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遍插茱萸少一人 》4、落难陕西
分类:
1.gif  
--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5.jpg



















图:1980年正海得到平反回疆继续当中学教员的通知后,大家合影。这年正潭已35岁了,在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总算回城当上了建筑工人。正洲这位“老三届”学子,蹉跎了11年的岁月后,已在1977年考入大学学习。大姐正江已是大学老师。
自左至右:正江、正潭、正海、正洲

4、落难陕西

天还没有亮,我就被Z村高高的香椿树上的一种唧唧啁啁拉长着尖声叫着的鸟吵醒了,但我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和四弟、五弟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天气热,还是睡得很香。

天刚亮,四弟就悄然起身去下地干活儿了。接着是小妹从屋那头悄然走出去下地干活。随后是母亲起来把那一窝鸡放出来,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在狭小的院里唧唧喳喳跑来跑去。

我和五弟起来叠被子收拾房子。看来今天生产队没有五弟干的活儿,不然他也早就下地了。我谈起去北京上访的见闻,他则谈到陕西革命造反派组织受到打压的情况等等。

没多久四弟和小妹收工回来,母亲也热好了麸子面馍馍,调好了腌萝卜丝,大家边吃边谈,也是用变了味的湖南家乡土话交谈,只是他们又夹杂了浓厚的陕西腔。

五弟说:“‘筹委会’把‘临委会’打跑了,可能像别的县一样,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井冈山’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

四弟说:“‘西铁联’出事后,最近又向各地派了宣传队,也该去看看……”

“…………”

母亲已经向我讲述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四弟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们原是“临委会”的成员,后来他们又成为因不赞成搞武斗而脱离“临委会”的“井冈山”的成员……--我也曾像他们现在一样热情而真诚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然而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我也清楚,在这里没有我插嘴的地方。我能体会五弟四弟为真理而斗争的满怀豪情、为正义而战斗的一腔热血,可他们却不能理会我被迫落荒而逃的苦闷和彷徨……

饭后四弟和小妹相继下地干第二晌活儿,我帮母亲收拾碗筷桌子。五弟收拾好那只当时流行的军用小挎包,背在肩上,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说着,慢慢走出门去。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可是,我已经半年多没领到工资和粮票了,离开W县时所带不多的钱和粮票也已用完!我在乌鲁木齐坚持了将近半年,到了山穷水尽钱尽粮绝的境地,才万般无奈地来到陕西赵村家里的……我知道五弟是到西安跟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收集传单的,他两手空空,既无钱又没有粮票怎么到西安去呢?没有钱和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啊!

屋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了。

突然母亲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妇在门口叫道:“老张,老年组有活儿干哩!”母亲开门连声答道:“好、好、这就来”。匆匆收拾了一下,跟那农妇干活去了。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竟然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可是实际上,我从北京回来就基本上没有钱和粮票了。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在家里如此贫穷的情况下,在母亲如此低沉的情绪下,我怎么给湘弟写信呢?

中午太阳热辣辣的。母亲和小妹相继收工回家做饭。四弟回来疲倦地躺在床上休息。

午饭很快就做好了,母亲小妹和我在外面厨房吃,每人一碗稀面条,桌上摆着一盘凉拌油泼莴笋叶。四弟单独在里间吃,是大碗白面条和油炒莴笋。四弟因为下地干重活,他又是个不甘人后的好强的人,自然出力更大,母亲让他吃得好些也是应该的。

午饭后稍事休息,四弟躺在床上便睡着了。母亲也到里面休息去了,我坐在矮桌旁看书。小妹边洗衣服边轻声说:“这里妇女最辛苦,除了下地干活,还要做饭洗衣种自留地,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小妹衣服还没有洗完就有人喊下地干活了,她只得收拾好洗衣盆,顶着烈日走了。四弟也睡意惺忪地打着赤膊披着件土布衬衫走了。那农妇也来叫母亲干活去了。

到了第三晌活儿收工已经是傍晚了。小妹和母亲做饭。四弟躺在床上和我闲聊。当我讲到在工作中排除了难度较大的机器故障後,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时,他笑得像猴子似的在床上打滚,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那是他对我这个大学毕业当技术员的二哥的赞赏啊!因为他只是从一个卖冰棍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所有功课都是满分的少年,我那点雕虫小技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当我讲到正湘(他的三哥)一提起他在西安中考虽然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只得在15岁就跟着母亲去卖冰棍而伤心落泪时,四弟收敛了笑容,两眼噙着泪水,说:“你写封信叫他回来啊!听大哥说,他在哈密差点被暴徒打死,多危险啊!回家来大家粗茶淡饭比啥不强--”

吃晚饭时,母亲、小妹和我仍在外间厨房的小桌上吃汤面条,四弟一人在里间多一盘葱花煎荷包蛋。

吃过晚饭,疲倦的四弟躺在床上睡着了。母亲、小妹和我去自留地干活。累了一天的小妹担任主力,锄地松土,我则摇辘轳提水浇地,我们一直干到深夜,我累得都提不动水了。

小妹对我说:“你看,家家都是妇女这个时候来种自留地。”在月光下,在静静的夜色里,听得见远远近近有人在锄地,在摇辘轳,在浇水……

全家两分自留地,除种了些萝卜、莴笋外,多半种的是玉米,用以贴补口粮的不足。

过了几天,五弟若无其事地背着传单和材料回来了,只是脸色青黄,显得瘦了些。他身上既无钱又无粮票,这些日子真不知他是怎么过的。

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门门全优。然而就在此时,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和“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升学和工作都没有着落了!五弟同许多青年学子一道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已经两年了!他跟四弟是同一派的战友,患难与共亲密无间。就连母亲--自“反右”以来对政治运动一直抱反感和抵触情绪,--也从没对他们弟兄俩近乎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说过“不”字!

生产队若有五弟可干的活儿,他总是闷着头拼命地干。

五弟在县里附近活动的时候回家较晚,小妹给他留一锅汤面条,主要是汤多,凉了就像一锅稠面条,五弟饭量大,一小锅能全部吃掉。

我从北京回到陕西家里不久就进城去看望大姐一家。

姐夫很热情地问长问短忙进忙出,亲自擀面条炒肉菜招待我。
姐夫发胖了。1961年暑假我到西北党校家属院看望他们时,他得了肝炎,很瘦。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不久,他俩都围着女儿忙,如今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小四才两个多月,安安静静地睡在里间屋里。

大姐坐在外间的沙发里陪我说话,她谈到西安母校师大的一些老师、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惨状,有的逼死了,有的逼疯了……她感叹道:“真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她又说,“文革”一开始,因为父亲是“右派”,有人给她写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她毫不客气地一一写大字报回敬……后来因为两派群众火拼打派仗,她成了“逍遥派”……大姐朝忙进忙出的姐夫呶呶嘴说,你姐夫是贫农出身的党员,194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1963年从西安调到县里来,1966年春天才到某公社当副社长,“文革”一开始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现在也是“逍遥派”……

我介绍了W县“12、6”惨案十多个人被打死,我被迫逃难在乌鲁木齐半年之久,以及上访北京不得要领的情况……

大姐说:“你既然暂时回不去,可到我婆婆家住一段时间。我婆婆家在偏僻的农村,那里还没有武斗,比较安全。我的三个孩子都住在她那里。”这时小四醒了,大姐进屋去抱他。

大姐显然是一片好心。可是我当时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考虑她的建议,尽管我已经近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当时是怎么样想的,已经很模糊了:大姐的三个孩子都住在那偏僻的农村……大哥在四处流浪……湘弟住在随时可能发生武斗的据点……我则根本不应该回到陕西家里来……

姐夫把饭做好了,辣子炒肉拌面条,我饱饱地吃了一顿,--我已很久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饱饭了!

吃过饭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忽然,我仿佛看见五弟的身影在窗外一闪朝院内走去,我问大姐,是不是五弟到院里来了?大姐说,五弟有个同学的家在院内,他常常去那个同学家,但不到我这里来。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观点不同,站队不同;而是因为他听信母亲的话,认为我自私,不支援家里,对我有很深的成见!

6.jpg
左图:1961年正渝到长沙拜谒祖父的墓之后与祖母和姑姑一家合影。自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被捕后,曾祖母和祖父相继郁郁而终。当讲师的姑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只有姑姑还是红得发紫的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的书记。


大姐接着诉起苦来:1958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重刑,母亲又因为父亲辩护而遭开除公职,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乌鲁木齐到西安来投奔我,我当时只有22岁,正在师大读大四,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每个月41元工资除了留7、8元伙食费,其余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1961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1962年又复学读完大四,都照常每月给母亲30多元。1963年我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负担重了,正好这一年你参加工作给家里汇钱了……我现在有四个孩子了,也是一大家子人了,弟妹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我还要怎样出力才算够!

大姐对母亲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满:“我这些年每个月都给家里30多元,母亲从不对弟妹们说;祖父从父亲被捕后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钱生活费直到去世,母亲也从不对人说;你大学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汇20元她也从来不说,--好像都没这回事似的!这样一来,弟兄姐妹间就彼此造成了隔阂”。

大姐还对我说:“你一岁多的时候,因为母亲脾气暴躁,全家支持父亲跟母亲离婚,把你从母亲身边夺走;但是,金陵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打赢了官司,没准离婚……从此母亲就讨厌你,虐待你……”

大姐在谈到姑姑时,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蒙冤被判重刑,姑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给父亲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些不实之词。真是:‘本是同根生,先煎何太急!’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把祖父的骨灰扔了,把祖母扫地出门赶回乡下老家……这些举动伤透了我的心,姑姑在我儿时心目中的温柔善良的师长形象倒塌了!这也是她参加革命後越来越‘左’终至其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她身上曾经的温柔善良都被铁的事实击得粉碎,--这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大哥也从湖南老家来陕西了。自从4月初他到乌鲁木齐母校和我见面之后,他又到哈密湘弟的同事处住了十天,回到陕西看武斗之风不断升级就又辗转去湖南老家了。

大哥还是背着那帆布背包,还是那既风尘仆仆又利利索索的样子。他还带着湖南老家乡亲给的红薯干当干粮呢!他说那是老家产的压缩饼干。他那帆布背包里的书和衣物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他一边收拾一边感叹地说:“湖南老家虽然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现在也没法在那里生活,那里愚昧落后得很,听说有的县里的‘黑七类’全被杀光了……我看还是走为上策,就又离开了……”

大哥还说,在湖南老家跟祖母一起住在早已被大队占用的、祖父留下的三层楼故居中的神台背后那两间黑屋里。年近七旬的祖母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姑姑“大义灭亲”主动提出从长沙遣返回乡下老家的;在某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当书记的姑姑每个月只给她几元钱生活费。我帮祖母干点活,凑合着跟她一块儿吃碗饭,她还很不高兴……

我说,从乌鲁木齐回来路过哈密,我也到湘弟那里去了,我总觉得武斗的恐怖笼罩着哈密特别令人压抑。大哥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特别嘱咐湘弟,武斗要小心,要注意安全。湘弟说:‘我从不参加武斗,你放心’。我又问湘弟能否回陕西?湘弟说:陕西安全吗?”

这一天Z村生产队轮到四弟碾麦扬场。我们弟兄四人全体出动,在烈日下拉着碾子在麦场上转圈圈,--这在新疆农村是由马、牛或拖拉机完成的!又热又累又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重,我拼命地坚持着……这是我平生最深刻的一次切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弟兄中只有四弟会扬场:手挥木铣,铲起麦粒,再高扬木铣抛起麦粒,借风力吹掉颖壳和尘土。四弟挥动木铣一起一落有板有眼的,下乡几年来,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麦子扬出来之后,队里有单缸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磨面,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了。

Z村和中国各地农村一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贫穷落后。通常说的“衣食住行”的“衣”,当年在Z村就已退回到普遍自种棉花、土法纺花织布的水平。小妹心灵手巧,掌握了纺花织布、裁剪缝制的全套技术,受到邻里的交口称赞。她的哥哥们的土布衬衫就是她亲手做的。

老百姓通常说的“柴米油盐”首当其冲的“柴”,在赵村也很难解决。我们弟兄四人加上小妹五个人一齐出动上山打了一回柴禾,使我对内地农民生活之艰难有了永远难忘的体会。

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带上砍刀、绳子、馍馍和水,沿着公路向南山进发,进山以后山道弯弯盘山而上,各种树木遮天蔽日,还有一片竹林呢!山上住的人家很少,走进深山老林,山石陡峭险峻,山路狭窄危险,已不见住户人家。继续攀登已无路可走,或临深渊峡谷,或需攀援而上。这时小妹停了下来,开始检拾干树枝。我本来就怕攀高,却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往上爬,有几次我差点失足跌入深谷!四弟走在最前面,却依然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般!最后我们总算停下来检柴禾了。是呀,在这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不爬到这又高又险的山上来,怎么能砍到柴禾呢?

到了目的地我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砍得动树枝呢?只好检了些散落的枯树枝。四弟在高处砍好了一大捆,我却只检了一小捆,还是四弟帮忙给捆好的。大哥、五弟的柴捆也都比我的大。

谁知下山更比上山难!不只是柴捆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还由于柴捆的重负和摇摆往往把人体搡向悬崖峭壁使人魂飞魄散!后来累得麻木了,脚底下就如腾云驾雾一般,顾不得死活了!但到了特别狭窄陡峭危险的地段,还是被迫停了下来,几弟兄的柴捆都由四弟一一背过去,这样地段有好几处,这实在是四弟没料想到的额外负担,他不免流露出埋怨情绪。

我因为从来没有上山打过柴禾,身体又最为单薄瘦弱,加之回到Z村就没吃过饱饭,心情又一直低沉,--哪里能胜任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途中没有摔倒没有昏倒已经很侥幸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五个人才一个跟着一个回到家里。母亲早已把晚饭准备好了。

大哥过去在家从不干家务活,现在干起来不说二话,明显比我强得多。我不仅身体瘦弱而且精神状态不佳。大哥则与我不同,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哈密,湘弟出于无奈躲避在宣传队里混口饭吃,大哥竟能在湘弟的同事家住上十天!在湖南老家竟然能同每个月只有几元钱生活费的奶奶吃一锅饭!--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Z村,我成天愁眉不展,不知所之;大哥却常常兴緻盎然地给小妹朗读卢梭的“爱洛依斯”呢!随他浪迹天涯的帆布背包里总是整整齐齐地包着几本名著!

一天上午,Z村街头一片吵吵嚷嚷的,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几个半大小子押着三个戴高帽子的人正在游街示众,一群妇女儿童跟着看热闹。在押解人敲过一阵铜锣之后,由他们三个人分别自报家门,再历数自己的罪状。

第一个自报家门的是一位高个儿的瘦削的中年人:“我原是大队支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他低着头历数自己跟着刘少奇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接着是一位矮个儿老头战战兢兢地说自己解放前当过土匪,虽然解放后给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免于追究,但终归是负罪之身……唯独那位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昂头挺胸若无其事的样子:“……62年我给人做媒介绍对象,说我是贩卖人口,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服……”旁边有人问:“你不服咋办哩嘛?”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运动后期我上告中央!”我在一旁听了甚感赫然!环顾四周多为妇孺,并无人表示愤慨和异议,若是在别处,如此“不老实”,非要被“砸烂狗头”不可!“文化大革命”都革到这个份上了,此人却依然一副无所畏惧的气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我问四弟,此人运动后期是否“上告中央”了?四弟说,他还是在“文革”中被批斗死了!
忽然一个中年汉子从一旁冲了过来,把戴在大队支书头上的高帽子摘了下来丢在地上,几脚踩得稀烂,并对押解的半大小子们说:“告诉他们,我们Z村的贫下中农认为赵书记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凭什么给他戴上高帽子?”那位高个儿的大队支书竟吓得浑身发抖,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一个押解的半大小子飞跑回去了,不一会儿,果然大队人马冲进村里来抓人。原来刚才那位打抱不平的中年汉子是Z村的贫协主席,Z村农民已把贫协主席藏了起来,那帮人提着枪棒在村里冲进冲出闹得乌烟瘴气,我也连忙躲进家里去了。

大哥淡淡地说:“像这样的游街批斗我已挨过许多次了,实在不想再挨了。”于是,他又收拾好帆布背包,趁黑离开了Z村,乘火车走了……

1968年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父亲刑满就业后从乌鲁木齐北戈壁农场写来的信。

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父亲的被捕入狱使我们全家遭灭顶之灾,十年刑期也似乎遥遥无期,而今总算是熬到头了,整个家庭却依然分崩离析,处境艰难!

母亲接到父亲的信后不久就起程去乌鲁木齐,我们送母亲到火车站。候车时,母亲叫我赶紧想办法跟新疆和北京联系,说家里的粮食也不多了……我回答说,不久我还会到北京去找谈判代表的,大不了回新疆……

母亲走后我依然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每天依然食不果腹,除帮小妹喂喂鸡种种自留地之外也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分别给在北京某中学当教员的Z和在乌市母校当教员的D写了信。告诉Z,我将再次去北京上访;询问D,新疆“文革”进展如何,新疆是不是安定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回新疆了?

但是,我却没有给湘弟写信,因为新疆虽仍未安定,但武斗明显减少了。湘弟在宣传队里混碗饭吃是不成问题的,可到陕西家里,就得饿肚子了。我工作几年每月按时给家里汇20元钱,母亲根本就当没这回事似的;而湘弟工资低,每月只有40元,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再说,母亲也从来没有问过湘弟……更何况我在Z村家里食不果腹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根本就待不下去呢?

母亲走后,五弟一派的“井冈山”战友们时常来家聚会,小妹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大多是些学生,都是些跟五弟一般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我当时就把自己的这个印象对小妹讲了,小妹也有同感。果然不错,在几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时,他们,也就是被称作“老三届”的优秀学子,大多跟五弟一样,终于考上了大学!

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他从小就有不俗的表现。记得我在乌市一中读初三时,一天清晨我去上学,他在里屋还没有起床就问我:“二哥,你借的《水浒》不还吧,我要看。”我当时随口答应,行。就走了。走了一阵,我才想起五弟才读小学一年级呀!还有一次,父亲从外贸局下班回家带来给我们订的《中学生》杂志,其中有篇短文,介绍数学家高斯儿时就有数学方面的天赋,能很快解答“1+2+3+……+100”这道数学题,于是父亲顺便也考考五弟,读一年级的五弟稍加思索,很快就做出来了,并且解题的方法跟高斯的解法并不相同!

五弟有时也认认真真地唱歌,声音宏亮很动感情,当然,他唱的主要是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他还对我讲起西安两大派互相编歌讽刺对方的笑话:以交大李世英为首的一派讽刺对立的以“新军电”为首的另一派惯搞打砸枪,套用《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曲子,改词为:“我们是‘新军电’的红卫兵/打砸枪数第一/……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交老总’/坚决打倒李世英!”而“新军电”则套用毛主席语录歌《为人民服务》的曲子,改词讽刺交大李世英一派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我们的‘交老总’/和‘交老总’所领导的‘工总司’‘农总司’/是革命的大杂烩……”

从上述西安两大派所编的讽刺对方的歌词也可见陕西跟新疆(乃至全国)两大派的基本组成和斗争矛头的指向大体是差不多的。我们弟兄不约而同都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其中原因之一显然跟“血统论”的压迫有关。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爱用“造反起家”来影射指责“文革”中的一派群众。实际上,“造反派”这个词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是跟“牛鬼蛇神”属于同一范畴的贬义词。“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难道还用得着“造反起家”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毛泽东在1965年提的“官僚 主义者阶级”与此类似),实际上就是“造反”啊!--这些都留待专家们研讨吧。

一天清晨,听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门外一看,只见十来个提着步枪的人快步奔跑着,小妹已走出门去,机灵地站到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我也走出门来想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被几个快步跑来的持枪大汉抓住了,不容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辆汽车旁,汽车上一个楞汉把步枪架在车厢板上,用枪口瞄准着我,左眼闭着右眼睁着作准备射击的姿态,枪管闪着冷冷的乌青的光,令人不寒而栗!--我平生第一次面对死神恐怖的眼睛,莫非我就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我脑海里闪过不久前这里发生的武斗、枪杀……一阵恐慌袭来,浑身冰凉。其他枪手们咋咋呼呼又进村了,村口就只剩下在汽车上这个对我作瞄准姿势的枪手,闪着乌青的光的枪管,木然呆立的我!四周一片寂静,真是死一样的寂静啊……

又是一阵咋呼和杂乱的脚步声,四弟也被几个持枪大汉押着走来,与抓我来不同的是,四弟单独走在路当中,押解他的人持枪走在路两边,还跟着些围观的群众。这些天因为天热,他和五弟是在村外麦场睡觉的。他穿着背心,披着那件小妹织的土布衬衫,脸色有些发白,走近汽车时,他刚强地拍拍胸脯用陕西话说:“有啥事找我,不关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这时听得人群中有人说:“抓错了嘛,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我被推到一边算是释放了。

随着一阵咋呼,五弟也被抓来了。他也单独走在路当中,慢慢朝汽车走来,持枪押解的人跟在路两旁。

四弟、五弟上了汽车,十来个持枪汉子也蜂拥上了汽车,汽车一溜烟离村而去。

我急忙回来和小妹商量,决定先找大姐想办法,我匆匆忙忙朝大姐家跑去,怕四弟、五弟被抓去枪毙了,早就听说这里常发生这样的事。大姐听我讲完,立刻带我快步到一个大门大院的单位,大门口有群众组织的持枪岗哨,大姐对岗哨说了几句话就获准进去了。我站在门口等着。不一会儿,大姐出来对我说,四弟、五弟被安排干活儿呢(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没关系的。我想没有生命危险就好。我们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四弟被释放回家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可见他尝到了苦头。五弟却被扣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筹派”搞“大联合”准备成立“县革委会”,要五弟代表“井冈山”这一派签字。五弟则推说自己不是“井冈山”的头头不能签字;而“筹派”则认定五弟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只要他签了字就可成立“县革委会”了。因为“临派”已被打出县城,上面又不承认一派掌权,于是“筹派”演出这一齣武力劫持人质的丑剧来。五弟不签字就被继续关着。这样一来,他反倒有了可靠的吃饭的地方了。

大姐是没有参加派别的,所以能得知内情。有一回同大姐到县影剧院看文艺演出,五弟也到场了,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警卫员”跟着呢!

五弟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推托不是头头没有签字,后来由大姐从关押处保出来了,“县革委会”也就没有成立。五弟的一些战友也先后被关过,释放后都不如过去那样活跃了。只有五弟依然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依然常常身无分文、又无粮票地去西安……

这次险些送命的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却促使我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四弟似乎也不那么活跃了。邻居有个姑娘叫润珠,出身贫农,相貌平平,有意跟四弟相好,她在队上喷药时,常常背着药罐给我们的自留地喷药。她家弟兄姐妹多,她是老大,一年到头拼命干活等于给她老爹当长工挣工分。她多希望我们家经济好转,四弟有钱盖房就可以跟她结婚了。她跟四弟同岁,已经23岁了!相貌堂堂的四弟对她也有意思,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始终未见转机。四弟对我说,1965年好不容易挣了三百多元钱买了部架子车(人拉车),有一回大哥去看电影没把车放好,车子丢失了!此后“文革”开始了,就再没翻过身来!在农村,一家人没有架子车,干活多不方便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经济好转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有一次我同四弟进城,到处张贴着最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内容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我俩同时看,我仅看了全文的1/3,四弟却已全部看完,并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对我复述出来,使我惊叹不已!我在乌鲁木齐流落半年,看大字报看传单的速度已非同一般,而跟四弟相比竟差了一大截!怪不得当年关羽要对人夸他的兄弟如何了得啦!

四弟自幼聪慧超群善解人意,然而听母亲说,“文革”开始,为了表示自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四弟特地认了一个贫农“干妈”,每天都学习雷锋给“干妈”挑水,干活,对母亲却态度生硬起来,甚至直呼其名了……后来才又恢复对母亲的敬重。

在乌鲁木齐母校当教员的同学D回信说,新疆两大派在京谈判还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乱,最好还是在口里呆一段时间再说。

在北京某中任教的高中同学Z也回信了,他说欢迎我到北京去。

母亲也从乌鲁木齐来信说,不日将回陕西……

当时我又想起,W县的一位打人凶手李X恰恰是几年前从赵村迁去的,他当时放话,要回赵村抓我到W县,实行群众专政……

我的去意已决。

我在撰写誊清到这里时,心里感到无比的悔恨和遗憾:当时无论我在陕西家里的处境多么艰难,也无论我随时准备离家出走,我也还是该给湘弟写封信的!愿湘弟在天之灵原谅我啊!

1968年7月中旬,这些天赵村显得格外宁静:既没有武斗的,也没有游街的;既没有母亲的的责备,也没有弟兄的高论;我依然吃着填不饱肚子的麸子馍,也依然每天傍晚帮小妹种自留地。然而我的内心却更不平静:我不愿再在精神极度压抑下过忍饥挨饿的生活;我也看不到前途会有什么转机……维系生命的感情之链都一一断裂了,如同亚瑟当年因信仰破灭,爱人反目,亲情断绝而悲观绝望选择出走一样,我也选择了出走。我借口说是到北京继续上访,--其实还有什么可上访的呢?实际上我是盲目地出走了。

下午四弟送我到火车站。我小心翼翼地对他提起正湘认为,在现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当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混碗饭吃,躲过这一劫就好了。也谈到我自己对现实的一些悲观见解和存疑。我委婉地说,我怀疑各地不同番号的部队分别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是故意制造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因为他是我的弟弟,而我已明白自己已走向了绝境,才对他讲这些肺腑之言的。我们当然不知道后来揭发出来的“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的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四弟却正言厉色地说:“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给我兜头一盆冷水,冻彻骨髓!我再也不说什么了。

火车站不像以往那样冷清,而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仿佛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突然一个披头散发,面如灰土,只穿了一条短裤的青年女子手舞足蹈地走了过来,她两眼发直声音嘶哑,忽而在墙上撕几条大字报放在嘴里哼着红卫兵战歌,忽而作演讲的姿态,含含混混地数落着江青如何如何。她浑身污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能自已……旁边有人悄悄地说,她是西安某大学的学生,是以宣扬“红色恐怖万岁”闻名的“红恐队”的成员,被整疯了!我看她那旁若无人的狂态,既无人过问,也无人追究,当然也不会有人再批斗她清算她了!--她竟然身不由己地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在他们自称的“红色恐怖时期”获得了解脱!我不由得感叹:在走到这一步之前还不如死了干净!

大姐和小妹也来车站为我送行。(大姐和尚勇哥当时也认为,我到北京跟在京谈判的群众组织一起回新疆比较安全。)我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趁他们不注意,我到售票处用一元钱买了张短途票,装得若无其事。

在分别的时候,四弟举起右手,真诚地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作为我们的告别语。

呵,从15岁就因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只能跟着母亲卖冰棍为生,以后又下乡当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政治上又始终低人一等的四弟,当时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跟我告别,却是真心诚意的。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