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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历文革的牢狱之灾                                       

作者:晓龙

2、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的见闻

1968年9月初我们乘囚车到了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和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关进第一号号子,里面已经关着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号子有十多平米,光线暗淡,天花板上有一盏40W的灯泡长亮着。号子里面是一张民族式的木板通铺,约50厘米高,外面是可以活动的地方;屋角是一个尿壶。门上有一个可以开关的小窗口,公安人员可以从这里监视号子里的情况,打饭也在窗口进行,号子外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光线也暗。

跟我一起关进来的这位年轻人显得从容大方,他坦言是乌鲁木齐的一名在校中专生,在北京为王金波请命翻案,而被拘押遣返。王金波原是新疆的一名工人,某群众组织的头头,1967年初被打成“反革命”了。这位年轻人坚持认为他们组织和王金波是无罪的,一副大义凛然,绝不屈服的姿态。没过几天,这位中专生就被他们学校带走了。

接着又被关进来一位三十岁的中年人,眉清目秀,皮肤白中透黄,个儿不高。他自我介绍说是陕西汉中人,50年代在部队服役,后因政治问题被判刑到青海劳改服刑,成了职业政治犯了,以后又转到新疆劳改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公然声称自己是“职业政治犯”的人!他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对生活乐观,待人和气,身体力行,总是把号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只住了两天就被叫走了。

新疆公安厅看守所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十分频繁。不久又关进来一个广东青年,他是从伊犁押回广东的。他说,在文革中参加武斗,在广州抢银行,打死人了,逃到新疆伊犁以为没有事了,写信回去被发现而被抓了起来。他十分懊悔地说,如果能够再活一次,他绝不会跟着别人去干那些蠢事。他情绪好的时候,还给我们介绍在广州参加武斗队的情况:每个人每顿能吃五百克肥肉才被吸收为武斗队员;操练时,徒手倒立排着队在操场上行进。说着,他就毫不费力地徒手倒立在号子里走来走去。他又说,他们武斗队员都学了变脸,并当场变了几个脸给我们看:当进攻对方时,脸相十分凶恶,真令人害怕;接着他又变换成被打败时的嘴脸,垂头丧气叫人可怜!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那么一张平常的脸,可以变化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模样来!

这位广东青年没住两天就被带走了。

接着关进来一位五六十岁的胖大农民,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一口新疆话。他说,我是米泉县的户儿家(1),叫到这里来,可能是为了核对盛世才时期关押的共产党员是否有叛徒。因为那时候红卫兵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说那个是叛徒,燕儿窝烈士陵园里有的墓被说成是叛徒的墓竟被红卫兵炸掉了!他被叫出去提审回来,笑着给我们使眼色:“正是那么回事,我可不能说瞎话呀!”

这位胖大的户儿家用新疆土话说:“解放前,我是迪化市第一监狱的监狱长,第一监狱就在大小十字和大西门之间的巷子里。我的前任和后任都在解放后被枪毙了。我因为对被关押的犯人态度好而没有被追究。我当监狱长的时候,鲍尔汉也关在那里,那时鲍尔汉已经56岁了,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他成天写书,《汉俄维辞典》就是那时写成的。我每天三次给鲍尔汉送科长一级的饭。监狱里还关了许多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鲍尔汉经常给他们讲授俄语。鲍尔汉每天要站在院子里做扩胸运动,”说着,他站起来比划给我们看,两手握拳,两臂平肩前伸,然后用力向后,同时臂肘弯曲到腋下,然后再双臂向前平伸,“这样重复不断地做,要做两个小时!”隔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解放后鲍尔汉当了新疆的主席,还记得我这个早已回乡当‘户儿家’的监狱长,写了张纸条叫我当米泉县的民政科长,我推辞说没有文化,还是回米泉县老家务农直到今天……”

这位“户儿家”被连续提审几天后就走了。

1967年底,年近八旬,须眉皆白的鲍尔汉被挂上“三反分子”的黑牌子,跟一批“黑帮分子”一起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被批斗。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鲍尔汉和陶峙岳这两位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的新疆军政首脑,都到乌鲁木齐市参加了庆典,此时两人都已是年逾9旬的老人,真是阅遍人间沧海桑田的种种变故了!鲍尔汉在《新疆五十年》的回忆录中,对“三区革命”期间残杀汉族老百姓的暴行还说了几句公道话,比起那些对此讳莫如深的人来说总要强些吧!

进进出出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唯有那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是常客。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老的叫阿里夫,阿图什人,是塞福鼎的同乡,也参加过“三区革命”。阿里夫说他曾任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因曾同赛福鼎等人参加过伊犁81人叛国会议,被赛福鼎检举并亲自签署逮捕令被捕的。

阿里夫的长相跟一位普通维族老头没有什么不同:圆脑袋,满脸胡髭,一双深陷的大眼睛。只是有时他的眼里会闪烁出困兽的目光,使人感到恐怖。他在情绪好的时候,会回忆当副厅长时到内地参观访问春风得意的时节:在大连吃到最可口的抓饭;在人民大会堂一顿饭就花了一百二十元!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对他们谦恭有礼服务周到……真是津津有味,他的目光也变得和善多了。他说他有七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是铁匠了,这里不许跟妻儿见面,说到这里他就显得烦躁起来,目光也变得阴森了……他对赛福鼎出尔反尔十分痛恨。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调任新疆畜牧厅副厅长了,60年代初就被逮捕了,直到现在1968年9月还没做处理,一直关在这看守所。他悲愤的说,这简直是活活地把人折磨死呀!

那位年轻的维族小伙子,中等个儿,目光犀利,皮肤苍白,显然是在看守所关的时间太长了。他不懂汉语,可见不是乌鲁木齐市的。他对我们汉族人并无敌意,但对阿里夫却像狗和猫不相容,总是相互恶语相加,恶脸相向,令人不解。有时隔壁号子敲墙,这小伙子立刻回敲,并且向我们示意,隔壁又进了几个人,或走了几个人。

一天上午放风回来不久,一位身材壮实、红领章映得满面红光的青年军人把我叫出号子,带到办公室,二话没说,突然挥拳向我脸上、身上打来。我的眼镜当场被打碎在地!从此直到六年多后平反,我再没戴从1960年大三开始戴的近视眼镜!

接着这位青年军人把我的右胳膊从脖颈拧到背后,把我的左胳膊从后腰拧到背后,戴上手铐,送回号子。那维族小伙子看我背上了手铐,用简单的汉语示意我马上哀嚎求饶才会较快解开手铐。但是我发不出声来。

这位长得端端正正红光满面的青年军人,始终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我立刻想到苏联电影《第六纵队》中那位成了盖世太保一员的小伙子,啊,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正如汉娜.阿伦特说过的:“……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

我发不出求饶的声音来,我不愿向这些法西斯分子求饶!

怪不得每天上午都从号子的过道传来哀嚎的声音,有时像宰猪一般!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军人的恶作剧叫“苏秦背剑”!

文革期间,这些军人(说明公安厅也被军管了)以“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为借口,对“犯人”施刑时不需要任何理由,不作任何解释,甚至不说一句话,他们哪里还是按照毛主席教导“优待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被提审过两次。在第二次,那位有些发福的威严的老公安还出示了孙子清同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女郎的合影,--可见我按照在W县流行的传言,到北京法国使馆所找的孙子清的确出了问题,并已被关押!以后好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受到孙子清的牵连而遭牢狱之灾!

直到1980年4月,也就是我平反出狱五年多了,在W县A公社任农机站长时,W县A公社塔书记还陪同两名公安人员到我家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我当场反问他们:这么多年了,你们尚且不知道孙子清的下落,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后话。也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迷!

1968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我被叫出号子,那位在提审时做过记录的瘦削矮小的公安人员等在外面,他递给我一件军大衣,说送我回B州。我立刻提出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说已经安排好了。于是我们一同步行到碾子沟客运站搭乘班车,我突然一下子像平常人一样来到嘈杂的人间!清新的空气,轰鸣的汽车,熙攘的人群都使我倍感亲切!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真恍如隔世一般!

这位瘦削矮小的公安人员也穿一件军大衣,并不多说话。他问起过我的大学生活,说他自己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在途中我们跟大家一块儿下车进饭馆吃饭,他买了两份炒面,一人一盘……

汽车飞驰在我熟悉的西行之路,天色是阴霾的,虽然我像个自由人似的坐在班车里,沿途城镇街墙上的“打倒XXX”、“打倒黑XX”之类的大标语已被“革命委员会好”取代,但我感到前景并不乐观,心情也并不舒畅……

到了B州公安处,我随他一同进了办公室,他办完了有关手续,B州公安处的工作人员问他:“人呢?”他朝我指了指,他们又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一趟。之后,他又来跟我寒暄了几句,说我提出来的问题已经向他们交代了,接着他要回皮大衣就走了。

从离开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办案人员嘱咐我寄回粮票和钱;到离开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我近乎自由的处境,都证明我在法国使门口询问寻找孙子清并未触犯刑律,这至少是在军管条件下那些科班出身的公安人员给我不约而同的暗示!

当晚我又被送到B州公安处看守所一个空单间号子过夜。第二天就被叫出号子,跟从另一个号子里叫出来的周某同戴一副手铐,乘北京吉普回W县。周某也是因为“12.6惨案”逃到乌鲁木齐的。他曾在1967年12月底,竭力劝住在南门的战友加入王金波余党,进驻山西巷食品公司大楼据点,因为据点里有被褥有吃的,许多农民战友为生活条件所迫,还是去了……

北京吉普驰过W县田野,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极力朝窗外望去:在这片边疆的田野上,我曾驾驶铁牛耕耘播种;在这片丰腴的大地上,我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然而文革一开始我却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来又被武斗强迫逃离这里!今天竟被戴着手铐回到这里……在远处奔腾的B河还流淌过战友们的鲜血……


注:
(1)、新疆方言:农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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