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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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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1年暑假正渝到西安同大姐、姐夫和小妹合影。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判刑,母亲为父亲辩护被开除公职。大姐正江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支撑起大家庭……(左为正渝)






3、上访北京
   
 
哈密火车站凄清冷落,行人稀少,可是火车上却拥挤不堪,几乎没有插足之处……进入甘肃,火车在酒泉站停靠时,只见一些臂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大汉们雄纠纠地巡逻着,一长列“牛鬼蛇神”低头弯腰反举着手作着“喷气式”!--见此情景,我像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报纸上不是说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了吗?不是快到运动后期了吗?甘肃省是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省份呀,也就是说,已经进入运动后期了,尚且如此!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我将落得跟这些低头弯腰的“牛鬼蛇神”一样的下场!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是决不会服气的,只有以死抗争啊!……以后每路过一个车站,几乎都出现同样的场景:一面是“革命派”大长志气气势汹汹;一面是“牛鬼蛇神”威风扫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的心情十分压抑,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地挤在火车车厢的人堆里……

到了西安,见到的“革命场景”就更加触目惊心:军用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排着长串缓缓驶过,每辆汽车由十多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几个挂着黑牌子,被军人揪着头发、反拧着胳膊的人游街示众!经打听得知是,全国闻名的西北铁路局的某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司机们为抗议遭到围攻迫害而举行罢工,影响到陇海铁路的畅通被中央点名批评後,头头们竟落得如此下场!

抵达H县火车站正是清晨,刚下过雨,地面是湿漉漉的,车站四周也是冷冷清清的。我下了火车按照四弟画的路线图朝Z村走去,沿着乡村小道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家。西安一别,七年不见,弟妹们都长成大人了:个子都长高大了,脸上也都有红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韩森寨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见到的那样,个个瘦骨伶仃,脸色都是青黄色的。母亲依然那样瘦削,两鬓有了白发,腰也有些佝偻了。

看到我的到来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问我是怎样从火车站走过来的?我说,就是按照四弟以前画的路线图走来的呀。四弟说:“城里刚武斗过,不,应该说是刚打过仗更为确切!因为武斗队员都是些复转军人,歪戴着帽,倒背着枪,说动手,甩掉烟头就开枪的楞汉!仗刚打完,尸体还没收,就有人从死人身上抹手表脱尼龙袜了……”

大家感叹唏嘘一番,赞叹我胆子大,运气好。

3.jpg左图:1985年在H县正潭家中合影。这时正潭已是县建筑公司副经理,正洲已是县某中教导主任。父亲是享受离休干部疗养待遇、正渝是享受知识分子旅游待遇来到内地的。回望1968年5月,正渝来到H县Z村的悲惨状况,怎能不感慨万千!
前排左起:尊平、尊华、尊现、尊静、尊莲
中排左起:正洲、正渝、父亲、正潭
后排左起:凌霄、桂英、淑珍



Z村家里的住处十分寒酸,比1961年我在西安韩森寨看到的家里的简陋的住房还差!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大床,弟兄三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大汉了,还得挤在这张床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院墙留着窄窄的一行院子。院子前面搭了棚子作厨房,安放着炉灶和一张吃饭的矮桌子,还有几条小板凳,院子的后面喂了一窝小鸡。

我到家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小妹把热好的以麸子为主的深棕色的馍馍端到小桌上,母亲从坛子里夹了些腌萝卜丝放在小盘里,早饭就准备好了。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H县两派武斗的情况,也问到新疆的情况和一路上的见闻。

母亲腌的萝卜丝特别好吃,我已十多年没吃过了。面粉掺麸子做的馍馍,其实是以麸子为主的馍馍,我以前从没吃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大学也只吃过以高梁面为主、或以豌豆面为主的馍馍,所以吃起来口感还是挺新鲜的,只是数量太少,我没吃饱,大家显然也没吃饱。大家说着话,或默默嚼着,心照不宣:就这个条件。

吃过早饭,四弟、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活去了。母亲抓了一把麦糠洒在地上喂鸡。那黄母鸡一面伸着脖子召唤小鸡,一面用两只爪子乱刨一气,一副尽心尽力骄傲自得的模样!那些毛茸茸的小鸡也快步跑着围拢来唧唧喳喳地啄食麦糠,--真是一幅祥和的母子同乐图!--牠们并不知道中国的每个角落现在都被“文化大革命”闹得鸡犬不宁!

母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跟我拉家常。她说,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出三响工(清早起来出一响,早饭后又出一响工直到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再出一响工直到天黑),按全年总工分折算,平均每天只能挣得五角钱!也就是说,当时在陕西省,一个全劳力的农民,在生产队拼命干活,一个月只能挣得15元钱!这里农村平均每人拥有不到一亩地,靠地里的收入自然是有限的……

我当时在新疆每个月的工资是六十多元,每个月我都寄20元回家里,从大学毕业,直到1967年11月被武斗之风所迫离开工作岗位,整整四年!我心里不无自豪地想,这笔钱对家里应当起到很大作用的!可是母亲并不提我这些年给家里汇钱的事,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

母亲又说你大哥是1962年被新疆D中学精简下放的,他只得离开新疆回到陕西家里。“文革”开始,赵村说他档案里记有犯过错误,于是被划为“黑七类”经常被批斗游街,他实在受不了啦,才被迫四处流浪,后来又回到湖南老家,跟被你姑姑从长沙赶回老家的祖母住在一起。

母亲当时没有提到大哥上个月才流浪到新疆,在湘弟处住了十天,又经陕西回湖南去了。

母亲接着说,只有你大姐一家还比较安定,你姐夫1963年从西北党校下放到H县政府当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又调到某公社当副社长。你大姐也从西安某中学调到H县中学当老师。现在你姐夫是“走资派”靠边站了,回城来了。你大姐在县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他们都赋闲在家,都可以领到工资,他们的日子好过哟……

母亲把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讲述了一番,唯独没有提到湘弟,也没有问过湘弟!

许多年后,我回忆1968年5月我回到陕西Z村家里两个多月的时光,发觉母亲从没提过湘弟,也没有问过湘弟!

同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多次到哈密探望湘弟,湘弟也从没提到母亲,只有一次,当谈到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常打我时,湘弟忍不住泪流满面,为母亲的偏心,为我受虐待的童年痛惜……

又过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以后,大姐告诉我,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入狱后,按照祖父的要求,大姐办好了接湘弟回长沙读高中的全部手续,却遭到姑姑的阻挠和母亲的反对!后来湘弟知道此事,曾寄了一笔钱给大姐请她转给母亲;并在信上对大姐说,他在读高二高三时,独自谋生,过得太辛酸了……

翌日清晨,我到H县火车站搭乘慢车继续到北京上访。一是因为我离开乌鲁木齐时就没剩多少钱了,还是用1966年在某技校毕业分配到我站工作的战友王X的学生证买的半价火车通票,只能乘慢车,限制了抵达终点站的天数,我已在哈密﹑H县停留过了;二是我也急着到北京看看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了几个月究竟有哪些进展?对上访者是何态度,能不能在生活上给予接济和帮助呢?上访者其实就是落难者,在乌鲁木齐,我们这些落难者在生活上还是得到群众组织的接济和帮助的。

车站里比昨天人多了些,车厢里还是座无虚席,只能挤在走道里……

到了郑州站通通下车转车。早就在大字报和传单上看到郑州也一直是武斗激烈的地方,听说江青就是在这里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的。可是郑州火车站却人山人海,比肩接踵!我好不容易在候车室挤到了一个座位,刚打了一个盹儿,就被一个老年妇女唱着语录歌吵醒了,原来她是在乞讨:挨着座位唱,挨着座位讨。你若不给钱,她就不离开你这个座位,不停地对你唱语录歌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并且决不重复!我邻座的一位老头装着睡着了不理她,他就不停地唱……我原本以为经过“文革”这两年的风风雨雨,自己也学会了不少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但细细听她唱,竟然大部分没听到过,心中着实吃了一惊!那老头终于打熬不过还是掏出一角钱递给她了事,我接着也把准备好的一角钱递给她,于是她又向下一位唱了起来……

忽然,一个中年人提着一把铝壶来到跟前,放下茶壶,向拥挤嘈杂的人群四向低头鞠躬之后,就挺起腰板背“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只见他瘦高身材,穿着旧式对襟土布衬衫,胸前两襟分别用毛笔写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他背完之后便提着铝壶换一个地方,搁壶鞠躬,从头再背“老三篇”。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并没有人感到惊奇,也没有人围观。

挤上火车总算找到了一个座位,我靠着椅背迷迷糊糊舒舒服服睡了一大觉。醒来一看,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跟中学地理课本上的插图竟然一模一样!中学时代我把那幅插图看了又看,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而今我终于来到这里,置身其中:无边的绿色田野,飞驰而过的村庄、城镇、工厂和机场……我的心又飞向充满幻想的少年时光……然而,车厢的杂乱和喧嚷又使我回到现实的人间!我想起一个友人在被武斗所迫离开新疆时,曾留给我他老家在石家庄某公社的地址,并嘱咐我,如果遇到困难可到他家暂住。在火车途经石家庄的时候,我真诚感谢这位友人的关照:我果然在困难重重、前途迷茫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乡附近!--然而,我想,“全国山河一片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土地上哪里不是充满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诚如湘弟所说: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火车终于到了北京,天还没有亮,永定门车站的候车室空空荡荡的。到底是首都,候车室里也安安静静的。我找了张空着的长椅躺下睡觉,想等到天明再说。我睡得正香,忽然有人把我叫醒,原来是几个佩红袖章的人查证明。我胸有成竹地坐起来,掏出新疆群众组织的上访证明、单位工作证等交给他们,谁知他们看了之后竟连连摇头说不行,叫我到用长椅子围着的一个角落等着,不一会儿就集合了十来个人。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等在那里。天亮了,一位民警来对大家高声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大意是禁止外地人员到北京上访,对上访者一律遣返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北京市革命委下达1968年1号通令禁止外地人员上访!--真是出人意料!这怎么可能呢?我拿着证明和材料向那位民警解释:我是新疆来的,新疆还没成立革委会,我是来给在京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的代表递交材料的。我们那里打死了十多个人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把我遣返回去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等等。其他人也纷纷诉苦。这位民警只是一再重复一号通令不准来京上访,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帮红卫兵拥进来之后,那位民警就不见踪影了。

这帮红卫兵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是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他们是来负责看管我们、维持车站秩序的。有个戴眼镜的高挑瘦削的男孩查看我的证明,得知我是“新疆红二司”一派的,当场表示同情和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可是就在同时,在另一个用椅子围成的圈子里,红卫兵们却大打出手,几个红卫兵挥着军用皮带抽打一个穿着像农民的壮年汉子,打得他在地上打滚求饶。另有几个漂漂亮亮的女红卫兵也挥着军用皮带抽打一个瘦小的青年妇女,同时用脚猛烈踢她,那位妇女挨着毒打,像只狗似地在地下打滚,却并不作声,既不求饶也不哭喊,反而更令人同情!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没有人出面干预!在光天化日的首都,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暴行,人们竟然熟视无睹!真叫我这个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讨公道的人心灰意冷啊!我到北京来就是告新疆暴徒们的状的,他们打人杀人无恶不作啊!暴行难道可以被容许吗?难道可以不受追究吗?……我心里想,莫非接下来该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挨打了?我悄悄问跟前一位年纪较大的人:“红卫兵为什么打他们呀?”答曰:“可能是他们没有证明。”难道没有证明就该挨毒打吗?

红卫兵对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果然客气一些,问我们有没有钱,帮我们买票遣送回原籍。我当时已近乎没有钱了,红卫兵问清我是新疆来的,不一会儿就给我送来一张去新疆的火车票,但要下午才发车。

待到吃早饭时,换班来看管我们的两个女红卫兵只顾自己说话买东西,已不理会我们了,我们这些拿到车票在椅子围成的圈子里候车的人,也纷纷走出去到附近饭馆买饭吃,我也趁机走了出来,看两个女红卫兵进商店买东西去了,一口气进城直奔天安门。那时前门附近还在施工。我早就听说“中央文革接待站”就设在天安门东侧的故宫院内。

我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从1949年起就成为我们祖国的象征的圣地!我径直朝“中央文革接待站”走去,进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大门,宽阔大院的水泥地面上赫然用黑漆刷着“打倒XXX”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正是还未成立“革委会”的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所在!在新疆多少无辜的生命因此而死于非命!多少无辜的群众也因此受到残酷的迫害!

接待站按地区分几个组设在一幢幢古式宫廷建筑里。这些宫廷建筑的房间朱红色的木制门窗有许多小格,房间面积大而光线不好。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全都是身着草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人,有男有女,全都轻言细语待人和气。

上访的人在外面等着,每人填一张表格,当我进到里间时,里面还有一个上访者正在申诉,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衣衫褴褛,满脸胡髭,还卷着半截裤腿。他用山西话说,抗日时他是抗日游击队的队长,……现在要整他,他不服才艰难跋涉到北京来告状的……他那皱纹满布饱经沧桑的脸上是一副求生的神情,他断断续续地哀求着:我不能这样回去,他们会打死我的……

轮到我了,我简要地叙述了W县“12、6”惨案中十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数百名群众被打伤、抄家、关押、游街示众和赶出家门!而打人杀人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气焰嚣张,我们被逼外出数百人被断绝了生活来源,人身安全依然没有保障等等。其中一个军人作了笔录,也接受了我递交的群众组织的有关申诉材料。但接待人的答复却回避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表示对杀人的罪行进行谴责和追究!只是淡淡地说,现在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还在北京继续谈判,现在要搞大联合了,都要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我一再强调:我们当然希望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怎么办?接待人对此避而不答。

接待人在我的工作证上打上了来访日期的印记;还出具了一张来上访的证明函,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印章。

这就是1968年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的经过!

许多年后,我回忆1968年到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的这段经历,才明白湘弟为何当年并不支持我到北京上访,他宁可按泰戈尔的教诲去做……

走出接待室,在接待站的院内我见到一些从新疆来上访的人,  果然都是属于同一派的战友,他们说,参加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的代表住在西苑旅社,群众组织可能也解决不了上访者的困难……

走出“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信步来到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头,仔细观看仪态万方的华表,仰望梦中的美仑美奂的天安门城楼,儿时在上海读小学参加国庆游行时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童声齐唱的儿童歌曲又在耳边响起:“礼炮响,国旗升/少年儿童真精神/白衬衫,红领巾/活泼勇敢向前进/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我们的心中多么高兴/抬头望、天安门/毛主席微笑着检阅我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和平/”。儿时的圣洁感情也随之在心中升腾!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仿佛又回到了纯朴天真的儿童时代……曾几何时,我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尽艰难来到这向往已久的神圣的天安门,竟然是为寻找活路来讨个说法!

我走到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一名挎着短枪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几乎没有像我这样前来瞻仰的人,我仔细观看早就在报刊上见过的浮雕……广场东侧的树林下还有几个老人悠悠然地打着太极拳!--这跟当时的时代气氛极不合拍,显特极为抢眼!我心里想,现在那么多人生命没有保障,生活没有着落,苦苦挣扎疲于奔命,在天安门广场还有如此悠然自得的老人,真叫人羡慕!

我这才感到肚子饿了,就在路边小吃部吃了一份最便宜的饭:一碗豆浆,一碟小菜,两个馍馍。我得节省地花所剩无几只出不进的钱。在北京是找不到出路了,我不知道自己今后将怎样生活下去,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我信步走回永定门车站,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又换了班,我若无其事地走回长椅围成的圈子里。这时圈子里的人并不太多,我坐了下来,极度的倦意袭来,我顺势躺在长椅上睡着了。等到红卫兵把我唤醒时已是傍晚了,我们由红卫兵“护送”着上了火车。

火车驰出北京到了丰台站,一位高个儿的青年妇女背着个小挎包利索地下了车。她也是跟我们一道被“护送”上车的,她用南方口音说,她还要继续上访!--我无望地瘫坐在座位上,没有响应那位青年妇女继续上访的的作法,--到这时才明白自己的心里已经是无望了!

我昏昏沉沉地靠在座位上,夜幕很快落下,我随着车厢的颠簸摇晃进入光怪陆离的梦乡。一觉醒来已是又一个黎明,我发觉邻座就是那位挨女红卫兵们殴打的瘦小妇女。我轻声问她:“那些女红卫兵们为什么打你?”她把黄色解放帽从头上摘下来,歪过头给我看,说:“因为我的头发被剃了。”我朝她头上一看:半个脑袋的头发被剃后,蓄得像男人的平头那么长了;另一半则是没剃过的女子剪发头!--这也是“文革”期间的“创举”之一,称作“阴阳头”。这是那些“革命派”们专门给女性“牛鬼蛇神”们作的侮辱性标记!接着她撩起裤腿露出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右腿,说:“这就是被她们打的,全身都是这样!”我注意到她那瘦削的脸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真是惨不忍睹哪!我想起昨天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哪些满面红光漂漂亮亮的女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她,用脚乱踢她,她像只狗似的在地上打滚却不哼一声的情景,脱口而出:“那些女红卫兵那样打你踢你,我如果是你,一定活不下去了。”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自己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她却坚定地表示:“我不能死,我太冤枉了!”接着她对我谈起了自己的遭遇:她在四川某地的一个小单位当出纳,因为夫妻长期分居感情不和正在办离婚手续,她跟本单位的会计有了关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因此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经常挨斗挨打,她不服才到北京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访上诉的,谁知到了北京竟不准上访上诉,还遭到毒打,真是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
   
听了这位邂逅相逢的妇女的坦诚之言,我的思绪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一个感想是,全国各个角落的情况都是类似的,宪法遭到践踏,人的起码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就是到了首都北京也投诉无门,还要受到红卫兵的凌辱!二是这位弱小女子在横遭欺辱投诉无门的绝境下,依然顽强求生的欲望,震撼了我越来越悲观绝望的心!我也应当振作起来与命运抗争!但是起码也要能够生活得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活着也得一日三餐有饭吃呀……

我在H县站下了车。那位戴着解放帽以遮盖“阴阳头”、被北京女红卫兵们打得遍体鳞伤的瘦小女子继续西行而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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