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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10、凶手的自供状

于军成越狱事件发生後不久,小队长叫马定有抱着被褥出去了。

马定有平日不多说话,可能是思念妻儿吧。他常常感叹地念叨:我们兄弟俩在出事的那一阵子,像是中了邪,忽然脚底生风,人像腾空了似地,挥着铁锹冲了过去……

接着我们号子进来一位长着一张略带微笑的太监脸、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的矮瘦精干的汉子,他放下被褥就笑嘻嘻地做自我介绍:我叫谢启超,是城关公社三大队的,从5号号子过来,跟你们号子的回族老马调换的……

谢启超就是前些日子王木匠说过的,告发于军成想要越狱的那个人。不过王木匠是H公社的,对谢启超并不了解。

我跟谢启超也互不相识。

看来谢启超跟号子里的其他人也都不相识。

倒是王学明开门见山问谢启超:“你是为啥进来的?”

谢启超答:我在生产队当管理员,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说我多吃多占,帐目不清,就把我抓进来了。

大家都知道谢启超告发过于军成,自然对他有所警惕,不太搭理他,他跟王学明到是常拉呱。

过了一些日子,谢启超在跟王学明的拉呱中,不经意地谈到震惊全疆的1967年W县的“12.6”惨案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1967年12月初,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头头在县政府主持开会说,“造司”有一个暗杀队(1)准备暗杀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打垮!

……1967年12月6日那天,“捍团”十几个人的马队正在河滩上追赶乌小二(2),忽听得有人喊那不是苗沛生吗?于是马队队员挥着长矛大刀追上苗沛生,把他包围起来。苗沛生提着根长矛,腰里别着短刀……大家都知道他会武术,才当上“造司”武卫负责人的,因此不敢靠近他……忽然有人喊:向他甩石头!大家就朝苗沛生甩石头,果然砸伤了苗沛生,大家一拥而上,砍断了他的胳膊和腿,让他活活冻死在河滩冰上……

……1967年12月6日那天,城关公社三大队五队队长马XX和王X等抓到了造司的封化中,刘景朝,肖永消,张克明等六名社员,公社党委书记王XX还是有党性原则的,他叫把其中的共产党员张克明释放了……剩下的封化中他们五个人被拉到三大队三队水磨附近,当场就用长矛大刀砍死了……最小的封化中还不到18岁!

当时谢启超在号子里是以旁观者的口吻讲述1967年W县“12.6”惨案的,我以为他也是道听途说而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谢启超本人就是当年W县“12.6”惨案的杀人凶手和干将之一,他就是当年捍团马队的一名成员!

谢启超在无人认识他的号子里,不经意间当作故事讲的“12.6”惨案的实况,竟然是凶手的自供状!

有道是:“贼不打三年自招”,信夫!

也是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谢启超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抓,是因为当时他当城关公社三大队的某队队长,在批买羊的条子时,正好写在有毛主席像的纸上,被群众举报为恶毒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抓的,并不像他自己在看守所说的,是因为在队上当管理员多吃多占,帐目不清被抓的。

1969年9月的一天下午,进来一位身着哗达呢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他面带微笑,悠然地在门口的床头边坐下,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火柴,划着火柴点着香烟抽了起来!

木孔立刻跑了过来,惊奇地问道:他们没有收掉你的火柴和香烟?

他微笑着睁大眼睛说,没有啊--,并随即从烟盒里抽出来一支递给木孔,并帮他点着。

新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长得中等个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约有二十六七的年纪,大家对他若无其事的举止做派感到好奇,纷纷围拢过来跟他说话,他也不慌不忙地,微笑着作答。

你是哪个单位的?干啥的?木孔一边抽烟一边问道。

我是M公社的秘书,叫陈清文。

你是“三新”观点的吧?我好像在县上的一次聚会上见过你!郑华问。

是的,陈清文回答。

你是为啥进来的?王学明问。

我也不清楚,陈清文摇摇头,若有所思地。今天中午我还跟派出所的同志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突然,派出所赵所长变了脸,喝道:陈清文,不许动!我笑道,你们开什么玩笑?他们几个一边说,谁跟你开玩笑!一边就用绳子把我的手捆起来。接着就开车把我送到县城这里。

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得知都是“三新”战友,就一见如故了。

我悄悄问陈清文,究竟是什么原因抓你呢?

陈清文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我又问,是不是因为派性问题遭到报复呢?

陈清文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悄声对我说,我出身贫农,是支边青年,又是预备党员,文革前就受到党委的提拨重用,当上了公社的秘书兼民政干事。现在清理阶级队伍是清不到我的头上的,文革开始,我站在“三新”一边,就遭到公社党委书记吴养善的忌恨,一定是他找借口报复……

在一次提审后,陈清文对我讲述了他对自己的问题的推测:

莫非我兼管公社食堂,帐目有一百多元不符,能算贪污?几年前,我跟公社招待所的管理员沈凤琪是有过男女关系,可是沈凤琪是怎样一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何况那时她还是单身!莫非是吴养善到早已结婚回内地的沈凤琪那里搞了旁证材料来?

--后来陈清文的《判决书》跟他自己的推测竟完全相符!这是后话。

陈清文进号子不久,6号号子又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等个儿,左眼珠有点斜,这年轻人平日不多说话,只跟王学明低声拉呱。

陈清文还是常常悄悄地跟我分析他的案情。

在谈到沈凤琪的时候,我对陈清文说:1964年春天我们县拖拉机站在M公社还没设立机耕队,我们两个拖拉机机组到M公社机耕时,就住在M公社招待所的大房间,沈凤琪就是招待所的管理员,她住的那间小屋,总有男人在里面,天黑熄灯也不见男人出来。而且,我们每次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男人。--这些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怎么会赖在你身上?

陈清文说:文革前夕,沈凤琪跟一名边防军人相识、结婚,并随这位军人复原回口里老家了。可能吴养善借沈凤琪后来是军人家属大做文章,硬把我跟沈凤琪单身时有过关系,扯到破坏军婚上面去,谁都知道破坏军婚得判三年徒刑!陈清文沉思良久,继续说道:我跟公社卫生院的xxx也有过关系,但是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一次机会,我的妻儿都不在家,她自己躺到床上,用手帕盖住了眼睛……我们就有了关系了。我兼管公社食堂也的确挪用了三百多元,用差费顶帐后,还差一百多元没还……我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社会上比我的问题严重的人多的是!如果我要被判刑的话,那么在街上随便抓个人进来,哪个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呢?难道都得判刑不成!

1969年9月的一天下午放风,我们同往常一样,上完厕所,各自端起摆在地上已盛上菜汤的碗,从麻脸大师傅手上接过一个玉米面窝头,走回号子。

大家都进号子后,小队长破例站在门口清点了一下人数,然后关门走了。

好一阵了,王学明才高声道:李松章怎么没回号子?李松章就是那位最近才进来的左眼珠有点斜的年轻人。大家并没有在意,因为这样的情况过去也有过:或是他报告队长有事;或者是队长提审他都是有可能的。

到了傍晚,王木匠回号子说:下午放风大家都回号子了,地上剩一只饭碗没人端,小队长到号子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人,跑到厕所从粪坑里把李松章拖了出来,李松章浑身是屎臭气熏人,小队长从库房里找了两件旧衣裳叫李松章换了,把他带到办公室去了,少不了一顿好打!

直到天黑很久了,李松章才被送回号子。

王学明问:“李松章,你身上怎么有大粪臭,是不是想逃跑,被揪回来了?”

李松章一直没有吱声。

第二天大家看到李松章鼻青脸肿,满脸是伤痕,可是李松章仍然不说一句话。

上午放风后,大家回号子吃过早饭不久,号子门哐啷一声打开了,6号号子的十多个人全部被叫到院子里站好。院子门口站着公安局的军管人员和留用人员。

榆树底下堆放着一些木柴棍。

D队长满脸阴云,背着手厉声喝道:“程晓龙,出列!”

我莫名其妙地走出队列。

D队长和李奋一立刻扑上来把我双臂捆住,腾空吊在榆树上!

原来他俩背在后面的手里早就提着绳索!

D队长接着喝令:“挨着个儿给我打!”

同号门个个满脸惊恐排着队挨个儿挥手向我打来,动作很大,打在我的身上却并不痛,这时军管人员和留用人员大多走出院门,只剩下D队长和李奋一两个了。

D队长大怒,喝道:“站好!”

同号门站成一排,不知所措。

D队长走到郑华跟前,厉声喝道:“你平常很会打人嘛,今天怎么不会啦!”说着捡起根柴棍朝郑华身上乱打一通,问:现在会了没有?

接着,D队长又朝大家喝道:“挨个儿,用木柴棍给我打!”

同号们排着队挨着个儿走到我跟前,各捡起一根木柴棍朝我打来,打在我身上显然感到疼了,尤其是塔瓦别克、谢启超和老病鬼几个更是打得我身上火辣辣地疼!

打完一圈,D队长喝令:“快!继续给我狠狠地打!”

大家又挨着个儿快步走到我的跟前,各捡起一根木柴棍朝我打来,打在我身上痛得有些麻木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塔瓦别克、谢启超和老病鬼几个打得狠……

D队长显然觉得大家还没有使出劲来,喝令:都给我站好了,看着!

说完,D队长和李奋一二人挥起木柴棍劈头盖脸拼命向我打来,我的脸先是火辣辣地痛,接着感到收缩得越来越小,只剩下眼睛周围一圈了……同时脑袋也感觉特别沉重,耷拉下去,抬不起来了……

D队长厉声喝道:程晓龙,这就是你教唆别人逃跑越狱的下场!

我看着D队长的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红光满面,小眼睛却闪着野兽般的凶光!这时我已无力大声说话了,但仍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教唆别人逃跑越狱!”

李奋一瞪大眼睛,紧抿着嘴象只狗似的在树下窜来窜去,向我扑过来挥棍猛打:“你还不老实!李松章,是不是他叫你逃跑的?”

李松章在队列里低着头,没有作声。

原来是李松章诬陷我唆使他越狱逃跑!

我耷拉着头,血从我的头上流到脸上流到身上一直流到脚下,滴到地下……我尽力说了一句:我没有叫谁逃跑!我的身体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就闭上眼睛再也没有出声了。

D队长和李奋一又朝我狠打了一通!他们看我吊在树上,耷拉着头,双眼紧闭,一声不吭,满脸伤痕,血流不止,面色青黄,骨瘦如柴,也可能怕出人命,才停止了殴打,把我从树上解了下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西斯暴行,我始终没有吭一声!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有这么强的忍耐力,表现得竟像条硬汉!而平时则显得过分书生气了!

同号们把我抬回了号子,放在床上,纷纷过来问长问短,都说是迫不得已才动手的呀……我又感动又觉得委屈,竟然泪水滚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大家不约而同向我表示歉意,李松章也可能是良心发现,他一直低头坐着,一付内疚的样子。

只有谢启超、老病鬼和塔瓦别克非但没有什么表示,我还看到老病鬼深陷的双眼射来的凶光!老病鬼说话虽然难懂,但他过去跟何森交谈时,说过政治犯是敌我矛盾,刑事犯是人民内矛盾,我还是听懂了的。因此,有阶级觉悟的老病鬼跟何森们总是把政治犯当做敌人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也可见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多么深入人心啊!

下午放风时,我躺着没有起来,陈清文替我把糊糊端回号子。王学明说,李松章留在后面向队长报告后,被叫到办公室去了。没多久,李松章回到号子,马上跟王学明低声拉呱起来,表现得心情轻松,好像卸了一个大包袱似的。我估计李松章是去向军管组承认了他的逃跑与我无关,纯属情急之下的诬陷。--因为此后,军管人员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这次对我实施法西斯吊打的事件中,D队长和李奋一暴露了他们狰狞的法西斯面目和豺狼本性!即使是在文革这样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那么多军管人员和公安人员怎么都不动手打人,唯独他俩赤膊上阵!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D队长竟然官运亨通,官至州公安局副局长!--也可见尽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发迹的新贵和余孽并没有得到清算,依然逍遥法外甚至飞黄腾达的严峻现实!由此也不难理解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为什么至今没有下文……

那个混在公安队伍里的人渣李奋一,以后继续在公安部门当打手,终因恶习不改触犯刑律,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判劳教,这是后话了。


注:
(1)、《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指出,这是“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罪名”。
(2)、指新疆红二司观点的、也即“三新”一派的群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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