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科大下迁合肥 》第四章 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二):4-2 程福臻:天体物理中心的历史回顾、4-3 朱滨:回忆在科大的岁月
分类:

科大下迁合肥


--阮耀钟编著



第四章 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二)


4-2 天体物理中心的历史回顾


--作者:程福臻

    

【编者的话】科大的天体物理在国内外是有名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获先進集体,专题采访照片曾被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画廊,天体物理组最初的九名教师中,出了三位科学院院士……。可是,你知道吗?如此有名的一个课题是以二百元开张的,可见当年科大下迁合肥,科研经费是何等短缺!

──阮耀钟执笔



为了筹备三十周年庆祝的聚会,前一阵时不时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天体物理中心的历史,于是便有了这篇历史的回顾,它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的贡献,我只是把这些宝贵的资料汇集起来,这是我必须要首先声明的。


按照发展的过程,天体物理中心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


2、相对论天体物理组;


3、天体物理研究室;


4、天体物理中心。

     

1、酝酿阶段。1972年,时值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时间,方励之、邓祖淦、区智、张家铝、周又元、尤俊汉、刘永镇、葛荣寿、朱培萍等九位教员,受到60年代国际一系列天文学新发现和新理论的吸引和激发,在方励之的带动下,自发组织起来开始了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的研究。


2、相对论天体物理组。1973年,这个研究组得到了物理系党总支的批准和当时主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钱志道的支持,并指定方励之为天体物理研究组组长,程福臻和张家铝为副组长,名字为相对论天体物理组1975年改为天体物理组


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所谓二百元开张,众弟兄结伴闯南京。因为我们急需天文界前辈的支持,从学校得到二百元资助后,我们几位便前往南京,拜会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戴文赛先生,得到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先生谈话的要点是:当今天文学发展的重点是天体物理,你们抓住的方向很正确,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已在筹办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填补这个空白。随后向先生诉说了我们的主要困难,由于科大原来没有天文方向,天文专业杂志、书籍奇缺。先生一听,满口答应,你们可以到我们天文系图书馆来查阅。于是,我们便成为南大天文系图书馆的常客,得到他们热情接待。


研究中首先涉及到相对论天体物理中的两个重要课题,即热大爆炸宇宙论黑洞。这样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却受到了四人帮的关注,他们组织写作班子展开了对黑洞热大爆炸宇宙论的批判,使得我们的研究小组一开始就处于逆境之中。好在有周培源、王竹溪、胡宁、钱志道、钱临照、戴文赛、龚树模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才坚持了下来,继续搞科研。 让大家终生难忘的两件事是:“1975年南京江苏饭店第一次交锋“1976 728   唐山大地震,批判会合肥鸟兽散


“1975年南京江苏饭店第一次交锋1975年在南京江苏饭店召开天文学讨论会,会上我们作了报告现代宇宙学评论,并发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75,第5卷,第2期,P160。同年又发表了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第4卷,P53。与当时四人帮指挥下的李柯大批判组针锋相对。会后许多人都为我们捏一把汗,说我们是在刀尖上跳舞。


前后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黑洞与双星光谱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73345)、关于黑洞的一些物理问题” ( 科学通报,1974,第19,2 ) 评时空对称原理及其它” (物理,1974,第3卷,第6 ) 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 (物理学报, 1976,第25卷,第4 ) 有射电子源结论类星体的统计分析III”(天文学报,197617146;天文学报,197718128)。


“1976 728日唐山大地震,批判会合肥鸟兽散1976 728日在合肥市稻香楼后面的国际党校召开天文学讨论会,北京来了钓鱼人,即来会上抓大爆炸宇宙论的反动学术权威,上海来了李柯,矛头直指戴文赛先生。刚开一天,还未展开,唐山大地震消息传到合肥,与会者急忙赶回家,批判会鸟兽散。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科学的春天来临,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之中。1977年,天体物理组作出的第一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双射电子源类星体的红移和射电分布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爱尔兰都柏林顿辛克天文台的江涛教授在国际著名杂志《Nature》(1977270250)上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这一成果,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现在看来其结论不很正确,但是,其选择标准烛光的方法仍然沿用至今。


1977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相对论讲习班,主讲人:方励之,班长:程福臻,副班长:龚树模,戴文赛先生等上百位教师及研究员听课。尤其是戴文赛先生从始至终参加听讲,说明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和打倒四人帮后的舒畅心情。


随后的两年中,研究组在相对论天体物理、宇宙学、活动星系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努力得到了国家的承认,1978年天体物理研究组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研成果集体奖,出版了西方宇宙理论评述科学出版社,1978年。 


3、天体物理研究室。19789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周年的校庆大会上,严济慈校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宣布,批准成立与科学院研究所相同级别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研究室,由当时的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任研究室主任,方励之、程福臻任副主任。张家铝、周又元、尤俊汉、褚耀泉是当时研究室的正式成员。这阶段有两件重要的事:


招收研究生。1978年,天体物理研究室开始招收研究生,向守平、吴忠超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成立研究室后,在王绶琯先生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他们在黑洞、宇宙学、活动星系核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成果,为推动天体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7912月,中国科学院简报以一个生气勃勃成果显著的研究室为题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研究室作了专题报导。在采访中有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见下面的照片),它曾被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画廊的头条位置,这是方励之先生与他的同事讨论科学课题,也是他将宇宙学研究最新的进展介绍给国内同行,即宇宙学与对称破缺的关系。


02.png


走出国门。从1979年开始,学校先后派遣方励之、周又元、张家铝、尤峻汉、程福臻、褚耀泉、王仁川、程富华、卢炬甫、吴忠超、向守平等老师,去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或当访问学者,或去攻读博士,这些老师回国后,成为研究室的中坚力量。


4、天体物理中心。1980年王绶琯先生因工作繁忙不再担任研究室主任,由方励之教授接替主任,程福臻任副主任。1983年,天体物理研究室更名为天体物理中心,原建制不变。出国访问的成员归来,带回了许多新气象,天体物理中心被国家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的范围更广、内容更深入,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得到国内同行的尊重,有的还获得国际专业杂志的年度论文奖,为学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天体物理中心的领导开始了正常的轮换制,199111,   周又元教授任中心主任,褚耀泉、卢炬甫任副主任。1994年,聘请王绶琯院士为名誉主任。199511月,张家铝教授任主任,褚耀泉、张杨任副主任。199911月,褚耀泉教授任主任,张杨任副主任。


2005年-现在,王挺贵教授任主任,袁业飞任副主任。发展到今天,天体物理中心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天文单位,它的特色鲜明,科研与教学并重,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博士后齐全,是国家批准的重点学科、人才培养基地。三十年来,他们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天文单位,许多成为了单位的中坚力量。


03.png

程福臻  2008. 6. 22 摄于此次会上



4-3 回忆在科大的岁月


--作者:朱滨(5807校友)


我校自1958年成立至今已过了45年。我作为科大第一届毕业生也已和科大荣辱与共共同度过了45年。作为学生,我曾经经历了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及献身于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宏图下,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科大从成立、发展、到壮大的辉煌历史。在科学院的领导下,科大短短几年就跻身首都三大名校。那时的我,为学校的发展而振奋,为我们能够投身于祖国未来的科学技术事业而憧憬。可谁又知道,在我们留校任教以后,竟然有近十年的光景不是在做,并且也不能做我们份内的事。更可惜的是,在那令人不无遗憾的年代,科大遭到了下迁的命运,使这所当年被人民日报誉为我国科技史和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学校,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劫难与破坏。我亲眼目睹了学校所受到的一切,干部、教师、工作人员大量流失,仪器设备损坏殆尽,……;那时的科学院也不要科大了(国务院科教组把科大划归三机部所属,但这段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时的教师队伍,除了当年给老科学家上课作辅导的一批教员之外,有的就是科大的留校的一批毕业生了,正教授寥寥无几,讲师也很少。当时我所在的教研室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两个副教授和两个讲师,这已经算是高水平的队伍了。那时的科大,要房子没房子,要设备无设备。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使学校真正重现了生机,经过干部、教师和工作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科大又在合肥重新崛起,在很多人看来,这也算是奇迹了。为什么科大历经劫难而不倒?为什么一批骨干教师不愿意离开科大,一直为这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坚持不懈地奋斗着?无疑地是这些人对学校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在下迁后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那真是百废待兴啊!1972年要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做准备,恢复实验室,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这些已经是30多岁的人,首先不是教师而是搬运工、装卸工和修理工,像材料力学实验室的那些成吨重的大型设备以及许多的电子仪器全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运输、安装和修复的。 为了新建强度实验室,那时的基建办公室说找不到人,我们就领着刚入学不久的75 级工农兵学员去挖地基,这才有了后来的实验室,并且用以完成了下迁以后承担的708设计院的研究任务。可以自豪地说,那时的我们金、木、水、火、土什么都干过。由于当时的教师队伍十分缺乏,需要什么课我们就上什么课,例如有些高等数学的课,如复变函数,数理方程就是我们自己上的。显然,教工农兵学员要比教1978年以来入学的学生费劲的多,那时我们不得不和学生整天在一起,辅导那才叫到位。 但实际上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学术上,由于多年的斗、批、改不能做学问,与国外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仅就固体力学来说,像有限元、断裂力学、复合材料力学、光测力学等分支学科发展的非常迅猛,文章已经是看不过来了,当时的计算条件又特别差,实验条件就更差了,不要说和国外比了,就是和三机部的厂、所相比也差得很远。如何急起直追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怎么办?那时我们靠的是集体的力量,靠教师间的合作,靠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和年轻点教师的努力,靠讨论班。再有就是靠引进人才,补充师资队伍。回想当年,经我手引进的人就有二十来个。令人欣慰的是,当年抓的一些学术方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后来都开花结果了。这也为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迅速恢复大学的正规教育作了准备。我有一个统计,要想在一个学术方向上能够有些名堂,一定要有七至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7年和1980年,我先后参加了两次科学院召开的工作会议,特别是第一次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那次会议郭老被请来接见与会代表,联想当年学校在北京时,几乎年年郭老都要接见师生的情景,不由令人感慨万分。恢复高考制度不久,在1979 年我有幸被学校决定派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两年,经过短期的英语培训后,幸匆匆到了美国,使我有机会见识了美国的教学与科研。那时我常想一个问题,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其实并不比那儿的人差,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我们都在不停地工作,可是为什么我们比人家差?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在学外语上,我们就走了很大的弯路,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学俄语,却只用了一年学英语,且又是专业英语,在学术交流上就感觉吃了很大的亏;计算机也类似,在美国学会了使用终端在IBM370 计算机上算题的时候,那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觉得人家的设备要比我们的好多了,我们在国内做了很多事倍功半的事;尤其感到突出的是,那里的人可以专心致志的做学问,可我们这里杂事似乎特别的多,很容易分散精力……等等。两年来,自我感觉,在见识上和学业上都有些进步,应该说是不虚此行了。后来看到国内的飞速发展,条件改善得很快,我时常想,多亏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不然休想赶上发达国家。


接近回国的时候,由学校传来的消息说,教研室的同事们又选我当上了主任……。回校以后,不久又被学校任命为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这期间,一边上课,一边寻找科研课题开展研究,同时一边搞管理。干了不到一年,学校又有几位领导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到学校的部、处来工作,系主任童秉纲和我的力学所导师李敏华院士都劝我仍要留在系里。当时由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国家送你出去进修不应该讲价钱,事实上我也脱离不了张罗,需要我干啥就干啥吧,可又不愿意完全脱离业务,就这样我到了教务处,结果一管科大的教学就是十五年,直至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回想这十五年,在教学管理岗位上我究竟做了些什么?除了日常的事务管理外,大体上可以说是做了四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了科大重视基础的教学传统,坚持贯彻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实交融的原则;其次是坚持不断深化进行学校的教学改革,其三是系统进行了教学实验基地的建设;其四是推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展,并实现了教务计算机辅助管理,改善并提高了管理效率,从而持续保证了本科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本科教学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最重要的基础阶段,首先需要科学的能适应未来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教学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要打好学生的基础,因此对全校各系、包括后来形成的管理、科技外语诸学科,我们都强调学生必须要学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数、理、化、生物)。除此之外,我们还强调学生要学好外语、计算机以及培养实验动手能力。 教学计划明确规定科大的学生必须要打好这四方面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则鼓励和支持科大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加老师的科研活动,甚至有的学生的科研活动一直延续到做毕业论文,通过这种综合训练,提高学生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在实施教学计划时,教务处与各系密切配合,教务处重点抓好基础课的教学组织实施,各系抓好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毕业论文工作的组织实施。所以每年我们都不余遗力地动员组织最好的老师上基础课,这是科大老师的光荣传统,回想当年,严老、华老都为我们上基础课,还有什么理由好的老师不上课呢?!钱临照老校长在位时形成的物理教学的“4P”公司,一直被我们坚持着;数学系更是人人上阵……。应该说,经过广大教师的努力,效果还是显著的,比如CUSPEA共举行了十年,后面连续五年录取科大的人数都是全国第一;自有全国四、六级英语统考以来,我校也是连年第一,尽管这些指标不一定能全面反映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毕竟是可见一斑。


教学改革中心的思想是实现因材施教,让更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成才。在1978年学校提出招收少年班的基础上,1985 年我们又实行了选拔“00的改革,即在当年入学的学生中经过选拔组成不分系的教改试点班,要求有比通常的系更好的基础教学。(这个设想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些老科学家提出来的,但是过去没有实践过。)自86级起,教改试点班改交由少年班管理,与少年班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从考研和出国的情况看,这种试点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在稍后的几年,我们又分别进行三年级分流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试点,并且着手建立主辅修制度。这些改革解决了由于学生在中学时选择专业盲目,以致引起的学习兴趣转移的问题,同时也填补了国家对跨学科门类人才培养的一些空白。应该说,这些在科大20世纪80 年代末就已经进行的改革工作,很多学校,包括一些国内的名校到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实行,作为招生宣传,甚至宣传得比科大还要厉害。


20 世纪90 年代初,王佛松副院长来科大视察,看了化学楼以后,毅然决定每年科学院增拨给科大100万元教学经费,这在当时连教学维持费年年都不够的情况下简直是雪中送炭了;后来学校又向国家教委争取到了数学、物理、力学三个人才培养基地,又得到了一笔基地建设经费;再后来由于211工程的入选,其中计划了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这样,先后大约有2000多万元投入到教学基础实验室的建设中,这在当时对教学能有这样的投入已是非常可贵的了。在经费的使用上,我们做到了周密计划,科学论证,精心组织,精打细算,合理使用,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改革,特别是促进了许多学科实验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改革,系统建设并初步形成了学校的新的实验教学体系。例如为数学系的数学实验课改善了条件,建设了基地;力学系新建的的基础力学实验;基础物理中心新建的大学物理的分级实验等,形成了新的教学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国内有的项目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5 年秋季,我们组织了教师和少年班的学生以及研究生进行大型教务管理软件的研制,期望实现教务的计算机辅助管理,其中包括教学计划、排课系统、学生成绩管理、教材管理等四个子系统。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在1986年暑假前系统软件就已基本完成,从此科大的教务管理进入了计算机辅助管理的新阶段。从那时开始直至今天,随着计算机和系统软件以及应用软件的更新换代,及学校INTERNET网络的建成,后来又进行过两次大的改版,主要是对前三个子系统,在内容和功能上也作了扩充,现在可以说,已基本上实现无纸作业了。但由于开发软件的人员变动的频繁,整个系统应该说还有待进一步的统一规范,但从管理的功能上是齐备的。我想这是做了一件和科大名声相符的事,使科大的教学管理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但是,在科大很少有人会体会这里面的甘苦,因为不这么做不是也照样能过日子吗!


要善于发掘教师里蕴藏着巨大的教改积极性,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基础物理中心研制的大学物理仿真软件的成功,后来他们的工作受到教育部和全国许多单位的好评。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基础物理中心检查工作,碰巧看到了他们的工作(为完成教育部的一个研究项目,经费只有4000元),当时我就觉得,学校应该给予支持。后来在学校的支持下,经过项目负责人及参加工作者的坚持不懈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由于我们的大力提倡,我校计算机辅助教学得到较好地开展,这为后来我校开展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奠定了基础。


我想应该说,上述的一些情况,是和学校的领导的支持,以及上下级相互配合的默契分不开。当然还不只这些内容可供回忆,但说句实在话,写多了恐会污人耳目,于是也就不想多写了。


退休以后,使我有时间能多看些书,做一点过去想做未能做的事情,感到是种享受,当然也还想力所能及地为科大继续作些事。前年,钱学森先生90 寿辰,在童秉纲和伍小平院士的鼓动下,要我代表我校工程科学学院和力学系,写一篇关于钱学森教育思想的纪念文章。这使我有机会读到钱学森先生的有关论技术科学,以及他的关于培养技术科学人才的教育思想的文章,并使我回忆起当年钱学森先生为学校所做的一切。钱学森先生在身负国家重任的情况下,亲自制订近代力学系的教学计划,亲自聘请名师来授课,特别是还亲自来授课,指导学生的课外科研活动,亲自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意见,亲自参加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等等。所有这一切,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科大所形成的办学特色和这些杰出的科学家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科大的办学思想,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我国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45 年后的今天,学校面临的形势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是任重道远。近两年,我在继续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些课,参考了一些名声很响的面向21世纪的教材,但对比起来,发觉比我们当年读的苏联教材还要浅,内容还要少,我不禁想,“21世纪就是这样子?” “少炒作,多做些扎扎实实事是非常必要的。回过头来,再读起当年华老的《高等数学引论》,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等著作,尽管那已是三四十年前的著作了,那真是大手笔,是真正培养高级人才所需要的。所以我想,在我们纪念学校成立45周年之际,不由得我们还是要想想过去!不要忘记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的严谨治学的光荣传统。


最后,愿我校长盛不衰,再创辉煌!


摘自科大招生论坛

http://zsb.ustc.edu.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8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下迁(一):1-1 蔡有智:迁校经历与评说、1-2 黄英达:关于中国科大的点滴回顾(节选)、1-3 李从珠:1969年去安徽选点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下迁(二):1-4 王锡鹏: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1-5 郭汉彬: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搬迁的问题 、1-6 阮耀钟:刘西尧把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下迁(三):1-7 阮耀钟:科学院的落难公子 、1-8 阮耀钟: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 、1-9 阮耀钟:我坐闷罐车来合肥、1-10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下迁(四):1-11 阮耀钟:科大为何下迁 、1-12 阮耀钟:反思科大下迁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一):2-1 阮耀钟:一到安徽的二起反革命事件、2-2 阮耀钟:分而整之,不停的斗争、2-3 许子明:“一打三反”的 几个记忆片段(节选)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二):2-4 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三):2-5 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节选)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四):2-6 王裕群:“一打三反”亲历记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五):2-8 梁伟清:《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六):2-9 周景生: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2-10 谢文梁:贾树国自杀始末
第二章 悲惨的一打三反(七):2-11刘渝珍:从未愈合的创伤
第三章 科大迁回北京的呼声与努力(一):3-1 阮耀钟:刘达给周总理写信、3-2 王炽昌:我为刘达同志当了一次“信使”、3-3 许子明:1977,科大回京只差一步
第三章 科大迁回北京的呼声与努力(二):3-4 许子明:胡建恺 王宝城:一个欺上瞒下的文件、3-5 许子明、胡建恺、王宝城:无线电电子学系领导致信郭沫若校长、3-6 许子明、胡建恺、王宝城:一次顺应民意的科大党委常委扩大会
第三章 科大迁回北京的呼声与努力(三):3-7 许子明、胡建恺、王宝城:为“科大回迁北京”的努力,3-8 许子明:一次没有喊出“科大回京”的大会
第四章 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一):4-1 方励之: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
第四章 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二):4-2 程福臻:天体物理中心的历史回顾、4-3 朱滨:回忆在科大的岁月
第四章 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三):4-4 阮耀钟:咬着牙重建科大、4-5 阮耀钟:与极左思潮顶着干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