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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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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0年正湘高中毕业前的留影。他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7、音容宛在

母亲在接见我的时候给了我几张湘弟的相片,回到号子里,我看着湘弟的相片,湘弟英气勃勃的形象和许多往事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第一张相片是,1952年5月我们全家在上海外滩的留影。这也是我们全家仅有的一张“全家福”。其中我们五弟兄都穿着当时时髦的工装裤和白衬衫,打扮得像工人阶级。大姐刚初中毕业,却俨然像个大人。小妹才两岁还由母亲抱着,父母都面带微笑,似乎对前景很乐观。背景是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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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2年在上海的“全家福”。不久,父亲带着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来到新疆。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遭灭顶之灾!到了文革中的1968年,我们全家更是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前排右起:正渝、正湘、正潭、正洲
后排右一正江、右二父亲、右三母亲、右五正海

1949年前后我们弟兄们在上海生活了五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上海情结”永驻我们弟兄们的心间!

记得1948年的一天,身穿中式长袍的祖父,带着从湖南乡下到上海不久的我和湘弟到儿童公园玩滑梯和跷跷板,然后去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祖父对我们说,“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中国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给我们弟兄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从政的祖父携祖母、曾祖母回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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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7年在上海家门口合影。曾在南京政府任要职的祖父一中和父亲元宇当时已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姑姑哲宣和姑父黄建平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母亲带我们五弟兄从湖南老家乡下来到上海。母亲也参加了民革的革命活动。
前排右起:父亲、曾祖母、正江
后排右起:姑父、祖父、祖母、姑姑

解放前夕,身着神气的海军制服、提着双枪的高个儿舅舅来到我们弟兄们住的亭子间,找母亲帮忙化妆後匆匆开着一辆棕色轿车投奔苏北解放区去的一幕,也留在我们弟兄们的记忆里。舅舅那时是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大队长。他是在父母策动下率部起义的。父母那时已参加民革,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姑姑和姑父则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他们以办小学作掩护做地下工作。

解放后父亲被提拔当上了外贸局的调研科科长,他高兴地带我们弟兄逛福州路书店,给我们买书;还带我们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新儿女英雄传》。

就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不久,父亲带着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出发来到新疆。

出发前我和湘弟各准备了一个小日记本,在上面画上了中国地图,表明了从上海到新疆的路线,约好了要写日记。我们每天都趴在车窗上观看沿途景色:灯火辉煌的摆渡码头、晨曦中如练的黄河、暮色中蜿蜒的长城、戈壁滩上的驼队……都记在我们的日记里了。

第二张相片是,1958年秋,湘弟赤膊抡着坎土曼和泥拓土块的瞬间。

湘弟面带着笑容,16岁的躯体虽然显得单薄,却斗志昂扬、拼劲十足!

当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母亲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正在读师大的大姐,湘弟一人留在乌鲁木齐高中读高二。因为“出身不好”,助学金只能享受1/3,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那一年我考入了农学院,两校离得远,我们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回到二道桥我们家的旧居,没有见到湘弟,两间空屋凄清零乱,外贸局总务科还没收回,湘弟也搬到学校去住了。只有一堆书籍一律用白报纸包得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大樟木箱上,分明是湘弟不久前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湘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湘弟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湘弟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优美。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湘弟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许多年后大姐告诉我,1958年父亲被捕入狱后,祖父要把孙子们接到长沙去,却遭到姑姑的阻挠和母亲的反对,只得每个月给孙子们寄30元生活费。后来由大姐办好了接湘弟回长沙读高中的所有手续;1958年6月当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从乌市到西安时,大姐一看湘弟没来,当场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从这件事也可见家庭不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第三张照片是,1960年湘弟高中毕业前夕的留影。

湘弟这时就要满18岁了,已经出落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浓眉大眼,鼻梁挺直,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湘弟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后两年是靠自己在假日拓土块干小工挣够生活费的。他在学习上取得各门学科全优的好成绩的同时,做到了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等各项劳动中取得了“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在篮球、足球、乒乓球、垒球等多项球类运动中都是好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像他这样全面发展多材多艺的学生,在同学中是不多见的。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第四张相片是,1961年湘弟和我在哈密的留影。

暑假里我到口里探亲后,来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一年前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湘弟。

我俩吃过早饭後漫步到西河坝公园,在老柳树林下的躺椅上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有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湘弟说从口里逃荒到新疆的骆驿不绝,哈密民政局每天应接不暇。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湘弟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和当前形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湘弟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湘弟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形势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湘弟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湘弟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当时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湘弟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湘弟见解的高明和超前。湘弟那时还不到19岁,这就是所谓“生而知之”吧?而我过了大半生,“学而知之”都没做到呢!

傍晚,我们沿街散步,几个小孩在路旁横甩着两臂,迈着正步,湘弟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学谁?”我说不知道。湘弟说:“他们在学‘红色娘子军’呢!--可见一部好电影影响是很大的!”经过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从乌鲁木齐到西安又到长沙,各地的小孩不约而同地都学着“红色娘子军”特有的步伐呢!

晚上我们同到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我是头一回看。湘弟说,他是看第13遍了,所有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果然,银幕上的演员一张嘴,他就能先把台词说出来。湘弟说:“多看几遍是为了分析研究它的艺术手法。例如,它的音乐,开始是低沉的单音,结尾是雄壮的交响乐,象征琼花的成长过程,也象征娘子军的成长壮大;又如,洪常青用地图对琼花进行启发教育,很自然,很有说服力……”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这张合影,又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漫无边际地谈起文学来。在兰天阳光下,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谈到文学方面的见解,我们谈得很投机。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湘弟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真如费定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湘弟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湘弟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湘弟在谈到我国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说:“有些作品没有反映生活真实。有一本小说叫《金沙洲》的,写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只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这本书!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意犹未尽。

晚上我们又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片,我以前也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湘弟说:“玛尔法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湘弟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湘弟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离开哈密的时候,我把从长沙带来的祖父的那只旅行皮箱留给了湘弟。因为一生崇拜孙中山先生的祖父曾经说过,正湘是最像他的孙子。后来祖父的这只旅行皮箱一直伴随在湘弟身边。

第五张相片是,1962年湘弟跟哈密三堡小学教员同事们的合影。它使我回忆起1962年暑假,我又一次去哈密看望湘弟的情形。

大四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基层:在头屯河农场参加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实习;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参加了联合收割机夏收实习。我想跟湘弟交谈不会再只凭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了,不然总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我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他的。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湘弟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湘弟接过去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湘弟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湘弟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湘弟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湘弟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湘弟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也走了进来。湘弟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湘弟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湘弟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湘弟过去又把她拔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那些穷学生的书费都是正湘出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

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湘弟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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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3年正湘与哈密三堡小学的同事合影。(前右为正湘,后左为钱瑞卿老师。)

刚吃完饭,又来了一个大个儿丫头,湘弟介绍说,这是邻居老奶奶的孙女,也是学校的教员,L老师。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上,湘弟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白天来的两个丫头对我都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这件事很使我为难。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湘弟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母亲特别封建,把她管得很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到我这里来,我点着油灯看书,她就坐在炕头闲聊,天晚了叫她回去也不回去。她的母亲在夜里常常轻轻来到门口,从门缝朝里看;或猛地推开门,像抓贼似的赶她回去;还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但是我们之间一清二白。”

湘弟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而那位大个儿L老师却认为她更合适,尤其是邻居她奶奶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只能不提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说,事实会证明,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第二天湘弟带我去看坎儿井。井口清泉琤琤淙淙凉气沁人。清泉的源头来自天山,通过暗沟和一连串的井,从地下流过浩瀚的戈壁来到村庄!湘弟赞叹:这号称“地下长城”的坎儿井,真是新疆劳动人民独创的奇迹啊!

接着我们又到瓜地买哈密瓜吃。瓜棚下围坐着一群维吾尔族老乡,一个小伙子吹着笛子,一位长辫子姑娘光着脚丫合着节拍跳起舞来。笛声悠扬,舞姿婆娑,湘弟叹道:“多么朴素、清新!”

傍晚,几个女学生到湘弟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他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湘弟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湘弟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湘弟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过后我问湘弟,他怎么会女孩子的舞蹈动作的?湘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学生是最信任老师的,老师更应当处处作表率。例如,为了教学生踢足球,我就亲自摔倒再爬起来学球门员的接球动作。身教胜于言教。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许多年后我也调到技工学校当上了教师,我常常想起湘弟当年“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谈话,并以此勉励自己。

稀疏的钻天杨,空旷的田野道路,难忘的静寂。湘弟送我到车站回乌鲁木齐。一路上他谈起了使他烦恼的感情纠葛,他深沉地唱起了一支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照片中的两位男老师我没有见过,那两位女老师就是前面说到的钱老师和L老师。

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距乌鲁木齐六百公里的边陲小县W县当了一名农机技术员,成天忙忙碌碌的,也常到乌鲁木齐出差,却六年都没有再去哈密看望过湘弟,--真是终生的遗憾呐!这期间我跟湘弟虽有书信来往,但经过“文革”的冲击,也都没有保存下来。

1961年冬,湘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今年全年我们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1966年春,湘弟的一封来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想到W县来搞机务工作,当学徒也行!他并没在信中说明原因,但我能感到他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像我这样锋芒毕露的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年月受到打击和排挤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对于湘弟这样一位沉着稳健而又经过风风雨雨的人来说,他这次遭到的打击显然非同寻常:他竟然只得寻求离开他所热爱的乡村教师的工作!

我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来得及作出什么反应,“文革”风暴就席卷了中国大地!

第六张相片是,湘弟坐在一棵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显然是1968年他在哈密教造司宣传队的留影,这时他还不满26岁,他的眼角却明显有了皱纹;他微笑着,消瘦的脸上明显地留下了“文革”风暴肆虐过的痕迹!再看他那眼睛:  
   
“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正是1968年5月我在哈密见到他的形象啊!

就在照这张相片前几个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暴徒冲进哈密沁城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单身宿舍,用大头棒把湘弟打得昏死过去……暴徒们以为湘弟被打死了匆匆离去,寒风吹醒了湘弟,湘弟想起了暴徒的凶残,翻身爬起,包扎了伤口,连夜跑了七十多里路,死里逃生跑到了哈密……

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恐怖笼罩下的哈密,湘弟悲悯地微笑着弹着月琴,那眼神,那微笑,那筋腱发达的双手的灵巧动作,传递出他早已看透“文革”的本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心声!

第七张和第八张相片是,一列送葬的队伍默默行进在哈密街头。门旗上写着“新疆红二司哈密分部教造司”,接着是送行的人们抬着六、七个大花圈,紧跟着是吹奏着哀乐的乐队,后面是护送棺木的人们乘坐的汽车,车后是送葬的队伍。街道两旁挤满了驻足默默望着送葬队伍的人们。

排头第一个大花圈上缀着湘弟年轻英俊的相片。街旁建筑物的墙上还残留着因为“革委会”成立而被清扫过的、堆积了好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斑驳痕迹。远处街心彩牌上是“文革”时期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毛主席身着军装合掌微笑的巨幅全身画像,下面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多年后我到陕西看望大姐一家。大姐对我讲述了1968年10月她和母亲到哈密参加湘弟的追悼会和料理湘弟的后事的经过。

湘弟遇难后,湘弟的战友、哈密县的丁老师(原是新疆一师大姐的同学)立即给大姐发了电报,大姐马上起程来疆。因怕母亲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大姐没敢把这噩耗告诉母亲,可母亲竟像受到某种感应似的,及时地赶到大姐处一同来疆……

湘弟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

钱老师特地赶来看望母亲和大姐。她对母亲和大姐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无论怎样,正湘都是我永远铭刻于心的人。”她还告诉母亲和大姐:“正湘的爱人玉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精神崩溃住院了”。

玉后来出院了,还给大姐去了好几封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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