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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8、1969,监狱都关不下了

1969年5月,我们号子在先后进来塔瓦别克、王一兵之后,又进来一名回族壮年马定有,他是因为争水浇地,和哥哥马定清一起打死了另一位回族青年,而同哥哥一起双双被捕的。

马氏兄弟进看守所不久,一天上午放风,院内榆树下又捆着一个抬头挺胸、横眉怒目的汉子,真是不知又抓来了哪路豪杰!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是一位湖北支边青年,因为怀疑妻子与人有染,就残忍地用菜刀把瘦小的妻子的头砍下了,只剩一层皮连着……

看他那被捆绑的英勇不屈的模样,却原来只是个杀害弱小无辜的妻子的罪犯!

后来在提审中,这杀人犯又说她妻子是特务,眼睛里有发报机。公安人员又将其妻的尸体挖出来,再将眼珠挖出来作了检查,结果证实又是一派胡言,罪上加罪!

--从这个角度看,看守所也真是藏垢纳污的地方,还充满血腥味呢!

1969年6月,州、县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改称“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从兵团团场抽调300多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县各基层单位,开展“斗、批、改”。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

六月的一天我们号子一下子就关进来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少数民族,他们一进号子,放下被褥,就跟号子里的几个少数民族难友,又是握手,又是问候,象是老朋友聚会似的。另一个汉族老头儿,进了号子就坐在墙根一言不发。

傍晚,王木匠回号子说,今天各派出所一下子送进来了几十号人,看守所塞满了,公安局的一些房子甚至办公室都腾出来当作临时看守所,公安局都快关不下了!这次抓进来的主要是跟“东突”有牵连的民族人(2);还有“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的人。听说各地都一样,监狱都关不下了!

新来的进了号子,安顿下来,自然少不了自报家门:

“我叫依登加甫,M公社二大队的,我们那个队离北山近,好多人都跑苏联了。我的哥哥也跑苏联了。我的哥哥不像我没文化,他上过师范,当过教员,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劳改回来以后,光挨批斗,他就跑了,” 依登加甫也是高颧骨、细长眼,穿着黑条绒棉衣,面带轻松的微笑,似乎对被抓了进来并不以为然。“我哥从苏联过来了好几次,要我和妈也过去,我和妈都不走,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什么要走?”他笑态可掬地,“派出所的人说,你哥哥过来了,为什么不报告我们!我回答说,他是我的哥哥,我怎么能够报告你们?--这就把我抓来了,抓就抓吧,反正我没有错!”

果然,依登加甫不久就出去了,是关押时间最短的人之一。

新来的哈萨克族大高个儿名叫哈斯木,长方脸、白皮肤,言谈举止总是彬彬有礼,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县体委工作。

哈斯木在回忆非同寻常的往事时,一付自我陶醉的神态:

“1959年全运会,我作为新疆代表队的摔跤运动员到过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跟郑凤荣、陈镜开他们同在一桌,共同举杯敬酒……国庆那天,天不亮我们早早就到天安门广场站队等待毛主席检阅。--十年过去了,可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另一个皮肤黎黑的哈萨克族汗子名叫阿拉木江,他是A公社的马车夫,他的一些亲戚跑到苏联去了,他进号子以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两只深陷的大眼睛总显得惊恐不安。

那位汉族老头儿,中等个儿,光头,瘦削,虽然穿一身破烂的制服,却神态安详,举止从容,看来他对于关押审查、批判斗争都习以为常了。果然他开口说道:我年老孤独,投奔来M公社某生产队女儿家。这几年恰恰遇到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挨批斗已是家常便饭,就是抓起来审查也好几次了……

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光荣历史却颇为自豪:

我今年69岁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时,我是国民政府军队最前线的代理营长,我现在还能背诵上级命令我们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部队抵抗日军的文件。

接着,这位瘦削的老头慎重其事地背诵了那份《命令》。并且,他又重复背诵了一次。

只可惜我当时没能把这份《命令》记录下来,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啊!

原来这位瘦削的老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自然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啦!

当这位抗日老军人得知我是大学生时,语重心长地勉励我:“我们那年代当团长的都很少有大学生,你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待到用时,知识就嫌不够了,你们会有施展才能的时候的!”

啊!我能在这么偏僻的W县看守所里,邂逅这样一位曾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7.7”卢沟桥事变的爱国军人,并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真是不幸中的一幸也!

王学明跟这位瘦削的抗日时的营长一见如故,到底是抗过日的,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一天上午王一兵被小队长叫出去,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回到号子,喜形于色,号子门一关,就窜到床板上,笑嘻嘻地说:“要是能出去就好啦!”

接着王一兵盘腿而坐,像往常一样大谈他的盲流心得:“老公安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盲流说胡话--这是因为盲流一句胡话,公安得外调几个月,花钱花时间还没有结果!”

卢医生笑道:“你关了这么多天还是红头花色的,真是有一套经验啊!”

王一兵也笑着说:“四海为家,乐观第一。更要善于总结经验。有道是: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一点不假呀!”

后来王一兵低声对我说:“刚才提审我,我可能快出去了,要不要我给你家里带信?”我答:“谢谢,不用了。”他又悄悄说:“那我就先说后会有期了,怕放我出去的时候来不及说了。”

果然,不久,小队长叫王一兵出去,王一兵向我们告别,他眨巴着眼,什么也没说出来,却差点要流泪了……

“后会有期”是不可能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没过几天,那位曾在卢沟桥抗日的69岁的老人也出去了。遗憾的是,我连他的姓名,住址都没打听清楚!

一天,我正在向艾沙江学习维语《纪念白求恩》,忽然号子里一阵混乱,只见马定有拉开了郑华,木孔拉开了哈斯木。哈斯木用手按着嘴鼻流出来的血,坐了下来,跟木孔说着什么,并不跟郑华计较,号子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入夜,卢医生跟哈斯木用哈语交谈了一阵之后,卢医生唱了一首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

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风暴不会永远不住
啊--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笑脸
乌云笼罩着冰山
风暴横扫戈壁滩
欢乐被压在冰山下
啊--

哈斯木接着先用哈语、后用汉语唱了一首委婉动听的哈萨克族情歌:

在河对岸一望无际的草原
盛开的红樱花儿像那朝霞一般
每天早晨总有一位姑娘到河边
用那金黄的缠绳把那淘气的马儿拴
……

美妙的歌声使我想起了女人,从小我就对女人敬畏如神,及至青春来临,伴随着幻想,女人在我心中就更加神秘。在现实中我终于品尝到了女人妩媚,同时心灵却屡遭重创……

半夜我梦遗了。

清晨,小队长打开号子门,挥手示意让王木匠、卢医生、黄开焕、郑华和我出号子。

当我走出号子门,呼吸到新鲜空气,两眼一黑,两腿一软,就失去了知觉……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王木匠说:“不要动他,让他躺一会儿。”我慢慢睁开眼,同号们都站在我的周围。我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我昏倒在看守所的院里了。

小队长叫我躺到榆树底下休息。其他人排着队出去干活去了。

我虚弱无力地躺在榆树底下,对面屋顶上有一个木制岗哨亭,一名军人挎着带三绫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在屋顶上来回度着。

如果没有那名军人在房顶上来回地巡视,如果没有那个岗哨亭,这个小院的铁门常锁,小院里这栋高大的建筑也铁门紧锁,悄无人声,岂不象座库房?谁能知道里面还关着几十个大活人呢?有的甚至已经关了两三年了,关上一年半载那是常见的事!就是库房里存放的东西也早就发霉了!

更何况看守所里早饭只是一碗糊糊,晚饭只是一个窝头,一天只有四百多克粮食,略有油花的菜都难得吃到!甚至洗脸、洗澡的条件都不提供!--这哪里是囚禁尚未定罪的人,就是围圈牲畜也不能如此对待呀!

朝北望去,远处逶迤山峦的高端还有积雪,闪着冷冷的白光。塔瓦别克一家拖儿带女,背井离乡,铤而走险,就是想要翻过这座山,到陌生的山那边去寻找自由:每一个人都向往的起码的自由,起码的尊严啊!

新疆1962年“5.29”逃苏事件和深圳1962的“大逃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时间点上重合,不是偶然的!

在文革期间,“外逃”就是“叛国”,就是“反革命”,打击严厉,量刑极重!--跟朝鲜、古巴很相似!但在新疆小小的B州逃苏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为什么这么多“大逃苏”的人,跟“大逃港”的人一样,“用脚投票”呢?

谁又能料到,十多年后中国竟出现了出国潮!高干子女和明星们以在外国置产和获得外国公民身份为荣!--他们这也是“用脚投票”呵!

我仰望蓝天、白云、绿叶,阳光普照大地,微风徐徐吹来,使我忘乎所以,感到格外惬意。我又一次凝望深邃的蓝天,碧蓝的天空依然那么辽远,那么空灵,那么飘渺,那么深奥,那么神秘!童年时光的梦幻,学生时代的热情,书香世界的温馨,现实环境的严酷……都在我的眼前纷纷闪过,难道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与世隔绝的阴暗的角落里吗?

突然三只鸟出现在蓝天,一只鸽狐盘旋着朝上飞,两只喜鹊嘶哑地叫着,扇动着翅膀也盘旋着朝上追,仿佛天空中有一架盘旋而上的梯子似的,显然是鸽狐伤害了喜鹊的孩子,小喜鹊的父母不顾一切地为孩子复仇来了……他们吃力地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大千世界到处是弱肉强食,无情的斗争啊!

我昏昏然地睡着了。

翌日,号子门“哐啷”一声打开後,小队长示意“老病鬼”出去,又挥手示意叫我也出去,我们来到院里,关了两年多的小董已在院里站着,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小队长说,今天带你们去医院看病。说完,叫我们站成一队走出看守所小院,穿过公安局大院,现在大院边的房屋里甚至办公室都关满了人,可是大院里还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只有塔瓦别克的几个小孩停下了玩耍,直勾勾地望着我们。

走出公安局的大门,上了大街,小董在前,我在中间,老病鬼拖着脚镣丁零当啷地走在后面,小队长就在老病鬼的左侧后方跟着我们,引起街头行人驻足观看。我们走在前面,又穿的是普通衣服,反而不被人注意,幸亏也没遇到熟悉的人。

到了医院门诊部,只见早就靠边站的县委许书记也在看病,他不象过去在位时那样,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毛料中山服,而是穿一身普通的兰华达呢制服;分头也不像过去那样梳得油光水亮的;脸虽然还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但却是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全然没有原先威严持重的县领导的仪态!

许书记看到小队长带我们一行进来看病,朝我看了一阵,似乎认出了我,竟显得惶恐不安,匆匆走了。

许书记认出我来了吗?

1966年春天,许书记同州党委宣传部饶部长率领春耕检查现场评比会的成员,来到A公社检查时,我正驾驶拖拉机牵引着我们自己革新改装的“耕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进行作业,许书记认出了我,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站去年在自治区获得先进站的称号,很好,要继续努力!”饶部长也过来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许书记讲,你是农学院毕业的,边疆的农村天地多广阔呀!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你们是大有作为的!小伙子好好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饶部长就被当作全州第一名黑帮分子揪了出来,不久,许书记也靠边站了。

我还在恍恍惚惚地回首往事时,我们都已看完病,拿到药,往回走了。

我们回来的一路上,街上的行人依然只注意戴着丁零当啷响着的脚镣、瘦骨嶙峋的“老病鬼”,也没有遇到熟悉的人。

在看守所关押而能去医院看病是极为难得的。不过,“老病鬼”比较特殊,他患的是骨结核,脊椎骨上长了个脓包,逐渐膨大,隔些日子就需要到医院去抽脓,同时那脓包又沿着脊椎骨逐渐向下蔓延。

“老病鬼”那拗口的江苏方言别人很难听懂,所以他平时说话也不多;只是他那双深陷在眼窝的眼睛总是闪着瘮人的凶光!

“老病鬼”五十岁左右,本来已骨瘦如柴,骨结核又不断加重,渐渐形销骨立,只剩下骷髅架子了。即使这样,他的脚镣也没有被取掉!或许是犯案时,他杀死那江苏女人的另一个年轻力壮的姘夫时,手段过于残忍,给公安人员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否则,那小董也致死了人命,怎么没带脚镣呢?后来听说,小董判了二十年徒刑;“老病鬼”还是病死在看守所了。


注:
(1)、摘自《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1969年”。
(2)、少数民族人士的通俗称谓。


9、深夜越狱

1969年7月的一天下午放风,我们走到院子,只见一个皮肤漆黑、虎背熊腰的汉子,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光着上身站在院子里的两块石头上,被晒得满头大汗!仔细一看,原来是于军成!他是不久前才从内地老家抓回来的。

回到号子,黄开焕说,W县“12.6”惨案後,我们“造司”的社员战友大多逃亡到乌鲁木齐南门一带,于军成也在那里。1968年1月下旬,“捍团”打手张金虎回内地探亲,路过乌市,于军成得知,派人引诱张金虎到南门附近抓了起来,关在人民剧场地下室。于军成几个本想让张金虎供出“12.6”惨案的内幕,派人叫我去做笔录,我那天正好带妻子到医院做妊娠检查,没有到人民剧院地下室现场。于军成几个在地下室把张金虎吊起来恐吓他。谁知这张金虎并不以为然,依旧油嘴滑舌,一会儿说“12.6”惨案期间,张三的老婆被强奸了,一会儿说李四的老婆也被强奸了……于军成因原来就跟张金虎有过节,没有露面,藏在隔壁屋里监听。没想到张金虎一口气说了许多被强暴的妇女的名字,其中就有于军成的妻子!于军成听得真切,怒不可遏,一下子冲了出来,挥棍就打,不料这张金虎越挨打,骂得越高声,于军成一失手打在了张金虎的头上,张金虎当场昏死过去……在新农总的帮助下把张金虎送到军区医院,抢救了几天,张金虎还是死了。幸亏我那天不再场,否则也脱不了干系。

傍晚,王木匠回到号子,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以来,查的很紧,于军成虽然早就逃回老家躲了起来,还是被抓回来了。于军成关在了3号号子,打算动员同号子的人想法逃跑,被同在3号号子的谢启超告发了,今天被军警拉到院子里毒打了一顿之后,被罚站在烈日下狠晒了一天!

以后接连几天,于军成都被罚站在烈日下示众。

看守所规定是不准会见家属的。可是艾山江和巴特的妻子每星期都来送一次换洗衣服,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达到彼此交流和沟通,倒是很高明的做法。

看守所虽然成天锁着铁门,但由于不断有人进出,号子里面的消息仍非常灵通,近来有几则传闻使我们大为震惊:

一则是,带我们去洋芋地拔草时跟依马木的妹妹有说有笑的高个儿维族班长,因涉嫌同情被关押的维族人而被调走;另一则传闻是,一位矮壮的甘肃兵趁值夜班到1号号子强奸了那位乱伦的甘肃女人,事后被捕送到军分区军事法庭……

怪不得这个阶段,担任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军人又换防了。这次换防来的军人不常来查号子。

在号子里象何森、塔瓦别克那样想要立功赎罪向队长告密的事时有发生,所以在号子里大家通常不谈跟政治有关的事,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谈自己的经历,谈吃,谈女人……

一个傍晚黄开焕被D队长叫了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回到号子,黄开焕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通过这次跟D队长的谈话,我感觉到我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黄开焕又悄悄对我说,D队长这次提审,态度跟以往不同。D队长问我:看了你写的交待材料,你既然发现水定那些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那些走资本主意道路的现象,你应当怎么办呢?我答,我的觉悟不高,不知道该怎么办。D队长说,应该像蒯大富那样,直接向党中央反映!

黄开焕按捺不住自己即将出狱的兴奋之情,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串街走巷的货郎,而我的母亲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串街走巷的货郎用尽心计,终于跟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结成眷属!……呵呵呵……

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原先是“宦”字,意思是叫我长大后做官,后来我自己改成“焕”字了!

我正琢磨给父亲写一篇墓志铭,将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

当我得知黄开焕的长子就是他们在乌市逃亡时出生的这件事后,问道:你长子出生那时,你们已经逃亡几个月了,群众组织新农总只供应一些玉米面和洋芋,又别无经济来源,你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黄开焕笑而不答。

我继续追问:我们拿工资领粮票的,断了工资断了粮票,仅靠群众组织的伙食接济,几个月下来,已是囊中羞涩寸步难行了!你们社员逃亡在外就更困难了,你们两口子还在乌鲁木齐生了孩子,你是用什么办法维持生活的呢?

黄开焕依然呵呵呵地笑道:我不给你讲。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春天来了,乌鲁木齐郊区农民犁洋芋地,我提只麻袋,在地里捡上半袋洋芋,背到街上一卖,不就有钱了吗?……呵呵呵,别的我就不说了!

1969年7月底,黄开焕果然出狱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D队长带黄开焕从县看守所到城关公社派出所,准备释放他时,“造司”(1)战友得到了消息,准备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黄开焕凯旋归来;这一下又惹恼了D队长,于是D队长就在派出所又把黄开焕关了好几天,才“教育释放”的。

1973年,我母到W县为我打官司,黄开焕给我母送去了最需要的面粉和清油。

1975年,我获平反回W县,首先到黄开焕家拜访。

1986年,黄开焕1968年逃亡乌鲁木齐时出生的长子锦鹏一举考入清华大学,去北京报到时,他们父子俩到我家来过。

此后,黄开焕的四个儿子,陆续都考上了大学,这在W县是绝无仅有的,被传为佳话。

1969年8月的一天深夜,房顶上值班的军人“叭”地开了一枪,枪声很脆,我们号子里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全都醒了!接着就听到军警们的脚步声伴着说话声,沿着西墙外的台阶上下房顶,和房顶上杂乱的脚步声……枪声也随着噼噼啪啪远远近近像过年放鞭炮似地响起来,还听得见隐隐约约的呼喊声……

显然是出了大事!但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平日从小窗户传来的有线广播,经常讲“严加戒备,防修突袭”,不会是苏修打过来了吧!

在黑暗的号子里,大家躺在床上轻声地议论着,猜测着,木孔站在小窗户下,仔细倾听着……

大家的心情兴奋,紧张,恐慌……

突然,号子的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几支雪亮的电筒的光束照了进来,一群军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我当时心头一紧:是不是因为苏修入侵,趁黑夜处理我们这些政治犯?否则,为什么晚上行动呢?

我脑海里飞快地闪过1949年上海解放前後,国民党的飞行堡垒和共产党的警车都是在黎明前对政治犯采取行动的……苏修入侵也是可能的,“三区革命”时苏军不是就到过W县吗?近来苏联军机和特务不也常骚扰W县吗?

大家都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屏声歛气。

D队长和小队长进来打着电筒清查了人数。

接着,军警们锁了号子门,走了。

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恐怖之夜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放风、吃早饭的时候,昨晚发生越狱事件的情况,迅速在各个号子传开了:

原来于军成上次打算越狱,被原本就是不同观点的同号谢启超告发,受到毒打惩罚之后,并不死心。恰恰不久谢启超又被掉换到5号号子去了,他终于说服了同号的另外三个人,四个人齐心协力,用每人每天仅有的一碗茶水,泡湿土块砌的墙壁,用断床板挖墙,后来又用在放风时在院内捡到的一把旧瓦刀挖;挖出来的土先堆在床下,后来土多了,就堆在墙边用被子遮住……又恰巧这个阶段担任警卫的军人换防后没有来查号子……

他们终于把厚达几十公分的土块砌的墙壁挖通了,墙外不远处是一个马厩,穿过马厩就是城郊了……

等到夜色沉沉,于军成第一个钻出墙洞,慢慢地爬过空地到达马厩;第二个钻出墙洞的是一位哈族青年,他也顺利地爬到马厩;第三个钻出墙洞的是一位汉族小伙子,他爬往马厩时弄出了声响,被房顶上的岗哨发现了并立刻鸣枪示警,三个人便拼命逃跑了……

县中队顿时全体出动,整个县城枪声大作……

三号号子剩下一个维族中年人,因为来不及跑,干脆盖着被子睡下,佯装不知情。

第二天傍晚,越狱逃跑的汉族小伙子被抓回来了,据说他是躲在一片收割过的玉米地里,又冻又饿,准备出来找点吃的,被发现抓获的。

自从于军成越狱事件发生后,军人们三天两头就要查抄一次号子。

每次查号子时,县中队的十多名军人都如临大敌,房顶上几名持枪的军人个个虎视眈眈;其余军人都手提树枝,大声吆喝着:快点!快点!谁若是抱着被褥走得慢些就要挨军人的皮靴猛踢!在搜身检查时,每个准囚犯随时都可能挨耳光和挨树条抽!军人们照例要把每个人堆放在地上的被褥乱翻乱踢一阵,我的两床被褥因此被踢得稀巴烂了!--显然是这些军人挨了批评之后借机发泄!

许多天过去了,于军成和那位哈族青年并没有被抓回来。他俩是一块儿跑的,而这哈族青年是知道去苏联的山路的,那就是说,他们可能跑到苏联去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于军成并没有越过北山逃到苏联去,后来还是从伊犁抓回来了!那么一个健壮如牛的人,还是在看守所被折磨死了。


注:
(1)、群众组织的名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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