四合院,有前后两个天井,房间也很多,大约五六百平米,院子里还植有不少松柏,四角修着碉楼,真是走马转角楼的大宅子。我一边看一边想,这里离万县城约五十里地,离长江边也不远,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院子四周古柏参天,环境幽静,不但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可以防敌机突袭,真是太理想了。钟老太爷一边领我参观一边感慨说:“这院子是祖辈留下的,房多人少,人气不足,现在屋柱被白蚂蚁侵蚀,都快要倒塌了,我无力维修,也懒得管它了。”

参观完毕,在客房就坐,我不便直接说借房的事,就顺着老太爷的兴致,大谈战局的发展。我们谈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八路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痛击日军,打了很多胜仗,钟老太爷叹息说:“国民党如此腐败,将来恐怕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我看时机成熟了,就转到本题,接着他的话头说:“是啊,现在国土不断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学校都想往内地迁移,但大城市不断被敌机轰炸,也不安宁,许多办学人为此感到苦恼。今日来府上,一是承老先生多次相邀,同时另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先生肯赏脸否?”

钟老太爷是个耿直的人,便说:“小儿每次回家,说到林老师教书为人,真是有口皆碑,今日相识,使我受益匪浅。林老师若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只要可能,当尽力为之。”

于是我就把借屋办学的事详细的向他作了介绍,特别提到是刘孟伉先生在主持此事。钟老先生听后很感动,说:“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仁人志士们都想为子孙后代做些好事,真是难能可贵。老朽我虽回春无术,也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老师今日所谈之事,老朽一定尽力促成。还是请林老师出面约个时间,我与孟伉先生当面商量。”

正疑走投无路,突然柳暗花明,我当然高兴,急着要赶回县城向刘伯父报告这一喜讯,钟老先生却硬要留我吃饭,说是已经派人去打酒买肉,杀鸡宰鸭。钟老先生拿出了他存放了多年舍不得吃的茅台酒,把原本不会吃酒的我灌得醉醺醺的,眼看吃到下午四点了,才放我走路,等我赶到万县,路灯都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孟伉伯父和我由万县直往钟家,坐船是上水,费时间,坐滑竿轿子花费太多,于是我们就步行走小路,边走边摆龙门阵。早上六点过出发,五十多里,还不到中午就到了钟家,钟氏父子已经在门前等候,很高兴的把我们迎到他的客房。刘伯父来不及休息,就去参观大院,边看边称赞:“好呀好呀,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地方呀!”我们回到客房,刘伯父叫我取出两幅裱好的对联打开摊在桌上说:“昨日听林青谈到先生深明大义,为支持建校慷慨相助,特地选了两幅我最满意的对联送与钟老先生,以表敬意。”

钟老一见,禁不住又惊又喜:“刘老是我县的名人,书法誉满天下,今日有幸得此墨宝,为寒舍增光,钟某我真是万分感激。”接着就让开饭。这是钟老昨天下午请当地名厨来操办的,八碟八碗,算是当地华宴,他又重新拿出一瓶未开的茅台,我忙拦住,说昨天的茅台还有大半瓶,新的不用开了,钟老瞪了我一眼:“贵客怎能吃残酒?”

上午步行了五十里,确实走累了,也饿了,酒好,菜好,心情好,大家都很高兴,一瓶茅台酒喝得干干净净,都有些醉意了。借房子的事未多费口舌,双方写了一个简单的租约:钟家自留三间,其余大都让学校占用,并由学校整修,只是象征性地给了点租金。

真是踏破铁鞋难寻找,得来全不费功夫。image034.gif

后来我才知道孟伉伯父办学的背景:抗战初期,全国青年出于抗日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信任,纷纷奔赴延安,万县地下党组织也采取各种办法向延安输送了青年一百多人。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拦,很难满足这些进步青年的要求,为了壮大抗日力量,经县委研究并经上级组织批准,决定创办这所抗大式的学校,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后备力量。当时政府有个规定:凡是新创办一个中学需要缴五万块银圆,但从沦陷区迁来的学校可以免缴。正好,县委委员胡昌浩的哥哥在上海办有一所“国华中学”准备迁到四川,经过联系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就用“国华中学迁川”的名义上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厅的批文很快就下达了,就开始了紧张筹备。现在解决了校址,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整修房屋,购买教具,聘请教师……都需要很多钱。我们县委本身很穷,那里去找这样一大笔费用,于是决定由孟伉伯父和万县商会的会长鲁济舟(后来成为党员)带头,利用他们的声望,到开县、云阳和万县等地募集了二千多块银圆,作开办费。

我们白手起家,由筹办到开学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到1939年的2月份,这所学校正式开学了。全校共有530多个学生,大部分学生是由万县中心县委所属的万县、云阳、忠县、奉节、梁山、巫山和开县等7个县委推荐来的,其中工农子女贫苦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也招收了部分外校转来的学生。由于学生太多,钟家院子容纳不下,后来又在长江南岸大庙宜庵寺设了一个分校,分一半的学生在那里上课。万县中心县委中的八个委员中,就有四个委员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全校19个教职员,就有13个是共产党员,5个进步教师,在教师和学生中共有60多个党员,设立了6个支部,为了提高党员质量,我们还利用春节假期办了一次党员培训班。学校以延安“抗大”为蓝本,以抗日救国为教育方针,除上课外,还学习时事政治,组织座谈讨论,学生中还组织了抗日读书会,文艺活动研究会、时事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还组织文艺歌咏队和演出队到附近各乡做宣传活动。我们在校园里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宣称爱国无罪,鼓励学生对教学管理方面提出改进意见。学生选出代表,自己管理伙食,师生一起扛沙运土,修建了球场和花园,真是个生动活泼的小天地。每到星期天,一群雄赳赳气昂昂朝气蓬勃的青年,活跃在万县街道上,宣传抗日救亡,这就是我们国华中学的学生。image035.gif

这么大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官是由国民党派来的,他孤掌难鸣,想干什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久,万县中心县委也搬进了国华中学院内。1939年5月,我由云阳去万县中心县委汇报工作,看见两个月前见过的钟家院子,已经大变模样:由孟伉伯父亲笔书写的“私立国华中学”的牌子挂在门前,校门的两边也是由刘伯父写下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斗大的字,这不正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吗?他老人家这么大胆子,就不怕国民党来清查?我走进校办公室,见到了黄蜀臣,他曾是当年我在云阳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现在是万县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一见面他就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调皮鬼,今日我们又见面了。”

谈完了工作,我又去拜会了钟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也进了国华中学读书。钟老先生因为支持办了这个学校,周围群众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他一再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书认真,学生很守规矩,还夸奖我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情。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延安抗大”式的红色学校,不亚于在当局心脏里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不清除这个隐患,他们是决不会罢休的。于是国民党的决策机关开始行动了。先是派一些三青团学生进来,以读书为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又派出一些特务到学校内进行侦察,企图拿到“铁证”打击破坏。加上万县城内某些学校的学生纷纷转学到国华中学读书,致使学生人数锐减,开不了课,他们也制造种种谣言,对国华进行攻击,还密报到国民党有关部门,说国华中学主办人多系共产党员,在进行共产活动,为共产党训练骨干反对政府……事情闹到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派人来调查,收集了一些“举报材料”,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要求“严办”。我们通过各种关系企图化解,均无效果。6月18日深夜,地下党当时河口场区委负责人何华生从他叔父那里探听到消息,说是国民党要对国华中学下毒手,立即把这情况告诉国华中学地下党负责人黄蜀臣,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对上了“黑名单”的教职员立即转移到万县高梁乡廖家沟,办了一个月的训练班,然后有的赴各地参加工作,有的去到延安或解放区。后来这批学生都成了各地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

6月19日清晨,一个排的宪兵拿着枪冲进学校,照着“黑名单”执行搜捕,我们没有一个党员被捕。

半年后,国华中学正式被查封。孟伉伯父和黄蜀臣等人被通缉。后来我在重庆见到他们,刘伯父无限感慨的说:“国华中学这个胖娃娃不幸夭折了,真可惜。”

国华中学由筹办、开学到查封,只有大半年时间,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培养的500多个师生中,绝大多数是进步的,其中教职员工中的党员占60%以上。他们分散到四面八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发展建设事业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这一工作的参与者,孟伉伯父表扬我为国华立了一功,我由此感到自豪。

在工业合作协会

我在河口场小学成绩斐然,又替县委找到了一个办学的地址,算是立下了一大功,接下来还打算乘胜前进,在寒假期间进一步作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争取在开年后就成立区委。正准备和我的那些新党员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还特别嘱咐我不要暴露身份,也不要打听别人的情况,甚至姓名也不要问,学习完后再干什么另行通知。临走时郭汶很慎重地对我说:“这是党的纪律。”

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心里陡然升起庄重神秘的感觉。

第二天,两个同志与我一道,来到沙河子一个农村的小院子里,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把我带进一个房间,给我指定了床铺,一看已经到了十来个人。晚上,一个叫叶主任的找我们开了一个短会,这是个外省人,对人很平和,一见面就问寒问暖,还说:“天气冷,明天就用火盆给大家烧杠炭烤火。”接着就讲上了正题,他说:“找你们来到这里,是参加我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万县办事处的一个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由有关部门介绍来的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要去各地开展工作,主要是发展地方的中小工业,支持抗战。这项工作很光荣,也很辛苦,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是全面抗战,需要大量的物资,很多工业发展地区都成了沦陷区,能否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就要我们在大后方大力发展抗战所需要的物资。你们是有觉悟有能力有干劲能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和技术人才,在这国家兴亡的伟大时刻,相信你们是不会辜负国家给你们的重任的……”image036.gif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是由两位国际友人发起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斯诺,他是最先进到陕北解放区的西方记者,他写的“西行漫记”和他夫人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情》,是世界上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和解放区情况的报道,他本人也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最亲密的国际友人之一。斯诺在国内和国外为工合的筹建和发展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他和他夫人为国际上有影响的英美等国报刊写稿,对中国的抗战和工合情况做了大量的报道,增进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还为工合募得了大量的捐款。另一个发起人是新西兰人艾黎,他曾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几天来到中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工人的虐待和屠杀,感到愤恨不平。而后他认识了鲁迅和一些进步的国际友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组,参加的人中就有马海德(医生)、史沫特莱(名记者)。艾黎曾参加过对1929年中国的华北大旱、1930年长江大水灾的国际救灾工作,看到了在苦难中倍受折磨却又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也看到了对群众漠不关心的官吏和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分子,更加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工合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曾走遍中国南北各地,在穷乡僻壤和中国同志一道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辞辛苦。

斯诺和艾黎就组织工合的事情去过延安,会见过毛主席,多次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认为,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周总理还指出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还提议最好能吸收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加入工合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使其不致于发展为官僚机构。艾黎听取了周恩来的建议,请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做中国工合协会的理事长,艾黎自己也在国民党的行政院担任了职务,由此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拨款500万元的发展基金。理事会的其它成员还有共产党的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艾黎又派人去香港,争取宋庆龄的了解和支持,并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和中国“工合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他还邀请了一些国际名人如罗斯福总统夫人等参加,并争取一些国际友人先后捐款500多万美元。

工合最初发展很快,先后建立西北、东西、西南、川康四个办事处,还在解放区设了两个办事处,在周恩来和博古的建议下,艾黎不顾国民党的反对,把武汉地区的三座棉纺厂和六十座其它工厂迁往西北,以便供应解放区的物资。到1942年7月,全国共建立了72个工合事务所,组织了34个工合合作社,社员三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二千五百多万元(1941-42年货币价值较稳定),生产的主要是纺织、造纸、制革、瓷器、机器、印刷等,还为盟军制造了大批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民用运输工具小型机械设备。

国民政府的钱主要是用在国统区,解放区他们是不给的,而解放区所需物资主要是由国际委员会开支,据艾黎自己所说:“这些国外捐款主要分为三份支付,一份做工合行政费,一份给新四军,一份给山丹学校。这期间,也给贺龙、叶挺等部队运送了大批物资。”

这里所说的山丹学校,是艾黎后来兴办的。由于他同情共产党,为解放区作了很多工作,成为国民党不受欢迎的人,解除了他在行政院的工作,于是他把精力集中在甘肃山丹,办了一个培黎学校,收容农民和难民的子女做学生,当年曾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孩子剧团的老战友郭宝祥(戈尘),就在这个学校教过书。解放后,我去上海见到戈尘,说到他在培黎学校的生活工作情况,依然对艾黎充满了崇敬之情。后来这个学校迁往兰州,改名“石油技术学校”。

工合的这些活动,是瞒不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他们当然不能容许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和资金去支持共产党,因此对工合恨之入骨,许多在工合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工人被打被抓甚至被杀害,他们还造谣说工合人员有贪污行为,因而把工厂查封,甚至用抓壮丁等卑劣手段抓走社员和徒工,使得工合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到后来不得不停办。

我进入万县的工合学习班时,正是它创办初期,培训时主要是讲一些有关工合的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特别强调既要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争取各方的支持,又要防止被当地权势和豪绅地主所操纵。训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个叫童年的同志被分配到云阳工作。临行前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欧阳克明找我谈话,他说:“本来想把你留下安排其它工作,考虑到工合工作的活动范围大,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多,既有一定的权力和实力为群众办好事,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于发挥你的能力有好处。再说了,云阳县委的同志你都熟,有什么事情和他们多商量。”

就这样,我在离别家乡3年之后,以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这是1938年底,我还不到20岁。

云阳工合事务所设在新开辟的公园路,是两套一楼一底的房屋,连主任只有六七个人,大都是有一定学历的技术员,大家没有上下官民之分,彼此相处很好。我不懂业务,做了一个助理员,却因为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熟人多,许多事都要我出外联系。我们把建社的地点选择在高阳乡,因当地有铁矿,过去也曾零星的办过一些小厂,都没有成器,现在我们准备重起炉灶,在那里办铁厂、锅厂和炭厂。乡里的联保主任保甲长一听又要办厂了,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都很高兴,可是农民却很冷淡,他们说:“我们过去也曾在炭厂锅厂做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挣不到一条裤儿穿,连买两斤肉过年的钱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是挖炭,在小煤窑里进出,就像进活棺材一样,好几个弟兄就是葬在煤窑里,尸都拖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既要和那些土皇帝斡旋,还要耐心地说服农民,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其中的千头万绪和辛苦,真是不可言喻。到后来经过大家的努力,好不容易工作有了起色,忽然接到县委的通知,要我立即返回云阳去接受新的任务。

虽然我在工合的历史很短,以至一事无成,但是从内心说,我对这项工作是热爱的,特别是了解到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情况后,为自己曾作为一名工合战士而骄傲。

每次去高阳,都要从家门口路过,借此机会总要回家住上一夜,看看祖母、二伯母和其它家人,祖母总想再见见父亲和诗伯,我安慰她老人家说:“父亲说了,他在江油安顿好后,就要接你老人家去玩的。”

祖母一直都把这话记在心里,可惜我和父亲却一直都没能了却老人家的这个心愿。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一) 
第一章(二)
第二章(一)
第二章(二)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一)
第七章(二)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一)
第十章(二)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一)
第十二章(二)
第十三章(一)
第十三章(二)
第十四章(一)
第十四章(二)
第十四章(三)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一)
第十六章(二)
第十六章(三)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一)
第十八章(二)
第十八章(三)
第十九章(一)
第十九章(二)
第二十章(一)
第二十章(二)
第二十一章(一)
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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