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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6、北戈壁劳改农场

马雪尘等九人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被枪毙,这在北戈壁引起极大的震动!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劳改犯们的沉默,劳改队长达十多天死一般的沉寂。劳改犯们不约而同地变得寡言少语了,带着脚镣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地打篮球的场面不见了!黑色的劳动队伍丁零当啷的脚镣声,和刷刷的脚步声在戈壁滩上回响,更显得死一般的沉寂!

我们继续排着黑色的长队到大田劳动,北戈壁的大田几乎被我们跑遍了,我们对北戈壁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北戈壁农场地处于戈壁滩中,四周空旷。这里对外称作“北戈壁农场”。在农场的周围已开垦数千亩土地,主要种植小麦,也种植了一些玉米和高梁。东边有一处三百亩地的苹果园,西边有一个养鸡场,还有几百亩菜地,和十几亩瓜地。对内则称作“新疆第N独立劳改大队”。有近千名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有近百名管教干部,另外还有干部职工的家属生活区。

北戈壁农场又分作几个队:我们所在的一队又叫“入监队”,主要在大田劳动;二队是民族队;三队是老弱病残,主要任务是种菜;机耕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机耕作业和维修工作;就业队由刑满人员组成,一部分在本农场所属的小红沟煤矿挖煤;其余的分散在机耕队、苹果园、养鸡场、猪圈、羊圈、马号、菜地、瓜地等地方干活,有的担任看场和浇水等工作。

在北戈壁农场的高墙大院里,正对大门的东面,北边是入监队的单独小院;南边是二队、三队、机耕队犯人住宿的小院;西面是管教办公室、医务室和大礼堂;北边大墙下是几座单独的小号。高墙大院对着东西公路的北面,是北戈壁农场的办公区。公路边是一排管教办公室。办公区周围是家属区。办公区对着南北公路的西面戈壁滩上有一座单独的小院,驻扎着担任警卫工作的解放军连队。办公区、家属区的东面,隔着便道是机耕队的院子和就业队的院子;再往东就是苹果园了。高墙大院外的东面和南面是工具房、豆腐坊、酱醋坊、猪圈和马号等。高墙大院外的西面有一座井房;井房边的南北公路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

劳改队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北戈壁农场犯人的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有判刑送来的,或刑满释放的犯人;有时还成批调往别的劳改队,或从别的劳改队成批调来。

“一打三反”运动以来,押送到北戈壁的犯人也特别多。

一天早晨大家站好队准备出工前,高股长站在队列前厉声宣布:“就业队的劳改释放犯张经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竟然背着猎枪到东山去打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被当地派出所抓捕归案,现在宣布给张经林带上脚镣,收监继续劳动改造!”接着张经林被叫出队列,由董国大等带上脚镣,铆上铆钉……

张经林约四十岁的年纪,中等个儿,剑眉星眼,身体略有些虚胖。听犯人们说,张经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当过志愿军的护士兵上过朝鲜前线;回国后保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成了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被判刑劳改;在劳改期间仍然当医生,主要给劳改犯们看病。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M县红卫兵司令部和M县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召开的批判走资派的大会,现在开始!”

半夜三更我突然听到高声叫喊,一下子就惊醒了。静静一听,并非梦幻,在阒寂的夜里,喊声一声比一声凄厉高昂,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们才得知是一个新来的“同犯”精神分裂了!他是一个才十多岁的中学生,是M县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因为牵连到武斗死人事件,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公判时陪过杀场,判刑15年到北戈壁农场后一直沉默不语,终于疯了!一连许多天,不分昼夜,他都是如此不停地喊口号,作演讲……派专人看管和送到医务室都无法制止他的不停的呼喊,他很快就消瘦了,渐渐失去人形,大家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细细听他呼喊,全都是十足的革命口号,没有一句出格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呀!

又过了几天,我们列队在大门口等待出工,听说这位精神分裂的年轻人被家人保外就医了,一位管教干部带着他走出大门,他还在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口号;站在大门外的高股长,板着“康老式”的长脸,当着众人的面,走上前去,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这位身体孱弱得失去人形的年轻人,立刻抓住了高股长的胳膊,嘶哑地喊道:“把他的枪下掉!把他的枪下掉!他带着武器!”这时他那当驾驶员的哥哥忙从汽车旁走过来拉开他;他那十来岁的妹妹在汽车旁流着泪,无声地哭泣着……列队在他们身旁走过的几百名犯人都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幕。

那位跟“康老”极为相似的、盛气凌人的高股长,是否考虑过,他野蛮殴打病人的作法,对病人家属是什么感受?是否考虑过,数百名犯人对他野蛮殴打病人、及病人妹妹流泪哭泣又是什么感受?

15号号子来了一位从C县送来的犯人,已经四十开外,黑胖,总是笑眯眯的,他叫李存明,是个祖传中医,医术高明,远近闻名。我们在大田劳动时,公安厅还专门派小车接他去看病呢!他在C县医院当医生时,病人痊愈後,常有人给他送礼表示感谢,被人告发不当收受礼品,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到残酷批斗,判刑8年入狱。虽然他在白天总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是一到夜晚睡觉,他总是噩梦难醒:惊恐地又嚎又叫,满炕乱滚乱爬,闹得同号的人都睡不着觉!邻号的同犯们也被他夜半惊恐的嚎叫吓得夜不能寐!

一天号子里只剩下我和彭成刚两个人时,他忽然变了一张笑脸对我说:“我原来是中南工学院的学生,成天演算别尔曼特的《高等数学》题……后来反右时受到只专不红的批判……我知道你也是大学生,但到了这里必须要适应这里的情况……”

老于事故的彭成刚,一改平日总是横眉冷目的态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从这件事也可见我虽然进了劳改队却依然书生气十足!劳改队的恶劣环境并没能改变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循规蹈矩,严于律己的品质!--这也标志着我已闯过了极为艰难困苦的一关!

入监队的生活虽然单调乏味沉闷窒息,但有时却很清闲,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不出工,因为担任警卫工作的军人担心犯人趁机逃跑。

入监队的卫生也搞得不错,号子、伙房、会议室、球场、院子都得打扫干净,每晚都由值日到伙房提来热水洗脸洗脚。

在吃的方面,虽然不像在看守所那样成天饿得发慌,可饭菜的质量实在太差:一星期只吃三顿细粮,其余都是粗粮,菜里顶多只有一点油花,或者干脆就是白水煮菜。所以劳改犯个个脸色都是青黄色的。在社会上的时候,我的衣领脏得最快,白衬衫的衣领往往一天就污渍斑斑了;可是到了劳改队,发的那件白平布内衣,穿上一个多月,衣领竟没有污渍,也可见饮食里油水之少了!

我在W县被判刑之后立即写了上诉,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回应。

进了劳改队,首先受到的就是“认罪服法”的高压!

高股长经常在大会上讲,马雪尘等九名罪犯,就是因为不认罪服法,顽抗到底,才得到被判死刑的下场!

二队的库尔巴依,也是B州送来的,因为不服判决,在劳改队直接给中央写信申述,被加刑6年!还有类似一些不认罪而被加刑同犯,常在大会上被点名示众!

--这些对于我这个一直寄希望于上诉的人来说,真是当头一棒!

身陷囹圄近两年来,我如同掉进了深井里似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但又必须活下去,咬着牙活下去!

在入监队,管教部门经常不断地要求犯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作认罪服法的表态。无论多么大的压力,无论多么严酷的实例,我都只谈守法,从不谈认罪,也就是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当然,这在当时并不起什么作用,但这对于我沿着自己认定的自救的道路走下去,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走这条路十分艰难,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却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1970年5月,我向管教干部要了纸笔,又写了上诉递了上去。

我下了决心,今后如果上诉得不到回应的话,每三个月再写一次递上去。我用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话,“人必须自强不息,然后可借天助”,来勉励自己。

在北戈壁偶尔也放映电影,就在宽敞、简陋的大礼堂里放映。大礼堂就在一队小院外的西面。说它简陋,是因为他只砌了个框架,上了屋顶,没有装修,也没有座椅,空空如也。放映电影的时候,在墙上拉起幕布,劳改犯们拿着小板凳、排着队,按照各个队、各个号子的顺序入场就坐。前面留着一大片空地,是给管教干部和家属留的,他们也各自拿着小板凳来看电影。

放映电影那天劳改犯们自然很高兴。管教干部和家属们来看电影也很踊跃。那年月在中国除了看电影,其它娱乐活动很少开展,放映的电影其实也很单调,当时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新闻简报
越南的飞机大炮
朝鲜的又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

电影放映之前,天色已暗了下来,劳改犯由杨洪领头唱歌,或由杨洪指挥各队之间互相拉歌,气氛一下子就炒热了。杨洪长得高个儿、大颧骨,细长眼,讲一口四川话,曾是西南某艺术院校的学生,言谈举止谨小慎微,不知为何也进了劳改队。

杨洪站在劳改犯队列的前面,挥起胳膊指挥,并领头唱起来: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直至灭亡,直至灭亡!
……

这天放映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描述朝鲜一个革命家庭的悲壮历程。电影拍的不错,观众看的很专心,很投入。场面静肃,秩序井然。我一面看电影,一边联想我们程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真是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家的遭遇还惨呢!我虽然逃过了打死了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却还是进了监狱!当教员的大哥和三弟都被迫过着逃亡的生活。四弟因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下乡插队当了农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挣工分,只能挣到五角钱!五弟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就连当农民挣工分都办不到,还随时可能遭到群众组织的抓捕!小妹初中毕业也同样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只能在生产队年复一年地打零工,挣工分……自从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被捕、母亲因为替右派丈夫辩护而被开除公职后,如同母亲说的,我们家的饭碗被端掉了,永远被打入另册了!

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后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两名同犯化装成管教干部和戴着头巾的家属,随着看完电影的管教干部和家属们出了大院,逃跑了!

劳改队看管得再严,越狱逃跑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然而,逃跑的犯人,绝大多数迟早会抓捕归案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就如一张天罗地网……

相邻号子新来的王正英,就是几年以前从这里逃跑的。

王正英是河北人,六十年代初期因为老家闹饥荒跑到新疆来,在乌市郊区找到一份工作,后来犯事判了五年刑到北戈壁劳改。王正英长了个罗锅背,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微笑,说话点头哈腰的。管教干部看他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就派他去浇水,浇水可是“自由劳改犯”干的活,他找到机会就逃跑了。他逃跑的时候正是“文革”混乱时期,管教干部到他原来所在的乌市郊区的单位调查,竟不得要领。原来王正英逃跑后回到了河北老家,老家也没人过问他。王正英家是几代贫农,他又能说会道,还当上了贫协主任呢!“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他才被清查出来,送回了北戈壁。

这天,从我们13号和14号两个号子抽了些人在大院内修补房屋,王正英和我们几个当小工和泥、递砖;14号的陈道海提着瓦刀站在架子上砌房檐。

王正英一边向站在架子上的陈道海甩砖,一边笑呵呵地自我调侃:“我是新老犯,老小工啦,砖甩得还有水平吧!”陈道海在架子上接过砖,说:“到底是老小工了,砖甩得果然有水平!”

陈道海长得高挑个儿,眉清目秀,也是大学生,学建筑的,当大工挺得心应手、干净利落的,他是因为在“文革”中说“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绝对真理”而被判三年徒刑,从T县送来的。在批判马雪尘反革命集团案时常常发言的。

时光随着黑色队伍丁零当啷的脚镣声和刷刷的脚步声艰难地流逝着。我们在大田干活已是中耕除草了。分配任务和验收耕作质量的除了舒冰外,就是17号的值星员韩震亚,他长得黑瘦精干,大家都叫他“垫窝”(我问人,为什么叫韩震亚“垫窝”呢?答曰:他是河南人,河南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垫窝”)。

韩震亚手提公叉,总是乐呵呵的快步跑着,喊着:“不要伤着苗,13号的到这边来,14号的跟着……”

我一面快步向前,一面小心翼翼地挥着锄铲,怕锄伤玉米苗,晚上韩雨平等又要对我进行批判……韩震亚看我锄地的动作生疏,进度缓慢,知道我是个干农活的生手,笑着说道:“别慌,跟上,一说就有了!”

这天带队的是王场长。王场长已经五十开外了,斑白头发、古铜色的方脸庞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坐在地头一面抽烟,一面絮絮叨叨地对大家讲:“锄头上有水也有火,锄掉野草,松了土就给苗保墒了……”态度平易近人,像个老农民,挺有人情味的。听说他资格老,是个老八路,在公安厅当了许多年管理员。调到北戈壁当场长以来,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训过人,这在管教干部中是少见的。

这片玉米地的北头,也就是苹果园南边的戈壁荒滩上,是一片坟地,劳改犯死了就埋在这里,马雪尘等九个人被枪毙后也埋在这里了:在戈壁荒滩上挖个坑,用板皮钉个简陋的棺材,用戈壁石子堆个小坟堆,用木板立了个墓碑,上面写着“劳改犯XXX”就了结了。--人死了,还是个“劳改犯”!

我们排着队从这片坟地经过,我默默地凝望着戈壁荒滩上那一座座小小的坟堆,和一块块窄窄木板的墓碑,心中骤然透过一阵悲凉:像郭家俊,杨佛山那样一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转瞬间已变作一座座小小的坟堆,永远地留在那荒寂的戈壁……

生命毕竟是可贵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呀!

是呀,监狱、劳改队真是人治人的好办法,--它可以彻底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自由!

人的头脑真是造物主创造的奇迹!在高墙大院内,在枪杆子之下,人的思想仍可海阔天空地飞扬,不受时空的限制!当然,死神可以彻底剥夺人的一切,像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等许许多多被枪杀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的人,他们作为人的一切都被剥夺了!然而,作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剥夺、被消灭的,它还会传播下去,流传下去……

夏收了,头发斑白、面带微笑的王场长亲自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在收割期间,表现好的可以开脚镣;超额完成任务的可以减刑。可见夏收割麦在北戈壁农场是一件大事。

我们天不亮就起来,吃了早饭整队出发,天还只有蒙蒙亮,到了大田,各组立即散开,挥镰割麦。

我虽然学习的是农机专业,在农村也工作了多年,但从大学夏收实习开始,在夏收中一直在康拜因机组上工作,还从来没有用镰刀割过麦子,只得弯腰埋头,左手抓住麦秆,右手用镰刀一点点地割着……其他人割了一趟又超过了我,我只得尽量快一些地往前割……王场长在地头看了又看,走过来问我:“他们超过你一趟了,是吗?”我不停地割着麦子,点头说是的。他问了我的姓名,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吧?”我又点了点头。他也微微点点头,依然面带慈祥的笑容,慢慢走开了。彭成刚在一旁全看在眼里,他也不再因嫌我慢,而催促我了。

中午就在地头吃饭。伙房炊事员用马车送饭到地头,每个人除了一个大窝头,还给一大马勺葫芦瓜菜,又管饱又解渴!葫芦瓜竟有如此神奇的功能,也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

收割的场面十分热烈。劳改犯们在广阔的麦田里,一字排开挥舞镰刀你追我赶,在夕照下分外壮观!

也是从W县来的郑华跟我邻组,他挥舞提镰也很老练,可是他目光呆滞,沉默寡言,并不卖力割。我既羡慕又奇怪,因为大会上讲了,割麦成绩突出的可减半年或一年刑呢!

我虽然很快也学会了打么子,提镰,但速度还是不快,拼命割了一天也只能割一亩多一点,彭成刚也不再点名批评我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就在全新疆普及了。1970年在北戈壁用镰刀割麦子的经历,竟成了我平生仅有的一次体验!而那位慈祥宽厚的王场长,却在1975年北戈壁农场的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丧生了,可见好人也不见得就能“一生平安”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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