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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2、在严寒中被绑着游街示众

1969年11月,我们号子的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和哈斯木,还有4号号子的依马木等,都被判刑送到劳改队去了。依马木、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分别都判了15年徒刑,哈斯木则判了5年徒刑。塔瓦别克的妻子判了五年刑,监外执行。

到了1978年,在文革中因“东突”问题获罪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依马木、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都恢复了工作。

在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迫害的普遍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捡起“东突”这面破烂旗帜蛊惑人心,妄图分裂祖国,制造民族仇恨,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在大多数新疆人民当中也是通不过的!

此后,东突分子屡屡沉渣泛起,在新疆制造了1990年巴仁乡事件、1997年伊犁事件、2008年喀什袭警事件等一系列恐怖骚乱事件,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东突”暴徒丧心病狂地对汉族百姓(其中许多是妇孺老弱)实行灭绝人性的杀戮,惨绝人寰,举世震惊!

2009年新疆的“7.5”事件同1944年的“三区革命”,对于手无寸铁的汉族百姓实施极其野蛮凶残的屠戮如出一辙!表明“东突”暴徒反人类的野蛮本质!

有人找出种种借口为之辩护都是陡劳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对ZF有意见有情绪,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广场去示威呀,静坐呀!为什么在阴暗的角落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汉族百姓呢?!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比法西斯还恶毒的手段残害老弱妇孺呢?!

我本人在新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又曾在文革期间的监狱里同“东突”的一些成员朝夕相处过,我认为要根本解决民族矛盾,应当彻底摒弃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那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渗透!

东突分裂分子在国际上宣传说,维族等少数民族在新疆受到歧视和压迫。--这纯粹是谎言!在新疆,汉族才是真正的二等、甚至三等公民(1)!请看事实:在计划生育方面,汉族群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行只准生一胎了;而少数民族则不受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起还规定可生2胎!在升学方面,少数民族学生一直受到照顾,比汉族学生少一百多分仍可上好的大学!在提干方面,更是对少数民族关怀备至,例如,新疆某族自治州,某族人只占全州总人数的7.4%,某族干部的人数却占干部总人数的比列最大;该州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而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数则占全州干部总数的47.4%(2003年统计数字)。

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的政策,东突分裂分子不但不买账,还要反咬一口!

所以,左宗棠、王震在新疆实行屯垦戊边和移民政策是极有远见的,对新疆的繁荣稳定和祖国的统一,边防的巩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全球来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科索沃的独立等,除了历史性的原因外,跟该地区民族构成的比例也不无关系。澳洲在19世纪曾是英国的犯人流放地,而今白人成了主体民族;在南非、津巴布韦,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白人却受到排挤和迫害!值得中国人深思。

1969年12月,郑华、王学明、谢启超和王木匠也被判刑送到劳改队去了。

郑华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获罪15年;王学明则以“散步苏修入侵的谣言”等获刑14年;王木匠则因派性诬他用公家的木料干私活判刑六年。不用说,到了1978年,他们都得到了平反。这是后话。

谢启超以公然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参加了打砸抢的罪名判刑15年。他以后没有得到平反,那是因为他是震惊全疆的W县1967年“12.6”惨案的主犯之一,该案1971年才基本查清,其他案犯直到1973年11月才依法判刑,谢启超是该案的凶手之一,自然逃脱不了干系。

1969年的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就这样在狱中艰难地熬过去了。

1969年,由于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关进监狱、收监审查的人激增,一度监狱都关不下了!

回过头再看看,1969年地球村都发生了哪些事件:

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交火之后,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勃列日涅夫还准备用原子弹袭击新疆!

7月20日,一天天烂下去的美帝的宇航员竟然上了月球!

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大谈“文革”的丰功伟绩。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党章。

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含冤去世。

从1949年到1969年,中国解放20年来,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文化只剩下八个样板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而邻国日本在1945年战败时,绝大多数城市化为废墟,食物匮乏,物价飞涨,可是也仅仅用了二十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已超过英、法、德等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国民生活普遍达到富裕水平!

有道是:“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一些人至今不敢正视历史,力图掩盖文革以及跟文革一脉相承的诸多灾难,不知他们意欲何为?

1970年2月3日的那天晚上,号子门突然“喀噔”一声巨响,诺大的号子,虽然又进来了几个新人,但老同号现在只剩下我、陈清文、李松章和老病鬼了,难道还要走人?不过,号子里门响走人的预兆挺灵验的,不知这回轮到哪个幸运儿?

我身陷囹圄已经一年半了!到W县看守所一年又四个月以来,除了1968年12月D队长提讯了一次以后,再也无人过问,真不知要关到哪年哪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算是真正领教了“度日如年”、“把牢底坐穿”等这些常听到的话的深刻含义了!

平常话不多的李松章,今天话多了起来:“门响走人”不会错!出了看守所的门就是好事!到了劳改队就好了,可以吃饱肚子,可以到外面干活,不像现在成天关在黑房子里,饿着肚子……

2月4日上午提前放风吃了早饭,接着,我、陈清文和李松章被小队长叫出了号子,3号号子的黄祥明也已站在院子里。

寒风凛冽的院子里站着许多军人。

我们四个立刻被军人们五花大绑起来,挂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黑牌子;给我挂的黑牌子赫然写着“现行反革命”;给陈清文挂的黑牌子上写着“坏分子”;李松章和黄祥明的黑牌子都是“盗窃犯”。

事到临头,我们几个却并不惊惶。

我个人的情绪不知为何反而高昂起来了,我才用玻璃片刮了脸。棉衣外套的兰布制服也比较整齐。我的心境坦然。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还比较拘谨,但逐渐省悟过来,看透了这一套繁文缛节,因此在遭到D队长、李奋一的法西斯式的吊打时,表现得像条好汉!

汽车开出了公安局,在大街上徐徐向南行驶。

我们四个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站在解放牌汽车车厢的前面,两侧和后面是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朝我们观望。

我忽然看到县招待所的管理员殷雪姗依然留着两条短辫,穿一身兰华达呢制服站在路边朝我们看过来,我的头下意识地朝上昂了一昂。但在脑海里却飞快地闪过:1964年春天,我身为技术员,亲自开拖拉机为机关农场犁地时,县委许书记亲自款待我们吃饭,殷雪姗低眉信首地给我们端菜端饭,她着一身兰华达呢制服,留两条短辫,显得文雅娴静。后来有人提醒我,殷雪姗是一个好姑娘,还没对象呢,我就有些注意她了。有一次我从城关公社B河南岸骑马回站,县委机关的职工正在公路旁植树,我早就看到了殷雪姗一身兰华达呢制服,两条短辫的身形……我昂头挺胸策马行进在公路上,正到殷雪姗跟前,马突然打了一个前失,我当场从马头上滚了下来!引得周围一片哄笑,我慌忙爬起来,上马勒紧笼头,匆匆离去--这一回可不比那回马打前失翻身落地了,随便人们怎样看怎么样想吧……

凛冽的寒风刺得脸热辣辣地痛,汽车在大街上缓缓行驶,人们纷纷跑过来围观,我昂然站立在汽车上,将一切置之度外……我又突然想起1968年5月,在西安的大街上,看到著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西铁联”的头头们,因为罢工影响了陇海铁路的运行,被中央点了名,而被军人们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分别押在几十辆大卡车上,游街示众!那时我也是一个旁观者,心中深为“西铁联”的头头们受此侮辱感到震惊和不平!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赴汤蹈火,因为受到围攻而罢工,稍有闪失,竟落得游街示众的下场!我当时曾设想这些挂着黑牌子、被军人押在汽车上游街示众的“西铁联”的头头们,心理是怎么想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轮到自己的头上了!……我在看守所已经呆了整整一年半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如果被游街示众时该怎么办?而今事到临头了,我反而精神振作,情绪昂然,只是直觉地认为,无论怎样,自己都应当像条好汉!鲁迅先生虽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然而他写的阿Q被游街示众却很真实生动,尤其是阿Q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真令人叹服……

汽车开到县政府大院内,我们四个被从汽车上拉下来,军人们把捆绑我们的绳子勒得更紧,并警告我们不准抬头,否则就要挨枪托!然后我们四个挂着牌子、低着头,被押到专供开会用的高台上,高台上方扯着白底黑字的横幅:“公判大会”。台下早已集合好几百名群众。高台下,面对群众,还站着一长排黑五类分子,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作为陪斗,他们全都低着脑袋,站得笔直。

军人们提着枪就站在我们背后,不时用枪托捣我们的腿以示警告。好汉不吃眼前亏。在台上,我们虽挺胸而立,却只得低着头,因此也就看不清台下的人。

会场竟异常的安静!

大会的程序很简单;由D队长一一宣读判决书;李奋一跟着念维文判决书。

宣读判决书的间歇,群众在指定人的带领下,多次振臂高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的判决书很简短,听来就像一张空洞叫骂的大字报,罪名竟然是叛国投敌!刑期居然长达13年!判决书虽然大出我的所料,但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比较冷静的。

陈清文的罪名果然主要是破坏军婚,判刑三年。

李松章和黄祥明是偷盗共犯,分别判刑7年和4年。

接下来我们又被押上汽车游街示众。街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和小孩。许多小孩还跟着汽车跑。我抬起头来向四周扫视,居然认不出一个熟人来!

汽车沿着县城的主街徐徐向西驶去。街的尽头是县拖拉机站。1964年的春天,那里还是空旷的戈壁地,阳光灿烂,春风吹拂,我带领规划队的同志,架起仪器在这里测量,规划着新站址,--我们献身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多么自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呀!而现在,县拖拉机站门口,依然矗立着1967年修筑的、象征武斗的碉堡!

汽车又调过头来到主街的十字路口,徐徐向南驶去。前方是日日夜夜奔腾不息的河流,河滩树林已被砍伐得稀稀拉拉了……1963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不久,跟随站长到河南岸城关公社三大队一队检查拖拉机的工作,那时这河滩树林黑沉沉、深幽幽,长满了河柳、苦杨、胡杨、白榆、沙棘、刺蔷薇等乔灌木,及野苜蓿、野稗、牧草,我们骑着马在树林中走了很长时间,不时可以遇到跳窜的狐狸、野兔,扑楞楞飞起的野鸡、野鸭,真是童话世界啊!……也就是在这个河滩里,暴徒们公然以革命的名义杀戮民众!

汽车行驶到河滩,又调头转回来。就在汽车缓慢调头的时候,在河滩路旁,我看到黄开焕和三大队六队的农民拖拉机收陈继禄,他们向我示以支持和鼓励的眼色和表情!可见他们并不相信判决书那一套说法,凭他们朴素的直觉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派性的迫害。同乡兼难友黄开焕自然是个明白人!我跟陈继禄的私交并不深,1966年春天,国家给贫困队调拨了一台“东方红-75”拖拉机,他被公社选派为车长,我带他们试车时相识的。他们此时此地给我示以支持、鼓励的眼色和表情竟使我终生难忘!

游街示众完毕,我们被送回号子。

我们的情绪仍然很好,我说,拿到判决书我就上诉。他们两个也说,我们都上诉。

其实,上诉在当时能起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也从没听说过上诉起了作用的。然而,根据直觉,判决跟事实不符,受了冤枉,就得上诉。


注:
(1)、还有XX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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