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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革


文革纪事


--私人史专辑


发配大西北


--作者:白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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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



19669月中旬,通知我准备行装,当晚离京去西北,具体地点保密。妻子在红卫兵接待站工作,日夜忙碌不回家。那时,很少有人家安装电话,都要去打公用电话。时间匆忙,无法找到她。女儿带着小弟弟串联去了,家里只有二儿子小三从昆明逃回来,买了几本无线电书籍和一些器材,埋头学装收音机,对闹革命失去了兴趣。


我早知道要发配到外地,简单行李已做准备。提前吃了晚饭,等候文艺社的车来接,名为接送,实是押解。天色尚早,想起发配西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立即从脑海中浮现,不由抱起琵琶,轻轻拨动丝弦,弹着王维诗谱曲的《阳关三叠》。哼唱之间,忽然忆起国庆十周年,我填词歌颂十大建筑,其中写民族文化宫的《风入松》曲调中,有举杯不必细叮咛,阳关多故人的句子。如今自己被发配,竟弹起阳关无故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黄昏时分,文艺社的王秘书乘小车到家门口。十七岁的二儿子提着行李送我下楼,满脸愁苦怨恨,盯着我走上小车。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回头看着孩子凄惨的神情,心里好似刀绞,眼眶里充满泪水,极力忍住不下流。文革不久,我曾大哭一场,过后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不再流眼泪。可这时,真想再哭一场。怕影响孩子的情绪,特别不愿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咬牙发愤使泪水不滚出眼眶。我转身对小三说道:告诉妈妈,我走了。你要好好学习,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你也长大了,要听妈妈的话,和姐姐帮助做家务活,不要到处乱跑!末了我说:你父亲从小在南洋参加革命,回国抗日打鬼子,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一向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绝对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几句话带着情绪,既为了稳定孩子的思想,也有意说给押送我的人听。


车轮慢慢滚动,从车窗里看到孩子呆呆站在台阶上,脸上挂着泪珠。我心里好难受,觉得对不起老婆孩子,连累他们了。车走远了,孩子身影消失了,我禁不住在心里喊着也罢!京戏中的角色,在无可奈何时,会喊出这句韵白。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自己无可奈何,也只好学着喊也罢


小车开到西单什家户,这是总政创作组的住地。组长虞棘和作家李英儒在二楼等着。见了面,我不无违心地表态说:写了《兵临城下》犯了错误,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到西北后一定好好劳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翻案。原想彼此都是老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在被赶出北京、发配西北之前,能听到几句鼓励安慰的话。不料虞棘听到翻案二字,严肃的脸孔变得更难看:翻案!你翻吧!接着是一阵训斥。一旁的李英儒也跟着批了几句,语气稍为缓和。我听了很反感,又无言以对,只有默不吱声。心里难受,下楼时很沮丧。小车走了一阵,慢慢感悟过来:在这惊心动魄、紧张得透不过气的政治运动中,人人都设法保护自己,三人在一起,谁敢说真话?对被打倒的人,只能划清界限,谁又肯表示一点同情?想到这里也就谅解他们了。


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站门紧闭,旅客都在围墙外。王秘书将我交给文化部造反派头头邵浩。他身旁有个人坐在行李上,耷拉着脑袋似乎在啜泣。天太黑了,认不出是谁。


忽然听见汽笛鸣叫,列车进站了,围门开了。被阻挡在站外的旅客争先恐后、蜂拥而入,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使我想起抗日初期,逃难的人群。邵浩帮那位坐着啜泣的人扛起行李,我提着帆布包跟着一路小跑。这时,我才认出那人居然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其通。看他小跑时一瘸一拐,样子很狼狈,丧失往日部长的派头。文革后,取消卧铺改为坐席。车厢里大大超载,好像运鸡鸭的笼子,又似开了锅的水饺,一个紧挨一个。人人面色沉重,目光呆滞,心头压着石头,很少说话。我们好容易挤上一节硬卧车厢,邵浩与乘务员交涉,说陈其通有病,给他独睡一个卧铺。我没找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旁边那不足五寸宽的暖气护盖上,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单调的喀拉哐啷的车轮声不绝于耳,路途遥远,似无穷尽。眼下这场莫名其妙的内战,又会打到何年何月?



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两宿一个白天,第三日凌晨到了甘肃的天水。这是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要地。步兵学校派来几辆运货的大卡车,将总政和总参被赶出北京的百十个黑帮,拉到学校去。这时候,我才发现黑友中,有总政的宣传部长姜思毅,作家黄宗江和王愿坚,画家黄胄,导演严寄舟、冯毅夫和王军,还有一些似曾相识但叫不出名字的人。


在天水步兵学校,我们住进高级学员的房子,两人一间,相当宽敞。想不到居然和陈部长同住一室。刚铺好床,窗外喊着买苹果啦!一毛钱一斤!坐了几天火车,喉咙干渴,早就想吃点水果。听见吆喝声,我端着脸盆出去。一块钱买了十斤,满满一大盆,个头很大。我顾不上洗净,用双手擦去浮土,咬了一口,又香又甜又脆。端进屋对陈说:吃吧!部长。好甜的天水苹果。


哎呀!怎么还敢吃苹果?陈其通不以为然地说摇头摆手,拒绝我送上的苹果。


咋不敢吃呀?又不是偷来的!我说,继续咬着苹果,顿时感到嗓子眼舒坦。


咱们是来改造思想的,要严格要求自己啊!陈其通当官惯了,喜欢教训人。但双眼望着盆里诱人的苹果,露出点馋相,我顺水推舟拣了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上去,说道:


吃吧!是公家的苹果,事务长来卖的,大家都在买。看他还在犹豫,我又加上两句:


吃苹果和改造思想不矛盾,身体好了,世界观改造得更快。吃吧!出了事我负责!反正是黑帮,不吃也红不了我甜滋滋地嚼着苹果:天水的苹果真好吃,味道太好了!比大连的国光味道好多了。


在我的劝说和果香的诱惑下,他接过递上的苹果,在水管下冲洗完,咬了一口,紧绷的脸孔,绽开轻松的笑容。他边吃边说:


在火车上,我看到你有说有笑,又吃又喝,我还以为你是保卫部派来押送我的。


扯淡!你要不是目中无人,就是太官僚啦!我调到文化部这么多年,你这个部长怎么当的?原先是上下级关系,眼下都是黑帮,我不客气给他两句:


我被打倒,损失不大,干吗要愁眉苦脸不吃不喝?你可就不一样啦!丢了部长的乌纱帽,丢了少将军衔,丢了小汽车!


负责监管总政黑帮的,是总政一个科长。他和步校领导开过会,决定给在报上被点名批判的知名黑帮改名换姓。陈其通表示忠于毛泽东,改叫陈忠泽,我用原名王寄生。在北京挨斗时,被造反派摘掉的红领章红帽徽,又叫戴上,扣发的工资(当初只给生活费)也补上了。门上贴着姓名,跟普通学员一样,不管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对我们总是一点安慰。


充当步校的学员,早晨出操跑步。上下午自学、开会、检查,集体开饭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早请示、晚汇报尚未发明,让我感到别扭。想起小时候在马尼拉,去一位基督教徒的同学家中,常见他们吃饭前先祷告,真有点相似。


每天,我们按班组自学,读毛著写检讨,开小会自我批评,相互提意见,背诵老三篇


有天,我检查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灵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以致写出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战斗到明天》,写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兵临城下》。这种违心的检讨,痛恨自己的发言,不知重复多少次了。开始很不愿意,感到很尴尬,慢慢习惯成自然。但检查到创作方法,说自己喜欢苏联文学,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的作品,学习他们反映时代刻画人物的创作方法,写作时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性和描写的真实性,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苏联,毛主席不是号召一边倒,学苏联吗?……话没说完,便引起围攻。那位监管科长首先发难,说我将犯错误的根源,怪到一边倒学苏联,归罪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明目张胆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死不悔改的花岗岩脑袋,要用炮轰炸药,否则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科长定了调,大家跟着走。班里有总政秘书处的秘书,有保卫部和直工部的人。一个个向我开火!火力越来越激烈。我受过比这更凶狠的批斗、更丑陋的闹剧,已是波澜不惊了。对于我的冷静,有人叫我破罐子破摔,要将我的反动思想挖根刨底,有人骂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另一天,轮到陈忠泽检查。他避开创作会议上指责他的错误,谈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大谈戏剧创作一条龙,说他要赶曹禺、超田汉,因此犯了错误……他的发言引起众人的不满,受到劈头盖脸的猛攻!正当斗争紧张的当儿,陈忠泽忽然像外国戏剧中的女主角,歪着脑袋晕倒。批斗戛然中断,众人将他扶上床躺下。



尽管批斗时气氛紧张,发言中声调严厉,言词尖酸刻薄,上纲上线,以示自己要革命。但散会以后,大家还是心平气和,有说有笑,个中滋味,彼此心照不宣。


离京前那段时间,心情抑郁苦闷,杞人忧天。到天水后反而轻松起来,不用担心半夜被揪走,不用看造反派的颜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聚一起不分上下高低,见面时比较坦然,用不着处处设防。


生活有规律。清晨听到起床号,穿上军装出操跑步。回宿舍,刷洗完毕,吃早点。上午或自学或开会,下午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晚饭后自由活动,散步、串门聊天。熄灯前,读报写笔记。熄灯后躺在床上,由于长期夜间写作当夜猫子,九点钟如何睡得着?好在随身带着一台日本索尼多波段收音机,塞上耳机便可神游天下。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从山东到东北,奉命接管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担任台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敌后打游击,白天黑夜钻山沟,只是报社有台收音机,晚上抄中央社记录新闻,哪见过广播电台?对这新工作一窍不通,只好从头学习。日军逃离安东时,放送局留下一部美国RCA三波段收音机。每天夜里,我用它监听本台的广播,以防出差错。有段时间,利用它转播莫斯科电台的华语节目;间或听南京国民党电台、美国之音及朝鲜、日本的华语广播。一二十年成了习惯,进城后也买过几台短波收音机。


文革开始后,听外国广播叫偷听敌台,单此一项就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开始时,我也害怕罪上加罪,停了一阵子。后来感到只听一种大喊大叫的噪音,真能把人逼疯了;想知道地球上各个角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想只听一言堂。于是,自我开禁又听了起来。反正已被打成三反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所幸,夜深人静又塞着耳机,不会被别人发觉。一有动静,随时可以旋转按钮,变换波段或关掉机子。


有天下午,接到北京来信。打开盼望已久的家书,忽然心有所感,随口道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同屋的陈忠泽不无担心地提醒我。


怕什么?事实如此!我回了一句,看起妻子来信。


信中说,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了万人大会,斗争彭、罗、陆、杨。彭真等人胸前挂着黑牌,罗瑞卿跳楼断腿,用大箩筐抬到台上,状极凄惨!信里还说,天安门前出现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标语。陈忠泽也想了解北京的消息,我将情况对他说了,他默默不语。


晚秋的西北,比北京寒冷。严冬将至,屋里没有暖气,上面决定,各班自己动手,砌炉灶安烟囱,劈木头烧煤火。讨论如何砌煤炉、安烟囱,陈忠泽均有一套理论,甚至怎样将木头劈成小劈柴。只是干活时,大家看他年纪较大、身子有毛病,不让他参加,他也乐于站在一旁指指点点。干别的活,他也是如此,大概是他长期当官养成的习惯。当时每天背诵老三篇,因此大家开玩笑说他像《愚公移山》中的智叟。慢慢地,智叟变成了他的外号,只要一喊智叟,他便高声答应。


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陈忠泽回北京。为何调他回去?不得而知,是福是祸,大家揣测。按当前情况,是凶多吉少。但乱世常有戏剧性的变化,说不定哪位权贵说了话,也会得到重用。临走前,我对同窗三月的学兄,真诚地说道:


调你回京,可能是某位首长说了话,让你官复原职;也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总之,不是整人,就是挨整。整人时别往死里整,挨整时要实事求是,顶住!


我帮他穿好皮大衣,提着行李送他上车。看到车轮滚动,不由想起1957年反右时,在上海电影厂招待所,送长影编剧王震之同志,也说了同样的话。不料他回到长春挨了整顶不住,竟然卧轨自杀,以死抗争。我相信陈忠泽不会轻生,可谁能为他保险呢?后来听说他返京后进了秦城监狱,据说是为了保护,以免被造反派揪斗折磨。再后来,听说他受了江青的青睐……



1966年年底,严冬酷寒,跟政治气候一样,冻得人们身心哆嗦。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遍神州大地。天真的红卫兵娃娃,疯狂的热血青年,野心勃勃的造反派,日夜大喊大叫,到处放火烧荒!闹得四海翻腾,五洲震荡,没有个安静的地方。此时天水步校的校园内,和往日一样,照常出操上课。我们好像到了世外桃源,除了开批斗会上有些火药气味,生活学习和其他学员相同。逢星期日,还可以上街买东西。甘肃的黑瓜子有指甲大,肉厚味道好,价钱便宜,九毛钱一斤。每次上街我都买包回校,夜里自习时,边嗑瓜子边看书,颇感逍遥自在。


可是好景不常,外出串联的学生纷纷返校,开始兴风作浪,造步校的反。墙上出现了大标语、大字报,各队酝酿着揪斗校领导。有队步行北京串联的长征队,在北京向总政造反派了解我们这批新来的学员,原来是著名的黑帮。学员们找到了批斗的对象,校园里像开了锅,到处沸沸扬扬。造反派头头们开会,研究如何先拿北京来的开刀。总政带队的科长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山雨欲来风满楼!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劫难逃!人人惴惴不安,连夜检查屋里的东西,生怕被造反派抓到什么把柄。我把吃剩下的一包瓜子和一包块糖,倒进煤火炉中,看见冒起的熊熊火焰和浓烟,感到可惜。


次日凌晨,我们居住的房屋墙上,贴上了许多大标语。门口贴着侮辱性的对联,横批是砸烂黑店!吃过早饭,造反派来抄。幸亏昨夜将家中来信及新写的日记都烧了,只剩下学习毛著的笔记,没抓住什么把柄。造反派严厉训斥:要低头认罪!”“要老老实实交代三反罪行!”“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场下了勒令:从今日起,上下午都要劳动,夜里写检查、写思想汇报!


我们扛着洋镐铁锹,到校园里一片荒坡挖地。造反派划了劳动区域,规定了进度,每日必须完成。数九寒天,荒坡冻土像石头般坚硬,铁锹根本挖不动,洋镐刨下去只破一层地皮。


当年,我不满五十岁,自觉腰板还硬。第一天刨了几小时,累得精疲力竭、腰酸腿痛,可夜里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我依然抡镐头,刨了一阵,冻土太硬,我使尽吃奶的劲,抡起镐头猛刨。不料用力过猛,镐头刚着地,觉得头晕眼花,胸口堵塞,扑通倒在地上。同在劳动的王愿坚和一个难友,把我抬到附近一间空屋里。我背靠墙壁,稀里糊涂坐了一阵,只觉得心头隐隐疼痛。一会儿,黄胄悄悄走进来,从上衣口袋取出一个小盒,拿出两小粒药片,说是瑞士进口药,叫我含在舌头下。我含了药片,过了一阵子,果然胸闷缓解。我没有患过心脏病,毫无常识。后经医生检查,才知道自己心脏出毛病,那天是心肌梗死。幸好身体底子好,才没有去见马克思。


1938年,在太行山,中秋节后,我下深涧洗澡。涧水冰凉刺骨,可能受凉水刺激,心脏卜卜卜地急跳,每分钟跳到二百多下,走路上坡要休息几次。当时,真有点悲观失望,得此怪病,又没有医药,如何能行军作战?幸好,一个月后渐渐好了。以后除了心动过速外,心脏没犯过其他疾病。这次突然发生心肌梗死,纯属意外。有经验的人说,这是要命的病症,要随身携带硝酸甘油。我才知道黄胄给我的药是进口的硝酸甘油。转天步校要开批斗大会,我向黄胄要了几粒药片,放在上衣口袋里,以防发病时服用。



19671月中旬,批斗大会的凌晨,造反派将我们在报纸上批判过的八个人看押起来。校园里的高音喇叭,不断列举我们的罪状。中间夹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播音员是个女高音,估计不过20岁,也许还是个漂亮的姑娘。听她一遍遍地喊叫砸烂××狗头,心里厌恶极了。接着觉得可怜,寻思如果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哪有你这丫头片子的今天?


上午九点钟,我们八个黑帮:姜思毅、黄胄、王愿坚、陈播、严寄舟、冯毅夫和我,还有一位记不起是黄宗江还是王军,被押到大操场的露天讲台上。其余的黑帮队员,站在讲台两侧步校的学员坐在台下,密密麻麻的大约千把人。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开会,另一个头头宣读决定,说我们从北京来的学员,是著名的黑帮,有走资派,有三反分子,有反动权威,是总政走资派送到西北保护起来的。在天水改名换姓,欺骗革命群众,妄图蒙混过关,真是罪该万死!一定要批倒批臭!


接着,宣布我们八人的罪状。点一个名,台下喊一阵打倒的口号。第一位是姜思毅,他官最大,是走资派。我荣居亚军,因《兵临城下》出了大名。以下是黄胄、王愿坚、严寄舟……每个被点到名的黑帮,即刻被两个人高马大的大汉揪住头发、按低头,双手反剪推到背上,腰弯成九十度,两腿半曲,成骑马蹲裆式。整个人扭曲成喷气式飞机的形状(文革中叫作喷气式),这是文革中折磨人的新发明。指控我的罪行时,每念一条,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口号,反复喊着打倒”“砸烂之中,夹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折腾了两三小时,八人依次批斗完,在狂热的口号声中宣布散会。


学员们走完,我们回到宿舍。大家心情沉重。猜测会反复挨斗,今日只是预演。从报上看,上海一月风暴,在张春桥指挥下,造反派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成立上海公社。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的造反派,纷纷仿照上海,夺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权。揪斗老干部,冠以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叛徒、特务的帽子,反复批斗游街,挂黑牌戴高帽,花样翻新,不断有侮辱折磨人的发明创造。林彪说这是革革命者之命


喷气式时,胳膊疼腰腿酸,揪头发脑袋难受。回宿舍后互相剃去头发,以免再斗时头皮受苦。命运掌握在标榜革命群众的魔鬼手中,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能消极对付造反派,除了坚决顶住,只此一招。


这次挨斗只是预演,好戏还在后头。过了一星期,带队的科长通知,天水市各界造反派,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1967121日凌晨,步校各派造反组织争夺黑帮,几个人到宿舍,将我带到二里外一幢房子,叫老老实实待在屋里,门口有人站岗。八点钟,进来两个人,不哼不哈将我架出房外,一人抓住我一只臂膀,以短跑的速度猛跑。跑了一阵子,途中换了两人架着急跑,跑了几百米,又换两人接力。以此换了几次,到了大会场,我已上气不接下气,幸亏心脏病没有发作,否则可能中途猝死!台上两个彪形大汉接住我浑身乏力的身子,立刻给坐喷气式,才没有瘫倒在地上。


戴高帽、挂黑牌,是老把戏;喷气式、接力赛,是新发明。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侮辱、折磨人的刑罚也是空前的。拳打脚踢、皮带敲击、跪砖头、顶痰盂,夏天热火烤、严冬凉水浇,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有人统计,林林总总达数十种。集奴隶制度、封建衙门、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法西斯刑法之大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可恶行径!


乘宣布开会者喋喋叫嚷之时,我抬头前望,台下黑压压一片人海,空中竖起许多标明造反组织的横幅和大标语,瞥一下身边,两旁依然是七位黑友。批斗会还是老一套,宣布罪状,辱骂指责,呐喊咆哮,打倒、万岁,和预演时差不多。只是发言人多了,时间长了,搞喷气式更凶了,四个大汉轮流对付一个黑帮。我觉得双臂被扭折,膝头不断打颤。不让站直又不准下跪,让你苦不堪言!


经历四五小时的批斗会,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只听见经受不住的难友求饶、哀告:我给你下跪,但没得恩准。我在心中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为这一咒语可减轻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不灵?没有立竿见影,可能是不够虔诚之故。宣布散会,抓着我的大汉一松手,我差点没摔倒。勉强支住身子,只觉得头皮发胀,双目昏黑,耳朵嗡鸣,两臂麻木,双腿哆嗦。咬牙忍痛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跟随黑帮队回到宿舍,把行将松散的骨头架子瘫倒在床上,好像经了炼狱,游了地府,做了一场噩梦。



当天下午,监管科长通知收拾行装,今晚要上火车回北京,嘱咐大家严守秘密,以免节外生枝。看来科长与步校领导商量过,并且得到总政的批准。这一决定,使我想起造反派的话,说总政肖华主任送我们到天水步校,是为了保护我们,真有点像。


吃过晚饭,静悄悄检查行装,打扫住了几个月的房间,还真有点恋恋不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连夜逃亡。大约八九点钟,两辆大卡车开到住地,大家匆匆忙忙提着行李,慌慌张张挤上车。卡车发动了,轰轰隆隆仿佛特别响,大家屏住气息,生怕被造反派发觉。汽车开出步校的院门,直奔天水火车站,沿途未遇阻拦,心里才稍为舒坦。想起旧小说中的两句形容词:慌慌如漏网之鱼,急急似丧家之犬,令人感慨万分。想不到万里迢迢从南洋回国,为了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受尽千辛万苦,竟然落得这般地步,天啊!


上火车坐定,心里的石头落地,可是眼前一片漆黑,回京后是祸是福?估计还是凶多吉少,只好听天由命。不过能和家人见面,总是一大好事。


文革开始,一切都乱了套。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铁路上的规章制度全破坏。我们乘的列车像老牛,在铁轨上慢慢爬行,逢站必停,无站也停。过了一宿一天,次日傍晚爬到西安,停在离站台几条线的轨道上,不知何时开车?问了列车员,回答说不准,可能要两三小时。一天没吃一顿正经饭,肚子有点饿了。我约王愿坚出站走走,到了附近一家小馆,各要了碗羊杂碎和两个烧饼,看见柜台上的酒罐,不觉钩起馋虫,对王愿坚说:


来两杯吧?


王愿坚闷声不响,他一向小心谨慎,大约怕别人知道会挨批评。我知道他平时喜欢喝两盅,几个月滴酒不沾,不免有点那个,于是加上两句:


上面又没说不准喝酒,怕什么?我请客。


酒壶拿来了,我们默默对饮,喝了半斤白酒。


半夜才开车,第四天凌晨到北京。科长叫在丰台下车,看来到京的时间和地点,是上面有意安排的。大概是怕大白天在北京站下车,被造反派发觉揪走。我们连夜逃亡,天水步校的造反派肯定会通知北京。难怪几天后,总政文工团造反派揪斗我们,说是总政主任肖华保护黑帮,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总参和八一电影厂的人,分别派车来接。总政接我们的大卡车,在黎明前的月光下开出丰台,按离家远近的路线挨个送到宿舍附近。卡车避开大街,绕着小道行进。到处墙壁都贴着大标语和大字报。凌晨三四点钟,喧哗叫嚣一天的斗士们,大约喊累了进入梦乡,首都恢复了宁静。偶尔看见一两个人影躲躲闪闪,几条丧家犬在寒风中徘徊。不由想起我们的命运,和无家可归的人,和狗差不了多少,说不定将来还不如呢!


大卡车走走停停,沿途不断有人下车。在没有小道可绕的地方,卡车由东四南下,经东单大街,满目密密麻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多数是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幅砸烂刘少奇狗头的大标语,令我特别反感,造反派真是无法无天!把共和国主席糟蹋成什么样子?看到炮轰肖华”“打倒肖华的标语,不由吃了一惊!总政肖华主任也遭难了!肖华是我尊敬的老首长。从1940年,我在山东115师编《战士报》开始,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虽然只大我两岁,可已经是位身经百战的儒将了。他平易近人,文质彬彬,受到全军指战员的爱戴。我还知道,这位泥瓦匠的儿子,是毛泽东亲自将他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并说:这个孩子日后会大有出息。肖华12岁入团,14岁参加共产党,17岁当了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19岁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39岁授上将军衔,是上将中最年轻的。这样一个从小参加红军,忠心为党为国立下显赫战功的将军,居然也被当成走资派揪斗,使我更怀疑毛泽东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


卡车出崇文门南下向东,经广渠门到鹿圈停车。我提着行李下车,走到垂杨柳住地,近处一只不识相的公鸡,挺着脖子喔喔喔叫一遍又一遍。我上楼敲了半天门,才听见屋里有动静,却迟迟没有人开门。我知道在这比战争还恐怖的日子,谁家深夜都得提防,于是大声叫门。门开了,妻子见我进门,一脸惊讶。我来不及说明突然回来的原因,先提着暖瓶倒了一盆热水,洗着冻僵的脸和手脚。


天大亮了,孩子们都起床了。我看去西北和新疆串联的小儿子长高了许多,带着弟弟出门的女儿安丹更加懂事,感到有些安慰。安丹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念中学时,就看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毛泽东选集》13卷;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北京49中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副书记、崇文区人民代表;她生活朴素,经常穿着改过的旧军服;每天提前到校,打扫卫生;功课好,又能团结同学。文革开始,几位学生党员在校园里贴了一张有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大字报,因为她是共青团的团委副书记,遂被打成保皇派,被贴了许多大字报。造反派挑动学生和她辩论,结果学校里分成两派,一部分造反派揪斗她,但更多的同学和红卫兵保护她,上学回家都有人陪伴。


本文选自《文学七十年》,白刃/著,作家出版社,20156月。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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