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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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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90年正渝与父亲在书房合影。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曾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5、身陷囹圄


火车从H县开动了,我的心境十分悲凉。四弟正言厉色的指责:“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还怀疑自己什么呢?无论是大学毕业我到边疆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在“文革”中我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我都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呀!……

我朝车窗外眺望,秀丽的自然景色映入眼帘,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的长途旅行,那时节我成天趴在车窗上观赏风景,祖国的锦秀河山像诗歌像童话引起我无穷的遐想……忽然车厢里播音器响起那首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辟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歌声凄婉如泣如诉,我一下子跌入到现实世界里,心情无比惆怅:祖国如此辽阔壮美,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真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啊!

火车进入河南省不久,我就没有躲过列车员的查票,当场被赶下车。下得车来一看,是个小站,名叫灵宝。夕阳西下,灵宝站显得格外翠绿、宁静。候车室空空如也。我走出候车室,只见车站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低头弯腰站着挨批斗,七、八个人挥拳掳袖指指戳戳的,--我立刻联想到“文革”初期我遭到围攻批斗的情景,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可不愿意低头苟生,我宁可贸然前行!我的心境更加悲惨黯淡……

我无师自通地搭上了一辆“闷罐子”货车,从窄窄的门缝里挤了进去。“闷罐子”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几个神色惊惶的农民蹲在角落里,在他们的行李包裹里不时发出孩子的尖叫声。后来我才知道那酷似小孩的尖叫声竟是小山羊的叫声!从他们担惊受怕的神情也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小山羊也是不容许的,不是“投机倒把”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些可怜的农民为了几只小山羊也同我一样,在忐忑不安中偷偷搭乘“闷罐子”货车……出乎我们意料,我们一直坐到郑州,也没有人来检查。

从郑州上车,我又买了张短途票。颠簸摇荡,混混沌沌,直到丰台下车,我又侥幸没被赶下车去。

由于前车之鉴,我在丰台下了车,乘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城,按照高中同学Z写的地址,到宣武门外香炉巷找到了Z家,他岳母说,Z在学校学习班,有一些时间没回家了。我留下便条给他岳母,约他到西苑旅社见面,因为那里是我要去的新疆两大派谈判代表的住地。走到街上,我又决定到白塔寺X中亲自找他,或许还能借点钱什么的。他被门卫传唤出来跟我见面。高中一别,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从北师大毕业已经六年了!他白白胖胖的,穿一件雪白的短袖衬衫,显得富态,闲适。不像高中时那样瘦削,也不像受到严格管束的光景。他匆匆跟我客套了几句,就走进去了。似乎他的行动受到了约束。我也从他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旅途劳顿的狼狈相!--他在复信中欢迎我到北京来,谁知见了面竟如此冷淡!--又一根希望的稻草断了!

我漫无目标地在北京街上穿行。

我来到西苑旅社“三新”代表团住宿地看看有没有什么指望。传达室说,要到下午三点才接见来访者,上访者的食宿一律自理。而这时才十二点,我到街上吃了个便饭,身上就剩五角钱了!

我盲目地穿行在北京街头,看到一群群中小学生兴致勃勃地从北海公园进进出出,看到横幅标语才知道大家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晚上在哪里投宿?我下一顿饭怎么办呢?……

我漠然地继续向前行走。这时候我想起了孙子清,在1966年春,我曾听说他在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后,到法国大使馆开车去了。我何妨找他碰碰运气,他或许能帮我点什么……找不到的话再返回西苑旅社想办法,因为我们在W县“12。6”惨案后逃亡到乌鲁木齐半年之久,群众组织还是在生活上对我们给予了帮助的……我这样想着,自我解释,心中十分矛盾,因为我也早已听到传言,孙子清似乎在“文革”中出事了,这很有可能,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谜团: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孙子清有三十多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身材魁梧,一头深褐色的卷发,高鼻梁,大脸庞,黄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他能说俄语、维语甚至蒙语。据说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或许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他落魄到偏远的W县的。我是在1964年开拖拉机当车长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W县县委赵书记坐镇的生产指挥部工作。以后他又调到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再以后就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当时关X说孙子清到法国使馆开车去了。也有人说,孙子清在文革中出事了……因此,我去找孙子清时,既指望得到他意外的帮助,也怕他出了问题受到牵连。

这时一股旋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少顷,盘旋而去。这是不祥的征兆?还是神的警示?我心乱如麻,毫无头绪。身上只有五角钱了……

像无师自通挤“闷罐子”车那样无师自通地乞讨吗?我还做不到,我还抹不开脸皮……

暴露外地上访人员的身份,再遭强迫遣返回W县吗?遭到批斗,遭到殴打致残致死吗?--我宁可死在外面不为人知的处所!

在脑海里一片混乱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我来到了新使馆区。这里行人稀少,十分清静。到了法国大使馆门口,我本想径直走上前去问门卫的,但我低头一看工作证件在白衬衫的口袋里太显眼,于是我走开了。由于前次来京上访的教训太深刻: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一看证件是外地上访的,不容分说立刻遣返回原籍。我走回到去西苑旅社的公共汽车站的林带,趁无人时把证件放在树下盖好等返回西苑旅社时再来拿上。--我们这些被杀人的暴徒挑起的武斗迫使离开工作岗位的公民,长期流落社会,求告无门、求援无路,反倒有了“负罪”之感!--这就是1968年的现实!

我再次走到法国大使馆门口,向站岗的民警询问:“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司机叫孙子清的?”民警立刻向馆内一位工作人员招手,示意叫我自己问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我就又向馆内那位工作人员问道:“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是个中年人,穿短袖衬衫,中等个儿,他低头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并示意我尽快离开,我随即转身走了。

不料,另一位民警(在本案中被称作流动岗,又被称作带班员--程注)快步随后赶来,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自己却走进西侧岗亭。当门卫过来问我时,我信口说姓王(因为我带着王X的技校学生证,我就是用这学生证买的上次来京的半价火车票)。后来流动岗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大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露出了破绽!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口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

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才把我从大门东侧叫到西侧。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大使馆找孙子清的全过程。

我随即被送到派出所审查,于是身陷囹圄。在被拘押长达一年半之后,被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刑十三年!       

在“文革”期间因为上访怕遭遣返而改名换姓之类的事当算不得过错;我一直以为是孙子清出了问题牵连冤枉了我!
                        
1980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平反五年后,在W县A公社任农机站站长时,A公社的塔书记陪同两名民警来到我的家里,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是否知道他的去处?等等。我当即反问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我怎么会知道呢?”民警连忙表示:“我们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谜。

通过多年来我不停地上诉,母亲和五弟多次到W县、B州、乌鲁木齐和北京上访上告,才知道判我“叛国投敌”重刑的理由仅仅是“带班员”诬陷我:“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在四、五年后的两次复查中又仅仅调查了这位“带班员”,他又诬陷我:“与一个外国女人说了话!”--如此荒唐的案例印证了那个时代的荒唐!

通过上面如实的记述,可见我在1968年终于走到穷途末路并非偶然;而我在身陷囹圄之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也属必然。

至于湘弟呢,那时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1968年4月和5月,他在落难中两度热情地接待大哥和二哥的到来,并和大姐保持着通信联系,可见他是很看重骨肉亲情的!然而他又似乎看透了在政治高压下,在极度贫困中,家庭未必还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未必能成为避风港!也或许,当1958年父亲被捕,他只有16岁,就得靠做小工独自维持生计读高中时,就已经看淡了“家庭”!

许多年后,湘弟的同事钱老师回忆1968年的情景时说:“……他(指湘弟)是没有地方可去呀,他跟那些‘红卫兵’住在哈密专员公署,那里随时可能发生武斗呀!我真后悔,那时该把他叫到家里来住的……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那时钱老师的丈夫因工伤亡故已久。--程注)

是的,我们再多说又有什么用呢?

6、湘弟显灵


1968年10月的一天深夜里,我正在昏睡朦胧中,湘弟忽然来到我们号子,离地四、五十公分,腾空站着,浑身鲜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的小名),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明白,我一定加倍努力要做的事,也就是湘弟和我没有做完的事,这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写下来,把“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加在我们头上的苦难写下来!

我在黑魆魆的号子里的木炕上辗转反侧……其时我已身陷囹圄三个月了,从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又转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1970年我被押送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不久,我就看见了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空桶在大墙外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我已经十二年没见到父亲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服刑十年后出狱,而我恰恰在这一年身陷囹圄!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尽管我来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令人窒息,经常与死神为伴,然而,我记得湘弟引用的泰戈尔的话:“……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我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因此,我在北戈壁的“一打三反”高潮中也依然递交了上诉。尽管所有的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在1971年4月又递交了第4次上诉!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1月的一天,我听到机耕组的小李说:“今天我在就业队看到一个老婆子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在哈密‘文革’时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在W县被判刑了……她的老伴就是就业队的程XX……”

我的头“嗡”地一响成了一片空白。他说的正是我的父母啊!这么说,湘弟真的在哈密遇难了!当年我做的噩梦竟然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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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94年母亲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家中。1971年11月,母亲见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正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的心忐忑不安。借故到不远的就业队的门口,果然看到母亲站在就业队院里,头发都花白了!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母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其实三年前我离开H县时,母亲就到过父亲这里;我到北戈壁快两年了,还是听小李说才来看到了母亲。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影,联想她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心中漾起一片怜惜之情!尽管她对我一贯粗暴偏见,但她终归是我的生身母亲啊!

翌日,在耕队门口的农具停放场,我忧心忡忡地检修着农具。顺便说一下,我在看管严厉的入监队呆了十个月后,或许是判决书上写明我是大学生技术员,机耕队又需要人,我就调到看管相对不严的机耕队来了,成了所谓“自由劳改犯”。

忽然,我看到父亲从远处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走来。显然,他也才得知我竟然也在这里!他当然不曾想到,他的“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十年刑期好不容易在“北戈壁”熬满了,上大学的儿子却又以更长的刑期进了“北戈壁”!

我们远远地、无言地相互对视了一番。父亲的眼光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似乎是对儿子表示歉意: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牵累了孩子们!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华东外贸局因工作积极提拔当了“调研科科长”之后高兴地带着我们弟兄们逛书店、看电影。后来随“华东革大”支边带全家到乌鲁木齐后,他这位三十年代的上海交大学子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七人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中断了跟他的来往!这就是中国当时的严酷的现实。

面对现实的无奈,我背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管教干事叫我出列,来到一排管教办公室前,母亲正站在那里等候接见。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晓龙,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言。

母亲流着泪讲述了三年前湘弟在哈密遇难的经过:1968年10月3日,正湘在哈密某小学参加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文革”初期他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湘弟飘然来到号子,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竟然真是湘弟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回到号子里,看着母亲给我的湘弟1968年在哈密专员公署内的宣传队里照的相片:湘弟坐在一颗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湘弟微笑着,年轻的脸上却镌刻着沧桑!我悲从中来,想起苏轼的怀弟词,借用改写了几句,抒发我的伤感之情:

明月几时有?抬头望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湘弟乘风归去,遨游琼楼玉宇,高处不畏寒。弹琴唱悲歌,回头望人寰……

我的悲痛之情郁结于心,总想为湘弟写点什么……

其时我进劳改队已经快两年了,已经被管教指定为“值星员”(大组长),在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内,可以坐在号子里的“红宝书台”旁给大家读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并主持大家讨论发言。其实讨论发言只是个形式,不一会儿就成了“同犯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了。我就借此机会在“红宝书台”旁写对湘弟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期间,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为《缅怀湘弟》,也就是本文的初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在劳改队里写的《缅怀湘弟》的原稿。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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