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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8、“自由劳改犯”

1970年11月,我同于文富、张青等6人从修筑铁路路基的工地调回北戈壁农场,住在机耕队宿舍的3号号子。他们5个人分配到机耕队去修汽车了,我却分配在伙房干活。

机耕队伙房原有两名炊事员(当然都是“同犯”),或许是队上的人增多了,派我去当下手的。我从上中学后就在公共食堂搭伙,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饭,自然只能当下手:从早上起火,添煤、削洋芋皮、拉水……到开完晚饭掏炉灰,从早到晚活儿竟然干不完!

尤其是拉水,我拉着水车走到大门口要高喊:“报告班长,拉水去!”要得到门楼上背枪的军人“走!”的允许,才能走出大院;到了井旁,要从5、6米深的水井里用大桶一桶一桶地提上来,灌满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在拉回伙房的路上稍有上坡,我得拼命尽全力才拉得动;到了大门口又要站住高喊:“报告班长,回去!”得到军人“走!”的允许才能进大门。不过,这时我已可以自由出入大院大门,不经意间竟已成了一名“自由劳改犯”!精神压力轻多了,干起活儿来劲头也大了!

不久,我学会了用模子扣玉米窝头;洋芋汤里只须放一点酱油,这当然也不难,--这样,早饭就由我包了。到开早饭时,叫来得早的人帮忙打开笼盖,把窝头下笼;然后分别给4个号子的值日舀洋芋汤,发窝头;值日们自己再舀一桶开水,--早饭就算打发了。

午饭和晚饭就以杨文义和刘士武为主了,他俩就住在食堂边的一间小屋里,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刑期也都是15年;都长得身材高大,面色苍白,又都老气横秋,寡言少语。只是个头更高的杨文义是回族。或许是我的勤奋和本分,他们改变了劳改犯之间常有的警觉和冷漠的态度,尤其是在食堂这个敏感的岗位上,相互警惕和猜忌更在所难免。一天闲了,杨文义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跟我拉起家常来,问长问短东拉西扯之后,他心情沉重地谈起了自己的案情:他开车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朋友,他很难受,认罪服法。他说,明年刑期就满了,妻子儿女就在油运司……

刘士武的经历就复杂多了:他曾在二战期间参加国民党的远征军,驾车到过印度;解放战争期间给贺龙开过车;朝鲜战争又到过朝鲜前线;转业后在克拉玛依当车队队长;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饿肚子打熬不住,驾车带着全家想从南疆越境去印度而被捕……

晚上回到3号号子,有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红宝书的时间,由值星员张青坐在用水泥砌的红宝书台旁,组织大家念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

张青长得个头瘦小,才三十来岁却是满脸皱纹!他性格开朗,一口河北话,爱咋咋呼呼的,也当过汽车兵,跟杨胜举是同案,只判了三年刑。

每天晚上,往往是张青开头一本正经地组织大家学习,念报纸,可是一篇短文还没有念完,他就放下报纸跟人闲聊起来。这时号子里就像赶集似的,三三两两,唧唧喳喳,好不热闹!

估计学习时间结束了,于文富抱着吉它弹起来。跟我邻铺的黄春生也从小提琴盒里取出小提琴拉起来。

于文富约二十七、八岁,一米八左右,圆脸庞,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魁梧。他专心致志地弹吉他,或自弹自唱,有板有眼,旁若无人。我细细一听,他弹唱的《划船歌》、《西波涅》、《鸽子》、《桑塔.露琪亚》、《梅娘曲》、《黑色的眼睛》和《吉尔拉》等都很有水平!这些歌曲直到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流行开来!而黄春生则总是拉一支我曾在大学里听到过、但不知名的曲子,拉得也不太好。

黄春生四十来岁了,东北人,身材魁梧,脸上长有横肉,也曾当过汽车兵,转业后在乌市某运输公司工作。

黄春生对我说,他不久就要刑满了,回单位吧,妻子已经嫁人又有孩子了;不回单位又到哪里去呢?他最想的就是孩子!他说,我趁修车试车的空儿去看过孩子和改嫁了的妻子,看到孩子可怜的模样,我的心就像锥子扎似的痛苦呀!

后来,他又悄悄地说,我就要出狱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把小提琴是我的好朋友马雪尘送给我的。人被枪毙了,琴留给我了……说到这里,这位东北壮汉长有横肉的脸上竟然老泪纵横,说不下去了……

黄春生每晚照例要拉一阵小提琴,总是拉那首低沉悲怆的曲子,又总是拉得不那么流畅。……他说,是马雪尘教他拉小提琴的;马雪尘最爱这首曲子,这首歌曲名叫《荒城月夜》。

有时他也一边拉,一边低声哼唱:
         
“…………

浩渺太空临千古 千古此月亮
人世枯荣与兴亡 瞬息化沧桑
云烟过眼朝复暮 残梦已渺茫
呜呼荒城明月光 照我独彷徨”

没过几天,黄春生刑满出狱了,还是回到某运输公司去了。

由于北戈壁修理汽车有了名气,公安厅和其他单位送来修理的汽车骆驿不绝,修理任务加大,杨文义和刘士武也下修理车间干活去了。伙房另外派了人来,我也被派到豆腐坊去了。

豆腐坊就任捍理一个人,我去当帮手,天不亮我就得起床去拉几车水;任捍理则套上一头蒙着眼睛的驴,让它绕着磨盘转;我们忙忙碌碌一刻不停,直到天亮,总算把豆腐磨好了。平常是那么诱人的白嫩嫩的豆腐,到这时我们却一口都不想吃!上小学时课本里讲的“磨豆腐,真辛苦,”现在竟然亲身体验到了!

我在豆腐坊干了十多天,任捍理就刑满出狱回单位了。

任捍理长得高大,白净,三十来岁左右,原来是乌市某单位的干部。“文革”期间有人举报说他唱《东方红》时总也不唱第三段,上纲上线,罗列罪名判刑三年。其妻也是一名干部,在他服刑期间并末提出离婚,待他一出狱,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四岁的儿子也撇给他了。当时我们对其妻的做法还颇感奇怪,但细细一想并不奇怪,一个年轻女人为什么要跟一个毫无前途的刑满释放犯生活在一起呢?类似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呀!

豆腐坊关门,我又被派到相邻的酱醋坊帮何老头做酱油。

何老头已经60多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讲一口难懂的山西话。大家都知道,何老头是因为在吃饭的时候,端着碗玉米糊糊给毛主席像喂了一勺,说,你也尝尝!被人汇报上去而判刑的。

何老头已刑满一个多月了,不知是家里没人来接,还是这里抽不出人遣送,他也无可如何。

我在酱醋坊其实没有干什么活儿,何老头焦急地等待回老家,已没有心思再做酱油醋了,我俩除了在摆满坛坛罐罐的工坊里闲聊,就是在屋外晒太阳。

这天我看相邻工具房的刘道元正在收拾一大堆工具,我走过去帮他往房里拿。

刘道元长得瘦削、文弱,相貌平平,已经新生了,却还总是穿一身劳改服。

服刑期间刘道元就管着工具房,是个经常受表扬还减过三个月刑的“模范犯人”。刘道元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巴交,认认真真,唯唯诺诺。据说他曾是北大政法系的学生,却因“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对于刘道元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文弱书生,竟然是“反革命”,我颇疑惑。趁工具房没人,我悄悄问他,看你这么老实认真,怎么是“反革命”呢?

刘道元毫不掩饰地对我说,1960年暑假,我们在北京和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回到安徽老家探亲,看到整村整村的人大多饿死了,大学生们震惊悲痛不已,纷纷议论宣泄不满……结果被人告发,大学生们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统统判刑了……

我当即就说,你为什么不上诉,要求平反呢?

刘道元摇摇头,闭口不言。

我告诉他,1962年下半年,我读大五时,有一位叫吴方乐的同学插班,恰恰安排在我们宿舍。他是湖北人,高个儿,总是寡言少语闷闷不乐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原是比我们高两届的同学。他的父亲1960在家乡饿死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比悲愤,发了一通牢骚!有人汇报上去,他便被扣上“对现实不满”的帽子,开除了学籍,遣返回原籍。两年后,他得到“甄别”,恢复了学籍。当年跟吴方乐同学情况类似的,我们学院就有几十名!--你也可以要求平反呵!

刘道元摇摇头,惨淡地一笑。

晚上两个小时“雷打不动”学习红宝书的时间,早就流于形式了。值星员张青坐在红宝书台旁,手里拿着《新疆日报》带头闲聊起来。他说,当兵几年复原回到老家,家乡太穷了,他撇下家小来到新疆想挣点钱,结果却进了劳改队!唉,家里小孩太可怜了!……这时号子里三三两两,各说各的,大家忘乎所以,人声鼎沸……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于文富和刘士武谈女人。

于文富每当谈起女人来,总是津津有味旁若无人:有一回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跟一个陌生女人搭话相识,当晚就把她搞到手了……还有一回,我把亨德利眼镜铺的一个女人搞完后,用自行车驮她回去,她在后座上娇滴滴地说,看你年纪不大,玩起来还真有一套啊!……我有个朋友是摔跤运动员,在大家闲聊的时候,为了做个示范表演,一个背挎把我放了一跤;我感到很没面子,但还是装着笑脸,过后我就给这摔跤运动员戴了一顶绿帽子……

当于文富讲得告一段落时,刘士武轻言细语不以为然地问道,那你知道女人的弱点在哪儿吗?刘士武故意停顿一下,等大家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时,继续说,只要抓到女人的弱点,再贞洁的女人也得乖乖地顺从!于文富十分诧异,说,我不知还有这个窍门,你说说看!刘士武只淡淡一笑,说,你不知道了吧,小伙子你还差的远呢!一向很自负的于文富这一下可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了,他缠着刘士武,要他讲出答案来。刘士武偏不着急,顾左右而言它,说,一九四四年我在印度新德里的街上闲逛,看见许多人排着队,我以为是排队买什么好东西,也跟着排上了,结果挨到自己了,原来是,--刘士武卖个关子:你猜怎么了?于文富答,我当然不知道啦!刘士武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轻言细语慢慢腾腾地说,原来是走进一个暗室,透过一个小观察孔,观看真人性交表演!于文富大惊,说,哦哟,到底是前辈见多识广,我甘拜下风啦!

熄灯前,于文富常在水泥砌的炕沿上做一番即兴表演:

他先学公交车女售票员娇滴滴地用普通话报站名“山西巷(XIANG)到了,请下车!”有人问:“啥站?”售票员立刻拉下脸来,变成了乌鲁木齐土话:“山西巷(HANG)子!”

惹得大家满堂大笑,连平日不苟言笑的杨文义,睡在被窝里也笑得浑身抖动,不停地咳喘!

于文富在炕沿上作大步大行状,说:有一回我们三个好朋友在商业厅大院,正有说有笑往前走,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姑娘,那五官,那身材,那皮肤,那头发,那衣着,都绝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走过去了,渐渐走远了……这才回过神来,看我那两个朋友,竟也跟我一样,盯着那姑娘行注目礼,愣在那儿了!我狠狠“呸”地一声吐了一口,他俩才一惊,我说,没出息!大家才又甩开胳膊大步走开了。

于文富不只是吉它弹唱有相当的水平,能作滑稽表演,爱谈风流韵事,据“同犯”们说,他修车技术也不错,既能吃苦,又能动脑筋,受到机耕队马队长的赏识。

然而,于文富一谈起自己的身世和案情来,就情绪低落黯然神伤:

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当过库车县县长。母亲是维族人,年轻时就被人吓死了。父亲在食品公司工作,我跟继母关系不好,少年时就进入了少管所,在少管所学会了修汽车。后来,我跟一位回族姑娘结婚了,以后又离了。这次是因为“窝赃”判了7年刑,真是太冤枉了!因为我跟偷盗集团早就没有关系了!

在1965年的一次文艺汇演中,我出演维吾尔歌舞剧《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主角,演出获得了好评,都说我已经被来招收学员的某文工团的导演挑上了,结果却没被录取,有人说是因为我在舞台上吐了一口痰,被指“台风不正”而未被录取。实际上,我自己也明白,“少管”过就一辈子都完了,谁还敢重用你!

1971年3月春耕开始了。一天下午快收工了,机耕组的李学进,一个身体健壮、相貌端正的年轻人,把我从酱醋坊叫到机耕队大院的农机修理车间,叫我在那儿等着,说,一会儿拖拉机回队后,马队长叫你去开拖拉机犁地。

农机修理车间的组长叫柳哲夫,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身材瘦高,一口江苏话。修理工“锅刷子”二十七、八岁,性格开朗,一口陕西话咋咋呼呼的,他们两个都劝我,不要上拖拉机,留在农机修理车间最保险,冯善禄马上就要刑满走了,这里也需要人;李学进也说留在农机修理车间好,机耕组的人勾心斗角……

我说,既然是马队长叫我去开拖拉机,我先去试试看。

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拖着五铧犁开到机耕队大院门口,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一位瘦削的中年人,身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他那瘦长的脸,尤其是那一双眼睛,竟然酷似捷尔仁斯基(1)!他直奔农机修理车间而来,李学进给我们互作介绍:“这就是北戈壁有名的玄师傅!这是书呆子。”

成了“自由劳改犯”后,我已能找到一些书看,不知何时得此绰号。

玄师傅倒很干脆:那就上拖拉机吧。

我们快步登上了拖拉机。

五铧犁上坐着一位两眼发呆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玄师傅驾驶着拖拉机朝大田奔去,拖拉机的突突轰鸣使我倍感亲切:我回忆起大学时在某农场的驾驶实习;回忆起在边疆原野垦荒的日日夜夜……

来到地头已是傍晚。我们跳下拖拉机,玄师傅给我指出地头插有标杆,并做有标记的犁地标线,叫我驾驶。又朝一直坐在犁上不言不语的年轻人喝道:“三棱木头,准备降犁!”

我们两个互换了位置,我驾驶拖拉机对正了犁地标线,回头从后窗朝五桦犁上看,“三棱木头”毫无表情地降下了犁铧,我加大油门,拖拉机缓缓行进,倒也顺利;可是到了地头,拖拉机竟拐不过弯来!我回头从后窗朝五铧犁上看,“三棱木头”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原来他根本就没把五铧犁升起来,犁铧几乎全都埋在土里了……我只得狼狈地停下拖拉机来。

我当时就对玄师傅说,我眼睛不好,晚上更看不清,开不了拖拉机了。

玄师傅一直没有说话。

后来李学进告诉我,那次叫你去开拖拉机是对你的一次考察。王发贤,--就是那个“三棱木头”,早就想开拖拉机了,嫉妒你这个“科班出身”的抢了那个位置,于是耍花招,地头拐弯反而把五铧犁往深里打,叫你拐不过弯来,想让你难看……

我问李学进,王发贤为什么叫“三棱木头”呢?

李学进答,“三棱木头”就是“不成材”的意思嘛!你想,“三棱木头”能干什么用呢?这王发贤还特爱吹牛皮,他妈妈和妹妹来探望他,别人问是他的什么人,他竟说自己的妹妹是老婆!这个牛皮吹得全北戈壁都出了名!

我又问李学进,玄师傅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李学进说,玄师傅叫玄国清。接着摇摇头说,这个人一言难尽。玄国清当年是“四野”战车团的战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批农机工作者。马队长从八农专科班毕业后,玄师傅给他当过师傅。马队长是回族人,很重礼仪的,现在还是叫他“玄师傅”,对他客客气气的。于是玄国清狐假虎威,在1号号子称王称霸,叫我们这几个农具手给他“找油水”或给他“借钱”……王发贤几个为了能开上拖拉机就尽量巴结他,常常在猪圈羊圈杀猪宰羊时搞点杂碎啦、油啦、肉啦的送给他,甚至在远处犁地时还给他搞酒回来……玄国清的口头禅是:“到时候数你的折折子,叫你吃不了兜着!”大家都怕他向马队长汇报。别看玄国清现在总是穿一身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前几年武斗时,他还是乌鲁木齐某个据点的“草头王”呢!全身披挂着盒子枪、指挥刀、武装带,很出了一阵风头!

我那天试开了一次拖拉机以后,就暂时在农机修理组了,我不知道玄国清是怎样向马队长汇报的;不过,没过几天,马队长又派人来叫我去开轮式拖拉机,我还是推说眼睛不好,没有去。于是,我就正式留在农机修理组了。

农机修理组的主要任务是检修播种机、中耕机、拖拉机等,农忙时也要到大田去排除机具故障,工作单纯,又是我的专长;共事的柳哲夫、冯善禄为人也比较随和,--这在劳改队里算是混上了一个美差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1年4月的一天,播种机等其实早已检修好了,车间工作台上还摆放着几个拆装着的园盘开沟器,不过是应付马队长们的检查的。

这一天是“锅刷子”--冯善禄,刑满出狱的日子。

冯善禄的父亲,一位白发银须、戴着回族小白帽的老者,特地乘车到机耕队来接他回去。

冯善禄去办手续取行李的时候,其父在车间跟我们拉起家常来:

我今年70岁了,是某运输公司的退休工人。年轻时我开商车常跑新疆到苏联,有一回,正遇到苏联跟中国“文化大革命”差不多的境况,到处打砸抢一片混乱,我差点被人打死,多亏一位苏联朋友救了一命……形势缓和下来,我在苏联跟一位俄罗斯妇女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带回伊宁定居。后来陕西原配妻子带着长女到新疆来找我,我安排住在乌鲁木齐,又生下这小儿子善禄。俄籍妻子得知我有原配,撇下儿女,只身从伊宁回苏联了。我在伊宁还有一位当地回族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就去世了……1962年俄籍妻子的弟弟受其姐姐之托还从苏联绕道北京到伊宁看望过他姐姐的孩子……

我心理想,这位白发银须的老者的一生经历也真够复杂的,写成小说肯定精彩!

冯善禄--“锅刷子”办完手续,高高兴兴、咋咋乎乎地跟他的老父亲乘车走了。

柳哲夫对我说,“锅刷子”人勤快,性格也开朗,也是某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到北戈壁后马队长也叫他开拖拉机,是我叫他留在农机修理车间的,这五年他过的多么轻松,多么太平!

我问,为什么大家叫他“锅刷子”呢?

柳哲夫很惊奇:哦,你还不知道啥叫“锅刷子”呀!“锅刷子”就是指轮奸妇女犯罪时最后上的那位!冯善禄的同案犯都判了十多年呢!

还是在1971年4月,北戈壁的一批犯人被调到新生机械厂去了。彭成刚、彭达如、李新献等就在其中,从此不知他们的下落。

在铁路工地上同我一起铲土推车的王明清,从铁路工地回到场部后就调到三队种菜去了。

陈清文也早就从一队调到三队去跟马车了,他明年就刑满了。

机耕队院子隔着宽阔便道的西边是北戈壁办公区和家属区,东边是苹果园,北边是就业队院子,机耕队院子的大门开在南边,大门外是一片空地,东面停放着播种机,中耕机,园盘耙等。

机耕队院子内是一个可以进出和停放许多辆车的场地,院子北边是一排朝南的车间,最东边那个车间就是农机修理车间,接着是6个汽车修理车间。院子西边是一排门窗朝东的车间,从北向南是车工车间、钣金工车间、焊接车间、和锻工车间。东边的南端是铸造车间,车间门是朝东开在院外的,门外是一座化铁炉,化铁浇铸就在这里进行。大门西侧是一排门朝北,窗朝南的房子,最西边的一间是马队长的办公室,接着是电工车间,钳工车间,库房和门卫室。不过这里的门卫是刑满就业的人员,或“自由劳改犯”。

机耕队成员(除刑满就业人员外)的住处在高墙大院内,跟二队、三队在同一个小院内,从南到北四间号子,门窗朝东。1号号子住的是机耕组的人员,2号号子住的是车、钳、焊、电工车间的成员;3号号子住的是汽车修理工;4号号子住的是锻工和木工车间的人员。

我到农机修理车间工作后,住处就从3号号子调到2号号子了。

在农机修理组的工作果然比较轻松:春播时我们有时也背着工具袋到地头检修播种机或拖拉机;在春播期间我们又检修好中耕机,中耕开始时交给轮式拖拉机驾驶员陶绪斌和许尔明;接着我们又检修脱谷机,麦收结束又把检修好的脱谷机交给陶绪斌和许尔明。

陶绪斌,三十来岁,豹头环眼,身体壮实,总是扯着嗓门咋咋呼呼的。他是某农场的职工,湖北支边来新疆的。因为驾驶轮式拖拉机撞死了一个耳聋的老头而获刑7年,他没有什么文化,但经常把“自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挂在嘴边。

许尔明还不到30岁,却沉稳寡言。是某牧场的职工,江苏支边来的。据说是在“文革”中参加了武斗被判刑的。

他们两个原来都是驾驶轮式拖拉机的,技术熟练,认真负责,这样,我们农机检修工作就更加轻松了。

1971年9月,拖拉机进入麦场开始工作不久,管教股通知柳哲夫,不日将遣返他回江苏原籍。

柳哲夫得知自己快要被遣送回江苏老家了,十分兴奋,坐立不安。平日他的话不多,更很少谈自己,这些天他一反常态,再也没有心思干活了,坐在车间,大谈起来:

1956年肃反时,因为我在解放前当过村公所的文书而受到审查,到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判了我10年刑,刑满后我就提出要回原籍,直到现在才算实现我的愿望。

在“三年困难”时期,妻子跟了别人,那时候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我不怪她。现在听说我要回去了,妻子又要回来,可是儿子不同意她回来。儿子写信来说,现在妈妈要下山来摘桃子了,不行!孩子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挣扎长大了,有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反对妻子回来破镜重圆……

不久,柳哲夫就被遣送回江苏原籍了。

1971年9月下旬,在劳改队里我们就已听说林彪出事了,消息的来源无从查考。

接着,北戈壁农场场部派人把大墙上的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林彪的语录粉刷掉了,大墙周围场部各地的毛主席语录也都被粉刷干净了!--这真是欲盖弥彰呀!

我还发现,在国庆後的《新疆日报》上,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时没有林彪那一帮人了!那年月中国报纸上大人物的名字出现与否和座次排列就像是政治寒暑表似的灵验!--林彪出事了已昭然若揭!

到了1971年10月中旬,也就是“9.13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管教干部终于集合全体犯人,宣布了“林彪事件”这个举国震惊的消息!因为“文革”以来,林彪简直红得发紫了,甚至他的接班人资格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傅,王、关、戚……一波一波的大人物像走马灯似地被打倒,中国老百姓对此从震惊逐渐变得麻木了;然而“林彪事件”的出现再度使中国老百姓感到巨大的震惊!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老百姓普遍对“政治”的冷漠……


注:
(1)、捷尔仁斯基(1877—1926),前苏联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克格勃的创始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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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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