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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3、狱中噩梦

1968年10月初,回到W县,我就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W县公安局看守所设在县公安局大院后的一个小院落里,咋一看,如同一处大门上锁的仓库,只是房顶有一个岗哨亭,有一名军人挎着枪站岗。办公室的两名军人带我和周某来到看守所小院,打开锁推开门,小院里有几颗高大的榆树,小院里面的东南边角落是一座厕所,小院南边一排高大的仓库似的房屋分做两个大间,每个大间的双开铁皮们也总是挂着锁,周某被关进西边的大间,我被关进了东边的大间。

东边大间一进门是一个小走道,里面又分三个号子,每个号子也是挂着锁的,我被关进中间的号子。号子一进门是宽约1米、长2米的活动空间,和2米见方、约40厘米高的民族式的木板通铺床。屋角放着一个带盖的尿桶。

号子里就关着我一个人。

在W县,10月份天气已经很凉了。我只穿着7月份从陕西去北京时的白衬衫,两个多月来一直粘在身上,已经肮脏不堪!晚上睡在没有被褥的床板上,我冻得卷缩成一团……

一天深夜,我正在昏睡朦胧中,三弟忽然来到号子里,离地四五十厘米腾空站着,浑身鲜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完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在黑黝黝的号子里的床板上辗转反侧……

五个月前,也就是1968年5月初,因为W县1967年12月6日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依然没有人过问和处理,我们逃亡在乌鲁木齐半年多仍不能返回W县,我受群众组织委托去北京上访时路过哈密,特地去看望六年没见面的三弟。在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的据点里,我见到了也过着逃亡生活的三弟,他还不满26岁,却已是满脸沧桑!三弟告诉我,因为父亲是右派,他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当小学教员也当不成了。1967年11月铁路上的暴徒竟然跑到农村,在黑夜里对他下毒手,他当场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寒风吹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血泊里,急忙自己包扎了一下受伤的头,连夜跑了七十多里地来到哈密才捡了一条命!他说,现在只在宣传队里充当小角色,演奏乐器混碗饭吃。文革后期准备组建小家庭……此后我上访北京,落难陕西,目睹了文革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灾难……

其时我已身陷囹圄快三个月了,从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又转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在号子里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1971年11月,因为我恰恰跟在反右时被判刑的父亲在同一个劳改农场,又恰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找到了我,我才得知,三弟于1968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哈密某小学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原来我在号子里做的这个噩梦竟是真实的事:三弟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

一天傍晚,我住的号子关进来一位花白胡子的维族老头,他一进来就低头坐在床沿,摆弄自己的一双大手,并不开口,他的脸上还留着被抓破的伤痕。他会一些汉语,说他叫阿吉,但不说自己是为啥被关进来的,却总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没多会儿,军人把他家送来的一套厚实的被褥甩了进来。

翌日,我向军人要了纸笔写了便条,索要在县拖拉机站的被褥。没过几天,军人就甩进来两床网套两床线毯,和一套旧棉衣,--都是我因躲避武斗离开W县前留在拖拉机站的衣物。从此我就不再挨冻了。

这天号子里又关进来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维族青年,他上身穿了件民族式的黑棉袄,里面却是件单衣,下身是单裤。他惊魂甫定,一副心神不安的模样。他的汉语讲得不错,他说他的爸爸是个大阿訇,到沙特阿拉伯朝过圣,文革以来被整得死去活来,一家人都跟着倒霉……他从伊犁朝慕士塔格(1)跑,想逃到苏联去,山上河水冰冷刺骨,他变得像狼一样凶狠,还是被牧民抓住了……说到这里,他摇着头皱着眉连声叹息:“咽阿拉,咽阿拉!呼达爷脱凡!(2)”不久,他就被押送回伊犁了。

军人突然哐啷一声打开门,叫阿吉抱上被褥出去,花白胡子的维族老头很麻利地抱上被褥走了。接着就关进来一位身穿黑色条绒皮衣的高个儿,他长得高颧骨像蒙古人,但能讲流利的维语。他说,他是达乎尔人,叫亚西卡,在某大队水磨上干活,跟一个洋缸子麻搭上了(3),经常挨批斗受不了啦。他表弟瓦斯卡是粮站干部,也犯了男女作风的错误,怕挨斗,两人决定逃到苏联去,每人骑了一匹马,还带了许多馕,但在北山被抓了……

有时候下午放风时,所有号子的二十多个人都被叫出来,在院子里站成一排,互相见了面,还悄悄地互通案情。

我们隔壁西边号子也关了三个人,总带着脚镣的大个子叫张全林,江苏人,皮肤白里透青,说明关的时间不短了。他带着贝母铲和理发推子到山上挖贝母,越境到了苏联,在苏联生活了一段时间,又被抓起来审查后遣送回来了。在提审中问他,在苏联审查时问了他什么问题,他如实回答说,问过边境上有多少解放军。其实他又怎么能知道边境上有多少解放军呢?但仅就这一条,在当时他就够判死刑了,--这已是“叛国罪”而不仅仅是“外逃罪”了!所以他被戴上了脚镣。

“逃苏”的人被抓回来,一般都会判十年以上的重刑!可是当时“逃苏”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隔壁3号号子有一位白得微肿,个头不高的河南小伙子,一副拘谨畏葸的模样,是某公社的社员。夜里跟新婚不久的老婆吵架,他顺手抄起床下的一个榆树木墩朝床那头的老婆摔去,他老婆当场昏死过去;他吓坏了,连夜把老婆背到戈壁干沟里撂下,自己逃回家来,第二天他老婆果然死在戈壁干沟里了。人命关天,他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他的岳母带了小姨子到公安局来要求释放他,说是他女儿的错,让他回去和他小姨子再结婚。--人间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隔壁3号号子的第三位“同犯”也是最近才关进来的,中等个儿、方脸庞大额头,四川人,据说是在山上牧区私自行医,行迹可疑被抓的。

东边隔壁号子关的是两名妇女。一位是红旗牧场的江苏妇女,因为两个姘夫争风吃醋,年老体弱的姘夫把年轻力壮的那个杀死了而被关。另一位是某公社的甘肃妇女,因为跟亲弟弟通奸乱伦被丈夫抓到而被关。放风时虽然看不到她们,她们的案情却跟其他人的案情一样不胫而走。

西边大间的十来个人我只认识杨连生和王凤歧两个(周某已不在)。他俩在1967年时画毛主席巨幅画像,在W县颇有名气。那时各派群众组织游行都要扛出巨幅毛主席画像以表示忠心,所以他们很受欢迎,从县城一路画到各公社、牧场。他们是以伊犁某工艺美术社的名义来进行这项受人尊重又十分热门的活动的。杨连生负责绘画,他是开封美专毕业的;王凤歧则负责业务联系。

他们倆在看守所也显得与众不同,毛料制服,呢子大衣,整整齐齐,神态自若。杨连生高挑个儿,眉清目秀。王凤歧中等个儿,举止潇洒。

他两在M公社作画时,杨连生勾引了一位当售货员的哈萨克姑娘;王凤歧则勾引了一位蒙古族少妇。恣意作乐之后,他俩想甩掉她们回伊犁去。谁知这两个女人都鬼迷心窍,以为是真遇到了白马王子,结伴弃家骑马来追他们,欲与他们共赴朝思暮想的花花世界!被她们的家人发现并告发了,这两个骗子才双双落网!“诈骗案”才败露出来。许多单位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也被收到公安局来了。

轮到他们上厕所从我们身旁走过时,杨连生向我点头微笑。王凤歧则悄声对我说:“保重身体!”我的内心顿时感到热呼呼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还有什么话比“保重身体”更简单扼要,含义深刻的呢!

西边大间的十来个人中也有一个人带着脚镣,显然是不久前跟那位江苏女人一起关进来的杀人犯!他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身体瘦弱,深陷的双眼闪着凶光,从他例行向在房顶上站岗的军人高喊“报告班长,我解手去!”可以听出也是江苏口音。

看守所每周都要大检查一次,这时十来个军人如临大敌般来到院内,有的站在墙边,有的顺手劈几根榆树条提在手上。由值班的队长挨着号子开门高喊:“抱着被子出来!”大家跌跌撞撞出来,二十来个人站成一排,被褥甩在自己脚下,军人们过来挨个儿搜身,踢开被子检查。一位甘肃口音的军人问那位白得微肿、个头不高的河南小伙子:“你是什么犯?”河南小伙战战兢兢地回答:“把老婆打死了!”那军人抡起手上的榆树条,朝他劈头劈脸边打边骂:“打死你个杀人犯!”一位蒙古族军人对一位矮个儿四川人搜身时问:“结婚了没有?”答:“结了。”这位蒙古族军人劈头盖脸打了他几巴掌……

每周大检查时,人人自危,保不定就要挨一顿毒打!

在一次大检查时,大家都按口令立正站着。一位军人发现西边大间新来的宋平福,歪着头,叉开左腿,满不在乎作稍息状,快步走到宋的跟前,问:“你是什么犯?”答:“男女关系。”那军人朝宋左腿猛踢两脚,吼道:“站好!流氓犯!”宋平福狠狠地瞪着军人,左腿收拢了,右腿又叉开了,仍作稍息状。军人只得走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这名普通社员的行为给我这个从小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书生以很大的启发:在逆境中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不要吃眼前亏;在严酷的条件下,要保持冷眼看世界的心态。

宋平福也曾从公社生产队抽调到县拖拉机站当学徒。文革初期我遭到批斗时,他曾站出来说:“不能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是牛鬼蛇神。”……后来他同另外几名学徒被送回公社生产队了。

宋平福在看守所没呆多久就走了。

早在1968年8月份的时候,W县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了军事管制。在1968年11月下旬,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了一批犯人。其中张全林以“叛国罪”判了二十年徒刑;亚希卡以“外逃罪”判了十五年徒刑;瓦斯卡以“外逃罪”判了十年徒刑;杨连生以“诈骗罪”判了五年徒刑;王凤歧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徒刑,因为他除了“诈骗罪”外,在伊犁还是反革命组织劳动党的成员。

20世纪60年代初就听说有个劳动党,因不满现行制度,在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间发展着,活动范围很广。杨连生因为告发王凤歧是劳动党骨干分子有功,被从轻发落了。


注:
(1)、维语:“冰山”。
(2)、老天爷保佑之意。
(3)、新疆民间约定俗成的混合语言,意为“跟一位妇女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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