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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濟塘

   
我祖父章榮初(1901-1971)在1963年應上海政協文史資料館之約,寫過二十萬字回憶錄,保存了很多第一手資料,但這份寫作於六十年代初的回憶錄,不可避免帶有太多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局限,甚至像一份自我批判的交代材料。
為此,須加整理,方顯歷史真實。在整理過程中,一些饒有趣味的段落,先抽出獨立成篇。以下兩篇:一、1936年上海商會選舉內幕。二、接收與敲榨。

章濟塘
2011年清明於香港

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軼事

                                                      
一、1936年上海商會選舉內幕

抗戰之前,上海華界、租界分治,國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管治權限於市區北部,主要商業區都在租界以內,商會地位舉足輕重。

上海總商會1911年成立,1927年“四一二”事變,蔣介石上台,上海總商會發表《對時局的宣言》表態支持,但國民黨還是對商人自發組成的商會不放心,1928年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成商民協會,取代上海總商會。

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在談到當時國民黨和上海商會爭執時指出:

在國民黨以黨治國政策下,市黨部極力擴張黨權,一切納入黨的意識形態,運用軍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的根本原因。(《1927-1937年上海的政權和現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930年新的上海市商會成立,1934年第三屆市商會由國民黨人俞佐廷為主席,1936年又到換屆選舉的時候,對于第四屆執行委員會人選的爭鬥浮出水面。

上海現代史研究者,澳洲學者布賴恩.馬丁記載:
 
1936年,王曉籟和他的主要對手--上海國民黨部的主要成員王延松,為了爭奪控制上海商會,有一場複雜的政治衝突,在這場衝突中,杜月笙給王曉籟以重要的支持。杜月笙反對王延松,還有他自己的利益。王延松在1931年的一次抵制日貨運動中敲榨了的杜月笙一個得意門生、恆社成員章榮初。章榮初一案,被利用做羞辱王延松的手段,使他在南京被短暫關押了起來,衝突的結局是王曉籟被選了商會會長,杜月笙則首次被選入五人常委會,現在,王曉籟和杜月笙控制商會,這使他們可以向上海資產階級發號施令了。
(《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2004)

章榮初 (1901-1972),當時在上海開設印染廠,1931年王延松、駱清華敲榨章榮初時,章榮初還沒有拜杜月笙為師,所以白白被敲了六萬元,1933年章榮初投入杜門,1934年成為“恆社”【註】九名常務理事之一,1936年王延松、駱清華再來敲詐時,章榮初已經有了杜月笙這靠山,恰恰這時杜正在為怎樣使親近者王曉籟掌控商會而傷神。

章榮初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寫道:

上海市商會來了個職員叫鄭澄清,手裡拿一張會長俞佐庭簽名的文件,說是派他到我廠調查染料有無日本貨。當時正值抵制日貨,果然被他查出小部份是日貨,他拿到我的證據,就敲詐說:“這件事情要想得到解決,可以和王延松、駱清華去商量。”此時,商會實權在王、駱兩人手中,他們都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人。

俞佐庭 (1888-1951),浙江鎮海人,曾任上海錢業公會委員,1934年當選上海市商會主任委員,1947年任上海四明銀行總經理,1951年逝世於香港。

王延松(1900-1976)浙江上虞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上海綢業銀行董事長,1950年去台,1976年逝世。

駱清華(1902-1955),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幹事,綢緞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商报董事长。

當時我發覺鄭澄清神色緊張,就把這個文件塞在口袋,想不到他竟對我跪下來,說:“這件事情好商量,你把文件還給我吧。”我肯定了其中有花頭。

我馬上到杜月笙家裡,把一切情況告訴他。杜月笙打電話給俞佐庭,俞一口否認,說這張文件是假的,後來俞佐庭向法院起訴鄭澄清,鄭吃了兩個月官司。杜月笙問過俞佐庭以後,向我說道:“好極了,這件事交給我。”

當天晚上,在旅館開了房間,杜月笙囑咐任矜蘋寫文章,登報攻擊王延松、駱清華,第二天送到報館,文章的題目是“章榮初受敲詐,敬告各界”。不料下一天沒在報上登出來,聽說是王延松做了手腳,把稿子壓了下來。

任矜蘋是中國早期電影界一位重要人物,1922年與張石川、鄭正秋、周劍雲、鄭鹧鸪四人創辦明星影片公司,被稱為“明星五虎上將”。1926年,創辦新人影片公司,導演了《上海三女子》、《多情的哥哥》等影片。

【註】杜月笙出身流氓,四一二事變後投靠蔣介石,側身上流社會,為改變形像,在幫會之外成立合法社團“恆社”,參加者以商界為主,核心為19人理事會,其中9人為常務理事,杜自任理事長。

我知道王﹑駱兩人都是國民黨部的人,和他們作對,怕自己吃不消。任矜蘋把我的顧慮告訴杜月笙,杜又叫我去,杜月笙和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兩人都壯我膽,對我說:“你儘管放心,一切我們負責。”

那時後,俞佐庭的商會會長就要下台了,王延松和王曉籟兩人都在爭取接替做會長,王延松有陳果夫撐腰,王曉籟背後是杜月笙,兩派勢力勾心鬥角,你爭我奪,我這件事來得正是時候,成了杜月笙、王曉籟攻擊王延松的利器。

第二天報紙並沒把文章登出來,潘公展卻來看我了,他問我能否收回這份稿子,我告訴潘公展,此事我作不了主,要和杜月笙商量,潘走後一個鐘頭,杜月笙來電話叫我去。

我一到那裡,見潘公展在座,杜問我:“潘先生來說,叫你把那份稿子收回來,你有什麼意見?”我瞠目結舌,杜又說:“以前王延松敲過你多少竹槓?”我說約六萬多元,杜轉身來對潘公展說:“這樣吧,你叫王延松拿出六萬元還給榮初。”我馬上說:“我不要,這變成我也敲竹槓了。”這時潘公展說:“你在菱湖不是辦了個青樹學校嗎?叫王延松捐助學校六萬元吧。”我認為這樣也好,不料潘公展與王延松談過後,王延松不肯接受,潘公展也就退出了調解。到了第三天,報館不能不賣杜月笙的帳,稿子壓不住了,終于登了出來。

王曉籟 (1887—1967),浙江省嵊县人。1907年参加光復會,創辦閘北商團,在上海政界商界地位顯赫,廣收門生,成為“海上聞人”。1927年率閘北保衛團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上海臨時市政委員會主席。抗戰中和杜月笙一起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日後援會,抗戰後任全國商會聯合會理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國大代表等,是杜月笙最密切的合作者。

吴開先(1899-1990)松江人,北伐時參加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和陳雲等在上海成立中共地下組織,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變後後轉為國民黨員,成為CC系主要骨幹,歷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社會局長,抗戰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副部長,抗戰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書記,1950年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吳是杜的六位遺囑執行人之一【註】。

潘公展(1894-1975),同盟會員,五四運動時是全國學聯報主編,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歷任申報社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员、教育局長。他和章榮初是湖州菱湖同鄉,又是章榮初辦的菱湖青樹學校的校董。抗戰期間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宣傳部长,抗戰後任上海市參議長,是國民黨內親近宋美齡的“夫人派”。1949年後定居美國,1975年逝於紐約。

報紙登出來的這天,蔣介石剛巧到上海,閱後大發雷霆,因此王延松又托潘公展來表示願意接受賠償六萬元的條件,要求停止登報。大報停登了,各種小報自動補登起來,陸陸續續又登了十多天,顯然是小報也在向王延松伸手,隔了幾天,王延松被逮捕送去南京,後來被陳果夫保出來,住在陳家幾個月才恢復自由。
   
【註】1950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去世。8月6日杜病危時,指定錢新之、吳開先、徐采丞、陸京士、金廷蓀、顧嘉棠六人為遺囑執行人。

經過這一場風波,王延松原想爭奪上海商會會長的企圖,已經化為泡影,王曉籟平平穩穩當上了總商會會長。

我當時雖拿了六萬元,可並不安逸,事情結束後一個月內,潘公展的《晨报》要我捐兩萬元,我沒法拒絕。不久,杜月笙對我說:“社會局長吳開先為你工廠幫了很大忙,你送他兩萬元吧。”我又花去兩萬,後來申報老闆史量才的民生紗廠要復業,杜月笙叫我投資5 % 兩萬五千元。

這件事我表面上拿進六萬元,實際卻拿出六萬五千。後來一想讓他們早點把錢分光就太平了,所以我把潘公展要我兩萬元告訴杜月笙,把杜月笙要我四萬五千元告訴潘公展,這樣他們心中都有了數,才皆大歡喜。

這場風波以後,駱清華向杜月笙投了帖,做了杜的門生,後來他仰仗杜的勢力,在商界政界一帆風順,紅得很,1945年做了通商銀行【註1】經理。

駱清華投靠杜月笙後極受器重,1947年駱清華當選立法委員,兼全國工商聯秘書長。1948年駱清華秘密加入中共,1949年被派往香港,在中共華南局統戰部領導下,參與策動两航和招商局起義【註2】,破壞了國民黨將香港的飛機輪船遣往台灣的計劃,1955年逝於香港。

王曉籟1948年退避香港,經駱清華勸導,在1950年返回上海,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被指派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代表。1954年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1958年起任上海市政協委員,1967年病逝於滬。

中國經濟史上至關重要的上海商會和上海工業會,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當日成立了“臨時工作聯合小組”,向毛澤東、朱德發出致敬電。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聯成立,盛丕華任主任委員,榮毅仁、胡厥文、盧緒章任副主任委員。盛丕華、盧緒章是以資本家身份長期潛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9月1日市工商聯接收上海市商會和上海市工業會。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說:

在中國这部歷史長劇中,商人階層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曾有過幾句台詞,但最終聽命於帝王將相、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

【註1】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銀行,由盛宣懷創立於1897年5月27日,總行設在上海。1932年杜月笙任通商銀行常務董事。1935年上海發生白銀風潮,通商銀行出現擠兑,孔祥熙支持杜月笙出任董事長總經理,平息風潮,從此該行被宋孔家庭控制。
【註2】1948年中國航空公司(中航)、中央航空運輸公司(央航)95架飛機從上海轉移到香港,49年11月9日兩航總經理劉敬宜率12架飛機飛回大陸,兩航宣佈起義。1949年3月,招商局向台灣和香港撤退,9月19日「海遼」輪在船長方枕流指揮下起義回到大連,獲毛主席通電祝賀。留在香港的13艘海輪,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推動下,醞釀全體起義。1950年1月5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宣佈起義,實行换旗,將13艘輪船駕回上海。                         


二 接收與敲榨

可憐無助亡國奴  如此正義武士道

1937年八一三抗戰失利,11月12日國軍撤離上海,上海華界淪陷日寇鐵蹄,英法管治下的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標榜中立,日本也還不敢拉破臉皮,租界成了一塊特別的“孤島”。在這裡,抗日地下力量、各國情報部門,異常活躍;文化與經濟得到了特別的自由空間,畸形繁榮,夜夜笙歌,日進百斗。

1938年,章榮初在滬西建立了榮豐紗廠,請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己和杜的親近者徐采丞、徐寄廎為常務董事。他在上海商界是出名的敢於進取,榮豐紗廠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章榮初再開一家證券公司,長袖善舞,實業和金融左右逢源,做得風生水起。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美軍珍珠港基地,向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日軍進犯上海蘇州河以南,上海全市淪陷。

日軍紀律嚴明﹑克己奉公﹑重義輕財的武士道精神,眾所週知,但是果真如此嗎?

章榮初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記敘:

1943年的一天,日偽捕房經濟科逮捕了我的股票經紀人,幾小時後把他放了出來,叫他通知我明天一早到捕房去。第二天我不得不去了,一個名叫小林的日本人在一間刑房裡審問我,有時對我很客氣,有時對我很兇,但沒有動刑。說我做股票投機破壞社會安定,後來小林走了,另一個漢奸出來和我談,原來是小林要我十萬元,我只好答應,他們就把我放了,我馬上把錢送去。

下一天我又接到經濟科科長名叫福田的電話,叫我馬上到捕房裡去,我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到了捕房,福田在他辦公室對我問話,他的辦公室有很多人在那裡辦公,他大聲地對我說:“你昨天送他們十萬元是什麼意思?”我心想這十萬又不是我要送的,是他們向我要的,但不敢直說,只能說:“因為他們對我很客氣,所以謝謝他們。”福田高聲說:“我們大日本是講正義的,日本人是不會要錢的。”他在保險箱裡拿出一包鈔票,就是我昨天給他們的十萬元,放在檯子上對我說:“今天我叫你來,沒有別的事情,就是把這十萬元還給你。”我心裡想難道日本人真是不要錢的嗎?他拿起這包鈔票對我說:“你跟我來。”我隨他下樓,一直走出捕房大門,我很奇怪,只得跟他走。

他領我到江西路口漢彌登大樓,上電梯到六樓一個房間,打電話叫來咖啡蛋糕,很客氣地請我吃,我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坐了一會他立起身說:“我送你回去吧。”立起來的時候他拿了這包鈔票對我說:“這包鈔票怎麼辦?”我看出了他的用意,對他說:“這十萬送給你吧。”他笑嘻嘻地說:“好的,謝謝你。”

原來他說什麼日本人講正義不要錢,都是假的,如果在他的辦公室不說還給我,那十萬元是大家分的,現在這樣一來,他既有了不貪錢的名譽,又可以一個人獨吞。他還要我送他一幅匾,我只好親筆寫了“公正廉明”四個字,配了鏡框,送給他掛在辦公室裡裝門面。

日本人不是不要錢,而是又要錢又要面子,真是下流到絕。

日偽佔領上海租界後,成立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處(特警處),1934年特警處改稱 “特高處”,上海人還是按租界習慣稱為巡捕房。當年“特高處”在今福州路185号,就是現在上海公安局址。漢彌登大樓,即今江西中路170号福州大樓,現被列為歷史優秀建築。

經過在這件事情以後,我看清了日本人的本質,什麼正義武士道精神,全是假的,骨子還是一個錢字,原先恐懼的心理也放鬆了,有錢能使鬼推磨,怕的是他不要錢,既然要錢,那末以後對他總有辦法。

自從認識了這個經濟科長福田後,他常常到我家裡來,無非是吃吃喝喝,借機會要幾個錢,當時榮豐紗廠生意很好,幾個錢我無所謂。

抗戰前我有一百根大條(每根十兩黃金)存在匯豐銀行,上海淪陷後匯豐銀行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接管,我的金條被凍結了。我幾次想問福田有沒有辦法去拿出來,但又不敢開口,後來一想,他拿過我十幾萬元,又有什麼顧慮呢,於是把情況告訴福田,問他有沒有辦法可以拿回來。他說,他介紹一個朋友給我,名叫太田,這個太田是偽捕房首領“渡正監”最貼身的親信,這件事情只有渡正監有權處理。

“特高處”處長由當時汪偽政府上海市長陳公博兼任,另設副處長两人,由中日两國人分任,最高級別為“正警监”。但實際上,陳公博處長和漢奸副處長只是擺樣子,實權完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這個日本“正警監”渡邊才是上海巡捕房的首腦。
  
1941年底日軍占領整個上海後,海關和匯豐、麥加利(即今渣打)、沙遜、有利等6家英資銀行,大通、花旗等5家美資銀行,以及大批外資企业全被日本實行軍管,萬國商團被解散。1942年1月6日,日本佔領軍對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進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館參事岡崎勝男任總董,漢奸袁履登為副總董,工部局行政機關大換班,渡正監為總裁,各處負責人全部易為日本人。

渡正監成為日本侵略者管治上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過了幾天,太田請出渡正監到我家裡來,我備了一席豐美晚宴請他,酒飯之後又邀他上樓去吸幾筒鴉片煙,他也喜歡這玩意兒,一點不推卻。他靠在煙榻上對我說,他認識匯豐銀行軍管的大班,可以和他商量商量。

不久太田叫我到邁爾西愛路(現茂名南路)十八層樓最高一層去,這是匯豐銀行軍管的日本大班的寓所。我到那裡渡正監已在,和他們談了一小時,都是敷衍話,沒談到正文。最後渡正監送我出來時對我說,這件事已經與匯豐大班說好了,叫我明天早晨九時到匯豐銀行去找一個日本人,就可以把這一百根大條拿出來。我很高興表示感謝,下一天果然很順利把這一百根大條拿了回來,交回了他們的收據。

這天下午,太田來看我,對我說渡正監要二十根金條作酬勞,其中十條,是匯豐軍管大班要的,但不要黃金要鈔票,我就按當天的黃金價值作鈔票給了太田。

過兩天太田又來說,渡正監要跳舞,要我在家裡開次舞會招待他。我當然奉命辦理,還到妓院裡叫了六個妓女來伴舞,他們來了七﹑八個日本人,跳舞喝酒吸鴉片,最後渡正監居然要帶一個妓女回去,我出錢叫妓女跟了他回去。從此以後,渡正監經常不請自來,都是為了來吃鴉片。

章榮初在1940年買下愛麥虞限路74號(現紹興路54號)的大宅,有兩畝地的花園和可以擺十幾桌酒席的大客廳,從迴旋大樓梯登上二樓,是少數朋友才能登堂入室的小客廳,大沙發之外,有一張寬大舒適的煙塌,談天之余,吸上兩口鴉片煙,是當時上流社會的習俗。

章榮初和渡正監在花園大松樹下拍了一張照片,渡正監親筆簽了名,章榮初把這幅照片掛在門廳正中,等于請了一個門神,有日本人進來釁事敲詐,一見渡正監的照片,立正敬禮,乖乖地走了。

秘密聚會地下黨  殃及無辜城池魚

1944年4月,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來電話說,他想借我家裡請幾位銀行家吃飯,到這天旁晚,陸陸續續來了二十多人,但不是銀行家,而是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人員,吳開先、吳紹澍等。這頓夜飯吃到十時多,又打沙蟹,還有兩桌麻將,一直到天亮才散。

其實這是國民黨地下組織的一次會議。

1937年八一三,抗戰全面開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大部份委員參與了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震怒,1939年8月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潛回上海,重建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成立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吳開先任書記長。1942年3月因叛徒告密,吳開先被捕,經潛伏在敵偽內部的唐生明將軍營救,返回重慶,43年底再度負命到上海,與戴笠協調地下力量,於是就有了在章榮初家舉行的這次會議。

吴開先(1899-1990)松江人,上海法政大学經濟科第一期畢業生,北伐時參加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與陳雲等在上海成立中共外圍組織青浦旅滬學友會,從事革命活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變後成為國民黨CC系主要骨幹。1927年后,先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委會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社會局長。1936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時任國民黨中委、組織部副部長,和杜月笙發起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抗戰勝利後,吴開先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書記,與先後擔任上海市长的吳鐵城、吴國楨,合稱三吴。吴開先和杜月笙私交極其密切,和錢永銘(新之)、潘公展、黃炎培等都是“恆社之友”。1950年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吳開先和錢新之、陸京士等六人是杜月笙指定的遺囑執行人。吴開先的女婿就是胡適學生、著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唐德剛。吳開先1990年1月30日病逝於台北,终年92。

關於吳開先的“黨籍”問題,有多種說法,有說他先加入中共,再轉為國民黨員,也有說法是他在1922年先加入國民黨,25年再加入中共,不論怎麼說,吳開先曾是國共兩黨早期黨員,乃是事實。

吳紹澍(1906~1976)松江人,杜月笙弟子,恆社社員。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先後就職於國民黨南京市及漢口市黨部。1939年,國民黨中央派他回淪陷區上海,籌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三青團上海支部,任第七戰區中將司令,兼國民黨中宣部東南戰地宣傳辦事處主任,從事抗日地下活動。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三青團上海支部幹事長,自以為在國民黨內羽毛未豐,與杜月笙反目成仇,不久又失寵于國民黨主流派,政途落魄。1948年12月,他與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吴克堅取得聯係,表示願為上海解放出力。1949年他策動滬西、南市两個獨立旅起義。上海解放后,他協助軍管會辦理敵產及各類檔案的接收工作。1950年1月到北京任交通部参事。1957年這個政治投機份子被劃為右派,文革中遭迫害,1976年6月在北京去世。文革後獲平反,骨灰安放八寶山革命公墓。

吳開先和吳紹澍,都是上海抗戰時期的風雲人物,又都先後週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吳開先台北壽終正寢,吳紹澍北京死于非命。我們不能簡單看生死,也不應簡單論成敗,民國人物,生死成敗都與國家民族的歷史相關連,令人唏噓。

章榮初繼續寫道:

到了這年6月,徐采丞打電話告訴我說:“萬墨林和一批人被捉到憲兵隊去了,聽說這些人在你家裡吃過飯,所以也要來捉你,這幾天你還是避避開吧。”

我當時聽了不當一回事,萬墨林請客,不過借我地方罷了,與我沒有關係。不料就在下一天早晨八點,來了七個日本人,把我捉到貝當路(現在衡山路)日本軍部憲兵隊。

一個日本憲兵軍官審問我,在紙上畫了兩個大圓圈,表示兩隻圓檯,旁邊畫了許多小圓圈,表示凳子,問我請了多少客人?什麼人坐在什麼地方?我說:“我只認得萬墨林和吳開先,就是吳紹澍也經萬墨林介紹後才知道的,其他人連名字都不知道。”審到十時多,叫我到樓上一間大房間去,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一隻寫字檯上,對面有一隻椅子,這個日本人用手把電鈴一按,那隻椅子就震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一會兒來了四個日本兵,拿了十幾塊夾板和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心裡非常害怕,以前聽人家講過坐電椅子後,人就變成了殘廢。正在他們把我硬拖上電椅時,忽然門一開,來了一個日本人對裡面的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軍官對我說:“你不肯坐嗎?那換一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人,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一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我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這樣到了下午一兩點,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這牢門只及我腰高,要鑽進去。鑽進去看到裡面已經有一個人,也是杜月笙的門生叫王先青,上海救濟會總幹事,那天會議他也是參加者,對我說:“章先生你也來了。”看守叫我睡在毛坑旁邊,地上幾塊又破又臭的毯子,牢房牆外,許多狼狗叫得人心驚肉跳。過一會,送飯進來,一個大毛竹筒當飯碗,裡面粥不像粥、飯不像飯的,一股餿酸味令人惡心,哪裡吃得下去呢?王先青對我說:“你還是吃吧,這一頓以後要到明天十時再吃了,我第一天也不吃,第二天餓得要命。”我說:“寧可餓死也不吃。”

大約到四點左右,一個日本人叫我出去,我跟他走到外面一間,桌上放着一碗蝦仁蛋炒飯,我問他哪裡來的?他說:“你朋友送來的。”原來是徐采丞送進來的,我吃完後又回牢房去。

過了個把鐘頭,外面又來叫,走出監牢,看見徐采丞同一個又高又大的日本人一起,叫阪田大將,中文說得很好,陪我去謝了憲兵隊長。徐采丞送我回家,路上我問他這次吳開先也被憲兵隊捉去了嗎?徐笑嘻嘻對我說,吳是不會捉的。

當時徐采丞組織了一家“民華公司”,把淪陷區的重要物資,如棉紗、棉布、紙張等運到重慶去,再把內地的重要物資如桐油﹑牛皮等運進淪陷區,賺頭極好。我弄不懂日本人為什麼對徐采丞眼開眼閉,徐采丞露過一句口風,說日本人希望通過杜月笙和戴笠叫蔣介石求和,就是要蔣介石投降。在上海凡是日本人事情,徐采丞都兜得轉,日本人還允許他有一隻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吳開先在上海是由徐采丞掩護的,因而日本人不會捉吳開先,還拉攏吳開先和阪田見過面。他們之間的勾勾搭搭,徐采丞從來不肯講的,只是偶爾露些話風而已,我對這類事情也怕牽連,所以也不多問。

徐采丞為我這件事情花去了卅根大條,後來他兒子結婚時,我買了卅根大條的首飾送他。

徐采丞,瑞士洋行買辦,杜月笙的私人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交徐采丞”之說,抗戰時,徐身為杜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參與蔣、汪、日之間很多秘密事務。

當時日本陸軍部在上海的特務組織,主要有三個,最高特務機關是阪田誠盛大將負責的“田機關”(對外稱田公館),其次是大場茂負責的“大場機關”(對外稱大公館),還有森政一負責的“森機關”(對外稱森公館)。

阪田誠盛是生活在上海的日本浪人,說一口流利中國話,深知杜月笙在中國政治上的能量,及與蔣介石非一般的關係。抗戰前阪田就和徐采丞往還密切,上海淪陷後,徐采丞憑一張“田公館通行證”,在上海通行無阻。日本人為了拉攏杜月笙,進而說服蔣介石放棄抗日,允許徐采丞保留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但蔣介石和杜月笙抗戰的堅決態度,令日本人的企圖始終無法得逞。

五十年代初,阪田誠盛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一起,被退守台灣的蔣介石聘為國民黨的反共顧問。

徐采丞1954年在香港銅鑼灣國泰酒店自殺身亡。

接收大員發橫財  無端敲詐多災難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以為可以揚眉吐氣,堂堂正正做人了。那曉得勝利不久,從重慶回來的接收大員查濟民說,上海紡織印染廠與日商合作過,要作敵產接收。

我的上海紡織印染廠在抗戰期間,的確是和日商裕豐紗廠合作過,但那是日本軍部強迫的,又不是我自願。我想等他們來接收就遲了,生米煮成熟飯再打交道就難了,於是我把日本軍部發出的文件,和裕豐合作的文件,都拍了照片送給經濟特派員辦事處和敵偽產業處理局作為證明,送去之後石頭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

查濟民(1914—2007)浙江海寧人。1931年畢業於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後任常州大成紡織公司主管。抗戰爆發後,查濟民在重慶開辦大明紗廠,抗戰勝利以“接收大員”身份回上海,49年初,舉家移居香港,創辦“中國染廠”。1992年起任國務院香港事務顧問,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及常州工業學院名譽教授。

抗戰前,日資在上海的紡織廠有“八大系統”,在三井、三菱、住友等銀行支持下,控制中國棉紡業半壁江山。八大系統中最大的是1889年在上海設立的“内外棉紡織公司”,五卅運動就是因為這家日資企業的老闆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而引發。裕豐紗廠居第二,由日本大阪東洋紡織株式會社1921年在上海設立,1935年擴充為6個工廠,獨立定名為裕豐紡織株式會社。1943年將舊設備作為廢鐵“捐獻”給日本軍部製造武器,是日本侵華政策的強硬支持者。

隔了一個多月,一個禮拜六晚上,有個朋友洪佐堯驚慌失措地來告訴我:“你知道嗎?上海紡織印染廠下禮拜二要接收了,敵產處理局特派員辦事處派章劍慧來的,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

禮拜日一早,我把前面說的文件準備了一份副本,到行政院駐滬辦公室主任黃伯樵家裡去。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他,黃伯樵聽了說,你明早到我辦公室來。

禮拜一早晨,我到黃的辦公室,黃對我說:“你坐一坐,我已經叫經濟科特派員來了。”不久章劍慧來了,黃伯樵對章劍慧說:“你們要接收上海紡織印染廠麼?”章說:“黃主任怎麼樣意思?請吩咐。”黃伯樵很不客氣地對他說:“你怎麼問我意思?應該接收的當然要接收,不應該接收的不要去找他們的麻煩。他們有文件送到你處,你們看過麼?”章說:“我沒有看到。”黃伯樵說:“這裡有一份副本,你拿回去仔細看看,看了以後,兩小時內給我回答。”後來章劍慧回應說不接收了。

洪佐堯(1902~1983)浙江余姚人,上海棉布交易所經紀人。解放後為國家从香港調回大量外匯,因而被委任為上海華僑投資公司副經理,上海市政協常委,全國橋聯委员,上海市僑聯副主席,1983年在香港病逝。

章劍慧(1905-1999),無錫人,三十年代在漢口任申新紗廠廠長,抗戰時期到重慶,加入中統,與中央社會部長谷正綱關係密切,抗戰勝利後任接收大員,1999年逝世於香港。

我和黃伯樵又是什麼關係呢?

抗戰期間我一個朋友,曾當過北平市長的袁良,有次對我說,他一個朋友叫黃伯樵,失業在家裡養病,經濟非常困難,心臟病天天要打針,針價非常貴,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忙。我馬上打了一張五十萬元支票給他,下一天袁良打電話對我說,黃伯樵要打聽打聽你是不是漢奸,倘是漢奸,他是不要的,過了幾天,黃伯樵查清楚我不是漢奸,就接受了這五十萬,袁良也介紹我與黃伯樵見面。

大約一個月後,黃伯樵一個人到我家裡來,對我說有十一位留學德國的科學家,生活非常困難,日本人在拉他們。他說:“我想邀請這十一個人編一本《德華字典》,要一年時間,這一年每人每月給他們一兩金子作生活費,總共要一百卅二兩黃金,你可以幫助嗎?”我毫不考慮地就接受了他的提議,馬上拿了一百卅二兩黃金交給黃伯樵,他說:“你這人爽快,我代他們謝謝。”兩禮拜後,黃伯樵帶著十一位科學家來我家中,他們提議要把版權歸於我,我謝絕了。

想不到我當時無意中幫了黃伯樵一點小忙,黃伯樵今天“一言九鼎”,幫了我一次大忙。

黃伯樵(1890-1948)四川自貢人,留學德國柏林工科大學,回國後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局長,後擔任宋子文辦公廳主任多年,發起“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國家鐵路公司”等,是中國鐵路事業的先驅之一。抗戰時在上海養病,抗戰後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駐滬代表公署秘書長、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駐滬辦事處主任。章榮初的榮豐紗廠上市,聘黃伯樵為董事,1946年章榮初創辦菱湖建設協會,黃伯樵為第一任理事長,第二任理事長是國民黨中執委潘公展。1948年黃突發心臟病去世。

章榮初資助完成的這部《德華標準大辭典》是中國第一本德華辭典,一千四百頁的巨著,直到今天還是最權威的德華辭典。文革後期1975年6月由科學技術出版社在北京重版,主編署名就是黃伯樵。

敲竹槓忠義救國  賴靠山華夏傳統

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表停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舉國歡騰。

1944年6月,在東泰豐五金行老闆任友三【註】生日壽宴上,我認識了一个人叫章梅卿。勝利沒幾天,这个章梅卿來對我說,他的好朋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到上海了。我也看到報上“阮司令到上海”的消息,兩天後,章梅卿陪阮清源到我家裡來。阮清源在上海尚未安頓,我在貝當(衡山路)華盛頓公寓,頂下一套公寓,供他住下。

那時,抗戰剛結束,中央軍還沒開進來,為防止動亂,管制極其嚴格,榮豐紗廠在郊區買了許多棉花,沒辦法運到廠裡。我就通過阮清源在運棉花的卡車上插上忠義救國軍的旗子,利用他的勢力,把大批棉花運到了廠裡。

經歷過文革的中年人,對“忠義救國軍”這支隊伍都耳熟能詳,其實全是樣板戲的一派胡言,“忠義救國軍”既不是十來個人七八條槍的烏合之眾,司令也不是胡傳魁。1937年凇滬抗戰爆發,戴笠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工人和幫會力量,建立一支武裝遊擊隊配合國軍作戰。蔣指示戴與杜月笙合作,9月5日建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別動軍五個支隊共7500人,主要是青幫控制的海員和郵務工會成員,洪幫的下層工人農民,及受過訓的公民聯隊和學生。戴笠從黃埔軍校和軍統調派1500名軍事人員擔任骨幹,杜月笙捐5000支手槍,戴笠向軍委會申請了一批舊式步槍。別動軍組建後,立即投入血戰。11月1日,日軍主力在金山衛登陸,別動軍配合正規軍在青浦一線阻擊敵軍,別動軍傷500余,陣亡1500以上,四支隊大部犧牲,日軍攻占上海市區後,別動軍轉入地下。1938年5月,戴笠奉蔣介石令,將其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深入上海﹑蘇南﹑浙北敵後繼續進行抗日鬥爭,對江南的抗日局面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註】任友三,寧波人,早年任職三井洋行機器部,精通日語,1914年創辦東泰豐東洋莊,經營紡織機器及零部件,上海各大紗廠的機器大多是他直接在日本采购。

阮清源,江陰人,浙江警察訓練班出身,被戴笠納入屬下特務處,1938年受命指揮蘇南地區的忠義救國軍,1942年2月14日他發動上海除夕大攻擊,威震江南,是當年英名赫赫的抗日英雄。抗戰勝利,阮清源春風得意,自視江南抗戰第一功臣,連戴老闆都不放在眼里,戴笠找了個把柄就把他抓了起來,到1946年初才放出來。從此鬱鬱不得志,1949年去了台灣。

1946年大約三四月份,我突然接到唐生明的電話。他說,阮清源在他家裡,叫我一定要去一次,我就去了。

我當然道唐生明的大名,但從沒見過面。到了唐家,唐生明說阮清源與宣鐵吾司令在樓上,我就和唐生明就在樓下客廳談話。

唐生明(1906-1987),湖南東安縣人,民國名將唐生智的胞弟,1926年10月畢業於黄埔軍校第四期,參加北伐。1931年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抗戰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抗戰中期,被蔣介石暗中派往汪偽政府,從事諜報策反工作。1948年3月任總統府中將參謀,第一兵團司令。他在上海期間認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逐漸向中共靠攏。1949年春以經商為名回長沙,協助陳明仁起義。湖南和平解放後,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副司令。1954年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届委員,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

宣鐵吾(1896-1964)浙江諸暨人,出身貧寒,先後在紹興、杭州當排字工人。1921年7月加入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考入黄埔軍校,成為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骨幹分子,深受蔣介石寵信。黄埔畢業後參加北伐,1932年“一?二八 ”淞滬抗戰爆發,宣鐵吾任八十八師參謀長,後任蔣介石少將侍衛長等職,與康澤、鄧文儀等發起復興社,任復興社中央幹事。1935年任浙江省保安司令、九十一軍軍長等。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淞滬警備司令、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解放前夕移居香港,1960年應蔣經國之邀去台灣,1964年2月6日卒。

唐生明、宣鐵吾和阮清源是好友,唐生明對我說:“我們都是阮司令的朋友,都在幫他考慮今後的出路問題,宣鐵吾司令提出一個辦法,想組織一個航運公司,自己至少買一二條船,讓阮司令擔任航運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資金問題,要大家湊起來幫忙,宣司令也拿出一筆錢。”我聽出了,無非是要我出錢。唐又說:“阮司令也是你朋友,他幫過你運棉花的忙,這一次你應該對阮司令幫個忙。”唐向我開價,要我拿二十根大條。

這許多年,我交結了多少國民黨文武黨官,說來說去都是錢,之後阮清源寫了封信來道謝,至於什麼航運公司,當然淼如黃鶴。

1945年夏,章榮初家住進了一對夫妻,此人姓吳名紹麟,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的工學博士,和蔣緯國同窗好友,回國即獲任松江省建設廳長,此時中共已在蘇聯庇護下暗渡陳倉,林彪率軍先於國民黨部隊挺進東北。

吳紹麟沒去東北上任,投入杜月笙門下,他是恆社最後一個正式成員,杜月笙真正的關門弟子。

為什麼說吳紹麟是“真正的關門弟子”呢?因為杜月笙名義上的收山門徒是電影明星金山,但這是杜月笙和中共雙方心知肚明的政治交易,金山是中共地下黨員。

恆社內至少有兩個共產黨員,第一個是楊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北洋時代政客,1915年與劉師培、嚴復等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廢共和,立君主”,深得袁世凯贊許,1922年他加入國民黨,客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經孫中山認識李大釗後開始傾向中共。1928年結識杜月笙,杜月笙聘他為名譽秘書。杜有兩位名譽秘書,另一人是黃炎培。1929年楊度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共,與周單獨聯係,周離滬後由夏衍聯係。杜月笙十分依重楊度,楊感恩知遇,事必躬親。杜知其煙瘾奇大,特備煙榻煙具供其使用。

1931年9月楊度逝世,伍豪、潘漢年均往吊唁。

楊度的中共黨員身份,鲜有人知,1975年冬,周恩來病重時囑咐王冶秋,重修《辭海》要客觀評論歷史人物,特别提及楊度:“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文革後王冶秋就此事作《難忘的記憶》,發表於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杜門另一共產黨員就是電影明星金山(1911-1982),金山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1945年抗戰勝利,他以國民黨中宣部代表身份,到長春接收偽滿電影公司 (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1947年奉周恩來命來上海,借其姐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潘公展之便,拜杜月笙為師。金山與第一任妻子張瑞芳的婚禮,就是杜月笙當證婚人。

以杜月笙之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楊度和金山的秘密身份,但他欣然接受,這就是杜月笙。杜月笙與國共兩黨的關係,極其微妙,上海解放前夕,他與潘漢年頻繁往還,密密會商。他拒絕了老蔣要他赴台的要求,也不因中共的盛情挽留而滯留上海,1949年4月底杜月笙舉家移居香港,1951年8月去世前不久,還同意出席已由中共控制的中國銀行董事會。杜月笙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也是他本人為人處世的積累。

回頭說吳紹麟,吳與妻子在上海連住所也沒有,杜月笙對章榮初說:“你家裡房子大,給他一間先住下來。”這一住就住了三年多,他們的獨生子,1946年初出生在紹興路54號章宅。章榮初為他取名“樂勝”,寓意抗戰勝利的歡樂。現在他叫Peter Woo吳光正,是八十年代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女婿,香港回歸時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九龍倉集團和匯德豐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就在國民還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歡樂中時,章榮初突然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入“經濟漢奸”名單。

章榮初回憶錄寫道:

1946年8月1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紹興路家裡突然來了許多人,其中有四個著制服的,兩個守住門房間,不許別人進來,兩個把電話線剪斷後與其他人一起到樓上來,內中一個拿出一張檢察署的傳票來,說有人密告我犯漢奸罪,馬上叫我與他們一起走。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到了提籃橋監獄,四個著制服的沒有去,留在我家裡,這四個人對我女眷們說,你們可以每人打一個小包,帶幾件隨身要穿的衣服,告訴你們下午三時前一定要來封門的,那時全家人都惶恐萬分。我是坐自己汽車去的,到了檢察署,他們就把司機趕走,汽車扣留。

一直等到下午二時才開庭,在檢察官的詢問中,我才知道是中統駐滬辦事處告我兩罪:一是與日本人合作開廠,二是有汽車特別派司。我答辯說,合作是強迫的,特別派司是出錢買來的。檢察官不多問,馬上宣佈交一千萬元鋪保,這時候一千萬元是不值什麼錢的。在原告欄裡有幾個人站起來反對,這個檢察官不睬他們就退庭,我就和檢察署的人一起坐原來的汽車回家取保﹐留在家裡的四個穿制服的看見我回來都很奇怪,不久他們也就走了。

檢察署來勢洶洶,為什麼打了個嚮雷不下雨呢?原來我家裡住著一個不收房租的房客,名叫吳紹麟,德國留學生,與蔣緯國是好朋友,他夫妻兩由杜月笙介紹,在我家裡讓了一間房子給他住,已經一年了。

我被檢察署捉去的時候,吳紹麟正在家裡,他馬上坐汽車到杜月笙家裡,出門時被住黃制服的阻止不許出門,他拿出一張有廳長官銜的卡片來,才放他出門,他把情況告訴杜月笙,杜月笙馬上打電話與檢察署杜檢察長。杜檢察長竟不知道這件事,一查方始知道原來是一批中統特務,先與某檢察官勾結好,預備開庭後馬上把我關起來,同時查封我公司和家裡。杜檢察長賣杜月笙的面子,答允先交保,換了一個檢察官審問,關照他馬上交保,所以這個檢察官一上來就判我交保,完全不理睬中統的人就退了庭。

人在外面就好辦,我請了秦聯奎律師替我做辯護訴狀,據理力爭。同時託榮豐副經理趙譜芝,他是陳立夫表弟,在陳到上海時替我說情。

最重要是通過杜月笙的門客楊管北直接向中統特務和檢察官打通關節,釜底抽薪,這樣明裡暗裡,上面下面關節都打通,果然到了這年十一月份,法院來了一張不起訴的判決書,我方才逃過難關,事後送了楊管北二十根大條。                                                     

章榮初1933年進入杜門,為“恆社”最核心的成員,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杜月笙的關係當然是章榮初近水樓臺的幫手。

秦聯奎,無錫人,當時上海名律師。傳說當年秦聯奎到杜月笙的賭局玩耍,連輸四千大洋,悻悻離去。杜月笙得知其為滬上名律師,託人把錢還給秦,並說:“當律師靠筆桿口舌為生,没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赢他的錢。”秦大為感激,此後常去杜家,終成杜門法律顧問。抗戰期間隨杜避難香港,其子女出生香港,六十年代留學美國,女秦家懿,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子秦家驄,著名記者,八十年代末任《華爾街日報》首任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現為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

趙譜芝,湖州人,陳立夫表弟,其時陳立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直接控制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趙譜芝之子趙寶熙,聯合國秘書處翻譯,現退休居紐約。

楊管北(1896~1977年),江蘇人,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科長。政府奠都南京後,成為杜月笙在商業上的得力助手,受杜之託接辦南通大達輪船公司,任上海市參議員多年。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49年隨杜月笙到香港,51年8月16日杜逝世時守候在則 (還有陸京士、洪蘭友、錢新之、金廷蓀、吳開先、宣鐵吾、顧嘉棠、萬墨林)。國府遷台後,楊管北繼續任立委多年,為復興、益祥两家航運公司董事長,及台灣輪船同業公會理事長。

最後水落石出,我才知道原來章梅卿是一個中統特務,這次我被列入“經濟漢奸”,就是他幹的勾當,先和你做朋友,再吃沒你家產,這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伎倆。章梅卿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槍斃了,這樣一個罪惡昭彰的特務,真是死有餘辜。

章榮初的“經濟漢奸”罪名終于洗脫,杜月笙還為他拿到一枚由蔣介石親自簽發的“抗戰蒙難勛章”。

同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敘述。在杜月笙大弟子陸京士主編的《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第三册274页記載:

勝利了,師門凯旋,恆社同仁重聚一堂,正在熱烈慶祝,經濟漢奸放榜,章榮初赫然有名,這一打擊未免太大,幸有杜月笙挺身而出,列舉章榮初在敵偽時期對國家社會種種貢獻,果然大事化小,章榮初雀跃三千,花了一百根金條,大請有關各方。

大陸官方編撰的《章榮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這樣說:

章榮初從商以來,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尤其和日商保持密切關係,日偽時期更週旋於敵偽勢力之間,以圖保存與發展。他經汪偽政府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錢大魁而結識了上海日軍司令阿部,和日軍警察局長渡正監和副官左藤關係緊密,上海紡織印染廠與日軍司令部“興亞院”合作,由日資裕豐紗廠管理,避免了被日軍沒收破壞。

章榮初的企業在敵偽時期得到發展,抗戰勝利後曾被列作敵產,但轉危為安,靠的是章榮初另一股重要勢力的撐腰,他通過菱湖同鄉唐伯耆(國民黨中委)和潘公展(國民黨中執委),依附了國民黨CC系陳果夫陳立夫,又通過黃伯樵依附了宋子文。

這樣,國民黨上層的關係網和杜月笙在上海的勢力,是章榮初的強大後盾,

當時眾多社會名人如:張靜江、陳英士、陳藹士、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戴季陶、徐曾恩、潘公展、諸民誼、朱家驊、吳鼎昌、錢新之、周作民,還有王一亭、沈田莘等,都是湖州(吳興)人。

四十年代《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杜月笙正傳》(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寫到國民黨高層時說:

北洋軍閥也好,國民黨也好,那些當權者,封建地域觀念都很濃厚,裙帶家屬以外,第一輪就是同鄉。

蔣介石的嫡系親信,大都是浙江人。吳興人特受重視,因為蔣的提拔人陳其美及其侄兒果夫﹑立夫是吳興人,所以吳興的“黨國要人”特別多。還因為蔣介石與吳興有深厚關係,近代的毫富巨族,首稱“四大家”,就是張、龐、邢、陸四大族,如蘇州留園,就是湖州劉家的,他家還刻印過不少珍本古籍,魯迅曾提到過。龐家也出了不少上海富商巨紳。孫中山革命的資金,百分之九十來自法國華僑首富張靜江,張家在南潯精築“適園”,歷時三十年,當時江南第一名園。蔣介石和他家關係最深,蔣的父親曾任張“敦裕堂”鹽號奉化鹽棧的經理,蔣年青時,即由張家的張仲萍資助提攜,並由張靜江介紹給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後來蔣任命了張家的張乃燕為中央大學校長。

冠冕堂皇,黨國要人,貪污腐敗,敲榨勒索,依賴靠山,台底交易,黑道白道,皆大歡喜,此中華千年傳統,特殊國情國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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