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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24、1975,平反归去来

1975年1月29日那天上午,我正在车间收拾工具,吕理德挎着电工工具带,到车间来向我挥挥手说,书呆子,李干事叫你去一趟,看来有好事!

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似乎预感到某种重大事件的降临。

我快步走到李干事的办公室门口,他立刻把我带到隔壁那间接受过骆庭长和张干事复查的办公室,正是骆庭长和张干事坐在里面。

骆庭长点头示意:“坐下坐下”。

我注意到这次我坐的是跟他们坐的一样高的凳子。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心平静下来。

接着骆庭长宣读了《B州中院(75)刑字第2号(1975年元月15日)》。

当骆庭长读到最后:“……据此,本院判决如下:撤销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1970年1月28日W公军(70)刑判字第1号判决,对程晓龙予以平反。”

不知为何,我那波浪不起的心刹时静如止水。

我久久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甚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竟没留下某种尾巴!

我平静地说了几句感谢党的政策的话。

骆庭长说:“给你30元钱,你自己找车子回去,我们还有别的事。”

张干事在一旁微笑着。

我从张干事手中接过钱,打了借条,告辞了他们,快步朝车间走去。

我的步伐竟然变得轻快了,差一点就像在上海读小学时庄云龙老师讲的“驾雾腾云”了!

我回到车间。“同犯”们也像有预感似的,围到我们车间里。

我告诉大家,我平反了。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自然引起强烈的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感叹不已!

中午,我依然跟大家排着队进大院吃午饭,收拾东西。“同犯”们纷纷来向我表示祝贺。

吕理德感叹地说:“如果能像书呆子这样清白地出去,进来一趟不是件坏事呀!”

陶绪斌也搭讪道:“我平常就说老程工作不错,是个好人,说对了吧!”

许尔明托我给他家寄一封信,催问一下复查进展的情况。

陈国荣给我写下他姐姐家在乌鲁木齐的地址,叫我当面向她们讲一讲,他被冤枉的情况,请她们帮着催一催复查的事。

姚延辉把罗子建才给他做的一件兔毛领、兰斜纹布面的羊皮短大衣给了我。我回到社会后忙昏了头,以后竟然跟他们失去了联系,我常常为此自责!

于文富来到我们号子,十分伤感地说:“书呆子要走了,我弹琴唱歌也没有人懂了。唉,咋办呢?慢慢地熬日子吧。”我把一本母亲从W县捎来的《俄语会话》送给了他,因为他从小在乌鲁木齐南梁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起,会讲一些俄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文富在乌鲁木齐跟一位俄罗斯女子结婚,接着就移居澳大利亚了。

三队的陈学熙也过来向我祝贺。他还是那样气度不凡,洒脱乐观。直到1978年他才得到平反。以后他改行从事律师工作,开办了一家很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

四队的郑华也特地过来跟我道别。他悄悄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很久没有给他来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若回到W县,一定要到他家去一趟,告诉他妻子,他也会平反的。我回到W县后,一打听,才知道他妻子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受到欺压,每个月的工资才二十来元,无法养活幼小的儿女,已经改嫁给一个老头,又生了一个孩子。1978年的一天,我在W县街上遇见骆庭长和张干事。张干事说,郑华快要平反了,他们去红旗牧场处理郑华妻子的事,她并没有跟郑华办离婚手续,现在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不久,郑华平反回来,夫妻破镜重圆。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董院长、骆庭长和张干事,他们在艰难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够主持正义,秉公执法,需要多少勇气,又多么有胆识,多么有远见啊!公理自在人心。他们自然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在随后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年代,董院长高升到自治区任职了。骆、张二人先后荣任B州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啊!

下午出工时,李学进找了一辆手推车,帮我把行李推出大院,放在车间。

马队长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邬干事也在场。

马队长向来话就少,他只说了句:你把工具和车间的钥匙交给陈国荣吧。

邬干事黧黑的脸绽开了难得的笑容,用浓重的江苏口音说,你平反了是好事,要善于学习,认清形势,正确对待……

我告别了马队长和邬干事。

我把工具和车间的钥匙交给了陈国荣。

我到郭化谈家跟他二老告别,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告诉他们,我平反了,机耕队下午有车去小红沟拉煤,我就到父亲那里去。郭老笑眯眯地说,那好!那好!郭老的妻子擦着眼泪说,好事,好事。你妈知道不知会多么高兴呐!到了八十年代,母亲告诉我,郭化谈也得到彻底平反,他们二老回到原单位,也搬了好房子。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儿子在乌市某中读高中恰恰跟郭老的孙女同班,他们也知道,他们长辈的患难交情。

于文富发动了汽车,李学进帮我把行李放到车厢上,我们上了车,我挥手向机耕队的难友告别。

于文富一边开车一边打趣李学进,说李学进因为交了桃花运所以进劳改队受罪。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学进刑满出狱后,已跟丈夫离婚的、眉目清秀的兽医Z医生,要跟李学进结婚,使场部领导犯了难:女干部跟劳改释放犯结婚的事,在北戈壁还是首例!场部领导给Z医生做思想工作,怎奈Z医生态度坚决,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后话。

傍晚,汽车来到小红沟煤矿。

父亲住在山坡上的一栋土屋里。因为母亲的到来,父亲才单独分得一间宿舍,宿舍的隔壁是库房,现在母亲又回到陕西去了。

父亲的住处被火墙隔成了里外间,外间除了炉灶,还摆着一只矮圆桌,和几把马扎子,像个小客厅。里间除了用木板拼了一张大床外,就是一只樟木箱底下垫了砖,上面盖了布,摆了几本书,像张书桌。这只樟木箱是我们家1952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带来的两只樟木箱之一。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判刑后,母亲带着弟妹和另一只樟木箱回内地了,这一只就被我带走,直到1973年母亲到W县上访才又拿回来的。--它真是我们家庭兴衰荣枯的见证呀!

父亲的住处显然是母亲的设计布置。父母在南京上海住过花园洋房,现在在这煤矿山沟矮小简陋的土屋里,母亲也能安排布置得像模像样。

于文富和李学进闲聊了一会儿,开车拉煤走了。

我和父亲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想到谁就谈谁。吃饭,洗脚,直到睡到床上,我们一直谈个不停。十多年人为的隔阂刹那间消失了。我们这对父子,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人为的隔阂似的。什么阶级立场,什么跟家庭划清界线,什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等等都如同冰消瓦解无影无踪了!而遗传基因骨肉亲情人之常情显示了永恒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和父亲谈到:我在重庆出生时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谈到湖南故乡山清水秀的田园风情;谈到全家团聚四世同堂的温馨日子;谈到儿时读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著名的儿童读物;谈到解放前后上海的沧桑巨变--曾在国民政府任要职的祖父成为“民联”的领导人之一,后到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成了湖南省人大代表;舅舅准备率领舰队起义;父母都参加了民革,并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工作……谈到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到新疆的见闻;谈到父亲在新疆省一中家长会上的讲话,他打算把7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谈到母亲因为在肃反运动中为丈夫辩护而被开除公职;谈到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谈到大姐挑起全家重担;谈到曾祖母因唯一的孙子被捕坐牢而气绝身亡,祖父接着也郁郁而终;谈到弟妹们都因出身不好不准升学--三弟高考成绩优异却不准升大学;15岁的四弟只能跟着母亲卖冰棍……谈到在“文革”中全家再遭灭顶之灾--五弟、小妹中学毕业只能下乡干农活;大哥因躲避批斗到处流浪;我因W县“12.6”惨案逃亡而身陷囹圄;三弟在“革委会”成立后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谈到北戈壁的批斗“反革命集团”;谈到王场长、高股长和肖队长;谈到母亲和五弟上访的艰难;谈到熊书记、董院长、骆庭长和张干事的主持公道……

谈得累了,想停下来睡觉,却又接着谈了起来,直到天明,我们父子俩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就是我得到平反那天的全记录。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我平反一年多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此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改正、平反,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解放前,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确认,随即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革命!扣在父亲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五弟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师大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学子,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市级先进教师。

四弟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经理、县建设局书记。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小妹1966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转干考试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取得本科文凭,还升为副处级干部。

大哥1980年平反回到K市D中任教。后来也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大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晋升为某师范学院的教授。

只可惜我们弟兄姐妹中最有天赋、最全面发展的三弟,在1968年新疆“革委会”成立以后,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1975年1月29日这一天,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从1970年1月28日被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刑,到这一天恰恰是五年整!而我在大学读农机系也是五年整!如果从1968年7月17日我在北京身陷囹圄算起,我在狱中已经度过6年半了!

也是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入狱的章诒和女士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十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真是由衷之言呵!

天亮了,我和父亲还是立刻起床,吃了早饭搭拉煤车到了地磅,然后搭13路公共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市,又搭1路公共汽车到红山商场下车,到大邮局给母亲发了电报和信。同时也给许尔明代发了信。

后来得知,母亲在接到我获平反的电报後,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很久没有起来。

我的母亲张静,土家族,1915年生于四川秀山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秀山师范和南京金陵女子法政学校。1935年婚后专事子女的抚养教育。1948年8月在上海参加民革组织,积极参加国民党海军第一巡防舰队的策反起义工作。1952年起,先后在新疆商业厅和新疆外贸局任科员。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为丈夫辩护被开除公职;虽然中央监察部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但未得到执行。接着,丈夫又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此后,她只得带着几个年幼的子女在城里卖冰棍,到农村干农活,历尽艰辛!在文革中又经历了三儿遇害、二儿入狱的打击!然而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带领全家打赢了所有“官司”;也由于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身传言教,使子女个个成才,终于迎来我们家庭兴旺发达的春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把郑念女士写的《生死在上海》交给母亲,希望她也像郑念女士那样,把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写出来。

母亲看完《生死在上海》后,深有感触地说:“像郑念那样平铺直叙地写,我也可以做到。她为文革中遇难的女儿梅萍,我为三儿……”只可惜母亲不知为何终于没有动笔。

红山巍然屹立,阳光洒满街道,人们熙来攘往。多么亲切的乌鲁木齐城呵,过去多少次我从外地回到你的怀抱,总感到格外的眷恋!可是今天是最特殊的一次:我从狱地回到了人间!我曾在空旷死寂的戈壁,聆听你昼夜不息的隆隆轰鸣!我曾在漆黑冰冷的寒夜,眺望你长明不灭的点点灯光!而今,我来了,投入你的怀抱,汇入永恒的人潮!

我仿佛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亢奋,激动,我将开始崭新的生活!

街上的行人多么满怀自信,多么悠然自得,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自豪地走在大路上!我曾掉在黑洞洞的深井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而今我终于爬出了深井,重见天日,天空是多么晴朗,多么湛蓝呵!

下午我们又返回小红沟煤矿。山沟里蜿蜒着一条简易公路,拉煤的汽车缓缓地爬行着。两边的山并不高,坡上坡下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土屋,土屋的烟囱都冒着浓烟。

翌日,父亲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去,经过去年曾经引起轰动的兵团煤矿大塌方的地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不太深的大坑,可就是在这个大坑里活埋了28名兵团煤矿的职工!到了北戈壁农场所属的煤矿,父亲就在矿井上面计数,当统计员。我还从来没有下过矿井,很好奇,于是进了矿井,沿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只见煤矿分了许多层,每层又有好几个巷道延伸开去,刑满就业人员们就在阴暗的巷道里,抡着十字镐挖煤。这使我想起了在W县看守所的难友黄开焕讲的南台子煤矿的悲惨状况。我一直下到煤矿的最底层,这里距井口有八十多米深,黑咕隆咚的,砸伤人的事故时有发生,高干子弟赵明忠就是下巷时被煤块砸到头部受伤致残的。从矿底向上走出井口就不像下巷时那么轻松了,两边没有什么可以攀援的,越往上走越累,气喘咻咻,两腿发软。怪不得鲁迅先生把爬桅杆、下煤矿的经历说成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呢!

在小红沟煤矿父亲的住处休息了两天之后,我告别父亲到乌鲁木齐买班车票回W县。

在乌鲁木齐我按照陈国荣写的地址,在团结路找到了他姐姐的家,正好他姐姐和姐夫都在家。我向他们转交了陈国荣的信,简要地介绍了他的案情和处境,要他们多为他的平反尽力。他姐姐已经四十多岁了,听着我的讲述,一直流着眼泪。他的近五十岁的姐夫,却横眉冷目,大谈要站稳阶级立场,跟陈国荣划清界线的大道理!

在离南门新华书店不远的大街上,我遇到高中同学W和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俩穿着呢子大衣和擦得铮亮的皮鞋,这在当时是很有派头的了。W戴上了眼镜,个头虽然不高,却居高临下地询问我这些年似乎出了问题的境况,跟高中同学时的谈吐大相径庭。我只客套了两句就各走各的路了。

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同学的时候,我、W和Z都做着文学梦,交往颇多。当时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是全疆唯一的高中学校,1958年在高三全年级语文统考时二百三十多名同学中,只有两人得满分,我是其中之一。Z因为当过解放军,高中毕业时直接保送进北师大了。W因为出身好,高中读完直接分配到某出版社工作,现在已是某文艺杂志的编辑。他们因为“根红苗正”,一帆风顺。唯有我这个“右派”子弟、“先天的罪人”道路坎坷历尽磨难。

1968年7月,在北京我身陷囹圄前,跟Z也是冷冰冰地相会,冷冰冰地分手的。

阶级地位、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使被此变得隔膜。

后来听说,他俩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在仕途上也颇顺利。

时光流逝,往事已矣。少年时的“文学梦”早已随风飘逝;而“文革”亲历的种种磨难却总是煎熬着我……

诚如学者摩罗所说,我们这些“从‘文革’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尤其是“文革”的牢狱,更是彻底的残酷,彻底的下流!……命运却使我成了一个幸存者,我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呵!

于是,我提起笔来,只想努力做到“忠于史实、语言简练、毫不造作”(1)地把文革期间亲历那段牢狱之灾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借此来祭奠文革死难者的魂灵!同时,我想,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具有社会意义,而众多普通人(哪怕是犯人)的命运可以反映现状和折射历史,供读者借鉴。

我终于宣诉完毕,搁下笔来,禁不住痛哭了一场,总算卸下了心头的重负!

1975年2月初的一天早晨,我从住宿的群众饭店步行到碾子沟汽车客运站。车站特有的杂乱氛围,人们拎着箱子提包前呼后拥,检票登车,在汽车轻轻的轰鸣声中交织着人们唧唧喳喳的谈话声,--我感到既亲切又新鲜!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我确实是回到人间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

班车驶过在黎明中苏醒的街道,不一会儿,喧嚷的乌鲁木齐城、荒寂的北戈壁都被甩在后面了。熟悉的公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向西无尽地延伸,南面是白雪皑皑连绵不断的天山,北面是覆盖积雪宽阔无边的戈壁。与过去不同的是,沿着公路到处都是用砖砌的忠字牌、语录牌或门楼,到处是红色的标语:三忠于、四无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以及毛主席的语录。过去占据公路两旁“打倒XXX”、“打倒新疆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黑XX”、“横扫牛鬼蛇神”之类的新疆两大派的标语口号只在个别地方残留在墙上……

班车在途中奔驶了两天之后,终于来到W县地界。

多么辽阔、多么丰腴的B河原野,依然奔腾不息的B河啊!当年大学毕业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到这里,我曾驾驶铁牛在这里耕耘播种……我曾策马走进童话般深幽的河滩树林……也就在这里,凶残的暴徒以“革命”的名义杀戮无辜的民众,鲜血染红了河水……

美好的、丑恶的一切都随着B河河水流逝了,人们依然在这里生活不息,未来依然在远处向人们召唤……

应当给那些文革死难者立一块纪念碑,就立在这河滩。碑上铭刻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是1967年12月6日在“文革”中被暴徒杀害的……我是个幸存者啊!我在脑海里起草着碑文。

我离开W县已经七年多了,脑海里却依然萦绕着当年的恐怖场景,历历如在眼前:

夜半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
手持长矛大刀奔驶而过的武斗马队……
碉堡和持枪的岗哨。
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恐吓的大字报。
打、砸、抢、抄、抓、赶、杀……

当然,当我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才发觉盘踞在自己脑海里的七年前的时空场景,早已是过去时了……

我必须面对生活的现实。

今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我又该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注:
(1)、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凯尔泰斯语。


1990年8月—1991年3月初稿
1996年1月—1997年2月二稿
2008年5月—2009年9月三稿
2011年3月—2011年5月定稿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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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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