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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9、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早在1970年我刚刚到北戈壁农场不久,一次随入监队的黑色队列在大墙外准备出工的时候,蓦然看见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一担空桶,独自在公路边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

自从1958年5月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在家中被带上手铐抓走后,我已经12年没见过他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殊途同归,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反右”时被判重刑的、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刚刚在北戈壁刑满;而在“文革”中被判更重刑期的、也是大学学子的儿子竟也来到这北戈壁!

目送父亲深一脚浅一脚渐行渐远的矮小的身影,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抗战胜利后,父亲每次从上海回到湖南家乡,我一听到邻人报信,就像一只小狗窜出家门,飞跑着去迎接父亲,去牵父亲的手,跟在父亲身边跳来跳去,或许是因为父亲回家我可以少挨母亲的打……父亲总会给我们带来《胜利课本》、《儿童时代》和《安徒生童话》等许多儿童读物。

1949年3月的一天,我们弟兄正在上海复兴中路的家门口玩耍。身着笔挺的海军军官服的舅舅,驾着一辆棕色汽车,匆匆来到我家旁的弄堂。他当时是国民党海军第一巡防舰队队长,因为我父母做了思想工作,他准备率众起义,而受到通缉……我父母通过中共地下党帮他逃离上海,投奔到苏北解放区。--那时父母已参加“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着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后,父亲被提拨当上了华东外贸局的调研科科长,他高兴地带我们弟兄逛福州路书店,给我们买书,还带我们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1952年5月,我们全家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跋涉来新疆。在颠簸摇荡的汽车上,年届不惑之年的父亲也兴致盎然地同大家一起唱歌: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毛主席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他的号召……

我望着父亲满脸尘土的脸,心理想:父亲这模样,还算年轻人吗?

1954年的一个星期天,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家中,读师范的大姐 也回家来了,弟兄姐妹团团围坐在一起吃饭。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你们都要长大了!我要把你们弟兄姐妹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果然,次年大姐就考上陕西师大走了,从此我们弟兄姐妹再也没有聚齐过。

1958年3月某日《新疆日报》头版刊登了父亲批判右派储安平党天下的长文。可是不久,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我们的家被查抄了,父亲被戴着手铐抓走了……

学校团组织立刻给我们弟兄们做工作:要相信党,要跟着党走才有前途;要跟“右派兼历史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

此后,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断绝了跟父亲的来往,以此表示跟“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决心。

这就是中国当年的严酷的现实!

我目送父亲远去的矮小的身影,尽管已经12年没见过父亲了,但我却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或许是这些年我们这些“先天的罪人”在生活中挣扎得太辛酸了,太徒劳了,已经变得麻木了;也或许是当时“一打三反”运动的恐怖气氛令人窒息……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

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

尽管我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经常与死神为伴!然而我记得泰戈尔的话:“……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我希望用我的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因此,我在1970年5月,在北戈壁批斗“反革命集团”杀鸡儆猴的恐怖气氛中,依然递交了判决以来的第三次上诉状!

虽然我的三次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在1971年4月又通过管教向B州人保组递交了第4次上诉。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0月,柳哲夫回原籍后,我成了农机修理车间的负责人。由于农机修理车间比较偏背,马队长很少来检查。于文富、李学进、徐茂盛几个常到这里抽烟、闲聊和休息。同时,负责机耕队管教工作的邬干事,一位个头稍高,皮肤黧黑,沉默寡言的江苏青年,宣布我是二号号子的值星员,这样我就得在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里,坐在“红宝书台”旁组织大家学习,给大家念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

1971年11月的一天,李学进到农机修理车间,跟先到这里来抽烟休息的于文富几个闲聊时,说:“中午,我在就业队看到一个老太婆真可怜,她的一个儿子文革时在哈密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在W县被判刑劳改了,她的老伴就是就业对的程XX……”

我的头当时就嗡地一响,成了一片空白!他说的正是我的父母呀!这么说,三弟真的在哈密遇难了?当年我做的梦竟然是真事?

我的心忐忑不安,悄悄离开车间来到跟机耕队相邻的就业队院子门口,果然看到母亲站在就业队院子里,头发都花白了!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母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其实三年前我离开H县时,母亲就到过父亲这里;我到北戈壁快两年了,还是这次听到小李不经意的谈话,才来就业队看到了母亲。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影,连想她十多年来遭受的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心中漾起一片怜惜之情!尽管她对我总是粗暴偏见,但她终归是我的生身母亲呀!

翌日,在机耕队门口的农具停放场,我忧心忡忡地检修着农具,忽然,我看到父亲从远处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走来,显然,他也才得知我,--他的上过大学的儿子,竟然也在这里!他当然不曾想到,他的“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10年刑期好不容易在北戈壁熬满了,上过大学的儿子却又以更长的刑期进了这北戈壁!

我们远远地、无言地相互对视了一番。父亲的眼光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似乎是对儿子表示歉意: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连累了孩子们!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7个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当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都中断了跟他的来往!

面对现实的无奈,我背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带队的邬干事叫我出列,并指示我去大门前的管教办公室,我才看到母亲手里拎着个包袱,站在那里等着接见。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晓龙,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语。

母亲含着泪讲述了三年前三弟在哈密遇难的经过:

1968年10月3日,三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猛烈的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在文革中,他因父亲是右派而被打成小牛鬼蛇种,曾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三弟飘然来到号子里,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竟然真是三弟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

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三弟遇难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三弟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总想为三弟写点什么……

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作为值星员,念上两篇毛主席著作,或读上两篇《新疆日报》的有关文件后,就是大家讨论发言了。其实讨论发言早就是个形式了,“林彪事件”后管教上也很少来检查了。趁大家三三两两交谈的时候,我坐在“红宝书台”旁断断续续写对湘弟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作《缅怀三弟》。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年在劳改队写的《缅怀三弟》的原稿。

不久父亲被调到北戈壁农场所属的小红沟煤矿去当统计员去了。在那里干活的都是北戈壁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小红沟煤矿在某县的山沟里,那里有许多小煤矿。

母亲从小红沟煤矿来通过管教看望我,给我带来一大瓶糖泡黄豆、一盒刮脸刀,和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中俄会话读本》等书。我认认真真地把《控诉法西斯》读了好几遍,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母亲在1972年1月回到陕西H县家里,向儿女们通报了我也在北戈壁农场服刑及我的冤案实情。从此,全家通力协作为我打官司!大家认为:既然向B州革委会人保组上诉了两年,竟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那就只有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直接申诉!

于是,我在1972年2月5日,开始向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递交申诉。因为我已经上诉了两年,竟如石沉大海一般!

尽管在那年月,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在社会上也没有听说老百姓打官司获胜的先例。但是既然是受了冤枉,是冤案,就得上诉,就得上访,就得翻案!

春节过后,1972年3月,母亲就我的冤案如何翻案,在跟儿女们仔细讨论之后,又从陕西H县来到新疆父亲这里。

经过周密的考虑,母亲来到乌鲁木齐八楼,打听到自治区首长在此开会的契机,趁会议结束,赛福鼎走出大厅准备上车的时候,头发花白,衣着素净的母亲突然出现,拦路喊冤,向赛福鼎本人递交了申诉状!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古已有之的拦路喊冤的一幕!体现了母亲的大智大勇!

从此,我的冤案才有进展。

1972年6月,母亲到自治区革委会人保组开了介绍信(向赛福鼎面递申诉显然起了作用),独自到远离乌鲁木齐五百多公里的B州上访。

不是冤家不聚头,B州革委会人保组接待母亲上访的人,恰恰是1967年春天,借群众组织传单字误,曾公然对我进行恐吓与威胁的S处长!

S处长闪着大而深陷的、酷似猫头鹰的双眼,幸灾乐祸地对母亲打官腔。举止庄重,衣着素净的母亲,沉着地从包袱里取出老花眼镜戴上,并拿出钢笔和本子做记录,S处长立刻意识到对手非同等闲之辈,不是随便可以打发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

接着母亲又到W县革委会人保组上访,又恰恰是G局长接待!这G局长正是1966年底,借某群众组织贯彻执行乌市红卫兵总部《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通通赶出城镇,赶到农村去,遭到我们的痛斥!后来,他在1967年8月州县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后,也靠边站了很久,不过,他这位北京下放的精明干练的老公安还是复出了。

瘦削文弱的G局长变脸快是出了名的,说起话来也总是职业性的云里雾里让人不着边际。我母戴上老花眼镜,拿出钢笔和本子,准备记录。G局长才字斟句酌地说了几句后就打住了。

G局长到底是北京下放的,见过世面的,他看母亲的举止做派非同凡响,表面上对母亲到还算客气。

接着母亲又向W县县委熊书记作了上访。W县党委在中断四年之久后,是在1971年10月才恢复的。熊书记本人是现役军人,但却体貌清癯,举止儒雅。他的办公室摆满了各种盆栽小松树。

熊书记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母亲,仔仔细细地倾听了母亲的申诉,并叫秘书认真做了记录。最后熊书记轻言细语地说,他会认真调查这件案子的。

无论在什么年代,世界上总是好人多呀!

母亲从W县返回小红沟煤矿後,由父亲把上访的经过及S处长、G局长的答复,写成书面材料,向子女们通报。

1972年9月,五弟从陕西来到新疆,先到北戈壁农场通过管教部门接见我。当我接到通知,从机耕队走到大院大门外的管教办公室门口时,看到四年没见的五弟,他那健壮的身躯,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竟那样像三弟!怪不得骨肉兄弟基因相符,心灵相通呐!

负责犯人与家属接见的李干事是位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的三十多岁的干部,他总是安排犯人和家属在管教办公室门口接见,自己就进办公室去不再过问。他平日无论对谁都是微笑着点点头,从不找犯人的事,在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中间口碑很好。用现在的话来说,李干事是属于懂得人性化管理的公安干部。

我和五弟交谈了一番,就走回机耕队去。过了一会儿,五弟肩上背着挎包大步大行地赶了上来。在空荡荡的大墙外的公路上,用只有我们弟兄们才懂的湖南家乡腔、还掺和了一些陕西腔的土话对我说:“我仔细分析过《原判》和你的上诉书。《原判》跟事实是矛盾的!尤其是案发现场,除了‘岗哨’外,你先找的门卫,门卫又叫你问的馆内工作人员,以及后面来的民警首长,--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具体言行,都是不容忽视的!……”

五弟能抓紧机会毫不含糊地跟我“串供”,说明他懂得打官司的一些潜规则,这也是五弟聪明过人之处!我身陷囹圄四年多了,还是浑浑噩噩地被人牵着鼻子走,对文革期间无法可依的公检法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而母亲和五弟则早已看透了这一切,显然比我这个亲身体验了“文革”期间司法黑暗多年的人还要高明百倍!

五弟说,他打算亲自到B州和W县去一趟,进一步调查案子的症结所在。现在他按照父母在信上所绘的路线图,到小红沟父母的住处去。

到了机耕队,五弟直接朝东走去,说,父母绘的路线图表明:穿过苹果园,走过一片戈壁滩就到公路了,从那里可以搭车去小红沟。

我们挥手告别。

五弟毫不迟疑地往前走去,仿佛常走这条路似的。这条路我还一次没走过,五弟也还是第一次来这里呢!

五弟到小红沟跟父母见面商议后,就出发去B州了。那时从乌市到B州汽车票是13.5元一张,要两天才能到达,中途休息一晚,住宿费3元。五弟1966年高中毕业时正遇上“文革”,只能在陕西H县公社当农民挣工分,平均每天工分值是0、5元,一个月也就挣15元!因此,从陕西到乌市又到B州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父亲在就业队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元,只够父母的生活费。于是,五弟从父母处出发带了些干饃饃和咸菜,每当停车就餐的时候,他就拿着茶缸到食堂里要一些开水或面汤,泡开干饃饃,就着咸菜吃上一顿。

五弟后来回忆说,1972年到W县上访,从B州到W县中途在S公社停车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费给旅客供应热面汤,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热面汤,泡上干馒馒,就着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顿!

由此可见,在那贫穷的岁月,五弟和母亲为我打官司,多次长途奔波上访,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是多么的艰难和辛酸呀!

五弟从W县、B州返回小红沟后直接回陕西了,他用书信向我通报了上访的情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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