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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20、最怕去塔里木

“九一三”事件后,当时宣传“严加戒备、防修突袭”。听说要把大批犯人转移分散到南疆塔里木去,北戈壁农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锻工车间的三盘炉子不停地打脚镣……

犯人们最怕去塔里木。

犯人们打赌发毒誓时常说:“输了去沙雅!”可见地处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沙雅劳改农场在犯人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怕!

在北戈壁农场犯人中间流传着对塔里木这样的描述:

在广漠的塔里木分布着许多个劳改农场,它们都建在黄沙莽莽、无边无际的戈壁沙漠里。劳改犯们成年累月面朝戈壁背朝天地耕耘播种收获……劳改犯们不但跟外界隔绝,由于土地面积大,犯人们彼此也很少来往……即使刑满进了就业队,也没有出来的希望,只能在浩瀚的荒漠戈壁里自生自灭……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所有的路口都设有岗楼和哨卡,戈壁沙漠上的蓬蒿、乱石都逃不过警卫人员的视线,插翅也难飞过。

即便如此,试图逃离塔里木的劳改农场的犯人,如同飞蛾扑火还是没有间断过。只有极少数例外,前面讲过的,W县吐尔逊。上海的儿子、新大学生伊玛木就曾从塔里木某劳改农场成功越狱。

据说,塔里木某劳改农场的一个犯人,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做了长期的精心准备,像鲁滨逊似的,用一段粗原木,挖空做了一只船,晒了许多玉米窝头当干粮,趁塔里木河发洪水时,乘木船漂流逃出了劳改农场,又艰难跋涉找到了公路,终于逃离了塔里木。但是在乌鲁木齐还是落网了。落网后,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押送回塔里木,哪怕加刑到十八年呢!

北戈壁的劳改犯个个人心惶惶。

我也作了被转移到塔里木的最坏打算:在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趁大家三三两两闲聊的时候,我借口练字抄毛主席诗词,抄了许多古文古诗,塞在被褥的网套里,--听说到了塔里木,与世隔绝找不到书看了,岂不变傻了?

听说这一回就业队也要抽调一批人到塔里木去,高股长把张经林列入其中。张经林那时“三回头”后又回到就业队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懑地说:“我给高股长的老岳母治好了病,现在他却这样对待我……”情急之下,他跟距北戈壁不远的XX厂的女医生王某领了结婚证,才躲过了这一劫!这王医生正是当年因在北戈壁同张关系暧昧,而跟丈夫离异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经林在右派改正平反后,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小说,这是后话。

1972年春,北戈壁的许多劳改犯像李松章、黄祥明、韩雨平、李忠保、安永生等一批人果然被抽调到塔里木去了。

我这次没被调走,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从此,我更加珍惜眼下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特殊的“劳改”环境:我主管的农机修理车间比较清净;我当值星员的2号号子也还算太平;我还可以找到书籍阅读,有的诗文我还做了抄录。

而今已是21世纪了,我还一直保留着当年在北戈壁抄录的诗文,谨以此作为在文革时期虽身陷囹圄,却依然向往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纪念吧!

机耕队二号号子的“同犯”,都是不同工种、独挡一面的能人:

钣金工徐茂盛,也就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儿,皮肤白皙,红光满面,讲一口乌鲁木齐话。他的父母妻儿都在乌鲁木齐。有一次马队长开车拖来一辆撞坏的汽车,需要校正修复驾驶室。徐茂盛接着把车开到戈壁滩上的一颗老榆树下,利用老榆树当吊车,再用千斤顶配合,很快就把撞坏的驾驶室校正修复好了。虽然机耕队设备简陋,可是徐茂盛能开动脑筋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受马队长的赏识。因此他常可借口采购材料和工具之便到乌鲁木齐去,顺便还常常给我借些旧书来,像《古文观止》、《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近代诗选》等,真使我大喜过望!

电工吕理德,个头高,身体棒,浓眉大眼,说话带广东腔。他不只是汽车电路修理工,还是场部外线线路电工。他人缘好,交际广,不知从哪里陆陆续续给我借到《外国文学作品选》、《唐.璜》、《契珂夫短篇小说》等书。

铸工冯章才,浙江人,也快三十岁了,是在北戈壁学的铸工,由于他心灵手巧,管教干部们常来找他翻砂平底锅、桨窝子和勺子等;尤其是他制作的铜皮烟盒精致美观,镂刻有种种花纹,既能装香烟,又能装当时普及的莫合烟,很受青睐,成为一种当时流行的礼品。--本来铸工车间活儿并不多,这一下他可就忙得不可开交了!铸工车间开炉时需要引火纸,有的管教干部就把家中的旧书旧报纸拿来给他。

我就是在铸工车间里废弃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号,于1969年7月20日登上月球这条消息的--当时真有“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因为我国那时正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我还在旧书堆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发黄了的书,原来是一本公安部门的内部材料,其中就有解放初期镇反时,全国共枪毙了四百多万人的记载!

焊工郭金海是一位小个子的河南人,三十来岁,焊接技术高明,自然独挡一面。因为差点卷入“反革命集团”,所以平日谨言慎行,除了拼命地干活,借工作之便搞点“油水”外,并不多事。
   
油漆工刘永兴也是河南人,三十来岁,身材高大,我刚到北戈壁那天,在篮球场上,带着脚镣,欢蹦乱跳地打篮球的就有他!平日他惯爱飞短流长,切切私语,显然是个多事的人。幸亏他文化程度低,从不看书看报,否则我在号子里看书,写东西就有问题了。

1972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照例坐在“红宝书台”旁,拿起管教给的当天的《新疆日报》,上面刊登了周总理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举行招待会的新闻,我还没念完周总理的祝酒词,同犯们就已三三两两闲聊起来了。我也没心思再念了,于是自己看完了周总理的祝酒词,再看尼克松的祝酒词。尼克松的祝酒词篇幅不长,却十分精彩生动、尤其是他处处突显美国的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北戈壁农场早在1969年就实行军管了,原来的张副厂长等—批干部早就靠边站了。负责军管的单位也换了好几拨了。1972年春节过后,原负责军管的兵团工X师的军管干部全部撤走,调换来兵团农X师的军管干部。工X师的干部只在场部,而农X师则在各队派驻了军管干部。

机耕队也来了一位军管干部,叫陈队长,黑长脸,三角眼,一口甘肃土话。实际上他只是农X师的一名农业排排长,顶多当过几年兵,既不懂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

刚到机耕队的时候,陈队长总是吊着黑脸,凶神恶煞似的。过了不久,他就跟于文富、徐茂盛、吕理德等人有说有笑的,看起来还随和。可是这位陈队长对我却特别严厉:每当收工集合站队时,总要点我的名,并无缘无故地瞪着三角眼,叫我立正,教训几句。

对此,我困惑不解,事实上我依然规行矩步,偏背的农机修理车间也不引人注意。后来,陈队长在一次训话中泄露了天机:“……对于反革命政治犯就是要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因此,陈队长那黑长脸、三角眼和甘肃土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平反后我本想去农X师会会他的;后来一想,这样的人难道还见得少吗?何足为怪呢?

备耕工作开始,马队长给我派了两个小青年当助手。一个叫赵延生,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长得眉目端正,皮肤白皙,言谈举止也文文静静的,外号却叫“闫王”!据说,因为他在社会上爱打群架,被他父亲送到公安局的。另一个叫李家星,也轻言细语、文质彬彬的。他的相貌,正如于文富调侃的,颇像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刺杀列宁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他是在1968年武斗中用刀子捅伤了一名军人,“一打三反”时被清理出来判了刑。他俩都住在一队,只是白天到机耕队来干活。

大家都知道,赵延生的父亲是兵团后勤部的副部长;李家星的父亲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局长。但是他俩到机耕队来干活,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还肯动脑筋,主动积极完成任务,干活时他俩还有互相比拼的意思,这样一来,我就轻松多了。

农X师军管会在北戈壁农场场部派驻的袁场长,三十来岁,高个儿,一口北京话,据说是北农机毕业的,他亲自到机耕队来抓春麦沟植沟播机组的改装。他带来了鼓型镇压器的图纸和实物模型,交由铸造车间冯章才他们翻砂,造型;开炉浇铸时,机耕队其他车间都前去帮忙……

我和李家星、赵延生又对中耕机和播种机做了相应的改装。

春播时节,袁场长也亲自来到地头。

小麦沟植沟播当然取得了成功!

因为我在上大学时就到农X师实习过;我在W县当技术员时,就改装过小麦沟植沟播机组,并取得成功。

春播结束就是中耕和检修拖拉机了。按照北戈壁的惯例,夏收是用劳改犯打人海战术割麦子,然后用佳木斯产的脱谷机脱谷。

去年脱谷的时候,我注意到脱谷机的解捆机结构复杂,故障较多,影响工效。我打算对脱谷机做一些改进,我把自己的想法对李家星和赵延生讲了,他俩竟然很有兴趣,专心致志地同我一道维修、改装脱谷机。

一次干活休息的时候,赵延生微笑着说:“因为我打了几次群架,老爹把我送到乌鲁木齐警备司令部教育,结果却被判刑送到这里来了!”他停了一下,叹口气说:“老爹怎么会知道儿子在这里啃窝头呢!”李家星笑道:“你老爹到底是三八式干部,还是老脑筋,以为什么都按政策办呢”!赵延生摇着头叹道:“我老爹就是老脑筋!过去我每次回家,老爹总要问,《雷锋日记》读了没有?--真可笑!”

李家星有时还会说起,文革开始,他还是某中的学生,在一次两派在广场上激烈辩论时,他从人民广场高高的主席台上向人潮汹涌的台下跳去……也谈起自己在一次武斗中刺伤了军代表,后来以故意伤害罪判刑十年。而赵延生则从来不谈自己打群架的事。

有一回于文富到我们车间来闲聊,大谈其女人。李家星只淡淡地插了一句:“你见过《金瓶梅》里的插图,把女人的两只脚吊在葡萄架上搞的吗?”于文富大惊,摇着头说:“没见过。”接着问李家星:“你能给我找一本看看吗?”李家星却说:我没那本事,那是省级干部才能有的书!我相信李家星的话,因为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是找不到《金瓶梅》之类的书的。赵延生则从不谈论女人。

赵延生老爹乘轿车到北戈壁来看望儿子,总是受到场领导的热情接待。马队长也被场领导叫去,向赵部长提出批拨一些钢材和另配件等,赵部长自然会签字批拨的。

赵延生老娘可不像他老爹,认为儿子受到了良好的管教教育;而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找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要把儿子救出牢狱。据说场部管教陈干事就曾是赵部长的部下,正在尽力想办法。

李家星谈到在来机耕队之前,他在一队积肥点积肥的事。一队积肥点设在乌鲁木齐西大桥附近,负责人就是年轻矮小的孙干事。有一回在西大桥附近的马路上,油头粉面的孙干事,叫他们几个穿着兰色劳动布工作服的“同犯”站成一排,当着来来往往行人的面,指着每个“同犯”的鼻子训斥了一番,丢尽了“同犯”们的脸!没过几天,孙干事又来找他帮忙,原来是,孙干事的妻子从内地来乌鲁木齐,想要在乌鲁木齐落户口;而孙干事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要落户乌鲁木齐市谈何容易!因此想通过李家星在乌市某区公安分局当局长的哥哥帮忙。李家星说,哼,我才不给他帮忙呢!

赵延生和李家星出身于高干家庭,在一般人眼里,他们在家是娇生惯养,在社会上是养尊处优的;可是,进了劳改队,他们依然举止正派,待人诚恳,干起活儿来认真踏实!多亏他俩的努力,检修改装脱谷机的任务提前顺利完成了。

庞大的脱谷机就停放在机耕队院外离苹果园不远的地方,我们常常借脱谷机的掩护,窜到苹果园外的林带里摘桑椹吃,像回到了童年,个个吃得满嘴紫红,互相逗笑。

我们把脱谷机复杂的曲轴解捆器,改为直轴上安装两块木板叶片的喂入轮,取得了成功,使脱谷机的功效大为提高!

次年,李家星就复查减刑出狱了。

接着赵延生也“保外就医”了。据赵延生说,陈干事讲了,他们的案子是“团伙斗殴”,不是个人犯案,只能如此了。名义上是“保外就医”,实际上也就是出狱了。

据说赵延生出狱后还是参与打群架,他的外号叫“闫王”,可见打起架来是极其凶狠的。1975年某月,赵延生被七八个小青年诱骗到达板城附近的荒野,用乱刀桶死了!

赵延生的父亲因为唯一的儿子惨死,伤心过度也去世了!《新疆日报》还为新疆xx厅的赵厅长去世发了讣告。那时兵团的赵部长已调到新疆XX厅任厅长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因为维修改装农机具,常要铸造一些零配件,我常到偏背的铸造车间去的,跟冯章才成了知心朋友。

有一回场部的H会计,一位身材略显矮胖、慈眉善目的女子;和场部兽医Z医生,一位白皙偏瘦、眉清目秀的女子,来到铸造车间。H会计拿出一块铜皮,轻声细语地叫冯章才给制作一个烟盒。其实大家都知道,H会计在没人注意时也抽烟的。“同犯”们都知道,这两位已有家小的女干部,是从不训斥劳改犯的。--也就是把犯人当作人的好人。

等她们走了,冯章才说,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也不了解年轻女人,对年轻女人总感到神秘,你呢?

我说,我过去年少时,对女人敬畏如神。后来也只是想像而已!跟女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已是27岁了,完全是按想像来进行的。原来想像跟真实竟如此接近!尽管我已尝到过女人的滋味,但女人对于我来说,依然太难捉摸,仍是“未知数”!

冯章才谈起他的父亲。说父亲老老实实辛辛苦苦一辈子,临死前,叫人把他带到河边,他要看看河,看看船。我们家其实离河不远,我的父亲竟然临终前才来到河边。

冯章才谈到自己的案情,说,我原是乌市某工厂一个门市部的营业员。1962年,母亲来信说,家乡生活十分艰难,快断炊了……于是他偷盗了门市部的五千元,想寄回家去……后来他主动坦白交待了,全部退赔了,仍被判十年重刑!

冯章才的十年刑期总算熬到头了,也搬到就业队去了,他反而更加忧心忡忡。他说,我的老母年事已高,我多想回老家侍奉老母啊!可是如果像别的“同犯”,遣返回原籍,大多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怎么办呢?留在就业队也只是暂时的,弄不好抽调到塔里木去就更糟了!。

1972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铸造车间,冯章才愁眉紧锁地说:

我这十年改造表现怎么样管教干部都是清楚的。干部、家属要我做的平底锅、烟盒我都做了,管教干部们平常对我也不错,--就这样,我还是有“坏分子”的帽子!而且是戴着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原籍!我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怎么回去见我可怜的母亲呢?我想暂时留在北戈壁就业队也不行,竟然是强制遣返!

在原籍肯定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听说冯章才以后又返回了新疆。但是我却再也没有见过他,不知改革开放后他生活得怎样?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冯章才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

1972年9月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农机检修车间,陈清文匆匆忙忙进来。我知道他前些天刑满从三队出狱到就业队了,他的妻子也从湖北老家来了。陈清文平日是比较沉稳内敛的,今天却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的模样。他见车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我老婆昨天在乌鲁木齐跑了!她从湖北老家来,在就业队住了几天,成天怨天怨地的……昨天我俩到乌鲁木齐买东西,她趁我不注意,跑了,下午也没见回来……我听她那口气,好像从口里回新疆,在火车上勾搭上人了……怎么办?”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沉默良久,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陈清文又说:“我被判刑后不久,她就带着孩子回湖北老家了。现在北戈壁农场已经跟W县联系过,同意我们回W县了。我们正准备回W县,然后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她却跑了!”

我灵机一动,问:“在W县你还有亲戚吗?叫他们来想办法找人”!

陈清文恍然大悟,说:“对,叫我表哥来。”

又过了几天,我在机耕队院外的农具停放场检修机具。陈清文和他的表哥路过看到我,过来跟我打招呼,说,我表哥从W县来,我们在乌鲁木齐车站附近转了几天,终于找到了我老婆,现在她在就业队,你去看看吗,过两天我们就回W县了。

我同他们到就业队院子,看见刑满不久的锻工许旧功和他妻子在一间小房门口跟几个老病的新生人员在聊天。我们来到一间简陋的土屋,陈清文推开门,她老婆蒙着头睡在床上,露出一双穿着丝袜子的脚和一截穿浅红色线裤的腿,毫无动静。陈清文随即关上门,我们走到院里,许旧功招呼我,我也就站下,向他问长问短。陈清文说,他和表哥到菜地买点菜去……

许旧功,河南人,四十来岁,中等个儿,容貌清癯,可能是因为劳改时间过长,五官像缩成了一个“苦”字。平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工作勤恳,得到领导的信任。他是机耕队的老锻工了。我检修改装农机具常找他帮忙的。他也是近期刑满到就业队来的。入狱前,他已婚,但还在读中学,因其父病故,按当地的习俗,他接任了“一贯道”堂主。一贯道在当地流传已久。接着,他的家乡解放了,“一贯道”被列入反动道会门,他因年龄小还在读中学,才没枪毙而判了无期徒刑!因为在劳改队表现好,后来才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的,终于他也熬到头了!

许旧功的妻子头发已白,身体干瘪,满脸皱纹,龙钟老态的模样仿佛是许旧功的老娘似的!她用河南土话诉说着:……1958年挨斗挨饿,婆婆终于打熬不过,去世了。我拼命挣扎着生活,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挨批斗,还是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女儿已经出嫁,许旧功又出狱了,就投奔而来。

--难友们听了无不感叹唏嘘,对这对患难夫妻深表同情!这对患难夫妻在北戈壁农场暂住,这里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他们又不愿回到原籍挨批斗,受歧视;他们又没有其他立脚之地;他们又担心在北戈壁被抽调到塔里木去。

不久,陈清文夫妇和他表哥回W县了。在“文革”中对陈进行打击报复、整过陈清文黑材料的M公社党委书记吴养善调回口里了;后来在复查中,陈清文破坏军婚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陈清文得到平反,也恢复了党籍。再后来,陈清文当上了W县的粮食局局长,很走红了一些年月,这是后话。

而许旧功依然诚惶诚恐地在锻工车间上班。每个“劳改犯”刑满后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好不容易熬满了刑期,却又忧心忡忡不知出路在哪里?“劳改犯”的刑期是有期限的,而“劳改犯”的帽子却得终生戴着!也因此,就业队成了劳改犯的理想归宿,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都有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戴着,不分高低,不分彼此!倘若一旦遣返回原籍、回到社会上,戴着“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就永远低人一等,永远属于“黑七类”!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不断革命”的运动到来,就肯定是批斗的对象!大家都看到的,许旧功的妻子仅仅是背着“黑七类”的家属的的黑锅,在社会上熬过了二十来年,竟比在劳改队度过了二十来年的许旧功憔悴得多、衰老得多!夫妻二人的相貌竟形同母子!也可见戴着帽子、背着黑锅在社会上生活比在劳改队更艰难,更难熬!

直到1975年我平反离开北戈壁,许旧功依然没有归宿,依旧同老伴在北戈壁就业队勉强度日;再往后,我就跟他失去联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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