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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23、在劳改队获奖

1974年初,我调到1号号子当值星员也有些日子了。每到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我照例坐在红宝书台旁,主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或念《新疆日报》。等到大家三三两两闲聊起来之后,我就趴在红宝书台练字,或抄抄写写的。

1号号子住的主要是机耕组的成员。玄国清犯案收监后,李学进当了车长。马队长意识到陈国荣是被玄国清诬陷的,就又把陈国荣从一队调回来仍当东方红一75拖拉机的驾驶员。

陈国荣才二十来岁,讲一口浓重的甘肃话,中等微胖身材,浓眉小眼,总是穿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平日不多说话,有时独自躺在床上哼唱电影《阿娜尔汗》的插曲《婚礼之歌》:

“我们的婚礼多么快乐,
心中燃烧着爱情的火焰。
……”

东方红--75拖拉机的农具手是王春洋和姚延辉。

王春洋身体微胖,经常低着头发呆,沉默寡言,不跟人交流。偶尔开口是难懂的南京话,或用怀疑的目光斜着看人。听刘永兴说,他在“文革”中因“乱伦”罪判了20年刑!自从受到复查之后,他变的比较开朗,脸上也有了笑容。后来他被减了十年刑期。

姚延辉也是湖南人,才二十出头,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长得极像21世纪初的中国体操名将李小鹏。他原在某偏远县的气象站工作,因为“强奸幼女”罪,自然是十年刑期!跟他一同判刑来的人说,他其实是跟年龄相仿的气象站站长的女儿谈对象,不知为何落得这个下场!姚延辉对自己的案情则绝口不提。他是从一队积肥组调来的。

陶绪斌仍旧跟许尔明一起当轮式拖拉机的驾驶员。

我所在的农机修理车间,又从一队调来一个年轻人给我当助手,他叫黄学良,满口四川话,粗眉大眼,身材高大,说话声音总是压得很低。

此外,1号号子还住着在缝纫室干活的三个“同犯”:罗子建、朱先武和范建军。

罗子建和朱先武都是湖南人,说话都带浓重的家乡口音,都是一米五几的矮个儿。罗子建长得短小精悍,谈吐不俗。他说自己原在乌市轻工局工作,离北戈壁农场不远的化工厂建厂时他是负责人。但他从不说自己为何判了十二年刑,也从未见他喊冤枉,写上诉。朱先武则长得红头花色的,说话走路都有些女里女气的。据说是当“相公”入狱的,但平时规行矩步,并不多事。

范建军外号叫马依马克,维语的意思是曲曲弯弯的。他是一个十来岁的残疾青年,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要扶双拐,因偷盗入狱。范建军说话江苏口音很重,不大好懂。好在他性格开朗,常常说说笑笑的。

自从我给3号号子的陈鄂生写了申诉,他得以减刑出狱后,常有来找我写申诉、谈案情的人。我当时只有母亲给的一本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跟法律沾点边,此外并无有关法律的书籍。虽然当时大家都知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但是,在那年月,“法律”这根准绳究竟是怎样的,谁也说不清楚。例如,我本人的《判决书》跟当时许多“同犯”的“判决书”一样,像是一张带有派性色彩的大字报,根本就没有依据法律第几条第几款而判刑的文字!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一生中,竟然会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各种案情和实际上是“无法可依”的法律!

在一个星期天,现在在三队看菜地的那位在半夜总要惊恐地大喊大叫的中医李存明,特地来找我给他写申诉材料。他悄悄对我说,在判决书上除了说他看病收受贿赂外,主要说他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一次闲谈中,无意中说起林彪的长相像奸臣,“文革”开始后被人汇报上去,上纲上线。现在林彪都这样了……

我对李存明说,申诉只能讲,过去自己说林彪的长相完全是无意识的,请求政府从宽处理。果然以后李存明减刑提前释放了。

有一次在机耕队院外,许尔明的妻子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来看望他,一家人悲悲切切地团聚。不过,许尔明才二十多岁却有妻儿来看望他,大家又很羡慕。

过后,许尔明特地到车间来找我,说:“我是冤枉的。可是我没文化,写不出来,请你帮忙给我写个申诉。1968年我们农场发生武斗,结果对方一派的一个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当时我们的头头对大家说,要是上面来调查,大家都说那人是自己打死的,这样就无法给任何人定罪了。后来上面来调查这起打死人的武斗事件,我就按照头头讲的,说是自己打死了那人。没想到其它人都没有按头头讲的去做,都没有承认是自己打死了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按头头讲的去做的!而那天的武斗,我还没走到武斗现场,武斗就结束了。后来上面就只抓了我,和我们这一派的一名场部领导。现在我们农场那名领导干部已经有人来复查了,我还没来复查。”

我对许尔明说,你的申诉只要如实叙述,请求有关部门调查落实就可以了。他表示同意,我替他写了申诉,以后他果然得到了平反。

陈国荣也到车间来向我倾倒苦水!

我在某公社开拖拉机,谈了个对象正准备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人嫉妒我,说我家庭出身是富农,不能开拖拉机,处处打压我。后来生产队的两匹马不知什么原因死了,就诬陷我搞阶级报复整死了马,判了我五年刑,把我整到劳改队来,对象也没有讯息了……

难怪他常常独自哼唱电影《阿娜尔汗》的插曲《婚礼之歌》呢,只是重重苦难能不能把他们的爱情阻挡还不得而知!

陈国荣说完,眼角滚着泪花,说,我虽然有点文化,也写过上诉,但是水平有限,还是要请你帮帮忙。

我帮陈国荣写了申诉,但是他是在刑满出狱后才平反的。

于文富也出乎意料地到我们车间来,心情沉重地诉说自己的案情:

……我的维族亲娘被人吓死后,父亲娶了一位汉族后娘,后娘又生了几个弟妹,我因跟后娘不和,从小经常流浪街头,以后进了少管所。从少管所出来后就一直受歧视。长大了,懂事了,想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可是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每天到老鸹台去晒嗉子(1)。我并没有参加老鸹台的一些朋友组成的偷盗集团,只因为自己进过少管所,有前科,还是被抓进来判了八年刑!八年那,别提啦!说我知情不报和窝脏,其实知情没报是真,但是我并没有窝脏啊!我知道现在不复查刑事案件,也不想麻烦你写上诉,我只是想不通啊……

有一次我到苹果园陈学熙处还书,陈学熙正在跟姚延辉谈历史:

“……秦始皇在世时,谁也不行!可是秦始皇一死,陈涉、吴广、项羽、刘邦个个都行……”

姚延辉年纪很轻,却对政治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思想境界显然与众不同。

姚延辉手里拿着一本中学历史课本,见我来还书,笑了笑,借故有事就走了。

那时候在劳改队犯人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顶多只说三分话了!

陈学熙招呼我在马扎子上坐下,说,听说现在有个“76号文件”,周总理指示要认真复查“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但是下面动静不大。

我说,是有些动静,但动静不大。

正说着,就业队的园艺技术员郭化谈来了。郭老也说,听子女们说,社会上流传着对冤、假、错案平反的说法,但是动真格的还不多见。

郭化谈是湖北人,五十来岁了,须眉稀疏,脸上总挂着微笑,对人客客气气的。原是农学院的果园技术员,因历史问题判了几年劳教,在就业队工作许多年了,跟老伴住在就业队院里。我的父母到场部来时常到他们家的。郭老的妻子也五十来岁了,高大,白胖。常因在场部购物时受到跟干部职工家属不同的歧视性待遇而愤愤不平;常常调侃郭老说,你工作那么积极,还不是个人人恨!

有一次睡觉前自由活动时,在缝纫室干活的几个同犯在一边说说笑笑,只听得罗子建正在模仿当年林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

罗子建用湖北口音学得惟妙惟肖。陶绪斌圆睁环眼,警觉地朝大家扫视了一番,看大家嘻嘻哈哈无动于衷,于是咚咚咚大步流星走出号子……不久,当晚在大院值班的肖队长跟着陶绪斌来到我们号子。肖队长向大家问明了情况以后,说:有时候开个玩笑,或学电影里某人讲话就不必事事都上纲上线了。

陶绪斌坐在炕沿,鼓着环眼,一言不发。等肖队长走后,陶绪斌嘴里念叨着:我就不服这些劳改犯,我要向高股长汇报。

第二天陶绪斌果然向高股长汇报了。殊不知,肖队长跟高股长关系特好,陶绪斌的汇报自然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了。

又有一次晚饭后,在号子里陶绪斌跟姚延辉发生争执,陶绪斌欺姚延辉个头比他小些,挥拳打姚,姚延辉反应迅速,双拳还击。正相持不下,打到了我跟前,我趁势把陶绪斌按在空床沿的炕洞里,姚延辉趁机将陶绪斌痛打了一顿。

陶绪斌起身就往管教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儿陶绪斌从办公室回来,气冲冲地说:“程晓龙,邬干事叫你去1”

我来到邬干事办公室,邬干事不动声色地递给我一张《新疆日报》,说:把报纸拿去学习。我接过报纸回到号子,坐到红宝书台前,也不动声色地说:邬干事叫学习报纸。接着我就开始读《新疆日报》。

陶绪斌鼓着环眼左看看,右瞧瞧,见没人理他,自言自语大声说:“我算是服了!我服了这些劳改犯了!劳改犯厉害,真厉害!”

陶绪斌虽然不识几个字,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因车祸判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跟其他“劳改犯”有区别。但是从此以后,陶绪斌果然收敛多了。

1974年春天,北戈壁农场成立了第4中队,简称四队,主要任务是搞基建,在大墙大院的南边空地上修建“新生汽车大修厂”的厂房。据说以后北戈壁农场将改名“新生汽车大修厂”,以工为主,以农为辅了。我所认识的陈道海、张永远、王正英、郑华等都编入了四队。

1974年开春的一天,马队长到我们车间来,说,场部要求,把播种机改装成玉米间作黄豆的机组,你们要尽快改装出来。

我和黄学良忙了许多天;把BG-24条播机的播种箱加了隔板;排种轮改为粗齿的;开沟器按规定行距进行了调整;按照行距的衔接计算,调整了划行器的长度……终于改装完毕。用拖拉机牵引作了试播,取得了成功!--当年大学毕业在W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时,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的喜悦之情,又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但一想到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将近六年了,头顶上的灿烂阳光像日蚀似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明媚的田野也黯然失色!

我同黄学良坐在地头,看着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渐渐远去。

黄学良虽然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但总是一副笑脸,看淡一切的样子。他满口四川话,轻言细语地说:我是从四川来的。“文革”时四川有个叫“李向阳”的群众组织,名气很大,它打抱不平,劫富济贫,参加武斗。后来“一打三反”,凡参加过武斗的人都收到“学习班”里学习……许多人从学习班里拉出去就枪毙了。因为枪毙的人太多,就用机枪扫射,尸体装在货车里,当兵的用铁锹铲垃圾似的铲到挖好的大坑里……

还有一次我和黄学良为拖拉机排除故障后,坐在地头休息。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慢慢远去,在空旷寂静的地头,黄学良漫不经心地说:前些年在四川有一首《山城知青之歌》流传很广。接着他轻轻地唱给我听:

我站在船拦旁
举目望家乡
船儿船儿你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望一望
啊--
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乡
你的模样牢记在我的心上

流不尽的长江水
止不住的辛酸泪
船儿船儿你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看一看
啊--
美丽的姑娘你怎能知道
我的心中是多么惆怅

美丽的山城
可爱的家乡
什么时候才能
回到你的怀抱
啊--
年老的父母您莫要悲伤
您的话儿牢记在儿的心上

黄学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在四川还听说,南京有一位知青因作了一首《石城知青之歌》而被判了15年刑!只可惜这首歌我只零零碎碎地会唱几句:

“兰兰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杨子江畔
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跟着太阳起
伴着月亮归
沉重的修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这些知青的歌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年来我们听到的只是用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或是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啊!

新一代知青用诗用歌抒发他们的心声,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确实是个突破!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高明多了。我从这些歌曲里感受到了知青的伤感愤懑之情,也似乎听到了时代沉重的脚步声!

春耕结束,黄学良就出狱了,以后不知去向。然而,跟他短暂的接触,却获得了震撼人心的信息!

一天,刘道元来到车间,说:“老程,马队长叫你跟我一起去修机井,车间就你一个人吗?那就锁上门,我们走。”我锁上车间门,跟他走出机耕队,朝西走过大墙大院前空空荡荡的大路,来到公路上朝南走去。大墙大院的南边,一座巨大的厂房正在修建,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周围有军人的岗哨。再朝南走是空旷的戈壁间或有一些农田,夏日高照,万里无云,但一想起这里是监狱,这里是劳改队时,那阳光竟像被云雾遮挡了似的惨淡,还有丝丝寒意袭来!呼吸也倍感压抑。

刘道元早就调来管机井了,这口机井属化工厂和北戈壁农场共管共用,所以维修也得双方都出人工。

我对刘道元说,听说中央有个76号文件,是专门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的,你可以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呀!

刘道元依然是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到了化工厂厂区,这里人来人往,机器轰鸣,嘈杂纷繁,阳光灼人,呼吸却顿感轻松!看到马路上两口子并肩而行,才猛地醒悟来到了人间!那心头的滋味与其说是羡慕,不如说是悲伧!我离开人间太久了,人间的生活太遥远了,太陌生了!面对熙熙攘攘的人间,我的心理感到悲凉,酸楚,隐隐作痛。

我随刘道元到了井房,原来维修机井是以化工厂的工人为主,我们只是来当下手的。听化工厂工人们谈话,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自由和随便,我们立刻意识到劳改犯的可悲,自然更无话可说了。

刘道元以后跟一位盲流女子结了婚,有了孩子。为了多挣些钱,他趁假日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天,被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砖块击中头部身亡。

刘道元这位北大学子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一生。

刘道元始终没有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

我永远记得,在我劝刘道元写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他的表情: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又有一回吕理德来到车间,说,马队长叫我跟他一起去乌鲁木齐提货。

马队长开着一辆嘎斯-51汽车,我同吕理德坐在车厢上。

吕理德与众不同的是,他能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电器专业方面的知识。他说,他在看书的时候,就像吃饭一样,能一口一口咬着吞下去。

吕理德平时在闲聊时,不像别人喜欢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何等威风;而是眉飞色舞地大谈自己败走麦城时何等狼狈: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五花大绑在汽车上游街啦;遭到中学小红卫兵的群殴啦;在一次带电作业中差点丧命啦……吕理德的这个特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吕理德没有大谈其如何败走麦城,而是悄悄对我说,现在“小道消息”很多,说中央毛主席一派的人并不多,江青一派的人很少,周总理一派的人最多,将来中国政局还不知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我就是这个时候知道“小道消息”这个以后在中国流传得很广的词语的。

汽车进了乌鲁木齐城,到汽配库房我们把汽车零配件装上了汽车,马队长又把汽车开到城中心的大十字。

阳光灿烂,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大十字周围是那样繁华,那样喧闹;行人是那样拥挤,又那样悠然!满街的大字报不见了,激昂的游行队伍不见了,武斗据点和高音喇叭不见了--这就是阔别六载的大十字!--这是我多年来未曾想到过的,更没想到会突然置身其中!1964年我出差来乌鲁木齐,常到这里吃元宵,喝牛奶;1968年从W县逃亡到这里,常来看大字报,参加游行,还到过这寄卖店……今天,1974年,我又来到这里,竟然是个在押“劳改犯”!

马队长到一家清真餐馆去就餐了。我同吕理德来到我过去常来的甜食铺,我们一人要了一碗元宵。

一位红光满面,却满脸污垢,衣着肮脏的棒汉伸手向我乞讨,我感慨不已,低声对他说:我比你还差呢!他立刻转身向两位年轻女人乞讨,其中一位夹了一个滚烫的元宵朝他手里一撂,那棒汉忙往嘴里塞,两位年轻女人相视格格地笑;那棒汉又伸出手来,那女人又往他手心里撂了一个,然后又是格格的笑声,--女人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个未知数!我想起了曾经跟我亲密过的女人们,我曾经交过桃花运,接着便是厄运降临!我的心中泛起过邪念,于是我遭到了报应!

1974年8月的一天,郭化谈让人带话,叫我到他所在的苹果园小棚屋去。我来到小棚屋,父亲正等在那里。父亲告诉我,B州法院骆庭长--就是来复查的那位瘦削的中年干部,和张干事因复查我的案子,也到陕西大姐家去过……然后,父亲离开小棚屋,向东穿越苹果园,搭车回小红沟。

苹果园的这个小棚屋,在陈学熙所在棚屋偏南些,苹果成熟的时候,郭化谈才在那里临时住宿。郭化谈压低声音,神秘地对我说:“这里离老菜地的坟地近,每天半夜,总能听到一帮子人说说说笑笑从老菜地到机耕队去,接着机耕队院内的汽车也被发动着了,那帮人吵吵闹闹的,声响很大。到天快亮了,那帮子人又说说笑笑朝老菜地走了……这是马雪尘、张世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还有韩震亚他们的冤魂在游荡呀!”

1974年9月,北戈壁农场在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奖惩大会”。这是多年都没有召开过的。

在会上高股长宣布玄国清和雷天化因不服改造、继续作案,各加刑一年。

王场长宣布,一队的高为民和四队的韩晓,因为认真改造,分别减刑三个月和六个月,提前出狱的决定。

大家都知道,一队马号的大高个儿高为民,是在大跃进时期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时,抵制共产风,瞒产私分代众受罚而被判重刑的人;韩晓则是因为修建新生汽车大修厂的厂房,从别的劳改队调来的劳改犯建筑工程师。

王场长还宣布吕理德、我等五人获二等奖;郭金海等七人获三等奖。

当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走上台去,从王场长手里领到一个50开的小日记本、一支钢笔和一条毛巾。等我回到座位时,只剩下一个小日记本了,钢笔和毛巾被于文富几个截走了。这个50开的小日记本,成了我平反后重新开始记日记的第一个日记本,至今还保存着。

接着是大会发言。

首先是韩晓被点名上台,他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神情显得轻松,说,五十年代我从大学毕业,师从苏联专家,受到国家重用,但却没有重视思想改造,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多亏政府宽大为怀,终于有了今天的新生!我虽然在修建大修厂的厂房中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但这离政府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接着被点名叫上台去的是一位佝偻着腰、双眼深陷、形容枯槁的高个儿犯人,他郑重其事地拿出讲稿,用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发言:我是解放前夕从黄埔毕业派到新疆警察厅来的。当年少年得志,不知天高地厚!谁知不久新疆就解放了,多亏人民政府宽大,我才得以活到今天。今后更要认罪服法,老实改造,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云云。

北戈壁像这位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厅厅长类似的人物还有不少:如一位姓韩的年迈的原国大代表、一位姓赵的原迪化城防司令、原塔城骑兵司令、原马步芳的参谋等,都关了二十多年了,有的已陆陆续续新生出狱了。1975年底,中央宣布对国民党时期县团级以上人员特赦,给予公民权,我的父亲也在列其中,我到乌市去看望父亲,在被特赦人员集中学习的地点,也见到了他们这些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衣裳,还发给每人一百元钱,他们个个老态龙钟、喜笑颜开,互道大喜呢!这是后话。

1974年10月,马队长派我带领拖拉机机组到邻近的公社生产队秋翻。生产队的回族队长非常热情地为我们带路,还像过节似地宰羊款待我们。我们像回到了社会,又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虽然后来只吃到一些羊杂碎,心理还是挺高兴的。

秋翻结束,我同姚延辉从县城的街上回北戈壁,只见路旁建筑物的墙上,张贴着已经褪了色的、残缺的推荐上大学的贫下中农子女名单。我立刻联想到,也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五弟和小妹,是不会有这样的机遇的。他们属于“可教育子女”,自然不在推荐之列!母亲在信上说,大姐托师大的同学以五弟有绘画的特长为由,特地到公社去要五弟,大队党支部以“出身不好”为借口就是不开政审证明!--想到这里,我的情绪黯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即使是能出狱,又能帮助弟妹们做些什么呢?

姚延辉在一旁说道,现在名义上说是推荐贫下中农子女上大学,谁不知道,其实得靠走后门,有关系才行!

“走后门”这个词语以后也流行很广。

小县城的街道狭窄拥挤,街两旁的房屋低矮简陋,行人的衣着也单调灰暗。我们穿过街道来到戈壁荒野。姚延辉说,林彪有的话也说的不错,经济不是停滞不前吗?红卫兵不是替罪羔羊吗?……林彪问题的谜团并没有解开……

我心中骇然:这位小老乡并不是政治犯,怎么知道得这么多!

秋深了,我常常借故独自到田间道路上漫步沉思。我心底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要离开这里了。

我独自款款而行,举目四望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北戈壁:空旷死寂的田野,阳光惨淡的天空,阴森森的高墙大院,还有戈壁滩上的座座荒坟……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侧耳倾听大地传来的乌鲁木齐城的不停息的、隐隐而又真切的轰鸣声,那是车辆的奔驶、机器的运转、市民的喧嚷--那是人间生活运行的声响呵!我有时在漆黑的夜晚,举目遥望辽远的乌鲁木齐城星星点点的灯光,--多么令人陶醉,多么令人向往!我将离开这阒寂的戈壁,融汇到那不停息的、隐隐而又亲切的轰鸣中去,融汇到那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去!

在车间我也无心干活了,如同柳哲夫当年返乡前夕,成天坐在车间聊他的破碎的家庭和往昔一样,我也成天坐在车间跟人闲聊,海阔天空,没完没了。

和以往一样,于文富、李学进、徐茂盛他们几个常常来我们车间烤火、抽烟、休息、闲聊。

一天,于文富低着头,皱着眉,伤感地哼唱着一首他不常唱的外国歌曲,大家似有感触也跟着轻轻地唱和: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苦的咖啡
……
葡萄美酒令人陶醉
苦的咖啡使人回味
……”


注:
(1)、指到规定的街口,等候被雇用为临时工。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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