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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7、逃苏一家人

1969年5月初的一天,我们号子关进来一位身穿呢子大衣和高统皮靴的哈萨克族中年男子,他长得中等个儿,肩宽背阔,嘴上边留着一行整齐的胡髭,两道浓眉深锁,脸色有些发白,但依然显得沉着冷静。他叫塔瓦别克。他的入狱引起一阵轰动,分外引人注目,原来他是带领妻儿全家逃苏,在北山山上被牧民民兵抓到的。

放风时,我们见到了塔瓦别克的妻子,她穿着藏青色的毛布衣裙和高统皮靴,是一位高大丰满的漂亮女人,竟有些像阿克西尼亚!(1)她和四个孩子就拘留在公安局的大院内。她看到我们在看守所小院内排着队放风,故意走进看守所小院的大门去上厕所。房顶上站岗的军人朝她厉声喝道:你干什么?她用汉语答道:上厕所。还外加一句,女人的事你不知道吗?便径直朝厕所走去,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

过了些日子,塔瓦别克紧锁的双眉展开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他告诉大家,红旗牧场的一批从自治区下来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包括当秘书、掌握公章的那名大学生,十多个人集体骑着马跑到苏联去了,红旗牧场的公章也带跑了……还有县武装部刘干事几个汉族干部也逃苏了……

塔瓦别克像讲故事似的,讲述了他们全家逃苏被抓的经过:

1962年伊犁“5.29”边民外逃事件时,W县也有不少人逃往苏联,政府认为我跟边民逃苏事件有关,判我劳改5年。我刑满回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我这个“劳改释放犯”自然是专政的对象。我老婆的哥哥是苏联红军军官,亲戚间又有来往,我老婆成了“里通外国分子”,戴上帽子,下到农村,经常挨批斗。天天挨批斗,我们活不下去了,决定全家跑苏联去!我们准备了馕和肉,还请了老婆的一个表弟来帮忙带四个孩子一起跑,大丫头才13岁,小儿子才7岁……我们半夜就动身,走到北山天就亮了……我们全家拼命地爬山,我在前面探路,老婆和他表弟带着孩子走在后面……我在山腰看到老婆孩子都被民兵抓了,我就从山上下来了……

是呀,丈夫是劳改释放犯,妻子是里通外国分子,都是黑七类了,一家人还有什么好果子吃!

半年后,塔瓦别克被判15年徒刑,其妻被判5年徒刑,监外执行。

直到1978年,他们夫妻才被平反,恢复了工作和国家干部的身份!此后,他们全家在W县生活得很好。

回过头来细细想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这个接受过党和国家正规教育的学子,满脑子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改造世界观;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相信“道路可选择”;甘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努力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吃着大锅饭,穿着工作服,到边疆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有一次,在看了苏联电影《红帆》之后,才突然心血来潮模仿红帆船长的打扮,买了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高统皮靴,招摇过市了一番!平日除了穿工作服之外,最多也就是一身兰华达呢(其实就是一种比平布,斜纹布好一些的布料)夹克衫!

--就这样,还是落了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技术权威”、“黑帮分子”、“国民党的孝子贤孙”而身败名裂的下场!

再看看塔瓦别克两口子,人家穿毛布着呢子,身体保养得很好,在不堪批斗的凌辱时,选择了全家逃亡,--显然思想上没有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生来懂得个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进了看守所,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见闻,结果就如同《天方夜谭》,总有听不完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

塔瓦别克也如同讲故事似的,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

我在1927年生于W县,从小跟在W县的俄罗斯人师傅学 擀毡子,做毡筒。后来师父去世了。18岁那年我跟师父的儿子一同参加“三区革命”……我们民族军的政委都是苏联红军军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是拿转盘枪的苏联红军……国民党要求联合国来调查,苏军就只在晚上出来作战,后来才撤走……

我们转战到塔城,师父的儿子战死了,我就回来跟师父的女儿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妻子病故了……以后我又跟一位巴依的女儿谈恋爱,巴依不同意这门亲事,我就同巴依的女儿骑马经过赛里木湖逃到伊犁结婚……但是不久,妻子又病亡了。

解放后,我随民族军到南疆,在那里搞土改,跟一位维族姑娘结了婚。我调回乌鲁木齐时,妻子的父母坚决不准女儿跟我走……

我转业分配工作回到W县才跟现在的妻子结婚的,我妻子现在29岁。

我一直保留着苏联国籍,订着苏联报刊,直到1962年“5.29”事件后我被捕判刑。

塔瓦别克进来没几天,我们号子进来一位穿着一身旧军服的瘦高个儿。号子们一关,他猛地一窜跳到床板上,朝小窗户和房顶四周瞧了又瞧,笑嘻嘻地说:这里能不能跑出去呀!

他成天有说有笑乐呵呵的,还常常唱一些他所说的“天才盲流歌唱家”改词的歌曲,比如:

……
夏季到来柳丝长
大姑娘脱了裤子上了炕
叫声小伙子你别害怕
鸡巴再大又何妨

可是当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时,却是满脸严肃没有了笑容。

我是山东人,名叫王一兵,当过志愿军,上过朝鲜前线。1959年归国时,回到老家一看,家里人都饿着肚子,跟宣传中讲得相差太远!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一气之下我就离家出走了……破罐子破摔呗!这次进来是因为在门市部涂改了发票。

我在朝鲜时当通讯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跟踪并强奸了一名朝鲜妇女,谁知那位朝鲜妇女竟是地方上的一名领导干部……这件事查出来后,部队立即召开大会,要把那名战士执行枪决!那位朝鲜妇女没想到会这样,亲自来说情要求赦免也没有用。

朝鲜男子战死太多,志愿军归国时,许多战士被朝鲜妇女藏起来了。后来,金日成允许这些志愿军战士加入朝鲜国籍。

有一回军警检查号子结束,大家回到号子。王一兵说:“你们太把查号当回事了,站的那么笔直!要知道,在部队里,手帖裤缝线站得笔直的兵是最没有用的!”

有一次不知为啥王一兵和郑华争执起来,郑华骂道“我X你妈!”王一兵回敬道:“你X你妈?我不X,我嫌脏!”说时迟那时快,郑华挥拳打得王一兵嘴鼻流血!恰好这时小队长开门放风,大家鱼贯而出,小队长站在一旁问王一兵:“你的脸上怎么破了?”王一兵答道:“是昨晚看不见不小心碰的。”

事后大家都认为王一兵讲义气,是条汉子。

一天早饭後,小队长打开号子门,挥手示意叫王木匠、卢医生、王一兵、木孔、郑华和我出号子,在院里还有几名其他号子的人,总共十来个人,由麻脸大师傅一人发一个馒头,由三名背抢的军人押着走出大门,走过冷冷清清的街道,来到城北县中队的一片菜地拔草。

一路上春风吹拂,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阳光洒满绿色的田野,远处是逶迤的山峦,整个世界是如此静谧!--我身陷囹圄快一年了,突然回到大自然的怀抱,真是无比的亲切,无比的眷恋啊!

休息的时候,我躺在田野里,静静地凝望着天空,苍天是多么辽远,多么深邃,多么浩渺啊!但愿我的灵魂乘风归去,遨游金碧辉煌的诗歌城(2)!肉体就静静地躺在这大地上,融入大自然,享受永恒的阳光、春风、宁静……

中午休息的时候,领队的高个儿维族班长,带我们到附近的一家维族老乡家喝水。

常在外面干活的王木匠几个悄悄说道:这就是单独关在4号号子那名新大学生依玛木的家,他的哥哥逃苏了。就是前些天发生的、红旗牧场十多名受再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集体骑马逃苏事件中,当秘书持有公章的那位。依马木的爸爸是县上有名的吐尔逊.上海,据说他年轻时在上海做生意,解放后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把商店交给了国家,现在是县联社的干部。他的儿女都上汉语学校,老大是新疆医学院毕业的,老二依马木是新大的,小儿子还在上中学,女儿是新疆广播学校毕业的,在县广播站工作,我们从小窗口常听到她的播音的……

正说着,一位皮肤稍黑,身体矫健的大眼睛维族姑娘,提着一壶水抱着一摞细瓷碗,笑嘻嘻地走出院门,用维语招呼两名持枪的维族军人也进院子喝水抽烟;然后朝我们走来,把碗放下,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压低声音悄悄地问:“我二哥身体怎么样?没有病吧?”王木匠几个答道:“你哥身体好的呢,没有病,放风时活蹦乱跳的。”

两名军人喝完水走出院门,一边抽烟一边跟依马木的妹妹说笑,从院内又走到门口两位花枝招展却不苟言笑的维族姑娘:都是大眼睛高鼻梁,个头都比依马木妹妹高,皮肤也白,穿的是很洋气的碎花连衣裙!

王木匠几个说:“这两位姑娘就是依马木和他哥哥的未婚妻,专程从乌鲁木齐来的……”

我们不由得都为她们叹息:一个逃苏是回不来了;一个被关也不会轻判!可怜这两位做着美梦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啊!

我们也看到了在自家院内紧蹙双眉,佝偻着腰,踽踽独行的吐尔逊.上海,他在思考什么呢?他见过大世面,跟着共产党走,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孩子们也都上大学,读中专,很争气,有出息!这在20世纪60年代偏远的W县也是绝无仅有的呀!可是却天有不测风云!

不久,我们也听不到从小窗户传来的依马木妹妹播音的声音了,--显然,她也被从这个敏感的岗位上撤下来了。

傍晚,我们排着队由三名持枪的军人押送回看守所。

在公安局大院内,我们看到了塔瓦别克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塔瓦别克的女儿和大儿子在井边摇漉辘提水,小小年纪都脸色阴沉,目光暗淡,说话都压低了声音!就连在母亲身旁的两个小孩也神色黯然,没有一点孩子们天生的欢乐气息!

他们也成了“先天的罪人”!

这次出去劳动,我还听说:在塔瓦别克劳改期间,他的妻子跟哈族生产队长麻搭(3)上了,又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在北山逃亡途中,塔瓦别克的妻子和孩子们及其表弟,被牧民民兵抓到後,塔瓦别克的妻子向民兵告发说,塔瓦别克就躲在前面的山坡上,民兵们才又上山,把藏在山里的塔瓦别克抓回来的……

在号子里各民族的同号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在号子里的维、哈、蒙等各民族同号之间交谈时,都用维语。我每天都坚持学习维语会话,渐渐对于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听懂一些了。他们得知我是大学生,对我一直很尊重,常常跟我交谈一些社会和历史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忘乎所以地讲到全国大规模武斗,实际上是从江青在1967年7月对河南“二七公社”讲话时,说你们要“文攻武卫”嘛,引发起来的……到了下午放风时,塔瓦别克留在最后,直到天黑才被送回号子。

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到办公室,满脸阴云的D队长突然问我:你说全国武斗是谁挑起来的?我急中生智,回答说:“我过去在一张传单上看到,说是四川的一个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而首先挑起武斗的。”

这才搪塞过去,躲过了一劫。

我立刻意识到,显然是塔瓦别克想要立功赎罪告发我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我回到号子也装得若无其事,从此提高了警觉。

塔瓦别克经历如此复杂,心地如此阴暗,为了自救,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一天下午,担负看守所警卫工作的县中队的军人突然来查号子,十几个军人手里拿着树枝条,喝令各个号子的人通通把被褥抱出来放在地上,把口袋里的东西也掏出来,站成一排接受检查。

大家很快就都抱着被褥走到院子,甩下被褥,站成一排。

几个脸色红扑扑的矮壮的军人,提着或夹着树枝条,对我们一个个地搜身检查,当搜查到离我不远的一位身材魁伟,身穿兰色制服的维族青年时,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搜查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军人侧脸厉声问:手帕为啥不掏出来!

那维族青年高声答道:没有听清你说的话!

“没听清?打得叫你听清呢!”这军人一口甘肃话,一边往前走,一边对另一个军人笑道:“这狗日的是苏修特务呢!”

--我这才认识了一直被单独关在4号号子的依马木!他长的浓眉大眼,四方脸庞,皮肤稍黑,一副凛然的态度。

后来,依马木被判了15年重刑,送到塔里木某劳改农场服刑。

几年后,依马木奇迹般地从戈壁沙漠深处的劳改农场逃跑出来,躲过了茫茫荒漠上的层层哨卡的拦截,潜入到一个煤矿冒充煤矿工人在坑下挖了几个月煤,差点丧命,九死一生,终于伺机逃回跟劳改农场相距两千公里的W县家里,和家人团聚!

当他得知父亲吐尔逊.上海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日子很不好过,而追捕他的通缉令早已到W县,他随时可能落网时,他毅然要求父亲主动带他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果然,他父亲因此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还受到了表扬!他本人则被押送回塔里木原劳改农场,继续劳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得到平反,回到新大工作。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位从事边贸工作的友人家中,不期遇到依马木,我们谈到文革中身陷囹圄的日子,感叹唏嘘不已!他证实了我在上面的记述基本属实,只是过于简略了。

依马木还告诉我,他的哥哥1969年跑到苏联后,已在那里成家,现在在吉国经商。


注:
(1)、指《静静的顿河》的女主人公。
(2)、借用朗费罗诗句。
(3)、见第3章的(1)。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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