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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私人史专辑



荒废与荒诞


--作者: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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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六五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时就发表了许多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向往首都的文学青年,听说分配到北京,特别兴奋。一个从未出过省的西北黑娃就这样跟母亲告别,到北京报到。


到了文联摄影学会,我觉得人们之间空气紧张,或者是紧张的心情使人们表现得冷漠。可能这就是文艺界整风后的特定环境,人们自危,存有戒心。我每天打开水。去十三陵水库劳动、植树,都是我的事。原来我对中国作协、文联有种神秘感,这时作协文联给我的感觉是大机关、大衙门。我一下子不适应,曾提出要回甘肃。


我感到封闭、压抑、戒备,度日如年,只能晚上到街上独自逛逛。单位里似乎在酝酿什么,也没有人有心思来关心我。大家都惶惶莫名。林默涵开始写检查,周扬已处境困难,田汉也受到了冲击。很快文革风暴来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学艺术界最上层,我过去心中神圣人物的遭遇。几次批判会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震撼。这些,比我在大学读书时的收获不知要大多少倍。


田汉,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戏剧泰斗。我目睹了他的批判会。揭发人之一是田汉的秘书,他的批判材料很有分量,诉说田汉怎样毒害他们。在控诉和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台下群情激愤,高呼跪下!那种场面真会使人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个大罪犯,精神会崩溃的。田汉居然不跪。有人上前按他,他还是不跪。会场上下口号、喊叫震耳欲聋。这时,田汉自动跪下了,跪地的声音很响,很突然,真可以说是惊人的动魄。对在场的人,对田汉来说,那是不可忘记的。


刘芝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一次正在开刘的批判会,突然从会场外冲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他上台宣布,现在已经发布刘芝明最最严重的罪行,他用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包了鞋!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落。这时,这个人拿起鞋,用鞋帮子啪啪啪地扇刘芝明的脸和头。


夏衍,中国电影老前辈,他在我心目中威望很高。他的戏剧、电影杂文、散文都是我喜欢的。最早的一次批判会,他穿了一件黑背心,站在台上揭发他的都是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事情,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单位收发室的老头就坐在我旁边。他忽然站起来说,乱了,乱了,全乱了!会场也确乱了。斗啊打啊,把夏衍的头往下按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会完了之后,夏衍用徐缓的步子,非常疲惫地被人押下去了。我那时想,这对人是多么大的摧残。一个人脆弱的生命能承受得了这些吗?


诸如此类,首都文化界泰斗张天翼、光未然、冰心、焦菊隐的批判会我都参加过。当然我是做为普通群众参加的。首都文化界在文革中的变动,我比较熟悉。


不久,我也遇到了麻烦。外单位来搞我的外调,一个大学同学被审查时揭发了我。我说过,对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用军宣队的话说,你可以判无期徒刑。另外,我对遇罗克的《出身论》颇有共鸣,对姚文元的《海瑞罢官》也有看法,说过姚文元以势压人,搞影射,搞庸俗社会学。对于这些罪行,我说我记不得了。我学聪明了,不承认。工、军宣队拿不到证据,就内控晾起来。虽然警告正告的大字报出了一批,但对我还没下手。


文革初始,也是我性格重造、再塑的开始。我心里从不设防,还有几分童心。但环境使我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从此我知道不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人。直到今天这种改造还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文革开始的暴风骤雨,终生难忘。而干校的贫乏单调,也记忆犹新。


我是随摄影学会下到干校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到达沙城。匆忙下去,没什么事情可干,天天听大风吼叫。国庆后两天,全班在炕头开会。散会前,我跟军宣队N队长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在北京过了十一再走呢?N队长说,为了首都的安全。我说,我们可以保卫首都的安全嘛!N队长急了:就是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才让你们离开北京的!这句话使我如梦初醒。


我在干校二连。二连是基建、机械连,又建房子,又搞机修。我只当小工,和泥、运砖,外加运煤。


一九七〇年春节,我回北京结婚。干校准了我六天假,我超了一天。因为超了一天假,开始是小组的学习帮助会三次,然后升级为全连召开大会批判。有一位同志的发言语惊四座:这是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滑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


从宝坻迁到静海时,干校已经开始了抓五一六的高潮。马上,第二天晚上开会,军宣队露出了锋芒,说:昨天晚上,有的人问别人,你看我像不像五一六?像不像五一六?你本来就是五一六吧?。当时,干校流传一位政委揪五一六的经验之谈:只要看个人的喉节,就知道他是不是五一六。如果喉节发颤,必是五一六无疑!我们连的Z,是电影研究所的,他被打成五一六。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揭发批判喊口号厉害,当时他就写材料说,发展了这个人为五一六。后来斗他就斗不下去了,就斗别的人,成了一锅粥。


也批过小驴打滚论。音协一个老同志王冀,当饲养员。一次小驴在草地打滚,不小心扎瞎了眼睛。他解释分辩是小驴打滚造成的,这下不得了,全校掀起批小驴打滚论热潮,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报复“‘小驴打滚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能熟视无睹,阶级斗争还在继续。


干校荒诞不经事,数不胜数。搞一打三反,所谓点燃运动之火,揭开盖子的人,是四大骗子之一,影协的G。他是军宣队认为可培养好苗子。他出身好,工人子弟大学毕业,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同时也害人不浅。所谓骗子并非政治骗子,而是指行为非常规的人物。现在想起来,说起哄也许更准确些。中国人的游戏政治,是一个传统节目。在干校里也不例外。G揭发过DX,也揭发我为江丰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辩护的言论。我被军宣队找去谈话,叫我跟江丰划清界线。批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也批了很长一段时间。由G点火的闹剧,像一部长篇小说几卷本,不断发展。


丁聪先生和我是两代人。我们同住,很合谐,像忘年交。他有极强的幽默感,乐观、豁达、不世故。记得一次刮大风,他拉着板车从猪圈出来,可能掏手绢,掏出五元钱,一下子被大风刮跑了。他把手一挥,向着眨眼间刮得无影无踪的钞票,呕呕叫了几声,还作欢呼飞翔状。那时他一家人天各一方,见不到孩子,应是很苦的事,可很少见到他有垂头丧气的时候,心态永远是洒脱乐观。他对不公正的待遇能够排解,这一点他比米谷、江丰强。米谷是沉默,江丰是倔强,丁聪是洒脱。他画了很多小猪、小动物,特别绝。


一九七三年在干校临解散之前,人心浮躁。干校后期,我也读了很多书,历史的、传记的、文学名著的。但还是烦躁。当时干校一大景观,就是每一排房子面前,出现一个个棋摊,我们知道四连钟立民下得不错,我和另一个人向钟挑战。他一开口就先让我们两个子,我们不干。星期天跟他整整下了一天,终于赢多输少。下完棋以后,就像赌博输光了一样,心里很空虚。那时,下棋、喝酒,吃喝成风。有人走,就欢送,饱餐一顿,后来顿顿吃螃蟹。于是出现第二景观,好多年轻人都发胖了。几个连队伙食互相比,以四连老孔办的食堂名列前茅,很多人的喝酒下棋是在干校学会的。你也不要把干校看得都是些背着十字架的人。不是。最后大家也轻松、闲散,休假不回来的人也有。


二连军队代表N队长转业后,到团泊洼时换了一个W副政委。W副政委来了,我们日子才好过一点。他是静海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一个很厚道的人,同情知识分子。对夫妻两地的请假回家也比较宽容。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尊重,很讲政策,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过左语言。他身上有质朴的农民的东西。尽管有些人围着他转,有时他也偏听偏信,但他这个人很宽厚。另外一个Y副政委,倒是有魅力,爱搞大红大紫的事情,一打三反就是他搞起来的。W副政委认为过激,在其中做了一些减压工作,所以没有弄得太过激。离开干校之后,有一年我出差天津,曾去找过他,但他不在,没见着。据我所知,出差天津去找过W副政委的人,不止我一个。


干校后期日子越过越无聊,因此,我们固执地、公开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工资照发,我们这些人回北京哪怕扫大街,也可以做点事,把我们圈在这里养起来,种地不打庄稼的,为什么?军宣队开始谈革命需要,后来连这个也不说了,只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干校最大特点,是荒废。种田荒废,时间荒废,人才荒废,甚至政治也荒废了。生活质量不高,青春年华就消失了。虽然有政治上的曲折,个人的情感、意志磨炼,而且人生阅历也丰富了,但我更倾向于荒废说。干校人发胖是一种迹象。人呆着不用,不需要文化及文化人,也是一种悲剧,不过是以发福的外形体现的。


谈干校,谈文革,这是个大题目。从这个大题目来透视知识分子,可以看到整体的各方面的形象。尽管现象是复杂的,从一鳞半爪之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总体轮廓。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像一些小说里的那样,物美廉价,清高傲骨式,恭恭敬敬受难式。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很透,他说知识分子也是复杂的一群。文革中,一方面大环境是极左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复杂的人性表现千奇百怪,各色杂陈,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大家来忏悔。我们自身的弱点就是民族性格的弱点,知识分子是民族的一部分。作为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模式,大家都是共存的,站在清醒的、现代的高度,不是仅仅批判四人帮,诉诉苦水,把自己包得严严的,要反思自己灵魂中深藏的东西。文革中,大环境斗得凶,小环境里,知识分子内部也斗得凶。那时出现的荒诞,如果不深刻反思,那种荒诞的非理性就可能再次出现。


本文选自《我与五七干校》,郭德宏,宋淑玉,张艺/编,人民出版社,20094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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