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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5、同乡的坎坷经历

在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1969年却蹒跚而至。

过了阳历年不久,号子里关进来一个满脸皱纹,举止畏葸的中年人,他在床上坐着,用惊恐的目光看看大家,木孔问他话,他也不说话。后来他跟老病鬼互相对视了一番,终于相互认了出来:原来彼此都是红旗牧场的职工!他叫王学明。

过了几天,王学明的话就多了起来;我是湖北支边来的。抗战时打过日本鬼子,左胳膊受伤成了残疾,现在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经常挨批斗。有人找我算命看相,干部说我这是宣扬封建迷信。前些日子苏联飞机侵入到我们县的牧区,还飞撒传单,我又多嘴说了几句,苏联是不是要打进来了……人家说是,刚回到队上的何森向干部汇报了,我就被抓进来了。

王学明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讲一口湖北方言,语速快,声音低,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他对人和善也很勤快,常常打扫过道和放尿罐的角落。

二月初,一位眼窝微陷,双目炯炯有神的瘦削青年被关了进来。我认识他,他是W县“农造司”的文攻负责人之一,同一派的战友,1967年W县“12.6”惨案后也逃到乌鲁木齐的黄开焕!

黄开焕一进号子就微笑着跟号子里的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当我从暗中角落走到小窗下的亮光中跟他握手时,他得知我就是县拖拉机站的程技术员时,竟跌坐在床沿,双手拍着铺板失声大哭起来!可见我当时那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浮肿苍白,衣衫褴褛的犯人模样,跟过去当技术员时的形象落差太大,已经使得过去相识、又才从社会进到监狱的人感到惊恐了!

我虽然诧异,却很感动!

我们过去交往并不多,他是W县某公社的社员,住处离县城较远。W县“12.6”惨案发生以后,他逃到乌鲁木齐同许多社员战友住在南门一带,而我们则住在老满城八农。

我们一交谈,才知道彼此竟然是近老乡!原来他老家是湖南永兴县的,他的母亲是我们桂阳县的。

黄开焕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盲流经历:

我出生于1939年,已经30岁了!

1959年我毕业于合肥银行学校,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9元。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家乡也闹饥荒,我愤然离家出走当了盲流。

我先到青海,再到新疆石河子兵团某造纸厂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农场了,于是,我盲流到了伊犁。

在伊犁,我先在南台子煤矿挖煤,后到海西挖贝母,还在水定掏过老鼠洞……

1961年冬天,我在南台子煤矿,下巷挖煤挣钱。每个星期一,大家从井口下巷,抡着十字镐拼命地挖煤。到了吃饭的时候,从井口吊下饭来,吃完饭继续挖,挖累了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总之,吃、喝、拉、撒、尿、睡全在巷下,星期六下午才从井口出巷。

不时还有事故发生……

同在巷下挖煤的还有许多维族老乡,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边挖煤还一边唱歌!周末出巷后就跑到住在煤窑附近的女人那里去,把六天下巷挣的辛苦钱,除去喝酒的钱之外,通通给了那些女人们!星期一到了,又照样从井口下到巷里挖煤,一边挖一边唱……

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工作!

后来,因为我有文化,当上了司磅员,才从巷下上来……

1962年5月,我离开了南台子煤矿,跟着一伙盲流朋友到白杨沟挖贝母。每天可以挖到10公斤,再背回到指定的盲流村,那里有人专门替你晒干再卖……

到了7、8月份,我们又到海西去挖贝母,海西其实是指赛里木湖周边地区。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拨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四周都是高山。我们常到赛里木湖北边的白石山挖贝母,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山上到处都是挖贝母的队伍,像游行似的,如果谁不结伴而行,单独行动,就有可能被人杀害,抢走贝母,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每天可以挖到十多公斤,多的时候还可以挖到三十公斤!我们就地铺开晒干,三到五天下山背到三台去卖,湿贝母每公斤卖3、5元,干贝母每公斤可卖13元!挖贝母得风餐露宿,十分艰辛,但比起下煤窑来还是好得多!
    
八月底,贝母挖完了,我们就下山到水定的麦地掏老鼠洞。这时麦子已经收割完了,找到了老鼠洞,用砍土墁刨开,一窝就可以掏到十几个公斤好麦子呢!

1963年,我继续挖贝母攒钱。在水定的盲流村也混熟了,回到盲流村就像回到家里似的,这里有吃住的地方,有人帮你晒贝母,大家相处得也十分融洽。盲流村的核心人物是一位三十多岁风姿绰约的妇女,她跟当地的干部关系都很好,她摆酒席的时候,一些干部都来捧场,甚至公安局的某科长也常常光临……

有一回我们在盲流村休息,同伙的一个小伙子悄悄对我说,他跟一个丫头发生了关系,她竟然是一个处女,痛得叫出了声,还出了许多血!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啊!

说到这里,黄开焕用右手掩着嘴呵呵地笑!

我说,从他讲话的口气,以及他一讲到要紧处就推说是别人,而且讲的那么知根知底来推断,他说的那个小伙子就是他本人呐!

他依然掩着嘴呵呵地笑,不置是否。

过了好一会儿,黄开焕才继续讲述他的盲流经历:

挖贝母挣到了钱,我就给家里汇去三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一年的工资。

钱汇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从老家寄到盲流村的信,原来是我的一位不公开的女友写来的。她在信中说,你给家里汇钱也不写封信,有人说这是你死了的善后费,你爸信以为真都急病了。叫我尽快回去一趟。我吓了一跳,赶紧搭车回家,回到家里,果然父亲病重不起,见到我回来这才好些。父亲一定要我结婚成亲,他才心安。于是我被媒人带着去相亲,一天走了好几家……后来就跟现在的妻子谈上了,她原在山里的军工企业工作,大饥荒的时候她回家了……她看我的手白白嫩嫩的,不像干重活的;我可是如实讲没有工作凭劳动吃饭……她以为我是谦虚,就同意结婚了……后来她来到新疆,才知我说的是实话,也就原谅我了。

说到这里,黄开焕又掩着嘴呵呵地笑了起来。我问是想起了什么事情这么好笑?黄开焕说,那次我回到家里,邻里的一个结婚不久小伙子悄悄告诉我,他结婚那天晚上入了洞房,迫不急待,手忙脚乱,猛地一下把妻子的裤腰带扯断了,妻子嘤嘤地哭了起来,说那是她 编织了好几年的裤带啊--

黄开焕又呵呵地笑。

我也笑了起来,说,扯断老婆裤带的正是你自己!

成天关在号子里十分单调乏味,说说笑话既消磨时光又浇愁解闷。

黄开焕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我在新疆盲流了好几年,来到W县后感到这里民风淳厚,而且地广人稀,比别的地方都好。正好这里接收盲流,于是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接着便把妻子从老家接来……

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住处离大田很远,农忙时村里就没有人了。在妻子还没来之前,同队的一个小伙子悄悄告诉我,他的一次艳遇:两个妇女提着鸡蛋,把他哄骗到屋里,推他上床,一个跟他干,一个在旁边等着……呵呵呵。

我也笑道:“怎么好事都叫你遇上了!”

黄开焕接着讲道:

1966年春天,W县政府接收安排了我们这批盲流,对我们也不错,我把妻子也接来了。

没多久,父亲就在老家去世了。

说到这里,黄开焕哽咽了。沉默良久才又接着讲:

我的父亲一辈子就想盖一栋像样的房屋,这是老家的规矩。他奋斗了一生却没能如愿,只盖好了一半,就撒手人寰了!我以后一定要回老家替父亲盖好另一半,还要把新疆砌火墙的技术带回老家去……

于是,黄开焕饶有兴致地讲起砌火墙和砌房屋的技术来,以及如何规划,如何设计……

后来黄开焕叹道:

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了1967年底,W县竟发生了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我和妻子逃到乌鲁木齐,跟战友们一起住在南门一带,儿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我们逃到乌鲁木齐去以后,家就被抄了,我的几本日记被他们扣了下来……

去年全疆搞大联合,我们就回来了。可是他们还是不停地找麻烦,这次就是因为日记问题抓我来审查的。

过了些日子,黄开焕被D队长叫到办公室提讯。提讯回来,黄开焕趴在床前写交待,一下子就写了十多张!

黄开焕把写好的交待材料递给我,说:“我还没写完,你看写的怎么样,帮我修改修改。”

我接过来一看,他竟然满纸满篇都称自己的日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出我的意料。我诚恳地对他说:你这样写不行!不要以为给自己扣上大帽子就是态度端正,你这样写叫做“供认不讳”,正好自己给自己定罪!你在日记里无非是写了南台子煤矿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多么差,水定盲流村的种种现象多么不正常……你何不把这些怪现状都推到“走资派”的身上,正是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我在1963年左右听传达报告时,记得当时毛主席针对新疆水定县有一位书记在街上摆摊子卖东西这件事,批评说,新疆水定是最后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正好可以联系起来。

他恍然大悟地说:正是这样啊!

由此可见,一个人虽然文化高,阅历多,也很精明,但不一定有法制观念;或者说走到“法”这个门槛上还是容场栽跟头的。--这也是我身陷囹圄半年多的心得体会吧!

黄开焕按照我的提示,重新写了十几张纸交给了队长。暂且不表。

6、“东突”小头目

1969年3月底,我们所在的西边大间一直空着的4号号子,关进来一个人,是木孔从门缝里听出来的。到了晚上,木孔分别用汉语、蒙语和维语从门缝向4号号子喊话,询问;又把耳朵贴向门缝倾听。之后,木孔告诉我们,在4号号子单独关了一个新来的维族人。其他情况还不知道。

一天,木孔被提讯回来,号子门哐啷一关,木孔立刻从裤兜里掏出好几个烟头把子和一小张纸,他把烟头把子撕开,将烟丝聚集在那张纸上,然后卷成一支烟;接着,掰下一根牙签似的小木棍,从棉被里取出一点棉花,撕得薄薄的,一层一层把小木棍紧紧包裹起来,约有一根一手指头那么粗,然后放在床板上,两手端着一块小木板压在上面,快速前后用力搓动这个棉花卷,约一两分钟,木孔拿起这个棉花卷,用手快速撕开,边撕边用嘴吹,竟然从棉花卷的中心部分冒出烟来!木孔紧接着加快撕棉花,用力吹向冒烟处,棉花卷的中心处就冒出火来!

木孔用火点着了烟,美美地吸了几口,然后传给吸烟的挨着吸,大家解解馋。

前面已经提到,木孔还能把碎玻璃砸出刃口当剃须刀刮胡子,竟然能把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的!大家仿效他,他也乐于帮助别人。

到了4月份,我们6号号子也关进来一个维族人,他自己抱着一大包被褥放在床铺当中,正好同木孔相邻。他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叫艾沙江,他平日对待病人态度和善,工作认真,群众中口碑不错。他长得高大魁梧,穿的是考究的黑色毛料衣裤。进了号子,他依然举止大度随和,不卑不亢。他从不谈自己的案情,似乎入监坐牢也是平常的事。

艾沙江是新疆医学院毕业的,汉语讲得很好。我在乌市一中学过一年维文,现在时间充裕,我就向他学习维语,正好他随身带进来一本红塑料皮的64开的维语《老三篇》,他就送给我学习,还耐心地一句一句地读给我听,作出示范。

没用多长时间我就能用维语背诵《为人民服务》了。

同时,我还向艾沙江学习维语会话。

1969年4月中旬,我们6号号子又关进来一位蒙古族人,名叫巴特,长得一副典型的蒙古族人相貌:高颧骨,细长眼,高大壮实。他提着一大包被褥恰恰放在我的旁边,他是县畜牧局的干部,跟艾山江相识,一进来俩人就握手用维语互相问候;接着跟木孔握手用蒙语相互问候;接下来他笑眯眯地跟号子里的人一一握手。

巴特汉语讲得很流利,但话不多;维语讲得也很流利,平时常跟艾山江用维语交谈。

巴特跟我相邻,或许他看我满脸胡子,把我当作了同龄人;又听说我是政治犯--也就是“反革命”,话就多些,断断续续讲述了他当年参加“三区革命”的情形:

1944年冬天,我那时才十多岁,还在上学。起义军从伊犁越过赛里木湖沿山路来到我们W县,我也参加了起义军的骑兵部队,首长是蒙族人,政委是苏联人……攻打县城的时候,国民党驻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晚上苏联红军正规部队过来才消灭了国民党驻军,还屠杀了许多汉族老百姓,只留下一些小女孩交给维族老乡收养,以后都跟维族小伙子结婚了……白天,苏联红军都不出来……驻守在某镇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向B城、后向乌苏撤退……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控告苏军入侵,要求派代表团来新疆调查,苏联红军就连夜撤走了……

巴特还说,1944年11月,起义军在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头头艾力汗.吐烈是苏联派来的……

巴特说的有关“三区革命”的这些情况,我过去从没认真倾听和思考过!

我们从在学校起就一直被告知,“三区革命”同内地各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起义相同,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而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的汉族老百姓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掩尸埋骨的“万人坑”随处可见,现在还不时发现……

包尔汉在他的《新疆五十年》里,对此也有所披露和反思。

那么,“三区革命”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三区革命”的标志是,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克格勃间谍艾力汗.吐烈当上了临时政府主席!他公然叫嚣:“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在我们这块圣洁的大地上没有黑大爷(1)的份……”

艾力汉.吐烈们对汉族老百姓的血腥屠杀连包尔汉也看不过去。

艾力汉.吐烈的克格勃间谍身份,表明“三区革命”的总导演正是拒不执行列宁“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斯大林!

历史的真相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人为的掩饰,扭曲了历史;时光的无情,湮没着历史!

应当尽快搜集整理有关原始资料,使“三区革命”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告慰冤魂,祭典亡灵!彻底清算罪魁祸首和一切罪犯,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当时对巴特讲述亲身经历的“三区革命”感到震惊!这跟书上描述的“三区革命”大相径庭!直到1998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新疆两千年》还声称,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分裂祖国的宣言“有严重错误”!

分裂祖国,屠杀人民,--仅仅是“错误”啊!

此后,我收集,记录了一些有关“三区革命”的传闻,并借此表达对扭曲、湮灭这些历史的反抗:

1963年5月,我们到伊犁参加大学毕业实习,路过一处地方,人称那里原是埋着“三区革命”死难者的“万人坑”……

上世纪70年代,W县中学操场发现了许多人的骸骨,人称那里原是埋骨“三区革命”死难者的“万人坑”……

21世纪初W县A乡农民在耕作时,挖出了许多被捆绑但却呈反抗姿态的汉族人的骸骨,人称他们就是“三区革命”的死难者,--从伊犁来的苏联军队正是先到这里再到W县的!

本人大学同学戴xx的父亲就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被杀害的。

W县H镇原手工业联社主任齐XX就是“三区革命”时当地唯一侥幸逃生的人,当地其他汉族人基本上都被杀害了。

W县A乡原县拖拉机站维族职工朱XX的岳母就是“三区革命”时幸存的汉族小女孩,她的父母兄弟当场全部被暴徒们用大头棒,狼牙棒很残忍地打死了,她因为是小女孩,被交给维族老乡收养。朱XX的挑担买某曾任自治区某厅长。

本人在州技校任教时的同事哈XX,也是“三区革命”时在伊犁幸存的汉族小女孩,她的父母也在“三区革命“时在伊犁被活活打死了,她被维族老乡收养长大成人。

本人在W县拖拉机站工作时的同事江布尔和库瓦都曾说过,“三区革命”时,暴徒们往往用大头棒狼牙棒马刀砍刀很残忍地集体屠杀汉族老百姓。

德国二战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警示世人: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却说我当时在狱中一边向艾沙江学习维语,一边想向巴特学习蒙语,谁知巴特一口回绝,说蒙语不好学,我说就学字母也行,他依然一口回绝,不知是何道理,我只得作罢。

20世纪60年代在北疆地区汉人居多,各少数民族群众都会一些汉语,汉族群众会少数民族语言的就很少。维语和哈语都属突厥语系,是相通的,维族和哈族群众都会讲一些汉语,但却不会蒙语;蒙族群众人数较少,不仅会讲汉语,还会讲维语,但不懂人数较少的锡伯族语;人数更少的锡伯族、达翰尔族群众一般都会讲汉、维、哈、蒙各种语言,尤其是锡伯族,大多担任翻译工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在监狱里也是如此。

巴特继续讲他的经历:

解放后我转业到地方当上了干部。自治州成立时,我原所在的骑兵部队的蒙族首长当上了州长,我也调到州畜牧局工作。反右前后,我的老上级被打成“地方民族注意分子”,撤销了州长职务,下到某牧场监督劳动,我也被整下去了。60年代初我被调到县畜牧局工作,文革开始,我一直是批斗的对象……

1967年12月,自治区副主席伊敏诺夫被逮捕,据说是跟东突问题有关。1968年5月,新疆大学星火燎原红三连预订于5月27日,召开有数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打倒王恩茂大汉族主义的群众大会,虽被中央制止,但却表明“东突”势力在文革的混乱中重新抬头。

此后,新大、新医、新工等各大学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到各地串连宣传,“东突”势力向全疆各地蔓延。我们这些“三区革命”的老干部,大多在“文革”中挨整,自然成了……

我们这里是“三区革命”的老区,又是边境地区,像我们县的哈族副县长帕孜尔,也参加过“三区革命”,也有亲戚在苏联,“文革”初期批判他“里通外国”,又有“外逃嫌疑”,被迫自杀了!跟他情况类似的M公社的哈族副社长朱马别克也逃苏了……听说农X师的赵参谋和一些汉族人也逃苏了……这样的人不少,听说他们还组织了还乡团准备打回来呢!苏联也趁此加强了反华活动,甚至派飞机到边境挑衅,撒传单,还派“西飘”(2)过来。

说到这里,巴特长叹一口气之后接着说:

我只要用抽一支烟的功夫就能说服他们(3)跟我走!可是一旦被政府抓住,他们就会向政府老实交待,连肠子、肚子都会吐出来!唉!所以,我们的人成不了大事!

巴特还悄悄告诉我,通过木孔传话后知道,4号号子单独关着的,就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一位新大红三连的学生,叫伊玛木,他是专门来联络的,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县联社的吐尔逊.上海……

巴特讲到这里,忽听得号子里大声吵闹起来,只见黄开焕站在床当中,甩掉了外衣,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侧过身来对着老郑,大声说:“……你想打架吗?大家都不要拉,打死也别拉!谁怕谁!”

黄开焕的脸显得瘦削,但身上的肌肉却很发达。老郑在远处侧着头朝黄开焕看了看,终于没有出手,这大出众人所料,因为平日老郑总是先下手为强的。

入夜,号子里的灯泡一直是坏的,一片漆黑。大家除了有时跟卢医生唱唱歌之外,总要唧唧咕咕说一阵话。

一天晚上,王学明大谈他在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国宴上,饱尝了平生最丰盛的美味佳肴的情况。那时他所在的国军某团某营正在河南某地。

王学明津津有味地讲述国宴上有一道菜是一个特别硕大的蛋,令人称奇!这个蛋比鹅蛋大好几倍,大家切开来吃,蛋白包着蛋黄,是一个完整的蛋呀!那么这是什么鸟下的蛋呢?谁也不知道,后来他才打听到,原来是把十几个鸡蛋打烂後倒在一个猪尿泡里,加上一种添加剂,蛋黄和蛋白就会分开 ,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蛋!

接着,王学明又介绍他自己发明的一种做烤肉的方法,连骨头都能烤得又香又酥,办法却很简单:炉灶里留着能过夜的细小煤火,菜锅里抹一层清油,切成大块的羊肋巴条肉上也抹上清油,外加一些调料,均匀贴在锅里,盖上锅盖,细火慢烤一整夜,第二天锅里的羊肉又香又酥,连骨头都可以吃掉……

在看守所里,每人每天早饭一碗玉米糊糊,晚饭一个窝头,总共四百二十多克粮食,成天饥肠辘辘,--真是折磨人的好办法!何况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至少也得关上半年案情才有眉目!--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在号子里有人谈吃的,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洗耳恭听,甚至也参与进来,或许这就是“精神会餐”吧!

王学明刚讲完,艾沙江也大讲维族人吃羊肉的种种烹调方法,其中一法是把整只羊的肉都可以装进该羊的肚子里……尤其是艾沙江对羊肉抓饭的做法讲得很细致:先把切好的羊肉块放在炼好的清油里炒得七成熟,放适量的盐和调料,再倒入切好的胡萝卜颗颗,炒一炒,然后把洗好的米放下锅,添适量的水,把大一些的羊肉块翻到米的上面,盖上锅盖,小火蒸煮20分钟就做好一锅香喷喷的抓饭了!

我当时听得很仔细,不仅方法步骤,就连肉、油、米的比例也记清了,这就不只是精神会餐,还是学习烹饪呢!

艾沙江讲完,卢医生又讲了一番川菜,像东坡肉,炒腊肉,麻婆豆腐,如何讲究,吃起来如何可口。

木孔接过来大声说:你们汉族人这个菜那个菜样子多的很,我们蒙族一只羊腿把子撂在锅里炖熟就够了……哈哈……

在黑夜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精神会餐,其乐也融融。

六年后,我平反出狱,结婚成家,按照艾沙江的做抓饭的方法,亲自试做,一举成功,在妻子面前露了一手!然而,王学明讲的做烤肉的方法却一直没有尝试过。这是后话。


注:
(1)、对汉族人的蔑称。
(2)、即特务。
(3)、指少数民族群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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