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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4、盲流医生的悲歌

1968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我被调换到西边大间最西头一间号子,这是看守所唯一的大号子,约有20多平米,有两排民族式的木板通铺床,中间是一个走道,安放着一只可以烧柴禾的长方形的铁皮火炉。东面墙的高处是一扇小玻璃窗户,外面有铁栏杆,可以听到军人沿着台阶上下房顶换岗的声响。房子中间的顶篷上有一只灯泡,但经常不亮。

我来到6号号子的时候,里面只有五个人,显得很宽敞。南面那排通铺床的东边挨墙角落处正好空着,可能原来在此处睡的人离开不久,我抱着被褥往墙角一摊,坐下来休息。只见北面那排通铺床的中间,坐着那位带脚镣的杀人犯。他那双深陷的眼睛朝我不停地打量,大家叫他“老病鬼”。和我正对的北面通铺床墙角睡的四川老乡,也是才从3号号子调换过来的。他穿着一件黑条绒棉袄,留着背头,略有些秃顶,浓眉大眼,直鼻方腮,连鬓胡子,双手拿着一块手帕搓来搓去,琐琐碎碎忙个不停。南面通铺床上一位光头青年背着手昂着头在通铺上度来度去。还有一位高个儿蒙古青年正专心致志地用玻璃刮脸。

“听说你是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还是大学生呢?”在中间走道那位有些发黄发肿的四川青年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他的四方脸上眉眼端正,身材也壮实。

“你怎么知道的?”

“是王凤歧、杨连生讲的。他们判了刑才离开这里去劳改队了,可以吃上饱饭了。”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何森,是县红旗牧场的职工。”停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王凤歧他们是军管组判的第一批犯人,县公安局从8月份就军管了,G局长他们都进学习班了,只留用了三个人:侦缉股的田股长,小翻译李奋一和女收发员。现在军管组的组长是军分区派来的 苟干事,就是在查号子时背着手站在一边的一位矮小的年过五十的军人。他来了以后让所有的犯人都去澡堂洗过澡,不过也就那么一次。他还让犯人按号子到院子来理发,我当理发师,由伙房供应洗头水……”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会心地笑着说:“苟干事是信任我的,这以后我就常被叫出去干活了。”

何森还说,军管组的成员都是从驻军中抽调的排级干部,我们都得叫队长,听口音多是河南人,或湖北人,个个长的年轻英俊。负责开门叫人的那位喳喳呼呼的队长本性李,因为个头小,背后人都叫他小队长,他嗓门大爱喳呼,可从没动手打人。有位姓D的队长,平常很少开口,负责提讯,据说很有能力……”

下午四点钟开饭,照例由“小队长”挨着号子开门,所有号子的人都出去在院子里排成一行,把饭碗也排成一行放在地上,由那位面目很凶的麻脸大师傅给每只碗里舀上一勺有一些油花的菜汤。按号子去厕所方便后,由大师傅从筐里给每个人发一个玉米窝头,再端上自己的饭碗回号子。然后每个号子出来一个人,在院内抱几块劈好的木柴,回号子烧火过夜。
 
傍晚的时候,号子门一响,一名“同号”进来,走到对着门的南面通铺的西边墙角,坐在铺上。他白天出去给公安局干活,可以吃饱肚子,晚上回号子睡觉。他就是H公社的木匠王培增。他的长子曾是我站下乡代耕的拖拉机上的农民农具手。当他得知我就是当年机耕时,在他家吃住过的程技术员时,当场流下两行清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可见我被关押几个月后蓬头垢面,面色青黄,大变样了!

入夜,高个儿蒙古青年木孔把木柴塞进长形铁皮炉里点着后,高声说:“卢医生,唱‘好酒’吧!”

和我正对的北面通铺床墙角睡的四川老乡,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唱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
这里的树木长成材
青山绿水依然在哟
凉风悠悠噻,吹哟过来--

何森跟着轻声唱了起来。

那位总是背着手昂着头度来度去,一言不发、傲视一切的光头青年,也跟着轻声唱起来,原来他也是四川人,叫郑华,大家叫他老郑。

大家唱完《好久没到这方来》,何森又提议:卢医生,唱《江南之恋》。

卢医生接着唱了起来,大家也轻声跟着唱:

我家在江南
门前的小河绕着村庄
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
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
啊--江南……

炉火在漆黑的号子里闪烁,大家唱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身陷囵圄,失去了自由……

这首优美的歌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在青山绿水的湖南故乡的日子,想起了解放前后全家在繁华热闹的上海的生活,想起了在乌鲁木齐读中学念大学的黄金时光……而今,却莫名其妙地成了阶下囚!

在暗夜里,大家可以听到房顶上站岗军人的脚步声,也可以听到换岗军人从墙角上房的脚步声和交谈声,但是军人似乎并不理会号子里的歌声。尽管这号子是由很厚的土块砌成的,但那扇小小的窗子或许还是可以透出歌声的。

早上九点左右是第一次放风,由管教队长挨着号子开门,值班员提着尿罐倒尿,其余的人拿着饭盆走出号子,把饭盆按次序摆在地上,站好队,按号子轮流上厕所,由麻脸大师傅负责打好饭,再端饭回号子。王木匠放风出去就到外面吃饭、干活去了。

早饭是一盆玉米糊糊,大家吃饭时很专心,往往吧饭盆都舔得干干净净的。只有老郑对舔饭表示不屑,显得与众不同。

何森把饭盆舔的干干净净之后,对我说:“国家规定,看守所的犯人每天只给425克粮食。多吃不行,吃饱了你就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少吃可以;不吃不行!你不吃就是绝食,就是对抗政府,要撬开嘴巴,灌!”他那被关得发黄发肿的方脸上显露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大约十一点左右,喳喳呼呼的小队长“哐啷”一声打开号子后,叫老郑出去;老郑出去后,号子的门立刻“哐啷”一声挂上了锁。

何森立刻告诉大家,现在叫人出去是提讯。接着又介绍老郑的案情:老郑是红旗牧场五队的农工,也是前几年盲流到新疆来的,是造反派的头头,仗着出身好,有点文化,嚣张得很!有人揭发他,几年前他曾说过江青过去在上海是二流演员,名叫兰苹,--公然侮辱敬爱的江青同志,沾上了政治问题,这下子够他喝一壶的!不比我们……

卢医生很认真地说:“江青过去是演员噻!”

不到一个钟头,老郑回来了。他还是一句话不说,背着手在走道里度来度去。

何森跟老病鬼交谈着什么,老病鬼的生硬江苏话很不好懂,只得听何森对“老病鬼”说:我可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红二司(1)观点的人……

话声末落,老郑正好度到何森跟前,老郑伸出右手,用食指指到何森脸前:说话干净点,红二司观点的人怎么你了?

何森伸手一挡,说时迟,那时快,老郑一拳打到何森的脸上,把何森打倒在床上……何森伸手一摸,嘴角流出血来。何森坐了起来,一边擦嘴角的血,一边喃喃道“好!你打得好!大家作证,我没有还手。”

老郑背着手,依然在走道里度来度去……

卢医生知道我是大学生、技术员后,主动跟我搭话。他自我介绍说:

我姓卢,虎头卢,名叫先林,四川人。1954年重庆医专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当医生。因为解放前出身名门望族,自然是“家庭出身不好”噻!恰恰在“反右”期间,我又出了一次小医疗事故,单位上要批斗我,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就跑到新疆来了……
在新疆当盲流,我多次被四川老乡“坑”了,真是老乡“坑”老乡,两眼泪汪汪!
再说,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医生,怎么能到生产队跟农民一起去抡砍土墁挣工分呢?……
于是我就跑到山上牧区给少数民族牧民看病。山区牧民淳朴善良,我在那里行医如鱼得水,还学会了哈萨克族语言……
文革以来逃苏事件增多:W县哈族副县长帕孜尔因为被指里通外国有逃苏嫌疑遭到批判而自杀了;M公社哈族副社长朱马别克也因遭到怀疑而逃苏了;还有一些汉族老乡也逃苏了……我作为一名汉族盲流医生竟然在边境山区牧业队非法行医,自然受到怀疑;今年春天我就被派出所关起来审查过,多亏牧民们联名签字把我保了出去。

说着,卢医生从黑条绒棉衣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展开来,上面签满了歪歪扭扭的蒙文名字和哈文名字!

过了一会儿,卢医生习惯性地掏出一块手帕来,双手搓来搓去接着说:社会上把我们这些人叫盲流,维语和哈语叫做“卡尔努甫斯”(2)。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旅行者,一名旅行的知识分子,一名旅行的医生。
十多年来,我在山上牧区独自行医,这里根本就没有医疗设施和医疗人员,打针、司药、简单的手术、接生婴儿、甚至治疗癌症,全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随叫随到,服务到家。因此,牧民老乡对我也很好……
有一次牧区的一位蒙古族妇女难产,正在危急的时候,我刚好赶到那里,把婴儿顺利地接生下来。婴儿的祖母非常感动,在一次他们大家庭聚会时,庄重地说:“卢医生是我的汉族儿子,以后他到我们牧区来,你们都要给他饭吃!”
少数民族同志热情好客,很讲义气的。比我那些盲流老乡强多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位蒙古老奶奶的另一个孙子当上了B市市长,他遵照老奶奶的教诲,热情款待从重庆来B州故地重游的卢医生一家。两家人来往如同亲戚一般。这是后话。

卢医生深深叹一口气,继续说:我独自一人,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十多年了!从没回过四川老家,也没能给老母亲什么帮助,唉,实在惭愧得很!像我们这“卡尔努甫斯”的身份,连找对象,组建家庭的事想都不敢想!

卢医生说到这里,勾起了各自的心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还是卢医生接着讲他的经历:

在医专毕业前夕,一位女同学向我表达爱慕之情,我却言不由衷地说,另一个女同学也对自己有意思……结果是鸡飞蛋打……
在上医专时,自己是学校歌咏队的成员,经常登台表演的,现在嗓子不行了,唱的老歌也不合时宜了……
我从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不过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也不大合韵律的,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我在牧区行医时,骑着自行车,独自驶行在赛里木湖畔,湖光山色,风景如画,我会忘记自己是孑然一身的“盲流”,我会忘掉人世间的愁烦,也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我记得是:

哦,赛里木湖
一个温馨的梦
一个绿色的梦
松林如墨
草原如茵
远远近近的牛羊
融入了绿色的风景
唯有山风徐徐,波光粼粼

哦,赛里木湖
一首恬静的诗
一首蓝色的诗
长天如洗
湖面如镜
背井离乡的旅人
沉浸在兰色的梦境
唯见天山巍巍,湖浪轻轻

下午放风的时候,大家端着碗回到号子;过了好一会儿,何森才端着碗回来。

大家吃完晚饭,老郑被队长叫出号子,过了很长时间,他被带着手铐回到号子。

大家都认为是何森向队长告了老郑的状。

当晚谁也没有心思叫卢医生唱歌了。

老郑被拷了几天,手腕被拷烂了,以后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单调而又乏味地在号子里流逝。

木孔是县食品公司的牧工,也是因为平日犯了些生活上的错误,文革以来常挨批斗,打算逃苏而被抓进来的。

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木孔也跟老郑打了起来。木孔也只二十来岁,高个儿,身体壮,交手没几下,他就被只有一米六几、精瘦的老郑打得鼻嘴流血!大家把他们拉开了。木孔一边用手擦脸上的血,一边“耶啊拉”、“耶啊拉”地叹息,斜眼看了看老郑,没有再还手;也没有在放风的时候报告队长。因为在号子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同号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不能报告队长的,这叫江湖义气。木孔虽然是蒙古族,汉语也会得不多,却遵守了这个规矩。

到了晚上,还是木孔要求卢医生唱“好酒”。

卢医生很爽快地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调唱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也--
这里的姑娘长成材……

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跟着他一起唱。

唱完《好久没到这方来》,卢医生说,这回我唱几首苏联老歌,好多年没唱了,歌词都快记不得了,清了清嗓子,他又唱了起来:

野火在迷雾中闪烁
火星熄灭在空中
临别时请你把我的围巾
打一个结
……
明天那个雄鹰来
把我胸前的结打开
明天总有一个姑娘
爱上你这亲爱的人…
接着,卢医生又唱了一首苏联老歌:
顿河的哥萨克
饮马在河流上
有一个少年痴痴地站立在门旁
因为他在想着怎样去杀死他的妻子…

号子里一片漆黑,只有炉火闪闪烁烁,大家都静悄悄地听卢医生唱歌。

这几首苏联歌触动了我麻木已久的神经,使我想起了女人,想起了在疯狂的1967年我遭遇的桃花运,以及我这个“先天的罪人”的必然的悲剧结果!想起了女人的多情和绝情……

一天早晨,小队长哐啷一声打开门,叫王木匠出去干活,同时示意何森也出去。老病鬼趁机用难懂拗口的江苏话,报告队长,要求看病,接着叮叮当当挪动脚镣,转过身来,脱下棉衣,给小队长看他背中间的一个脓包,小队长没有做声,哐啷一声扣上了门。

老病鬼骨瘦如柴,两眼深陷,面色青黄。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一来就请求看病,就那次大检查,向苟股长报告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我得了骨结核,脓包慢慢向下发展,已开始流脓了。”

老郑知道我也是“三新”(3)观点的,立刻跟我亲近起来。他对我说,自W县1967年“12、6”惨案后,老保仗着当权派撑腰,打压围攻我们造反派,大会小会批斗我,把我打的死去活来,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跟他们拼到底!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后来他们借口有人揭发我在几年前说过“江青就是二流演员兰苹”,把我抓到这里来了……前两天,那个姓D的晚上提审我,硬要说我还有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罪行没有交代,态度极不老实,并用手铐铐了我几天……

傍晚,何森和王木匠回到号子,何森眉飞色舞地对“老病鬼”说,今天县中队会餐,他们在外面干活也吃到了羊杂碎。还说,原公安局的G局长到州上去学习之后,回来也参加了军管组的工作,他可是从北京下放的能力很强的公安干部呀!

入夜,木孔站在门边朝着门缝跟5号号子里的人对话,接着,他对卢医生说,5号请他唱“好酒”。同时,5号的人又是敲墙,又是敲门表示欢迎。

卢医生爽快地站在门边,对着门缝大声唱了起来:
   
好久没到这方来吔--

卢医生唱完,5号也有人唱了一首歌,但是听不清楚,效果不佳,只得作罢。

何森叫卢医生唱《江南之恋》,大家都跟着唱起来:

啊,江南
春二三月 莺飞草长
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
啊,江南
仲夏的微风吹醒了大草原
殷红的渔火烛照江滩
啊,江南
秋水呀共长天一色
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
啊,江南
阵阵的西风带来鹅毛雪
冬日的晚上围炉叙谈
……
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
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唱罢,黑魆魆的号子里,大家又沉寂了许久,或许是歌声触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让人想起了家乡,想起了美好的岁月……

老郑悄悄地对我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老家:草长莺飞,渔火殷红,长天秋水,晓风残月……家乡好是好呀,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却饿死了那么多人!我的弟弟和奶奶就在哪时候饿死了……七岁的弟弟临死之前,说:“阿婆(4),我想喝口米汤……”家里那时哪里有米呢?弟弟说完就死了。现在想来真叫人心疼哪!不久,奶奶也饿死了……那时在田头地里,东倒一个,西歪一个,都是饿死的呀!我跟着一帮年轻人盲流到新疆来才捡了条命!我盲流到新疆七年多了也没有回去过。自己成了家,也很少给家里汇钱……

1968年12月下旬,我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近三个月了,总算被提审了一次,就是那位身着军装,红光满面,横眉冷目的D队长提讯的。

D队长走过场似地问了一遍:到北京的经过,跟孙子清的关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实交代等等。

我又如实重复了一遍。

我抓住难得的机会说:都五个多月了,我的问题也该调查清楚了,怎么还不处理呀!

我看到G局长在里间办公室。

D队长横眉冷目,一声不吭地把我送回了号子 。

一天,何森又被“小队长”叫出去干活了,我向“老病鬼”打听,何森是因为什么被关进来的,他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呀,不但知道每个人的案情,就连公安局的内部情况他也知道似的!

“老病鬼”用江苏方言诘屈贅牙地说:何森在外面也是这样,就是爱打听,会分析,能说会道,食堂麻子大师傅也是我们红旗牧场调来的,他们谈得来。何森这小伙子见啥人说啥话,不吃亏,就是有“三只手”的毛病,这回是偷了场部俱乐部的幕布被抓进来的……

傍晚,王木匠和何森干完活回到号子,何森对“老病鬼”大声说:“今天队长们打牙祭,我和王木匠也吃到了羊蹄子!”他看我跟老郑正谈得投机没有理会他的得意,故意更大声地说:“我打听到一些情况--”

说到这里,何森突然不说了,卖个关子,果然大家也都安静下来,“老病鬼”追问道:打听到什么情况啦!

何森故作神秘地说: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像我们这些一般问题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关些日子也就放了;如果沾了政治问题的就没那么简单,不关死在牢里,也难得出去了!

何森的这番话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刻薄和恶毒的,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一气之下,也非常刻薄地用当时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常被引用的斯大林的话,回敬他:“鹰飞得再低也是鹰,鸡飞得再高也是鸡”呀!

这一招还真灵:何森当场气得脸色惨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何森被关了半年多之后释放了;我和老郑这些“政治犯”,在W县公安局看守所被浑浑噩噩关了一年多之后都被判了重刑:老郑因“恶意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被判刑15年,我更被冠以“叛国投敌”罪判刑13年!

若干年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又都陆陆续续平反了,恢复工作了……听说何森依然在红旗牧场,我们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或许他也不好意思再见到我们这些注定要被关死在狱中的“政治犯”吧!这是后话。


注:
(1)、即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绝大多数属于该组织。
(2)、直译为“黑户”。
(3)、即新疆红二司、新疆工总司、新疆农总司的统称。
(4)、四川话“奶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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