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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

作者:程正渝

2、恐怖笼罩着哈密


1968年5月2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车站乱哄哄的,我灰溜溜地独自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

我的思绪如同我所搭乘的慢车一样拥挤而混乱,我的心情如同当时的环境一样阴沉而惨淡。但是,我还是决定从哈密下车去看看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在乌鲁木齐的大字报和传单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密武斗的消息:“……‘交通红旗’数车暴徒到哈密挑起武斗!”、“哈密火箭农场又发生流血事件……”、“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的指示”等等。哈密地区是全疆武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央要求新疆各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了,哈密的形势是否好了些呢?

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按照大哥所讲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真可谓“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湘弟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也刻下了“革命风暴”肆虐过的印记: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他明显比过去瘦了,穿了件褪了色的军便服,依然肩宽背阔身体健壮。
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还有几个女学生在练习演唱《红卫兵战歌》中《血洗广场》那一节,高亢、悲壮。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人们都去食堂了。湘弟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洋琴跟前,拿起琴锤,奏起了刚才女学生唱的《血洗广场》的那几个高亢、悲壮的音节,叹一口气,沉重地放下琴锤,悲愤地说:“你是知道的,1960年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可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没被录取!那时我才十八岁呀……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情愿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自封为‘左派’的人,说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又喜欢画马,显然是个‘小黑帮分子’就把我关到‘黑帮队’里去了,全国的‘黑帮队’可能都差不多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抄家、吊打、强劳……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被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这时陆续有人吃饭回来,我们也收拾了碗筷,湘弟提议到街上走走,我问上街安全吗?他说,现在没关系。

我俩信步走到街上。街上行人稀少。街两旁建筑物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层叠斑驳。高悬在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歇地激昂地吼着。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沉郁。湘弟低沉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资本家破产了,儿子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之后是不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跟父亲划清了界线,断绝了往来也不行!遇罗克的《出身论》你看到了吧?”我回答说:“我在《中学文革报》上看到过,我当时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勇气很有水平,说出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要说的话!”湘弟接着说:“据说遇罗克是我的同龄人,真了不起!遇罗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大声疾呼,‘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故意抹杀和歪曲!诚如遇罗克所说,在我们国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人,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跟当年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度的贱民,处境是类似的。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耻辱,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耻辱!”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座大楼下,大楼的1/3已经倒塌,四周冷冷清清不见行人,湘弟站在大楼前神色凝重地说:“暴徒们是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把这座邮电大楼打塌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想干些什么呢?”

我俩默默地往回走,我想改变一下气氛,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恋爱婚姻问题:“那位钱老师怎样了?1962年暑假我到三堡小学看你时,见到的那位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不错。”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位姑娘都对湘弟有意思,湘弟当时为此感到很为难。湘弟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处理婚姻问题,也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钱老师跟哈密电厂的一名电工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丈夫却因工伤事故亡故了。后来电厂同意把她从三堡小学调到电厂子校教学,还同意把她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我说:“钱老师过去跟你谈得来……我认为一个女人只要心好……尤其是像她那种情况……”湘弟转过头来望着我,眸子里放射出极少见的清亮的光,稚气地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心里总觉得……哦,我也考虑了,到运动后期组织一个小家庭是并不困难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一直对我很好,尤其是当我被关在‘黑帮队’里的时候,她还不顾一切地经常去看我,给我送吃的,送换洗衣服……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现在是社员,她叫玉。”我感叹道:“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这样的姑娘才真是难能可贵的呀!”

这时已经傍晚了,穿过几道铁丝网,走到专员公署的东侧,湘弟停下脚步,低下头,紧蹙着双眉,沉痛地说:“你看--”
我一抬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

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坟墓和数不尽的花圈!花圈的直径有的高达三、四米,有的鲜艳精致,有的则已褪了颜色,--简直是一处绵绵无尽的花圈之林!

--这里安葬的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死难的战友!这样悲壮的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湘弟低着头,默默伫立良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春天哈密专员公署大院里那一大片坟墓和连成一片数不清的花圈!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湘弟紧蹙双眉默默伫立的沉痛神情!

2.jpg左图:1968年在哈密街道上为正湘送葬的队伍。在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后,正湘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仅仅过了五个月,湘弟遇难也长眠在这里了!长眠在他的战友们的身旁,长眠在绵绵无尽的花圈林下!

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要忘记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被“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残害的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啊!不能忘记“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啊!

入夜,我们又像儿时那样同睡一铺,还是用湖南家乡土话,又掺和了上海话和新疆话的变了味的家乡话轻轻交谈。

我说:“当你在‘黑帮队’的时候你的女友能顶住各种压力来看望你,这才真是患难之交啊!可我的女友却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当农村教师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还是信任你的。湘弟说:“是啊,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那些农村的孩子们……可是他们不会再叫我当教员的……运动后期我能当上一名电影放映员就不错了……人不能改造社会,总得适应社会啊!”

我说,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真使我有大彻大悟之感:“文革”一开始我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信1967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动力的一份子,于是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下场!我真想像亚瑟一样“摆脱这些一钱不值的渣滓去寻求新的生活……”

湘弟说:“亚瑟只受骗一次,而我们却不断地受骗!亚瑟醒悟了,砸碎了泥塑的上帝,也不为撒谎的教士悬梁自尽,宁可浪迹天涯!”

我接着说,我恰恰是这样想的。W县“12.6”惨案被打死了十多人,半年了竟无人过问!可是这跟乌鲁木齐相比,跟哈密相比,跟全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到北京上访能有多大希望呢?

湘弟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总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而使用自己的力量;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他顿了一下说:“你要走稳一些,呵,走稳一些。”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湘弟在“文革”期间从没像我那样投身“革命洪流”,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不像我对当时的政策仍抱有期待。

后来我们又谈到写日记的事,我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文革”初期,我们又各有八大本日记被抄走。湘弟说:“在逆境中、在酷刑后,司马迁能顽强地活下来,跟他通过写作垂文自见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这也不行,只能把一些感受储存在脑海里,日后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个记录。”我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愿天公假我们以时间和才能……

长夜里,远远近近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说着说着,我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高音喇叭也突然高喊:“告急!十万火急!……”把我们惊醒了,湘弟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湘弟说:“前些天大哥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沉默了一会儿,湘弟接着说:“从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母亲带着弟妹去陕西投奔大姐后,已经十年没回家了,我挺想他们的。四弟从小就学习优秀,因为出身问题,1960年在西安中考成绩优秀,也没准升高中,只能跟母亲去卖冰棍……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湘弟从小就重感情,爱流泪。停了一会儿,湘弟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的信。”我知道他的哈密同事家的地址。

天刚刚亮,湘弟送我到火车站。哈密车站由于经常发生武斗而格外凄清,行人寥寥,门市部都紧关着门。我们一直来到月台,只有很少一些人静悄悄地蹲在角落里,说话也压住了嗓门。湘弟一转身不知从哪里买来一盒糖塞在我手里,--这盒糖代表他一片珍贵的兄弟情意!他也早就领不到工资了,能送我这盒糖也很不容易的!

火车长鸣一声就要发车了,我嘱咐他千万要注意发生武斗,要注意安全。他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会注意安全的,你放心。你自己也要走稳一些啊--,走稳一些。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不停地向湘弟挥手。湘弟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也一直向我挥着右手。在阴霾的天幕下,湘弟挥着右手的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这个画面定格储存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直到现在,他仍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阴霾的天幕下,湘弟历经风霜的年轻英俊的脸上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他挥着右手身着军便服的矫健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唉!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湘弟渐渐退去的处所竟是冥界!湘弟竟永远留在阴霾笼罩的冥界了!

1968年4月17日,也就是我到湘弟那里半个月之前,大哥流浪到哈密,湘弟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才离开哈密去口里。
接着我也十分狼狈地来到哈密。

1968年4、5月间,湘弟的两个哥哥都在颠沛流离狼狈不堪的境况下,来到危机四伏、恐怖笼罩的哈密,来到湘弟自身难保的处所,--这给湘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湘弟当然意识到,1968年“文革”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灾难,显然不亚于十年前“反右”时父亲被捕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灭顶之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8年5月初我回到陕西家里一直记着湘弟的危难处境,和他说的话:“……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不知半个月前他向大哥表达过这个意思没有……

但是我没有给他写信……

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事实是,我在陕西家里勉强渡过了两个多月,还是绝望地选择了离家出走!终于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北京进了监狱!

又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10月3日,我跟湘弟分别了五个月,“新疆革委会”已成立一个多月了,湘弟却在暴徒的袭击下遇难了!

我是三年后在狱中得知湘弟遇难的噩耗的,分外痛切!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我从1968年5月初在哈密跟湘弟分别后直到1968年7月17日在北京锒铛入狱的经历如实写在下面,看看1968年是何等疯狂的年代!看看是一种何等疯狂的力量,把我们家庭,把我们兄弟们推向了绝境!

然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是:我们弟兄当中当时就看透了“文革”的实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湘弟,竟然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仍遭暴徒袭击而丧生!

回忆“文革”,回忆1968年,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一种永久性的道德义务。我希望通过如实的、简洁的记述来祭典湘弟和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灵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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