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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向北

第五章(二)

多想她是我妈妈

父亲是离开万县一年多后再次回到这里来的,住在环城路县政府的对面,旁边就是云阳旅居万县的同乡会开设的云万旅馆,父亲在这个同乡会里担任了名誉副会长的职务,就住在同乡会的房子里。这房子一楼一底,下面还有地下室,我回到万县以后,就住在楼上。

父亲带回来一个女人,叫陈先鸣,本来模样还看得过去,却从来都不收拾。苍白的一张脸,乱蓬蓬的头发,衣服就像从坛子里扯出来的一样,始终皱巴巴的。她又懒,成天吧嗒着一双脏兮兮的绣花拖鞋,屋子里到处都是瓜子皮和烟头,床上的被子也不叠,桌上堆放着没有清理的书籍和乱七八糟的报纸,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唐罗汉屋里的那个妖精。

我是在一个勤劳的大家庭中长大的,虽然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又不在身边,可是祖母和二伯娘都是极能干的女人,从来都讨厌懒散。再说这个女人的出现,使得我心底的希望破灭了。那个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希望曾经是那样美好: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个像陈联诗那样的女英雄来做我的母亲啊。

我对陈联诗的第一印象,是由一件人字呢的大衣开始的。

那是我在忠县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郑祖骏一家正在吃饭,一个邮差来告诉我,说我到了一个大包裹。我忙同他一起去库房里取出了包裹,一看是从重庆寄来的。我知道父亲在重庆,可是邮包上不是他的字迹,打开来一看,是一件崭新的人字呢大衣,里面却没有信。我来忠县的时候,正是大热天,带的全都是单衣,现在天气冷了,虽然石大队长给了我一件军棉大衣,可是太大了,大得来把我的脚面都遮住了,我怕别人笑话,只在晚上当被子用。郑太太也给了我一件旧棉衣,虽然能够勉强抵御寒冷,可是我毕竟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件体面的冬装!

现在好了,我有了这么一件漂亮的人字呢大衣,穿着它走在小县城的街巷中是多么阔气,真可谓是福从天降,雪中送炭,可是给我寄来这件大衣的人,到底是谁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来到了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说:“儿啊,天气这样冷,你还穿得这样单薄,是不是生病了?唉,小时候,还有你祖母照顾你,可是现在,你就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外面,你爸爸呢?他怎么就一点也不管你?你看我亲手给你做了一件大衣,快起来试试看,暖和不暖和?合适不合适?”

梦中的母亲,年轻、漂亮而且慈祥,我钻到她的怀里,真是暖和极了。我看着她只是笑,一边笑一边流着眼泪,到后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有这么一个年轻漂亮、而且这样爱我的妈妈啊。

我被自己的笑声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只有那件大衣真真实实地盖在我的身上。

这一夜,我失眠了,在心里又做下了几句诗:

苦难中遇到救星
黑暗中见到光明
一件大衣带来了温暖
我仿佛又见到了母亲

第二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是谁给我寄来的这件大衣,父亲接到信以后同样非常惊奇。很久以后才来信告诉我,这是一位名叫陈联诗的女英雄给我寄来的。

从此我动用一个少年所有的美好想象,来塑造这位被父亲称之为女英雄的陈联诗。要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那该有多好!

我当然不知道,在父亲去重庆的这段时间里,与陈联诗及她的丈夫相识,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父亲去重庆,是为了去找他的老上级雷忠厚,雷旅长。雷忠厚本来姓魏,家境贫穷,早年是华蓥山下渠河上一个撑船拉纤的船夫。因为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得罪了当地的恶霸,被迫上山拉起了“棚子”,打富济贫,成了小有名气的绿林豪杰。那个时候,杨森还在川北苦苦创业,将他收在了自己的麾下,从此一路征战。雷忠厚打仗也很勇敢,到杨森打到万县的时候,他已经从连长、营长、团长升上了旅长,此时我的父亲正好前来从军,雷旅长因为识字不多,就让父亲在他的手下当了个作战参谋,兼做文字秘书。雷旅长作战骁勇,而且极重义气,曾经在四川的泸州之战和湖北仙桃镇的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救过杨森的命,可是因为不是杨森的家族中人,依然不受重用,到后来被杨森干脆闲置在一边坐“冷板凳”。雷旅长虽然是绿林出身,却极有正义感,与当年在杨森的部队里的共产党人陈毅和朱德,特别是与朱德的关系极好,对于杨森后来因为要巴结蒋介石而积极反共很不以为然。雷旅长在重庆闲居时,认识了正在华蓥山上高举义旗的共产党员廖玉璧,而后又认识了廖玉璧的妻子陈联诗,非常敬佩他们夫妇的胆识才华,多年来一直利用军阀部队中欺上瞒下的倒卖武器之风,帮助他们买枪支弹药。这次父亲到了重庆,也通过雷旅长与陈联诗夫妇认识了。此时正是1934年至1935年之间,红军正在大规模挺进四川,与军阀的队伍打得热火朝天,廖玉璧的游击队在川北一带也是非常的活跃。父亲通过与廖玉璧的接触,看到了一个军事强手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的谋略与成败;而与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陈联诗的接触中,则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女性,她不但能够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还因为要为游击队提供军需,居然白手起家,在重庆城里开起了一个上百人的缝纫店,揽下了大特务康泽别动队里的十万套军服,既大赚了一笔,又给游击队收集了情报。父亲在廖玉璧牺牲之后,曾经受陈联诗之托,在重庆代为她经营缝纫店,可是不久就被宪兵队追捕,去了华蓥山。他亲眼看到了游击队员们对陈联诗的钦佩与爱戴,在与陈联诗一起去川北各地清人清枪的过程中,他也目睹了陈联诗随机应变的机敏,处变不惊的沉着,以及对人的关爱。

后来父亲曾经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向陈联诗问起过给我寄人字呢大衣的事情,谁知道她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说你有个儿子独自在忠县读书,我想天冷了,怕他受冻,就给他寄了一件大衣去。孩子大了,应该有这么一件大衣的。

父亲是从军校出来的军人,又是个自视极高的理想主义者,他从来不轻易钦佩一个人,可是他对于陈联诗的钦佩,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有了对陈联诗这样一个女人的崇敬,父亲还怎么可能与陈先鸣这样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当年对八姑妈说的那些话都忘了吗?难道就真的是“饥不择食”了?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还不懂得父亲的苦衷。他十七岁就失去了爱妻,后来虽然与柳青的母亲要好,可是因为家庭和舆论的反对,有情人未能成眷属。他独自在外面漂泊了十多年,虽然也曾经有过一些机会,可总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人。尤其是这次去重庆,他既看到了共产党员们前仆后继的激越,又看到了革命失败后的惨烈。这个时候,他对国民党失望之极,对“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又游离在共产党之外。他满怀着悲天悯人的济世理想,现在却看不到路在哪里,思想上的苦闷可想而知。再说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冲闯了半生,也应该有个歇息的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一个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实在是出于无奈。

可我实在不喜欢我的这位继母,哪怕是现在我自己也上了年岁,能够理解父亲,可是也无法喜欢她。我从来不理会她,从来没有单独与她说过话,也从来都没有喊过她一声妈啊娘啊之类的称呼。如果实在是要和她说什么,就干脆叫一声:“呃!”然后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我的继母心里虽然不高兴,可是她从来都不敢说什么,连父亲也从来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备过我,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就性格倔强,现在长大了,他不愿意为了自己并不满意的女人而恶化父子关系。可是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互相感到难堪和不愉快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人世。

网球场上显身手

从重庆回到万县的父亲,一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几乎每天都要我陪着他去西山公园吃茶打网球。

即使是在万县这样的大地方,网球也依然被称作“贵族运动”,一把进口的球拍值50块银元,一个球值2块银元,而且都是消耗品,一坏了就得要更换。网球场上的穿着也很讲究,还得专门雇佣拣球的小孩,付给球场管理员的小费……如果不是每月100个银元以上的薪水,是不敢进网球场的,而我当教师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2个银元。所以打球的,多半是银行的职员、当官的、有钱的公子哥儿和他们的太太小姐。

我和父亲既非贵族却能够打得起网球,是因为一直“因陋就简”。我们用的是几元钱一把的国产球拍,线断了自己补,球也是拣别人扔了的来用,好在我离开忠县的时候,我的老师郑祖骏送了两把球拍给我,一把是新的,一把是他用过的,两把球拍都是进口的,对于爱好网球的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财富了。

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六岁,一米四五的个子,别人进场都穿着网球鞋,而我却穿着草鞋。开始到球场,很难等到上场的轮子,只有等那些公子哥儿们打累了休息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打上一阵。我先只能和父亲对打,父亲打的是“老实球”,只求把球打过网就行,可是我却不一样,无论是跑动的步伐还是接发球的姿势,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我的基本功很扎实。慢慢的,那些球场上的佼佼者都主动前来邀请我与他们对打,我很快就成为了球场上最受欢迎的人物。

是时全国即将举行运动会,四川因为网球项目还未普及,只在成都、重庆、万县三个城市选拔参赛代表,每地两个名额。为此万县网球协会决定举行选拔球赛,因为网球场建在西山公园的一片梅林中,故球赛被命名为“梅林杯网球赛”,报名的人来自万县各个县区,大多是银行的职员,也有机关、学校、医院和军队的爱好者,父亲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去为我报了名,我当然很高兴。父亲想把我“装备”起来,比如说去买双网球鞋什么的,可是我不要,说穿草鞋习惯了,舒服,最多去买两圈球线,一旦球拍坏了,你给我补上再用。

因为参赛的人很多,比赛采取淘汰制,只要输上一场球就没资格了。在众多的参赛者中,与我打过球的毕竟是少数,许多人见我这个外地的小孩儿其貌不扬,甚至穿着双草鞋就上了场,真是乡巴佬也敢登大雅之堂,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动声色,只管长抽短吊,嘴里喃喃地念着:“打你个猴儿拜四方……”,果然把他们调得满场乱跑,我连汗水都还没出,就把好几个人打下了场。消息迅速在城里传开了,到了第四场,来看我打球的观众越来越多,球场边站不下了,就站到了梅林里的山坡高处,连那些摩登小姐也来为我拍手叫好。

可是越到后来,我打得越艰难,初学者都被淘汰下去了,剩下的都起码有五六年的打球历史,他们是网球场上的常客,有钱、有时间、有装备,每天都要在球场上打上好几个钟头,对付他们就艰苦得多了,有时候一场球要打上两个钟头才分胜负,可是我都咬着牙挺过来了,最后终于进了前八名。这个时候,连那些最支持我的人都觉得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简单,以后绝对没戏唱了。因为这些进入前八名的,大都是万县近几年甚至上十年的冠亚军,每年的比赛都是这几个人轮流坐庄,连我自己面对如此强大的阵营,也感到底气不足。可是我毕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犊,常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敢于来参赛的,都认为自己有两手,球都打到这个地步了,拼掉几个算几个!

于是我继续攻城掠寨,终于进入了四强的决赛。

那段时间,最着急也最骄傲的,是我的父亲。每一场球赛下来,他都要把我带到饭馆里,叫上一两样我最喜欢吃的菜,以示犒劳,他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为我总结优缺点,还为我分析他收集到的下面几个对手的“情报”。说完了,父亲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抹着嘴说:“草鞋。”

万县的草鞋不如云阳的草鞋,云阳的草鞋是梭草打的,经得住磨,而万县的草鞋是谷草打的,在场上跑上几个小时就坏了,我多次打到半途,就不得不甩掉烂草鞋,光着脚在场上跑,球赛还没有打完,脚板上已经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比赛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医院的院长,此人三十多岁,据说有十五年以上的打球史,前几年曾经在万县的网球赛中得过冠军,相当自信,根本没有把我这个乡巴佬孩子放在眼里。他的发球也的确有一定的威力,我一开始就连输两盘球,于是他的拉拉队在场上吼声震天,他也得意洋洋地向欢呼者挥手致意。可是好景不长,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打法,迅速展开了反攻。我看准了他的左手较弱,专门长抽到他的左边底线,然后上网,他虽然拼命抢救,却无济于事,很快就沉不住气了,连连败北,我以六比三先胜了第一场,接着又以六比一胜了第二场。这个小看了我的对手,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下了场。

第二天,我与中国银行一个姓刘的举行半决赛。此人以抽杀见长,与中国银行另外一个姓李的球技不相上下,这几年他们俩在万县网坛上轮流坐庄,把冠亚军都“包”了下来。一般人的估计,我与他的胜负是三七开,我有三分希望胜他,他有七分希望打败我,不过我自己只认一个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到最后不认输。这场球打下来,我以三比二的比分取胜,球场上掌声雷动,热心的观众和父亲的那群朋友们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不是拍着我的肩膀就是拍着我的头,连声说:“小伙子,有出息!”

休息了一天,决赛开始了,对方就是那个姓李的,号称万县网球场上的“霸主”,据说曾经夺得过八个冠军,心气也是高得很,可是看我一路过关斩将,心里也怕万一输在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一张“常胜将军”的老脸没地方搁。这几天都在与他的“军师”们精心策划,又是请裁判吃饭,又是找拉拉队开会,扬言一定要保住冠军。我呢,依然和平常一样东游西逛,只是更加兴奋,前一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父亲也睡不着,起来烧一盆最便宜的老鹰茶,第二天用开水瓶装好,带到球场上作饮料。

我们来到球场的时候,球场边上已经站满了人,除了对方的拉拉队,父亲也请了他的一些朋友和云阳的同乡来为我助威。场上的观众对于我这匹意外爆出来的小“黑马”再也不敢轻易猜测,反而希望我能够打出个奇迹,把那个“常胜将军”拉下马来。

比赛一开始,对方果然气势凶猛,靠着强有力的发球和抽杀,一连赢了我三盘。可是我沉得住气,稳扎稳打,慢慢给对方造成了很多的失误,追至三平。接下来比分交替上升,一直追到六平,最后我居然以八比六胜了第一场。休息的时候,对方把裁判拉到他们那边去喝汽水,我呢回到父亲身边,咕噜噜灌几口老鹰茶。

第一场一连打了一个多钟头,我跑烂了两双草鞋。第二场开始,我干脆打了个光脚板,背心被汗水湿透了没有换的,就脱光了衣服,真的来了个赤膊上阵。我越打越勇,很快又以二比零领先。对方的阵脚乱了,周围的观众阵营分明地倒向了我,他每输一个球,场上就一片倒彩,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为我喊嘶了嗓子,眼看光明就在我的眼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裁判开始作怪了。我明明把球打在对方线内,却判我出线,而对方明明球出线了,却装着没有看见;诸如此类的事情连连发生,我一再提出抗议,父亲也去与裁判交涉,可是裁判根本不理,第二场我居然以四比六告输。

我气坏了,把球拍一扔,大声喊道:“不打了!”

父亲和我的拉拉队围了过来,给我端水,给我擦汗,纷纷为我鸣不平,父亲对我说:“孩子,你不能意气用事,你要罢赛,他就自然而然成了冠军,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我一想,倒也是。常言说是非自有公论,我就是要继续打下去,让周围的观众看看我的真本事,看看他的真面目,看看裁判在权势面前的媚态,叫他们以后在舆论面前无法交代!

我抬眼看看场上,裁判已经准备宣判比赛结果,对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球具,向着那些为他欢呼的拉拉队频频招手。

我腾地站起来,举着球拍走到场子中间,像一只狼似的瞪着他。

裁判愣了一下,慢慢地拿下了含在嘴里的哨子。

比赛又开始了。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一味地狠抽猛扣,发泄着心中的愤慨。对方一看我这样,反而放下心来,毕竟是网坛上的老将,一旦发挥出最佳水平,情绪不好的我就连连失误,于是裁判仰着下巴,嘟嘟地吹着他的哨子,我的最后一场球,以四比六输给了他。就这样,他成了万县地区的冠军,我成了亚军,两个人都将代表万县去全国参赛。

第二天,《万州日报》报道了这场比赛,还把我捧了几句,说是“林君身材矮小,却年少有为,球艺极佳,过五关斩六将,终得亚军,真所谓后生可畏,日后极可能成为国家网坛名将”云云。

这个时候,成都、重庆的冠亚军也出来了。其中郑祖驹在成都参赛,是成都的代表,郑祖骏在重庆参赛,是重庆的代表,我是万县的代表,我们师徒三人,就占了四川网球代表队员的一半,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也算是一个安慰,我当时夹着一口气,摩拳擦掌,准备到全运会上去好好打上几场,不但要报在万县的这一箭之仇,还要力争实现《万州日报》上的预言:成为一个国家级的网坛名将。

就在我积极准备去全国比赛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全运会停办,我所有的关于网球的梦想,统统化为乌有。

可是那场球的余音未绝,半年以后,我又在万县打了一场球,邀请我打球的,就是那位曾经在“梅林杯”中被我打败的张院长。我是与父亲早晨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碰上他的,那时候我刚刚从家乡云阳回到万县,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摸球拍了,又没有吃早饭,看他报仇心切,只想与他打上几拍,一来是想自己过过球瘾,二来想安慰一下他的情绪,所以一开场不过半个钟头,我就输了个“光头”。谁知道他旧病复发,又开始洋洋得意地冷笑,一幅“小人报仇眼前”的模样。我毕竟年轻气盛,勒紧裤带,第二场反败为胜,打成了六比四,第三场干脆打六比零,还了他一个“光头”。眼看着最后的一个球没有过网,他把球拍狠狠地往地上一扔,那把进口的拍子“啪”地断成了两节,他自己则哇哇地吐出两口鲜血,当场昏倒在球场上,被他的朋友们送进了医院,听说不久就死在了医院里。

不过想过过球瘾的一场球,却打出了这样的结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小先生大志气

当时的万县地区,被划为四川的第九区,父亲为我联系的这个训练班,被命名为四川省第九区地方建设干部训练班,主要是集训第九区所属各县的乡、镇长及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校址就选在万县的万家坝,父亲是通过云阳县教育局的关系,把我保送进来的。受训的学员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少,中年人居多,而我只有十六岁,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学员了。

训练完全军事化,人人都像是刚刚入伍的新兵,从立正稍息开始,到正步跑步,耳边成天都是“一二三四”。刚刚开始,还觉得好玩,可是天天都如此这般,我就生厌了。先是装着系鞋带掉队溜号,后来就发展为“头疼”“脚痛”“拉肚子”,请病假,开小差,在寝室里睡觉看小说。训练班每天下午还有一堂政治课,宣传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导”(蒋介石)“一个党”(国民党),我毕竟看过很多的进步书籍,又接触过许多的进步老师,还有这么一个进步的父亲,对这些胡说八道不但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所以即使是坐在课堂里,也只顾着看小说甚至是打瞌睡。可是偏偏就有人在认真地听,还有人居然在记着笔记,学校还经常来人叫学员去作“个别谈话”,而且叫去的大多是各个县里的镇长、校长和骨干。后来我才知道,被叫去的人都是国民党员,后来大都被吸收为中统特务。

集训进行三个星期,毕业后,我回到了云阳,被分配在云安镇河南小学祖师庙分校,学校的校长姓周,是重庆高级工程学校毕业的,他家里佃着我家的房子,我小时候拜了他的母亲做干妈,多少有些沾亲带故的,又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让我做了个半席的教员。

云安镇是个产盐区,有上万的工人和家属,还有不少的地方官员、士绅、盐老板和居民,全镇在只在汤溪河的河南河北设立了两所小学,而要想读书的学生很多,按照规定每个班不能超过四十名学生,但实际上每个班都超过了六十名,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学校的老师都是些有经验的老教师,有的已经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年的书,十年以上的占了半数,每逢6月、12月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争夺教师职位的所谓“六腊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全席教员的月薪是24块银元,我这个半席教员虽然工作量比全职还多,却只有12块,即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校长,因为据说这个校长每期至少要吃两个教员的空缺,给了我这个半席,校长每月就少了12块的收入,何况我还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十六岁的大孩子,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的工作,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我所在的分校,是小学三年纪的初小班,离本校其实不远,但是因为要上两百多级石梯,好多老师都不愿意到分校来,分校的所有课程,就由我和另外一个姓王的老师包了下来。我教算术和体育,上课要求很严格,学生要是不用心听课,或者与别人说话,做别的什么事情,一经发现不但要罚站,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要不然就在放学以后扫地,甚至不准回家吃饭。所以在教室里,学生们都怕我,只有我二伯娘的小女儿梅侠,经常扯谎到外面去玩,我恨她一眼,她就向我做鬼脸,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出了教室,就是学生们的天下。分校没有球场,只有一个沙坑,用于跳高跳远,学生们常常合伙把我抬起来,往沙坑里扔,叫做“甩死狗”。老教师们开玩笑,说是小娃娃欺负大娃娃,我就是个娃娃头。

王老师常常生病,他的课就由我来代,我刚刚参加工作,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再忙也不觉得累。加上我对老教师们也很尊重,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老师们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认为我教学认真,积极肯干,加上学生们也很听话,愿意和我一起玩,我当时的心情,确实很愉快。

工作一旦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给光清写信,很快就收到她的一封很长的回信。她说我离开忠县的那天,她非常想来送我,却又不敢来,她怕学校批评,又怕同学们讥讽,还怕社会上的人说三道四,只好悄悄跑到城墙边上,在那里望着江边,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看见我从城门洞走下河坝,在那里等船。她看着我上了趸船,又从趸船上了从江里开过来的轮船,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到轮船的影子消失在水天尽头。

这封信让我真是感动,我们从此便通信不断。我的信通过李禾芳这条秘密渠道传送给她,她的信却只好直接寄到我的学校里来。有好事的老师看见信封上女孩子的笔迹,就认定了是情书,每当光清有信,就去拿了捏在手里,一定要我买糖去换信。就这样,我每月常常要花上两块钱的糖果钱,剩下的还要交给祖母五块钱,然后才是自己的花销。祖母拿着钱,乐滋滋的只是夸奖,说我和父亲一样,是个孝子儿,其实祖母拿着这些钱也没有自己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买吃的,全都花在了我的身上。

云安镇就河南河北两所小学,互相都有些来往。河北小学的校长姓魏,叫魏秉权(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改了个名字叫钱东平),常常穿着西装,留着“拿破伦”头,人长得很标致,也喜欢打网球,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魏秉权被公认为整个云阳县藏书最多的年轻人,思想也很进步,他一当上了河北小学的校长,就立志要把这所小学办成全县第一所模范小学,于是到处联络那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去作教师。这些人当中有个女教师叫郭伯英,也是云安镇的人,父亲是个大财主,人称“郭二蛮子”,住在一所大庄园里,庄园里还修得有碉楼。郭伯英在县城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云阳女中著名的校花,也是全县著名的“摩登女士”,唱歌、跳舞、打球、演讲乃至打牌划拳、吸烟喝酒……她样样都会,而且还很精通,她常常与男青年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落落大方,还敢于手牵着手逛大街,进公园,讨论起什么问题来也显得敢说敢当,很有见地,魏秉权一直都很欣赏她,就请她来河北小学教书。其实郭伯英也很欣赏魏秉权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到后来居然就成了夫妻,其间出了许多的风流逸事,这当然是后话了。image018.gif

魏秉权也来找到我,到他那里去做了教体育课的正式教师,拿全薪。其时正是继北京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浪潮十分高涨,学校利用每天的升旗时间和各种纪念活动,给学生们讲解时事,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早上出去跑步锻炼的时候,也组织学生唱抗日歌曲,呼抗日的口号。在学校和镇上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们学校出的宣传抗日的大墙报和标语口号,学校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到镇上的工人区和居民区,有时候还下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一时间在全镇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全校的教师则是这些活动的骨干,在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中间,好多人后来都成了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员。

我不但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还常常是其中的带头人,只是由于坎坷的身世以及长期以来对下层民众的接触,使得我的心中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情比别人更加深刻。除了演讲和口号之外,我常常觉得胸中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要向人倾诉,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开始写作。由于父亲的熏陶,我也喜欢上了通俗易懂的“打油诗”,我就用这种中国民间流行的诗体,写了一首《拽(ye)水工人歌》。小时候在我家附近,常常看见不少的拽水工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驼着背,手上的茧巴就象干裂的泥土。后来我到盐井上去玩,才看到井架上安着无数个木头的滑轮,每个滑轮上有一条好粗的绳子,两端系着拽卤水的木桶,那些拽水工人赤裸着身子,把绳子的一端栓在自己腰上,再用手握着井绳,一下一下地把桶里的盐水拽上来,倒在用竹筒做成的盐槽里。他们拽上一桶水来,就要自己喊出一个数字,旁边的监工记下这些数字,然后照此发给工钱。从盐井里拉上来的卤水是有毒的,拽水工人们每个班要工作十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和毒气的熏染,使得他们积劳成疾,常常只能活上四五十岁,就病死了。image019.gif

这些悲惨的画面从幼年时期就一直都积压在我的心底,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以诗歌的形式喷发出来,助我写成了这首《拽水工人歌》:

九十六
九十七
拽了半天
只能买两筒米
手被绳磨破了皮
腰被绳勒成了残疾
一年四季拽到头
赤身裸体不穿衣

工作时间比从前多
工资反比从前低
拿从前一样多的钱
买不来和从前一样多的米
婆娘娃儿在屋里饿得叫
怎么办?
还是只能买两筒米

与我同寝室有一个温老师,是教国文的,比我大十多岁,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只是以后失掉了关系。他给我讲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我们算是志同道合,相处得很好,他看了我写的这首《拽水工人歌》,很是欣赏,说是这样的诗歌写出了拽水工人的悲惨命运,有激情,比那些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有意义得多了,不但鼓励我就这样写下去,还鼓励我向报社投稿。于是我就将它寄往当时在川东地区影响最大、发行面最广的《万州日报》,不久果然登了出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在当时报纸上发表,高兴得一蹦多高,跑出去买了些花生和卤肉回来,在寝室里与温老师畅饮。这是我第一次喝酒,醉了,睡了一天,幸好当天没有我的课,要不然就出了洋相。随后我接到报社一个姓方的副刊编辑的来信,鼓励我多多给《万州日报》写稿,他将尽量给我发表。于是我就把学校生活、抗日救亡活动、工人的贫困痛苦、盐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都写成小诗短文,果然都陆续登了出来。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写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写了一首与姑父唐罗汉绝交的公开信,把我少年时代在唐罗汉家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面目全盘端了出来,一共写了四千多字,只是将文章中的唐罗汉化了个名字,他的大名叫唐星甫,我就把其中的“星”字拆开,称他为“日生君”,然后署上了云安人尚不熟悉的“林青”这个笔名,寄往《万州日报》,不久就全文登载了出来,接着又被收在了《万县的一日》这本影响很大的专集里。文章见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唐罗汉寄去了一张报纸,然后任随这些揭露唐罗汉的“钢鞭”,在云安镇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有好事者拿着报纸去见他,他却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知道。我从来不看报纸,那些文章大都是编出来的,有什么看头?”这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指名道姓,他只好哑巴吃黄连,憋在肚子里,或许是因为那些事情他既赖不掉也辩不明,不如装糊涂。装糊涂能够装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唐罗汉的本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知道是我写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对我一直都很冷淡。

冬天来了,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说陈联诗在万县被捕了,要我放假之后立即去万县。这个消息在我志趣盎然的校园生活中,不啻为一声晴天惊雷。这位第一个让我体会到母爱温暖的好人,怎么可能被捕呢?

我不等考试完毕,第二天就向校长请了假,匆匆赶到万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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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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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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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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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二)
第二十二章(一)
第二十二章(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一)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二)
第五部分 文革杂记(三)
第六部分 怀念(一)
第六部分 怀念(二)
第七部分 别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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