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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私人史专辑


独立乱流中


--冯其庸口述 宋本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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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



1966年上半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市委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大家来讨论这篇文章。彭真主持,我、戴逸,还有文艺界的不少人都去了,戚本禹也去了。其实当时戚本禹已经是江青身边的人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从内部来讲已经发动了。当时连彭真他们都不知道,还觉得是学术讨论,就请大家来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整个会上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这篇文章要说水平没有水平,要说道理不讲道理。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完全是讲海瑞本身的事情,姚文元硬是把它上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戴逸和其他许多史学界的朋友都发了言,我也发了言,彭真也讲了话,戚本禹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了,知道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里,戚本禹是一个成员,才想过来,那次讨论会实际上他是来听我们发言的。


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中央文革小组下过一道调令,备战的命令。北京要准备战争了,人民大学要疏散到北京郊区去,我们语文系就被疏散到郊区的苏家坨,苏家坨在北京的西北面。我当时完全是被监管的,而且是被批斗的,隔一段时间就要被批斗一次,到了苏家坨以后,他们还是经常举行批判会批判我。


有一次批判会,那些造反派,一个一个都批判完了,收场了,正要宣布批判会结束了。一个女学生,叫牛玉秋,突然举起手来说,我要发言那些造反派都以为也是他们一类的,他们安排的发言完了,还有别人要发言,他们高兴得很。没有想到,牛玉秋站起来就一条一条,把他们加给我的罪名,对我的批判都驳回去,这一条没有道理,没有根据;那一条不合道理,说得不对。她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逐条反驳,反驳完了,造反派他们都手足无措了。那个时候都是极左的,都是一边倒的,造反派没有想到会这样。牛玉秋也是因为家庭出身好,造反派拿她没有办法,扣不上什么帽子。这次批判会,牛玉秋的反驳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文革时候,除了那些造反派以外,也有后来向我道歉的一位助教,他是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我对他一直很照顾,他对我也很好。想不到文革一来,他立即翻脸批斗我,但到了文革中期,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大哭说他错了,他分不清是非,特地来向我谢罪。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突如其来,但是我思想上是有所考虑的。有一次在张自忠路的校门口,我碰到胡华,他是中国革命史的教授,实际上是讲党史。他是延安过来的红小鬼,年龄不大,当时已经是教授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被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是互相了解情况的,他就说,老冯,这太冤枉了,我从延安过来的,怎么成了反革命了?你也是贫困出身,你怎么也成了反革命了?他说,哪有这个道理啊?刚好那天门口只有我们两个,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急,我说你看吧,这场文化大革命气势这么足,是为我们吗?不是为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引起这么大的运动?我们是被一场大风卷上了。我说,事后我们的事情肯定会说清楚的,由他们说吧,我们不要掺和,要冷静。我们两个算什么?一个学校的普通教师,怎么会有什么问题呢?我说,这场运动现在还看不清楚,等等再说吧。他一听,觉得我讲得有道理。


一直到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矛头很清楚了,是针对刘少奇的。我和胡华两个人碰头了,我说,你看到了吗?他说,我看到了,看到了,我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也不敢多说话,就分开了。现在胡华已经去世了,他年龄比我小,但是身体不好。



当时,刘少奇的黑线人物”“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干将”“反动学术权威这些罪名都给我加上来了。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些是硬加给我的,没有用。


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我当时可能连副教授都不是,因为文革开始就宣布原来评的职称都作废,我那时候是不是副教授我记不准确了,后来也一直没有给我评,到1983年才正式评的。1966年我怎么称得上学术权威呢?反动不反动是另外一回事,我还是个年轻的教师,哪能称得上是学术权威?当时为了给你增加罪名,就给你拔高,拼命地拔高。


这一次来势很猛的。很短的一段时间,死了不少人。当时我的熟人去世的、遭难的不少。《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任陈笑雨上吊自杀了。老舍跳太平湖,投水自杀了。翦伯赞跟他夫人一起,服用过量速可眠自杀了。再有北师大的刘盼遂,自己把脑袋按在水缸里,死了。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被别人弄死的,后来别人告诉我,他是自己恨极了,就自己把自己弄死了。我无锡国专的一个同班同学,用剪刀剪断了喉管自杀了。我爱人夏老师在北外附校,红卫兵一夜就打死了两个老师。学生把老师打死了。这一次风暴是太大了。


当时文革期间,祝肇年是很有名的一位戏曲史专家,他挨批挨得太惨了,他夫人就发疯了。祝肇年一有机会,就夜里很晚到我家来,找我商量,怎么办?他是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学校里好像已经整死人了。他自己也被整得特别惨。说他是特务啊什么的,他吓坏了,我一再安慰他。


我自己头脑很清楚,我就跟夏老师交代,我说,我绝对不会自杀,我要看这一场风波,究竟怎么起来,怎么下去,我一定要看到底,我绝不会自杀。我要是现在死了,就弄不清楚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了。我家庭出身那么贫困,除了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没有做任何一点对不起人的事,所以我不会自杀,除非我被打死,那是没有办法,要不被打死我不会自杀,我要看到底。


19666月,语文系第一次批斗我的时候,在广场上面搭了一个台。后来凡是批全校性的人物,包括郭影秋校长挨批的时候,都在那个台上。他们批斗郭校长的时候,叫我陪斗,因为我是跟他一起到北京市委去的。我挨批斗的时间比他们多得多,但是我没有挨打,也没有受污辱性的折磨。我对门一位老师,就被学生用绳子拴在脖子上,像牵狗一样牵着走。


第一次批斗我的时候,我在台上被他们押着,弯着腰,他们刚开始批斗,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批斗会开不成了,只好散场了。我心想,这是天哭,老天爷不让他们肆虐,因为同一天,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遭劫。当时我写了一首诗: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当时我写这首诗,我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我相信将来都会弄明白的,我相信党,相信国家不会这么混乱到底的。


批斗我的时候,我一直念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是屈原的话。我坚信这种狂风暴雨不可能成年累月地吹下去,总有结束的时候。我在自己卧室兼书房的正面墙上,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为什么写《正气歌》呢,我觉得天地还是正气为主,这些造反派,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定,打碎人家的家庭,这都不是正气。正气总是充塞于天地之间,总有一天正气会把这些邪气压倒的,所以我在墙壁上挂了这幅大字。红卫兵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看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没有理会。


当时还宣布我写的所有文章都是大毒草,我脑子里又写了一首诗: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我就是说,我一定要看这个文化大革命,看到底,所以我当时的信心很足,相信是非一定会弄明白的。


但是那个时候这些诗都不敢写出来,要是写出来可不得了了,那就没有命了。我都是记在脑子里的,有些记住了,大部分都忘记了。因为关押的时间长,又没有纸笔,也就自然记不住了。


有一天夜里,突如其来,学生来绑架我了,夏老师急得不得了,说要不要带点粮票,带点钱。我说不用,带了也没用,也不可能允许我出去买什么东西。就这样从张自忠路出大门就上了大卡车,拐了几个弯。一个学生到我耳朵边告诉我,你不要紧张,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明天三红那派要来抓你,要批判你,我们今天把你弄走了,对外说批斗你,实际上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所以卡车拐了很多弯,最后估计还是到了西郊人民大学,他们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让我住在那个房间里,每顿饭学生都给我送进来,不让我出去。我听到大喇叭里,这个吼啊,批斗冯其庸啊,实际上是虚张声势,他们表面上说新人大这一派在批斗我了,实际上是把我藏起来了。


但是人大的武斗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假装批判我,叫我不要出来的这几个人,武斗的时候,有两个被捅死了。这几个学生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好不容易来到大学,最后在武斗中死了。我想想真是无可奈何,因为当时已经失控了。年轻学生根本没有冷静地思考问题,两派,有时候是三派互相冲突,自己伤害自己。整个一场文革,这一类的事情不断,后来是越来越乱。


现在回头来看,我毕竟还是幸运的。第一个被打倒,所以别人都不来找我了。我也不会轻易去参加哪一派,我自己头脑也清楚,绝不去找什么人。十年那么长时间的浩劫,一开头我就被打倒了,就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反而是避开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文革中,还有几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第一件,就是那位造反派女教师诬我贪污她的稿费的事,被我用她签收的收条粉碎了她的污蔑。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详述。


第二件,也是一位造反派的男教师,手里拿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的个人成分是商人。这位造反派教师要我在这张字条上签名,承认是事实。我当时看了非常愤怒,我责问他:你们有权改变国家土改时做的结论吗?土改时我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分到一亩五分地,现在土地证还在,你们能将它作废吗?还有,我是什么时候做商人的?我1946年春上无锡国专,1947年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4812月毕业,1949年就应聘到树德小学教书,校长孙默军和教务主任华昌洙都是地下党员,让我参加他们的党的活动。同年3月,因为附近胶南中学的地下党员老师暴露了身份,连夜出走了,要人替代,树德小学的孙默军与胶南中学的地下党联系后,就派我去接替这位老师的课。到422日傍晚解放军过江,423日早晨,我就步行到无锡找到组织关系。负责人叫陶白,他要我立即参加解放军,准备参加解放大西南,我当天就报名参军了。以上一连串的事实摆在那里,请问我是什么时候当商人的?当的是什么商人?这位造反派教师被我责问得哑口无言,只好退了回去。


第三件事也是一位造反派教师,拿着从我家里抄走的十多本日记本,他们在我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反动语言,都是写在两行之间的空白地方的,要我签字,承认这些反动语言都是我写的。我当时气愤极了,我责问他:有哪一个人的日记是别人写的吗?明明这些写在两行之间的反动语言,与写在行内墨色、字迹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警告他说,我的日记本上我自己写的字,我每一个字都负责,你们加上去的反动语言你们自己负政治责任!这一来,他们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了,因为没有将字句写在两行之间的,何况与原来写在行内的字体、墨色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当时也只好缩了回去。


第四件事是前面提到的,1962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回京时写了一篇报告,叫《回乡见闻》,交给了人民大学党委会,因为这是党委事先嘱咐要向组织汇报回乡见闻的。没有想到当时我受到人民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表扬,到了文革,他们却以此来定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要开大会批判我,让我认罪。我就找军宣队,我说当时党委要我写的报告,我已交给党委,现在要我认罪,至少得让我看到这个原报告,因为我没有留底。军宣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将这篇《回乡见闻》交给我了。因为当时已近傍晚,军宣队说,你带回去看过后,明天来汇报。当天我就带着这篇文章回到张自忠路家里,我一看这篇文章写得完全是事实,所以当时受到党的表扬。我连忙重抄了一遍,第二天到西郊系里,将原件交还给军宣队。我提出我写的全是事实,如果要批判我,给我定罪,我愿意与造反派们一起到我老家去。将文章念给老百姓听,如果是我造谣,就让老百姓和造反派一起来批判我。结果,没有一个造反派肯跟我一起回去的。军宣队也看出我写的全是事实,所以这场批判也只好不了了之。


以上四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全都经历过来了。我在人民大学虽然被批斗得最早,但是我还不是挨得最凶最狠的,整个人民大学死了好多人。全国来说就无法统计,无法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无法计算。我们的国家真是经历了一次极大的灾难,如果不是四人帮垮台,国家不知道会怎么样,总算老天爷留下了邓小平。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垮台了,毛主席是99日去世的,106日江青就被抓起来了,我是108日知道的。四人帮倒了,这个消息不用公布,只几天工夫,闪电一样的,大家就都知道了,老百姓都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9年的时候,也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狂风恶浪了。到后期,我虽然还是挨批斗,但是也不像开始时候了,有时候完全是搁在家里了。


我就跟我的两个年轻的亲戚,一个是钢铁学院的大学生,一个是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他们陪着我到八达岭,一直乘车到了南口,从南口开始调查,云台啊、乌龟石啊、穆桂英点将台啊都走到了,一路到八达岭顶上,所有的地方,别人不去游览的地方我都走了。同时,这个时候我拍了不少照片。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我的姐夫从上海回来,带了一个莱卡相机。他是申新九厂的一个高级职员他教我拍照,然后说你自己试试看。我就按照光圈、快门、速度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配合起来拍了一批胶片。当时在我老家也没有地方冲,胶卷还是我姐夫带到上海去冲的。冲了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怎么一学就会?你拍得非常好,他还给我放大了几张,都是风景。后来他走了,相机也带走了,我也没有机会再拍照。文革期间没有什么事,我就买了一个旧相机,除了继续拍照以外,我也学冲胶卷、放大,自己做了个放大机。


后来到干校去,更有机会出去,我就更喜欢摄影了。20世纪80年代我到西部调查,就拍了不少照片。我也买了不少好的相机,现在最早的几种被我老家的学术馆要去,陈列起来了,现在家里还有好几个。我是已经拍不动了。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讲,除了挨批斗以外,就是自己学摄影,还抄了一部《红楼梦》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几件文物的事,我的侄子冯有责有一次写信告诉我,发现一个铜的东西,老百姓叫它铜锅,现在拿来喂猪,上面有字,你要不要看看?他用铅笔拓了几个字给我,我一看,从字的结构来看,仔细琢磨应该是战国以前,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楚国的字体。这个器物应该很大,不然,老百姓也不会将它叫铜锅。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很混乱的时候,老百姓把铜锅拿到无锡市博物馆去,博物馆也在闹两派斗争,根本没人管,没有人要。拿到收废铜烂铁的地方也不收,因为青铜器是铜锡合金的,不能化,化了以后也炼不成铜,所以根本不要。所以老百姓就觉得没用处了,就放在猪圈里拿它当喂猪的食槽,小的豆和匜就扔在边上了。


我给我侄子冯有责说,这个肯定有价值,你赶快跟他们商量,把东西交给我,我来处理好这件事。我先买了一大批书送给他们,我说,这件东西如果值钱,钱我自己绝不会拿,一定交给你们;如果是国家要收藏,那也是作为你们捐赠给国家的。我的侄子把我的意思给乡里人讲了,乡里人说,不要管那么多了,你叔叔已经买这么多书来了,由他处理吧,我们不管了。


可是怎么运过来呢?我无锡的一个朋友想了个主意。无锡有一个有名的制造衣服的厂子,这个厂子装衣服用的箱子都是很厚的硬纸板,就像木板一样,但是很轻。他们就用这种纸箱,装了这几件东西。因为这几件东西虽然有大有小,但是都很薄很轻的,都不重,一封起来,外表一看就是一箱子衣服。那个时候也没检测什么,送到货运站就运到北京了。我请了个朋友到货运站把它拉回来。


我一看到这五件东西,当然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大的这件铜器直径估计有六七十厘米,像煮东西吃的锅一样的,老百姓叫它铜锅,其实它的名字是鉴,里面放上水可以照面孔,也能盛东西。铜鉴上面全是古代的文字,我大部分都能认识,特别是以祀皇祖,以享父兄这几个字,看得一清二楚。跟这个鉴一起的还有两个豆,就是脚很高的圆盘子,底下有个座子,就像现在点蜡烛的烛台一样,上面也有文字,跟鉴上的文字差不多。还有一个匜,还有一些别的器物。


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说最好留在北京,这几件东西很重要。唐兰先生也没看见这些东西,他看到的只是我拿去的拓片,结果还没等东西送到北京,唐先生去香港讲学太累了,回到北京,突如其来地病重去世了。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就把这几件东西放在我张自忠路的小房间里一张单人床的床底下。


裘锡圭、李零这几位古文字专家都到我家里来看过。我担心万一红卫兵看到这个,不讲道理来给砸掉了怎么办?所以我就跟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姚迁商量,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跟他商量呢?因为这是江苏出来的文物,具有地域性的历史意义。


姚迁是真正的专家,是地地道道这一行的专家。他来看了这几件东西,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能把这几件东西交给我,是我们的光荣。他说,我至少也要给你三万块钱。我说,你三分钱都不能给我,你给我三分钱就害我了,我就说不清楚了。我拿了钱就变成卖给你的了。只能无条件地拿去,我只要你一个东西--收条。你给我一个收条,写上收到我交给你的,我们家乡出土的几件青铜器,已经收藏了,这个我要。我说,我有了这个收条就可以跟我的老乡有个交代。后来姚迁说,那至少你运到北京、藏来藏去这些费用我们得算给你,不算买,算我们运来的。


我说,总而言之不能有一分钱,有了钱了就有经济问题了,没有钱,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地下发掘的,交给国家,正正当当,没有任何问题,来去费用我自己还承担得起,不向国家要。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派了三个干部到北京来把这几件青铜器运回南京,陈列在南京博物院里。拿去了以后给了我一个收条,一个拓片,装裱好一个轴子给我了。这些东西我交给了我的无锡的学术馆了。


这件铜鉴后来定名为我阝陵君。后来很多考古杂志上都发表了研究这个铜鉴的文章。这件铜鉴出土的地方,是属于楚国的地方,这地方当时可能还是春申君的管辖范围。这个铜鉴的价值,据说最小的度量衡的单位在这上面有,我没有看到,交给他们以后,他们洗刷了以后看得清楚,又发现两个耳朵背后都有藏主的名字,还发现了最小的量尺单位,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发现。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乡有一次挖河的时候发现一个明代的棺材,棺材一点没有损坏,把棺材揭开尸体也没有腐烂,可是这个人的脑袋是用泥塑的,拼上去的,证明这个人是被砍了脑袋的,脑袋没有拿回来。尸体的胸口有一个黄布口袋,黄布口袋里面有一份文件。这个口袋老百姓挖到了就扔在旁边。我的侄子,也是参与挖河的看见了好奇,他就捡了出来,共两张,用信寄给了我。他说:你看看这个有没有用,挖河挖出来的。我一看,是完完整整的一份皇帝的罪已诏。


我们在小说里经常看到皇帝的罪己诏,但是没有看到过实物,这次看到了真正的皇帝的罪己诏了。内容清清楚楚:意思就是北京太和殿失火,是因为皇帝失德,所以造成这样的灾祸,因此下一个罪诏,大赦天下,最后有一条:造反不赦。这很有意思。我拿到这个罪己诏,觉得很珍贵,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全国还没有出现过罪已诏。


我送到故宫去,结果故宫正在打派仗,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人管这个。故宫有一位朋友好意,跟我说,你这件东西已经糟了,我帮你托下吧。我就说,那你就托吧,没有想到一托以后掉了一些字,幸好句子还上下能通,掉的字不多。当时故宫没有人要,我就拿回来了。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我的文集里也收进去了我查到太和殿失火,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为什么失火呢?是正月十五宫里举行灯节,灯火辉煌,太和殿的灯制作得特别漂亮,但是旁边放了大堆的蜡,蜡是易燃品,火星掉到蜡上,就烧起来了,这个皇帝在豹房,看到太和殿的大火,还说是好一棚大烟火,高兴得很。实际上完全是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这样一个大灾,然后第二年增加赋税,重建太和殿,最后这场大灾难,都加在老百姓的头上了。


直到前几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接受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的日记,他在清代是外交大臣,他有驻外使节的日记,这是我们外交的一份史料,所以这一份驻外使节的日记就捐赠给第一历史档案馆了。唐文治先生的孙女就来请我,问我能不能去参加捐赠仪式。因为我听过唐先生讲课,我说我一定去。唐老先生的日记被国家收藏,当然是件大事,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举行了仪式,开了座谈会。完了以后,我说,我那里有一份皇帝的罪己诏,你们要不要?如果要,也一起捐赠给你们。他们一听说罪己诏,高兴得不得了,就跟我商量要给我多少费用。我说一分钱也不能要,这是出土的东西,你们只要接受就行了。他们马上派了人到我家里,拿走了这份罪己诏。后来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经调查全国仅有这一份皇帝的罪己诏,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



1968年,文革高潮时,我为什么要抄《红楼梦》呢?因为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把我的影印庚辰本《石头记》抄走了,而且当黄色书展览了。我就着急了,万一此风刮向全国,那《红楼梦》就要遭灭顶之灾了,所以想偷偷抄一部保留下来,万一《红楼梦》被销毁了,我还能保留一部。


我特别伤心的是,中国文学史的课,我讲《红楼梦》的时候,在张自忠路1号,在礼堂里讲的。全校所有愿意听的学生都到礼堂来听我讲《红楼梦》,一部《红楼梦》连讲了好几天。那个时候把《红楼梦》评价为国家最宝贵的一部书,最了不起的一部书,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把它当黄色书看待了,真可怕,我觉得毁灭一种文化也很容易。


所以我就跟要好的朋友说,你帮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一部庚辰本《石头记》来。什么叫庚辰本呢,乾隆二十五年是庚辰年(1760年),那一年的抄本就叫庚辰本,后来这个本子影印出来了,原抄本现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深入研究《红楼梦》,但是我已经认识到《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很珍贵。所谓早期,就是曹雪芹去世以前的抄本。曹雪芹去世以前只有三种本子,一种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本,因为那年是甲戌年(1754年),所以叫甲戌本,但是甲戌本只有十六回。还有一种是乾隆二十四年的己卯本,那年是己卯年(1759),所以叫己卯本。还有一种是庚辰本,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的本子。本来最完整的《红楼梦》是八十回,己卯本只剩一半了,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八十回只少两回,而且这两回呢,已经很早就有人补进去了。所以我就私底下托人从图书馆借出来一部庚辰本的影印本。


我借来以后,天天夜里等大家睡了,总得十点以后,我才开始抄。每天限定要抄多少,一般抄到十二点,有时候抄到凌晨一点。我用的纸,用的墨,用的笔都很讲究。当时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管得那么严,因为我一直要写字嘛,我就收了不少好墨和好笔。纸呢,当时荣宝斋还有一些老纸,专门抄书用的,我也买了一些。从1967123日起,一直抄到1968612日,我把整部《红楼梦》八十回全部抄完了。开始是小楷,但是长期不写这样工整的字,开始写得有点生疏,到中间越写越灵活了。以前我一直临帖的,慢慢恢复到原来写字的习惯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大概二十回以后到五六十回,这一段是写得最下功夫的。到后来听说要去干校了,我怕来不及,就用行书写的,又是另一种风格。


1969年,正式通知要去干校以前,我刚好把这部书抄完。照庚辰本的原书的行款,包括原书上面错的字我也不改,还是照它的原样抄下来。遇到那天学校有重大的事件,比如武斗,我就在装订线的外边,用蝇头小楷写上昨夜大风撼户。后来再看我抄的《红楼梦》,有好几处这样的字迹。抄完那天我写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现在一直保存着。


抄完了这部《红楼梦》,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合曹雪芹的时代和家庭遭遇来看,他的家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才会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


实际上《红楼梦》既是小说,也不完全是小说,它跟一般的纯粹以故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一样,它有很多情节隐蔽在这书里,结合他的家庭遭遇可以看出来。曹雪芹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同时也为了让世人把它当作一种茶余饭后读的小说来看,不要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盖自己。以前人说它是自传,胡适说《红楼梦》是自传,自传也不对,这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传记来写的。书里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比如太虚幻境,家庭哪来的太虚幻境?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话,他虚构的东西。


《红楼梦》最主要的内容,是宝黛爱情,曹雪芹通过宝黛爱情,描写了一种新的思想,自由恋爱的思想。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种自由思想,所以它与以往所有的小说都不同,它透露必然到来的新时代的信息。


我抄完这部《红楼梦》,我感到,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一种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即使在欢乐的时期,在最繁华、最荣华的时候,也总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悲凉的调子。比如说元妃省亲,夜里看满园的灯火,马上叹息说太奢侈靡费了,她不是称赞,而是感伤,是话里有话。等到见了贾母,见了贾政,当时是先行国礼,贾母、贾政给她参拜,然后再行家礼,元妃要行子女的礼,行礼完了以后,元妃泪如雨下,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这些都不是一种欢乐场面,在荣华富贵到了极端的情景之下,忽然冒出来这些泪如雨下太奢侈靡费了,都是在极度热闹的环境中发出的一种伤心的凄凉的冷调子,在极度的暖调热调中,看出来一股冷意,一种冷调子。我抄完这部《红楼梦》,对《红楼梦》增加了不少新的认识。


本文选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商务印书馆,20171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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