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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22、翻案曲折路

1973年2月5日,我向B州革委会人保组上诉已经整整三周年了,我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申诉也整整一周年了,母亲向赛福鼎拦路告状也快一年了,但是案情仍无进展!

1973年6月20日,母亲再次长途跋涉到W县。G局长答复说:“1972年10月(1),我亲自到北京,又到山东,找到那位复原了的‘带班员’(2),他作了回忆,证实了《原判》的定性准确。”

1973年6月23日,G局长以“W县人民法院”的名义,只手抛出了《对程晓龙一案的复查决定》(以下简称《复查决定》)称:“……法国使馆门卫先已发现程晓龙在法国使馆对面向一个外国行人招手示意。程到使馆门口伪称要找在法国使馆开车的孙子清。并乘警卫人员打电话之机会企图闯入使馆,当即被门卫拉住。在对程审查时,程又先后两次企图阻拦进法国使馆的外国人,都遭到带班员的制止……”

此《复查决定》跟《原判》明显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母亲在G局长办公室当场全文抄录下来。

原来,1972年10月B州党委和W县党委先后成立了“复查办公室”,主要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类案件。1973年2月,州、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奉命撤出,州公安处、县公安局和州、县法院分开办公,仍归州、县革委会人保组管辖。就在此时,G局长不仅自己派自己去外调复查;还独自演起了双簧:既代表公安局,又代表法院!--这真是“文革”期间司法界的奇观之一!

特立此存照,供方家研判。

我母随即到W县党委,向熊书记作了陈述。

熊书记召集W县委复查办公室王主任、W县公安局复查办公室的张主任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此《复查决定》跟《原判》出入太大,于1973年6月29日否定并收回了G局长的《复查决定》。

于是,G局长的《复查决定》胎死腹中!

翻案出现重大转机。

母亲这次上访,熊书记指示县委复查办公室安排她就住在县招待所内,并且就在县招待所食堂就餐。

母亲后来回忆说,在那个年代遇到像熊书记这样按党的政策办事,对老百姓富于同情心的好干部真是幸运!我们全家祝熊书记好人有好报!

我的妻子后来回忆说,1973年6月她作为W县XX农场的代表,出出席W县“农业学大寨”大会。在县招待所见到过我母亲。那时候听说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为坐牢的儿子打官司,从几千公里外的内地来,既没有钱又没有粮票,可怜得很……那时她在水工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4元,除了她和带着的弟弟的食堂伙食费外,就所剩无几了;晚上加班为修水渠搬石头,可挣三角钱,她每次都参加,但也挣不了多少钱。那天她身上正好也没钱和粮票,不然她会给那老大娘一些钱和粮票的。没想到这位千里迢迢为儿子打官司的可怜的老大娘,以后竟成了自己的婆婆!

1973年8月,母亲采用了1972年3月在八楼拦路告状、向赛福鼎递交申诉材料的同样方法,在乌鲁木齐八楼门口,亲自把申诉材料递交给到任不久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

1973年9月,我母在既缺钱又少粮票的条件下,不畏艰辛,到北京上访。

1973年9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李科长接待我母时称,程案将调档回京。

我们全家得知这个消息都感到振奋:北京市公安局的办案水平肯定高!尤其不会像S处长,G局长们从“文革”以来就一直戴着派性的眼镜,把我当作“敌人”!

三个月过去了,五弟在跟母亲、四弟、大姐和姐夫商量之后,决定亲自到北京进行实地调查,直接上访李科长。

1973年12月初,五弟从陕西家里起程去北京上访。前面已经讲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四弟则在60年代初就下乡插队当农民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农村干活挣工分,每天的工分值只有五角钱左右,经济十分拮据,哪里有钱买车票去北京?五弟只有依旧采用买短途票混上车再说的办法,没过几站就被列车员查出来了。列车员把五弟带到列车长办公室。五弟对列车长说,我是为冤案上访的,哪里有钱买票?这列车长并没有赶五弟下车,而是叫他在办公室等着,一直到了郑州车站,列车长还给五弟指明去省政府信访办的路才叫他下车,--列车长认为五弟是到省政府上访的,--令五弟感动不已,深深地向列车长道了谢。也可见那年月冤、假、错案太多,主持正义的、善良的人也还大有人在呵!

在郑州下了车,五弟又买了去北京的短途火车票……

到了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五弟看到一位老者跪在路边,膝下铺着一张状纸,百十来个中楷毛笔字,开门见山,说明亲人遇害的经过,言简意骇,扣人心弦,路人莫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告地状!--五弟以后经常以此为范例,说明写状子的要领。

五弟又亲自到法国使馆门口观察现场,在向门卫询问时,也被拘留审查了。

1973年12月7日,五弟在朝阳分局获释后,到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了李科长。李科长答复说:我亲自找到那位带班员(3)进行了复查,带班员说,程晓龙在法国大使馆门口跟一位外国女人打招呼,和这个女人嗷嗷地讲话,又乘警卫人员打电话之机,要进入大使馆,被警卫人员拉住。

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的答复,竟然跟W县公安局G局长的答复如出一辙:都只找那位“带班员”进行复查!给我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翻案之路陡然又走到了悬崖!

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李科长的答复跟我在法国使馆门口找孙子清的实际情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跟《原判》、跟G局长的《复查决定》更是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尤其是在关键细节上,从来没有询问过我这个当事人,也从来没有跟我这个当事人对证过!

据此,五弟在1973年12月15日给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写了一封信。

1974年3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给我母来信,称,来信收到,已函告新疆公安厅,由当地定案单位复查处理。

1974年5月初,我母到新疆公安厅上访。接待人口述《北京来函》,大意是北京的原始档案材料中有:程晓龙去法国大使馆门口跟一个外国女人打招呼,并用外国语说了话,因警卫不懂外国语,所以没听清说什么……

《北京来函》再次证明“带班员”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我构陷!最令人不解的是,带班员的谎言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却被奉为本案的圭臬!在历次审查询问中,从不对我提起,从不跟我对证!

由此也印证了遇罗克所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而像“带班员”这样的人则是“自来红”的革命者,他们对公民的构陷竟然成为“朴素的无产阶级语言”不受质疑!当然用不着跟“先天的罪人”对证了!

1974年6月,我母再次到B州上访,到了B州我母才知道B州党委的“复查办公室”已于1974年2月份撤销;B州革委会的人保组也已于1974年5月份撤销。我的案子现在由州法院复查。

非常幸运,B州法院的董院长也是一个主持正义的人,也对老百姓富有同情心!董院长已五旬年纪,中等身材,白皙微胖,态度祥和。他很亲切地接待了我的母亲,并安排我母住在“红旗饭店”。

像S处长、G局长、D队长这些当时称作“风派人物”,乘着“文革”的东风,自然是恰逢其时,平步青云啦!而经历了“文革”的严酷考验,像熊书记、董院长,还有后面提到的骆庭长、张干事这样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大有人在!

1974年6月18日,我母得知,州法院将在7月派人复查本案。

1974年6月19日,我母又得知,北京市公安局1968年7月遣送程回新疆时,附有一个书面意见,写的很严重(估计就是前面讲的《北京来函》讲的原始档案材料),W县公安局就是据此判刑的;北京市公安局调档回京复查後,于1974年又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对其1968年7月原来所附书面意见有所更正,也觉得过去写的意见不正确了!

翻案之路再次出现重大的转折!

我母在B州住在“红旗饭店”上访时,我在W县看守所羁押时的难友黄开焕,从家里提来面粉和清油给我母,表达声援之情,令人感动!

刑满从北戈壁回到W县的难友陈清文,也来到我母住处商议为我翻案的对策……

1974年7月26日上午,李干事派人来叫我去一趟。我来到大院门口李干事的办公室,他立刻带我到隔壁办公室,李干事招呼后就走了。只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位瘦削的中年干部和一位壮实的年轻干部,都穿着兰色制服。

瘦削的中年干部的眼睛闪着敏锐的光,职业习惯性地转动眼珠打量着我,问道:“你的姓名”?

我答:“程晓龙”。

他挥手示意叫我坐下。

我看跟前只有一个小板凳,也就坐下了。

他说道,我们是B州法院的,对你上诉的案件进行复查,你把1968年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经过,和在法国使馆门口找孙子清的实际情况讲一讲。

那壮实的年轻干部趴在桌上做记录。

我如实做了叙述。

中年干部问:带班员(4)为什么把你叫回去盘问的?在这之前他是否跟门警说过话?

我答: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带班员本人,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带班员的出现。使馆工作人员叫我离去,我走了好几步远之后,带班员才从西边过来,又把我叫回大门东侧盘问的。这之前,门卫叫我问了馆内工作人员;这之后,民警首长来才把独自站在大门东侧的我叫走的。--他们应当可以作证!

中年干部又问:你跟外国人打招呼了?

我答:我根本就没有跟什么外国人打招呼。打招呼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接着我比划着说明当时找孙子清的实况,驳斥《原判》的种种不实之词。强调指出,捏造我“跟外国人打招呼”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中年干部还问到,原新工总组织部给我开的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的介绍信等是否还在?能否找到后给他们寄去?我答,保存在队长那里的,应该可以找到的。

来复查的两位干部走后,我找到高大胖硕、面颊刮得铁青的维族干部艾副场长(他原是一队队长),向他索要入监时交给他的证件等。艾副场长很快就给我拿来了!四年半过去了,新工总的介绍信、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上访证明、北京市公安局的伙食费、粮票欠条和工作证等竟完好如初!我大喜过望,连连对艾副场长表示感谢。艾副场长说,那是他应该做的。

我立刻把有关证件寄给B州法院了。

在这次难得的复查提讯中,中年干部除了问到带班员外,还问到门卫,这是前所未有的!在W县公安局G局长胎死腹中的《复查决定》中、在北京公安局李科长的《北京来函》中、以及他们在当面答复母亲和五弟的上访中,都只强调“带班员”是如何如何说的,似乎本案现场并不存在门卫、馆内工作人员和后来的民警首长似的!--这也是个好兆头!

自从1970年2月我被判刑后立即作了上诉,四年多来我已不停地上诉了二十多次,今天总算对我进行复查了!其时我已身陷囹圄6年多了,翻案走过了曲折的路,总算见到一线曙光了!


注:
(1)、五弟来W县上访之后。
(2)、(3)、(4)、《原判》称“岗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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