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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5、一打三反,九名年轻人被枪毙

遇到下雪或阴霾天气,入监队就不去戈壁滩学大寨了,而是继续批斗“反革命集团”。

翟金标在挨了一顿“拉条子”之后,再挨批斗时,像拉家常似地东拉西扯,一会儿说,他有个亲戚在银行工作,原来打算找他搞些钱;一会儿又说,他还有个亲戚在派出所工作,他可是有枪的喔……

主持大会的史队长依然坐在后台翻报纸,看文件,像局外人似的。

舒冰也不再对翟金标施压,只是叫记录员认真记录。

翟金标站在台前,像讲故事似的,口若悬河,越发不可收拾,讲到自己的众多亲戚颇有来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在批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杨佛山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佛山,甘肃东乡人,东乡族,约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如重枣,头发微黄。

杨佛山站在台前做交代时,用甘肃话说:“我本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东乡人,前些年从甘肃盲流到新疆,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偷盗犯罪的路。来到北戈壁劳动改造,认识了一些有知识的人,使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世上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讲到这里,主持大会的高股长示意,董国大扑向杨佛山,绳捆索绑,拉了出去……

天晴了,我又随着入监队黑色的队伍,迎着凛冽的寒风,到戈壁滩上学大寨,修地球。

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每顿饭吃的只是一碗水煮萝卜洋芋和一个玉米面窝头;挖土、挑土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晚上我都受到无情的批斗……然而奇迹出现了:我不但没有随死神而去,竟然连感冒都没有得过!精神也没有被斗垮!

我开始留意周围的情况。

出工的时候,杨佛山拖着脚镣,一副大气凛然的姿态。是呀,人的肉体是可以被摧残的,然而人的崇高精神境界是摧不跨的!我永远记得这位东乡汉子大气凛然的模样,我永远记得他那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话语!

郭家俊虽然没带刑具,但总有一个刑事犯看管着他。当有飞机从北戈壁上空飞过的时候,郭家俊的眼睛在帽沿下朝天空注视着,那眼神有渴望,有向往,有寄托,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是否想从飞机上看出点局势的变化呢?还是他的思绪随着飞机海阔天空地翱翔起来?

春天总算来到了,但是我们的活儿并没有减轻。拖拉机犁过地之后,我们手持铇耙(1)跟在后面平地,速度飞快,我总是跟不上趟,陈清文在我旁边常常帮我平一些地,而彭成刚则总是横眉冷目地呵斥我:平地速度慢,质量也不好!

到了晚上,号子开会,依然是以批判我为主,因为我是号子里唯一的“政治犯”。

值星员彭成刚首先横眉冷眼、一本正经地说:“程晓龙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就是拖小组的后腿,就是不老老实实地改造,也就是反改造……”

常常对我作长篇批判的,总是那几个人。

昌吉来的彭达如,一副学生腔,歪着脑袋像文革中大辩论,大批判那样,动辄采取无限上纲的腔调,不时引用毛主席语录,对我进行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道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同扫地一样,扫把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抛掉。’”彭达如把《毛主席语录》捏在手里,继续说:“程晓龙竟然经常不能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劳动任务,就是不认罪服法,就是公然对抗改造,就是跟反革命集团站在一起……”
帽子大得吓人!

彭达如只有二十来岁,是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干部,五官端正,身体壮实,干起活来认真卖力,虽然犯了“敬爱的江青同志”有言在先的,强奸幼女罪一律判刑十年,但终归是刑事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像政治问题一律属于敌我矛盾,自然要对我上纲上线,痛打落水狗了!

另一个常对我进行严厉批判的,是S县来的韩雨平。

韩雨平,三十来岁,皮肤黧黑,身高体壮,干起一般农活来,真是小菜一碟!批判我完不成劳动任务来当然更是理直气壮!韩雨平虽不像彭达如那样引证毛主席语录,又做理论分析;但敲我几下不叫我跳起来,也得叫我难受好半天!

韩雨平在狠狠敲我两下之后,竟然大谈其偷盗扒窃的作案经历: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从一个乘客的上衣口袋里扒得一个钱包,看那乘客的眼神不对劲儿,似乎是察觉到了;于是他立刻把那钱包放到那乘客的裤子口袋里了……果然那乘客突然抓住他的衣领高喊:“抓贼!”他不慌不忙,装作无辜的模样,那乘客在慌乱中突然从自己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钱包,只得疑疑惑惑地向他道歉……他却作出一副大人不见小人怪的姿态。

类似的扒窃故事,他天天讲也讲不完。

此外,韩雨平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跟一位维族妇女姘居的故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完全沉静在往日的欢乐中……

难怪有时在半夜听到韩雨平在梦中大声哼着维族民间曲调呢!

韩雨平还公开宣扬:他只偷私人的财物,因为一旦被抓了,判刑较轻;抓住一次,就只承认一次,公安也没有办法!倘若偷盗公家的财物,一旦被抓,判刑就很重了!

按照规定,犯人是不准互谈案情的。如前所说,韩雨平却常常肆无忌惮地大谈其作案经过和男女私情,甚至进行宣扬和教唆!一本正经的值星员彭成刚却从没予以制止。

韩雨平并不把矮小的值星员彭成刚放在眼里,有时对彭成刚语带恐吓,有时又吹捧两句。

从韩雨平的举止谈吐,可以看得出,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市井无赖兼惯偷!然而,他在劳改队入监队的高压下竟能活得自由自在,笑口常开!

相形之下,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犯”在严酷的入监队却受到无情的批斗和打压,屡屡跟死神照面!

还有一个经常发言批判我的,也是从S县来的赵克强。

赵克强四十多岁了,一米六几的个头,眉淡须稀,据说是搞投机倒把进来的,进了劳改队也满不在乎,根本不理会什么“不准串号”、“不准互谈案情”等规定,常到别的号子交谈或倒腾小物件。本来他的做法也是要受到批判的,于是他格外卖力地发言批斗我,借以掩饰自己的过错。

在批斗会发言比较积极的,还有J县来的张永远,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他。

张永远发言并不指名道姓,也不上岗上线,只是强调:劳动改造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因此,一定要努力完成规定的任务,一定要过劳动这一关!然后他就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表示认罪守法,放下包袱,努力在劳动改造中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争取早日回到社会上去。

张永远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心地坦荡,积极乐观,这在劳改队里是不多见的。

张永远也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也跟彭达如一样犯的是“强奸罪”,也是十年刑期。

号子只要开会,每个人都是必须发言的,先举手发言,后挨着铺位发言。

陈清文发言跟张永远相似,并不上纲上线,也不扣大帽子,重点是谈自己的认识。

李松章和李新献两个人看起来,都没上过几天学,开会发言都不会讲流行的套话,只是哼哼唧唧地说几句“认罪守法,老实改造”之类的话。

还有一位自称是“自动支边青壮年”的吴本生,河南人,也才二十来岁,个头高大,据说在社会上是爆苞米花的,刑期也短。在劳改队,若是刑事犯,刑期又短,是令人羡慕的,本人也有优越感。

吴本生常嘻嘻哈哈地自我调侃:为什么说我们是盲流呢?我们是自动支边青壮年,又不要政府掏路费……

这位“自动支边青壮年”对我这个“阶级敌人”却没有什么敌意。

--可见无论在怎样的大气候下,终归是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的。

不久,我知道了自己是13号号子里唯一的“政治犯”,而且刑期也最长,--怪不得我一直是入监教育的批斗对象!

再加之我在看守所关的时间太长,身体太差,在小组里只有我一个人劳动最吃力,完不成值星员指定的劳动任务,--这就又罪加一等了!

1970年的春天,“一打三反”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激烈地进行。

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多次召开大型的公判大会,每次都要枪毙一批人。

1970年4月的一天,北戈壁农场的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等9人,也被拉到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公判后枪毙了!

其中马雪尘、张士昌和陈剑秋,我一直未能谋面,因为我在1970年2月下旬到北戈壁时,他们已经分别被单独囚禁在小号里了;另外三个人的名字,我一直没有印象,或许是我到北戈壁之前,他们已经被批斗过了。在这里,我想起索尔仁尼琴所说的:

“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到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那天,我们一早就到大田干活去了,中午回来吃饭时,才知道马雪尘等9人被拉走枪毙了!

没有出工的同犯们说,他们9个人都是军人们用手钳子,在胳膊上拧上铁丝后,推上汽车拉走的!只有判死刑的人,才用铁丝拧着胳膊捆绑!

我们早晨出工时,看到翟金标被高股长叫出队列,到管教办公室门口等着,只见他面露微笑,显得轻松自如的样子……翟全标自以为在批斗会上把一切都谈出来了,也就是些鸡零狗碎、想像而已的东西,交待了也就没事了,怎么 也不会想到死神早就等候着他呢!

对此,人们无不感到意外。

虽然我到北戈壁的时候,“马雪尘反革命集团”一案已经揭发批判了一些时日了,但是该案的主要事实和情节,显然在揭发批判中还是不断地重复的,也就是我在前面记述过的那些而已……

然而,马雪尘、张士昌、郭家俊、陈剑秋、杨佛山、翟全标等九个年轻人,的的确确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了!

晚上,陪同公判的同案犯回来说,这回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开的公判大会,判处死刑的有十多个人!只有个别人听到宣判死刑后就瘫倒了,马雪尘他们九个人全部挺直站着……不知道是他们十几个人中的哪一个,在被宣判死刑后,拼命叫喊,可是每个死刑犯脖颈上都勒了一根绳子,押解的军人动手一勒,就叫不出声来了,只能在扩容器里听到“啊--”的一声凄厉的叫声,全广场的人都听到了!--这凄厉的叫声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乌鲁木齐得知,1970年春天,“一打三反”运动展开时,北戈壁农场揭发出来的所谓“马雪尘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子虚乌有,已经彻底平反了!同时,马雪尘、张世昌、郭家俊、陈剑秋等那些在“文革中”因为所谓“政治问题”而入狱的人也都平反了。

人们对这晚来的公正自然感到庆幸!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在北戈壁荒滩上九座坟堆底下,长眠的九个年轻的灵魂却再也不能复活了!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打”(指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从1970年1月到11月,全国共抓28.48万人,判处死刑9千多人。

著名的《出身论》的少年作者遇罗克、革命烈士张志新、原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等都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实际是“一打”)运动期间,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判处死刑的。


注:
(1)、北戈壁农场特有的类似锄头的农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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