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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3、判决与上诉

1970年2月5日,也就是我、陈清文、李松章和黄祥明四个被公判和游街示众的次日上午,小队长到号子门口,把《判决书》分别交到每个人的手里。

我拿到《判决书》,立刻向小队长报告,要纸笔写上诉。陈清文低着头认真地看着他的判决书;李松章则拿着《判决书》呆坐在那里。他俩没有跟我一起报告要纸笔写上诉。

小队长走后,我坐下来,在小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下,认真、仔细阅读了《判决书》。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在我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书.W公军(70)判刑字第1号》(以下简称《原判》)的原件复印后附在本章节的后面。这是一件典型的文革时代的产品,从中可以获取文革时代的许多信息。这就是关了我整整一年半之后写出来的判决书!在这一年半中我只被提讯过4次,除了在新疆公安厅的一次提讯问道孙子清的情况,并出示了他的照片外,其余几次都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判决书中所描述的主要情节,都没有跟本人核对过!

小队长很快就给我拿来了纸和笔。我半蹲在床前,奋笔疾书,针对《原判》的闪烁其词,我用事实进行了驳斥。当天就把《上诉书》写好了。

下面,我根据保留下来的上诉材料,把《上诉书》的主要内容,抄录在下面,并做一些说明:

一、《原判》称:“该犯以造反为名,到处流窜,曾两次去北京伺机行事,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等等。

事实是:震惊全疆的1967年W县“12.6”惨案发生前夕,我由群众组织决定和护送离开W县来到乌鲁木齐母校暂住。1967年12月6日,W县发生流血惨案,我方群众被打死10余人,打伤200人,数百人被迫逃亡到乌鲁木齐等地。我同从W县逃亡到乌鲁木齐的十来名职工暂住在八农,我们这些W县“12.6”惨案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不停地到军区文革接待站,7335空军文革接待站上访,反映W县“12.6” 惨案中打死了十多个人的情况,请求上级尽快调查处理。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具体过问和处理。

半年过去了,我们逃亡在外,早就领不到工资和粮票了,生活越来越困难。这时“中央文革”要求新疆两大派群众实行大联合,乌市群众组织也对我们帮不了什么忙了,我们的生活就更困难了!而打死了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竟依然无人过问!凶手们依然逍遥法外、横行霸道!我们返回W县的话,人身安全显然是得不到保障的。

1968年5月,我们指望的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也依然没有结果,群众组织决定派我和L给谈判代表递交有关W县“12.6”惨案的材料并反映情况,还由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去京介绍信(L因没带工作证而未果)。

1968年5月13日,我第一次到北京,从永定门车站一下车就受到民警和红卫兵的检查和收容。他们说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不准外地群众来京上访,对来京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回原地。我拿到遣返的车票後,还是坚持到天安门东侧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作了上访。我向接待的军人谈到文革开始以来,本人受到种种迫害;谈到W县“12.6”惨案,暴徒们打死了十多个人,竟然至今无人过问!暴徒们依然横行霸道,我们逃亡在外的人仍然不能安全返回工作岗位等等。接待的军人做了笔录,并表示,现在可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了; W县“12.6”惨案也可以向新疆在京谈判的群众组织代表反映。接待结束,接待的军人在我的工作证上打上了来访日期的印记;还出具了一份来上访的证明函,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印章。

我从接待室出来,准备到西苑旅社找新疆谈判代表。就在“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院内,有到西苑旅社找过“三新”谈判代表的人说,谈判代表团管不了上访人员的生活问题等等,给我泼了一盆凉水。于是,我回到车站,由红卫兵“护送”着上了火车,离开了北京,回到陕西家里。

我回到陕西家里,住了两个月,我给在乌市母校任教的同学D写信询问新疆的情况,D回信说,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还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乱,最好还是在口里呆一段时间再说。我也给在北京某中任教的高中同学Z写了信,同时寄出去W县“12.6”惨案的有关材料,托他转交给“三新”谈判代表团。Z回信说,材料已交到在西苑旅社的“三新”谈判代表团;欢迎我到北京去找他。大姐也认为,听说新疆还有武斗,我到北京找“三新”代表团一同回疆比较安全。

1968年7月17日,我第二次到北京。由于前车之鉴,即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的教训,我在丰台提前下了车。下得车来,已是早晨,我按照Z写的地址,到宣外香炉巷找到Z家,见到Z的岳母,她说Z在学校学习班,有一些时间没回家了。我留了便条,约Z到西苑旅社见面。走到街上,我又决定到白塔寺N中亲自找Z,或许还能借到钱什么的。总算见到了Z,由于他忙,仅匆匆客套了几句话。接着我就找到西苑旅社,也就是新疆“三新”代表团的住处,收发室说要到下午3点才能接见来访者,生活问题要上访者自己解决。当时只有12点,在返回城里吃完饭后,身上只剩下5角多钱了,我才想起关X(原W县的同事)曾说过:孙子清(原W县的职工)在W县办完了手续,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对此,我虽一直是将信将疑的,也听说孙子清似乎在文革中出问题了,但在北京再没熟人可找,离“三新”代表团接见又还有三个钟头,才决定问路找找看。

在去找孙子清的路上,使馆门口都有民警站岗,考虑到北京市革委会1号通令对外地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的做法,我不能对民警出示外地的证件,也不能说自己是来上访的。当时我只穿了件白衬衫,工作证等放在唯一的上衣口袋太显眼,我就把它放在去西苑旅社的公交车车站旁的树下,好返回西苑旅社时再拿上。

找到法国使馆后,我先向在门口站岗的民警(门卫)询问:“这里是法国使馆吗?有没有叫孙子清的,开车的?”门卫随即向馆内一工作人员招手,叫我自己问他,我就向馆内那名工作人员问道:“请问,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那位工作人员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我就转身朝东走了。

不料,另一名民警(在《原判》中称“岗哨”)快步随后赶来,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和门卫走进西侧岗亭。后来门卫过来问我的姓名时,我信口说叫王XX;再后来,“岗哨”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暴露了外地上访者的尴尬处境!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

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才把我从大门东侧叫到大门西侧的。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使馆找孙子清的全过程。

二、《原判》称:“该犯1968年7月17日到法国大使馆以找孙子清为名,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并且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以达其叛国投敌之可耻目的”等等。

事实的经过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当馆内工作人员对我说:“……没有孙子清这个人,你可以走了。”我随即转身离开了法国使馆的大门走了,--怎么是“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呢?

明明是“岗哨”把我叫回大门东侧,单独站在那里;两位民警站在大门西侧岗亭向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有同时进出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怎么就成了“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了呢?”

尤其是向民警询问就是询问,怎么就是“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呢?而四、五米宽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二民警一直站在大门东侧,甚至都进到岗亭内打电话,“该犯”一直站在大门东侧,直到民警首长来才善意地叫开了。--“该犯”有丝毫什么“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的的想法和做法没有呢?难道说要进入四、五米宽敞开的大门,非要跟什么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就可取得联系,才能企图混入吗?--简直莫名其妙!所以“要进入大使馆”、“企图混入大使馆”等等,纯属虚构是一目了然的!

三、《原判》接着说:“经我岗哨的反复查问,该犯又违称姓王,从石家庄来的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送交北京市公安部门扣留”。

既然前面已经说了,“该犯”是多次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则已是罪恶昭彰的叛国阳谋了!而就在身旁的民警又怎么在“反复查问”中,因“该犯又谎称姓王……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的呢!

四、《原判》接着又说:“经审讯,该罪犯交待出真实姓名和单位地址,并交待去法国大使馆之前已把工作证等证件藏在林带里,可见该犯去法国大使馆是有准备有目的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异常悲愤地控诉:震惊全疆的、我方被打死十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半年多了竟一直无人过问!我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不能返回原工作单位。我被迫逃亡已经八个月了,早就钱尽粮绝了!群众组织只能帮助解决一部分困难,我们是怎样维持生活的?一不会偷,二不会抢,三又要面子,不愿乞讨,就只有向熟人借……在加上当时北京革委会的一号通令,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一律强制遣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藏了证件,改名换性去找熟人借钱,实属被迫无奈呀!

五、《原判》又写道:“据北京市公安部门调查,该犯所找孙XX自误使馆建立以来从无此人,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

这个推论武断得出奇。某甲听某乙说某丙到某处去了,某甲到某处找某丙,找到其人和查无其人,都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怎么就可以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呢?何况孙子清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的说法在W县肯定是有过的,也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下面,我把孙子清其人,简单介绍一下:

孙子清当时有三十来岁,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身材魁梧,一头深褐色卷发,高鼻梁,大脸庞,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他自称,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或许是一个运动接一个的运动,使他落魄来到偏远的W县的。我是在1964年春耕开拖拉机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县委赵书记坐镇的春耕生产指挥部工作。他跟少数民族同志能讲维语、甚至讲蒙语。跟少数民族妇女们可以谈得热火朝天。跟我则探讨机械原理和机械制图方面的问题。确实与众不同!后来他又调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再以后,就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有人说,他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也有人说,他在文革中参加打砸抢,出事了。因此,1968年7月17日,我去找孙子清时,既指望能向他借到钱;也怕他出了问题,因而受到牵连。

1968年9月,我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受到提讯时,公安人员出示了孙子清的照片,并暗示他已出了问题。此后我又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以为孙子清出了问题牵连冤枉了我。

1975年2月,我平反回到W县后,曾向县农机供应站有关人士询问,核对孙子清的有关情况,结果竟跟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大家也不甚了了!

1980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平反五年后,在W县A公社任农机管理站站长时,A公社塔书记陪同两名民警来到我的家里,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是否知道他的去处?等等。我当即反问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我怎么会知道呢?”民警连忙表示:“我们只是来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迷!

六、《原判》最后写道:“该犯”在事实面前,仍负隅顽抗,拒不交待其真实目的和动机。

在什么事实面前呢?

无论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我向人民警察询问有什么过错?我又在人民警察的指示下询问了馆内工作人员。--这就是事实。

在什么事实面前呢?

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1号通令对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而震惊全疆的 、我方被打死10多个人的W县“12.6”惨案发生已经半年多了,竟依然无人过问!我若暴露了外地上访人员的身份遭强制遣返,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因此,我只能改名换姓,也不能出示证件,--这就是事实!

我写完上诉书如释重负,心情感到特别轻松!在看守所与世隔绝的阴暗牢房里,每天仅仅依靠一碗糊糊、一个窝头延续生命,真正是度日如年呀!在看守所里,我整整熬过五百六十六天!现在总算盼到判决结果,无论怎样,如同掉在黑咕隆咚的深井里的看守所的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在看守所的五百六十六个日日夜夜,我还是有所收获的:

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从悲观、绝望、崩溃的边缘勒住了缰绳,决心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去!

其次是,在看守所的日子就如同亲历炼狱,和观察在炼狱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灵魂。--这对于我也就像读书、行路一般,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阅历和行囊,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我始终没有忘怀少年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写书”的抱负!

1970年2月6日上午,我把《上诉书》交给了小队长,同时,陈清文也向小队长要纸笔写上诉。李松章则没有什么表示。

1970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号子门突然又“喀噔”大声响了一下。翌日早晨,小队长喝令我、陈清文和李松章,捆好被褥、拿上衣物出去。黄祥明已经站在院里。

我提着被褥走到院里,立刻呼吸到新鲜但是凛冽的空气!从此告别了W县看守所漫长的饥饿、阴暗、恐怖的日子!


附件:

最高指示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书
W公军(70)刑判字第1号
叛国投敌未遂犯程晓龙,男,汉族,现年30岁,旧官僚家庭出身,学生成分,湖南省X县人,大学文化程度,会英语、俄语;捕前系本县拖拉机站技术员;
查程晓龙,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其祖父解放前在国民党伪政府内曾任少将处长;其父系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曾任中校干事,科长等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判刑劳改。
由于程犯出身反动家庭,自小受反革命家庭影响,长大后又不重视思想改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该犯以“造反”为名,到处流窜,曾两次去首都北京伺机行事,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该犯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到北京法国大使馆以找“孙XX”为名,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并且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以达其叛国投敌之可耻目的;经我岗哨的反复查问,该犯又伪称姓王,从石家庄来的等一系列谎言,被当即将其罪恶阴谋识破,送交北京市公安部门扣留。经审讯,该犯交待出真实姓名和单位住址,并交待去法国大使馆之前已把工作等证件藏在林带里,可见该犯去法国大使馆是有准备有目的的。据北京市公安部门调查,该犯所找“孙XX”自该馆建立以来从无此人,足见该犯找人是假叛国投敌是真。
程犯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党和政府还是培养他直至大学毕业,当上干部,本应该积极为人民服务,改造思想;但由于该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顽固的站在其反动家庭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终于走上背叛祖国、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可耻道路。该犯在关押期间,态度极不老实,经反复交待政策,在事实面前,仍负隅顽抗,拒不交待真实目的和动机。为维护祖国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将叛国投敌未遂犯程晓龙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拾叁年,刑期自1968年11月4日起,至1981年11月4日止(关押期已折抵刑期计算在内)。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上诉B州革委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1970年元月2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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