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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濟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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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沈昌瑞退休後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二十年,2009年12月獲北美事務處主任高振群大使代表外交部頒發 「中華民國睦誼外交獎章」。 (網絡照片)

 

三、紀念一位老伯

這位老伯,姓沈名昌瑞,江蘇吳縣(蘇州)人,1920年生,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抗戰期間任軍政部長陳誠將軍的英文秘書。國共和談時,他為美國特使馬歇爾當翻譯,46年隨陳誠出任參謀總長到南京,47年獲公派留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所攻讀碩士,陳誠讓這個親信同時擔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少將武官。1948年沈昌瑞考進聯合國秘書處當翻譯,直至81年退休。2010年12月23日,沈老伯病逝于紐約大學醫院,享壽九十。
   
沈老伯是我父親的執友,上一代風風雨雨半世紀,今日回首,內中的風波曲折,分分寸寸都和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絲絲入扣。

一  留美學生 青年氣盛

1947年6月,我父母從上海到紐約,父親進哥倫比亞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在華盛頓大橋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搬進去時發現對門也住了三個上海人:沈昌瑞、葉維洪、袁孟晉,三人都單身,很快就相熟了。
   
沈昌瑞在國民黨軍界官場多年,讀的又是政治,中英文俱佳,他雖任中國駐美使館武官,但思想左傾,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和時任國民黨外交部副部長的大哥沈昌煥政見對立,竟不去華盛頓上班。

葉維洪是清末上海富商葉澄衷(1840-1899)的孫子,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著名的葉家花園就是他家的莊園。葉在紐約布魯克林工學院讀電機工程,完全是大少爺派頭,生活瀟灑隨意,穿過的襪子往床底下一丟,要穿時再從床底下揀出一雙,撣一下灰,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穿上算數。襯衫也是穿一件丟一件,都是同住的袁孟晉替他洗,袁在中國駐紐約新聞處工作。

葉維洪燒得一手好菜,幾個中國留學生的晚飯都由他做,他口裡刁着一支雪茄,切菜切肉,蒸煮爆炒,在廚房幹得起勁。葉後來和上海蜜蜂牌絨線廠老闆鄧仲和的女兒結婚,在美國一家大公司當副總裁。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碩士生劉祖慰常來串門,他一到就和沈昌瑞高談闊論。當時正值國共內戰,非國民黨的自由記者劉祖慰力挺國民黨,而國民黨軍駐美武官沈昌瑞則支持共產黨,兩人雄才大略,口若懸河,各執一詞,辯論不休,次次斗得面紅耳赤。沈昌瑞拍拍胸脯說:“老弟,我身為國民黨員,國軍少將,我不比你清楚?國民黨江湖日下,共產黨必胜!”

1948年底,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顯重要,秘書處對翻譯人才需求增大,公開招聘,沈昌瑞干脆辭去了武官職務,考入聯合國當中英文翻譯,從此和國民黨一刀兩斷,沈昌煥、沈昌瑞兄弟倆分道揚鑣。

歷史真會作弄人,當年支持共產黨的沈昌瑞留在了美國,而支持國民黨的劉祖慰卻在48年底回到中國,文革中因莫須有的美國特務罪吃盡了苦頭。

二  新婚燕爾 夫妻橋牌
   
1948年12月,沈昌瑞的未婚妻楊小燕來到紐約。

楊小燕,湖南人,1923年出生在北京,父親楊開道,楊開慧的堂哥,當時是武漢大學校長。這幾個留學生,只有我父親有汽車,把她接回家來,就在我父母家地板上打地舖住了十多天,1949年初沈昌瑞和楊小燕在紐約河邊教堂,由幾個朋友見證,舉行了極簡單的婚禮。新婚燕爾,沈昌瑞教妻子打橋牌。

後來楊小燕的名氣可比沈昌瑞大,她是八十年代著名的“橋牌皇后”,五次贏得橋牌世界冠軍,膺獲世界橋聯特級大師稱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華人。她在回憶錄中記敘:

我來到了遙遠而陌生的美國,進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護理專業,讀書期間,與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結婚了。沈昌瑞很有學問,喜歡打橋牌,但非常“大男子主義”, 他嘲笑我說,女人天生不是打橋牌的料,腦子不夠理性。我很不服氣,決心半年內學會橋牌,結果我不但學會了橋牌,而且在紐約中國橋牌俱樂部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但沈昌瑞並沒把我帶上橋牌的路,1967年我和沈昌瑞分手了。……
我第一次與鄧小平先生打牌是在1981年,那時我應邀到上海參加國際橋牌友好邀請賽,後來到北京時,我斗膽提出與鄧先生打牌的請求,殊不知鄧先生欣然同意,當晚就和我對局。中國領導人打牌作風大膽,敢在牌弱時叫高牌,在輸牌時不氣餒,堅持把最後一張牌打完。我跟鄧小平先生一共打過4次牌,鄧先生思路清晰,牌風穩健,顯示出充沛的精力和過人的智慧,而且他牌品極好,和他打牌,你一點也不會覺得他是個有權力的人,只覺得他像父親一樣。休息時,我請鄧先生簽名,他在我本子上用圓珠筆簽了「鄧小平」三個字,十分漂亮,直到現在,我依然珍藏著這個簽名。
(引自楊小燕《我的中國往事》中文版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年10月)

81年楊小燕第一次回國,告訴我父母,她1967年已和沈昌瑞離了婚,改嫁同樣是橋牌好手的紐約船王魏重慶。87年魏重慶去世,四年後楊小燕再嫁猶太建築師、世界保守猶太教委員會主席桑德。

三 暮年回首 家國情懷

家父章志鴻,1924年出生在家鄉浙江湖州,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1947年和家母一起赴美留學,1950年獲 MBA學位後回國,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一局副局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86年由上海市府派駐香港任上海實業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

我父親的回憶錄寫道:

沈昌瑞有豐富的歷史文學修養,和出色的英語通譯水準,我50年回國後,天真地認為以他的才華,回國一定大有作為。當時我十分敬佩毛澤東的文章,《毛選》第一卷出版時,我一早去書店排了二個小時隊,買到兩本,一自留,一寄給沈昌瑞。
1952年4月我在香港和沈見面,勸他回國。我說:“周總理說,愛國不分先後,可以來去自由。”沈笑而不答。
八十年代我在擔任上實總經理時,幾次去紐約公幹,都去看望老友沈昌瑞,他多年前出車禍,死裡逃生,但脊椎重創,外出要用手杖,依然英姿豪爽。
我談起回國後至文革的生活,雖沒說因他這個國民黨朋友而長期被視作特嫌,沈是世故老練之人,不用細說,他也明白,說:“老兄受我連累了。”

父親1992年退休後移居美國,2008年病逝于香港。

我在整理家父遗物時,從故纸堆中翻出一封寫於1950年的書信,正是沈昌瑞老伯所寫:

吾信仰三民主義,景仰中山先生,深信三民主義乃救國救民之正確道路,堅信中華民族若無自信與尊嚴,其他則談不上、做不到。民族地位確立,就須解決民生問題,此一問題基本解決,就應實施民權主義。
西方民主政治只是實行「民權」的方式之一,並非放諸四海皆通。中國民權須以「民為貴,君為輕」之中華正統思想為實質,因中國文化歷史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生搬硬套自不能也。此思維即中華民國之正統政治理念,吾當努力推行之。
今大陸易幟,共黨素以民主自由解放為號召,余心服之久矣,然身陷政治歧途,未能返國親歷,深感遺憾。

五十年代初,内地要我父動員他回來,终因反右運動開始而中斷了聯係,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恐怕是很難渡過文革這一劫難的。

沈昌瑞的大哥是被稱為國民黨“外交教父”的沈昌煥(1913-1998),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1945年起任蔣介石英文秘書,外交部副部長,1960-66年及1972-78年兩度出任台灣“外交部長”,蔣經國時期他依然深得器重,1978年底中美建交,沈昌煥黯然辭職。轉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1984年出任“總統府”秘書長。1988年李登輝上台,沈與李意見不合而離開,掛名“總統府資政”。沈昌煥與蔣家關係密切,是所謂“夫人派”,主導台灣外交系統30年。

2008年,沈昌煥逝世十週年時,沈昌瑞撰文纪念兄長,回憶到97年兩兄弟最後一次見面時對兩岸統一的期許:

作者和沈昌煥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手足情深,一生走來,除國家機密外,無話不談,無題不及。雖年近九十,卻自不量力、情不自禁拿起禿筆,試撰本文。
一九九七年七月,沈昌煥到紐約慶賀蔣夫人百歲壽誕。在此期間,他與作者長談多次,最後在機場送行時,他緊握作者的手,以堅強的語氣說:“三弟,我崇尚自由民主,但我更愛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正統的政治思維與制度,我深信一、二十年後,台灣與大陸一定統一,中國人的智慧一定會打造出一個中西合璧的民主政體和自由社會,我們自然看不見了,但這一天一定會來到,保重、保重,後會有期!”想不到這次機場擁別,竟成我們兄弟永別的情景。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淚下。
(美国華僑協會《僑協雜誌》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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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手捧這些書信文章,憶前輩理想追求,思世紀風雨交加,真切感覺到時代的脉搏,反思當今,展眼未來,百感交集。

2010年12月25日記于香港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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